在照片的介绍中，摄影师提到这个年轻人几乎每天同一时间，用同样的姿势看着对面的别墅，仿佛在等人一样。

唐奇一开始对这条线索不以为然，我却产生一股说不清楚的冲动，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个人，因为这个年轻人与小川有几分相似。

我们联系到了摄影师，据他所说这位模特是个残疾人，就住在附近的福利机构。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找到这家福利机构，工作人员看到照片立刻认出了他，说他是 71 年 7 月来到这里的，他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大家都叫他王明。

来到福利机构时恰好是中午，王明正在午睡，为了不打扰他我们在外面等，期间我以寻找失散亲人为由，向负责照顾他的工作人员了解些情况。

一年多前王明因为高烧不退晕倒在路边，被路人发现送入医院，他清醒后语言和行为能力都很弱，被诊断为重度突发型神经性脑瘫。因为他神志不清，除了手背上用英文写的“王明”这个名字外，无法确定他的国籍和身份，只好送到福利机构生活。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王明醒来了，没多久，工作人员让我们去他的病房确认一下。唐奇催了我几遍后我才站起来，跟着他们走过去，不知为什么突然很紧张。

王明的病房是一个六七平米的小单间，棕黄色的壁纸和浅黄色的床单桌布让房间看上去很温馨。他坐在床角，手里把玩着一个玻璃球，头歪在一侧，眼神木然呆滞，口中念念有词。

我近距离仔细打量他，发现他除了年纪和身材与小川比较像之外，五官神态都有很大差别。工作人员递给他几个药片和一杯水，监督他喝下去，王明喝水时嘴唇在动，有水从嘴角流出来。工作人员见怪不怪地给他擦了擦，拍了拍他，指了指我们。

王明抬头看了看我和唐奇，又低下头，再抬头盯着我几秒钟，眼神中似乎有恐惧，然后他突然间把胳膊举过头顶，在房间内烦躁地来回踱步，边走边挥舞着胳膊。工作人员用英语问我们，他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唐奇说，不是，接着拉着我走。

我被唐奇拖着走出病房没多远，忽地明白了什么，我跑回病房。

王明安静坐在床角，我蹲在他面前看着他，我用中文说，你认识我吗？

“你认识我吗？”我又问了他一遍。

王明似乎能听懂我的话，他不再像刚才一样暴躁，安顺地看着我。我鼻子一酸，情不自禁握住他的手。

“小川，我是孟千千，你还认识我吗？”

王明的眼神忽然间明亮了起来。

唐奇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们，“你疯了吗，他怎么可能是栾小川？”

“他当然不是小川，他是另一个姜慎。”我说。

王明发出两句啊啊的声音，似乎又红了眼眶，但没多久，他推开我，又在房间内烦躁地走动。

我几乎可以确认他与姜慎一样，在那栋别墅里曾被移植了小川的记忆。那么孤注一掷的冒险手术，为了万无一失，不可能只有姜慎一个移植对象。

相比较起来，姜慎是幸运的那一个，是幸存者。而王明，是个牺牲品，失败品，是受害者。

我给福利中心留下了联系方式，约定回国时会带走他，又向他们要了王明的完整病例和体检报告。好在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我们刚刚用中文说了什么，也看出来王明似乎认识我，没有多想。

临走时我随口问了句，王明住进来后没有任何人来找过、看过，或者以其他方式资助过他吗？工作人员想了想说，只有当初送他去医院的那位好心的路人看过他几次，不过已经两个多月没出现了。我又问是否有对方的联系方式吗？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包裹，说对方曾给王明寄过新年礼物，我接过包裹看看，上面有一个寄信人地址。

地址是苏黎世新城区东部的一个老式塔楼一层，我们按照包裹上的信息找一个叫艾萨克的人，他的女儿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艾萨克患有恶性肿瘤已经病危了。他的女儿似乎对亚洲人来访极为警惕，我们好说歹说，才勉强让见了一面。

艾萨克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身形消瘦，佝偻着躺在病床上，睁着一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们。

我试探着提起王明，以家属的名义感谢他的关照，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情绪，也说不出话来，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一样，我们便没再打扰他。

30 孟千千-陈恪生

这次回来我没有联系任何过去的熟人，但在找到王明的第三天，不得不向爸爸之前的助手纪向逸求助了，因为我在王明的病例中看到很多与姜慎发病时类似的症状，让我极为不惑，又不安。

纪向逸十几岁时跟着家人移民到瑞士，毕业于苏黎世大学神经科学院，是脑科学方面的高材生，爸爸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后第一批招进来的人就是他。纪向逸处事稳重，爸爸去世后便把研究所和没完成的项目都交给了他，如今他和妻儿定居在因特拉肯，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爸爸的葬礼上，他也是那段时间帮助我最多的人。

我和唐奇坐火车到了因特拉肯，纪向逸把我们接到他家里去，他妻子做了一顿地道的江浙家乡菜，拯救了我们连日来被甜腻的瑞士美食荼毒的肠胃。

纪向逸看得出来我有求于他，饭后把妻儿支走，问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我说你还记得栾小川吗？纪向逸知道我和小川的事故，当年爸爸为了不让栾家因为事故追究到我想了很多办法，纪向逸也从中帮了少不忙。我继续说，你可能很难相信，不过这是事实，小川死后他们移植了他的记忆。

接着我大致跟纪向逸讲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包括姜慎、王明以及那栋别墅。纪向逸仔细看了我们收集的资料，听了我的故事，仍然觉得难以置信。最后他说需要时间查资料以及做一些实验推演，让我们在因特拉肯留两天。

两天后的下午，唐奇跟着国内来的旅行团去爬少女峰，我在小镇里陪纪向逸的孩子玩的时候，纪向逸突然把我叫回去。我走进书房，他随后把门关上，很焦虑地不断踱步，半晌后指着书桌上散乱的资料对我说。

“千千，这个记忆移植技术很有可能是孟教授的。”

我有些错愕，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纪向逸打量我一下，又解释起来。

“根据王明的病例和体检报告，以及你所描述的姜慎的日常情况和病发症状，我可以断定他们做的是同一种体外记忆移植手术。所依赖的除了颂北独创的以‘神经光敏蛋白’为基础的记忆神经操控技术外，还有一种最重要的‘神经光复刻技术’，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完成这种体外记忆移植手术。”

这时他拿起桌上几张纸质资料，递给我。

“‘神经光复刻技术’就是你父亲孟教授最先提出来，我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了详细的课题实验报告和原理图。只不过因为这项技术过于凶险，他在十年前已经放弃了，也没有申请任何技术专利。”

我恍然记起来十年前我们还在国内时，王延之抱怨过爸爸在学术上太过保守不够大胆，想必分歧就是这项技术引起的。当时王延之参与了爸爸所有的项目研究，能够了解“神经光复刻技术”也不奇怪，加上他从颂北学来的记忆疗愈技术，就拥有了记忆移植需要的所有技术基础。

我又问纪向逸，你说的凶险是指哪方面？纪向逸用比较学术化的方式对我解释。

“这种记忆移植手术的过程很复杂，首先在被移植人的神经中枢还保有一定活性的时候，用颂北的‘神经光敏感蛋白’和‘超红外光源’追踪海马体内的所有光感神经活动，并记录下来。然后，删除移植对象所有的记忆，并在新记忆形成之前，用‘光复刻技术’将已经记录下来的被移植人的所有光感神经活动复制在移植对象空白的海马体内。但因为没有足够多的临床试验，手术是否成功只能听天由命了。”

纪向逸深吸一口气后坐回他书桌后的椅子上，他揉了揉太阳穴，似乎没刚才那么焦虑了，然后用比较慢但无比沉重的语气继续对我说。

“这个手术不能移植整个大脑，只能移植海马体内的长时记忆，简言之就是人生中所有重要深刻的情景记忆和学习记忆。由于掌管个体习惯和性格的大脑其他区域无法移植，被移植对象可能还会有原来的习惯性格，也可能被海马体内输送出来的记忆神经所影响，显示出另外一个人的习惯。你明白吗？就好像两个人在大脑内争地盘打架一样，我们叫它‘记忆排异反应’。这个排异反应是手术是否成功的关键，是无法控制的部分，也是最凶险的部分。”

“这种排异反应是极其痛苦的，尤其是当海马体内的记忆被激活的时候。你所说的姜慎的病症应该就是排异反应造成的，并且只是很小的程度。如果他已经全部激活了栾小川的记忆，那时他所承受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是需要非常大的意志力才能活下来。王明应该就是在排异反应中失败了，引起了脑内激素紊乱，造成不可逆的中枢神经损害。”

“当然对于姜慎来说，身体上的痛苦还是其次，因为记忆移植带来的认知上的自我矛盾是最可怕的。他的脑中始终会有两个人的印记，而随着新记忆的形成也会有第三个人的视角。所以，可能他一生，都会活在无法得到自我认同的深渊里。”

我是在恍惚中听完这些话的，在他说完后我突然觉得胃疼得厉害，弯着腰蹲在地上。胃里说不清是什么引起的痉挛抽搐，同时脑中闪现着与姜慎认识以来许多细节片段。挣扎许久后，最后仿佛耳鸣一样，耳边又一遍遍重复纪向逸那句话。

“可能他一生，都会活在无法得到自我认同的深渊里。”

在整理了纪向逸陈述的理论证据资料后，我们回到了苏黎世。

那几天我始终神情恍惚，姜慎已经一个月没有消息了。如今通过纪向逸的描述我知道了，之前他每次消失时都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又在承受着什么。可我不敢贸然去联系他，在反反复复的纠结后我想与唐奇聊一聊，发现他也处在莫名的低迷状态中。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好奇怪，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我说，谁？他说，艾萨克，那个白人老头。我们俩坐在租来的公寓窗前，呆呆地看着窗外，不记得是谁先想起来的了，也许是同时想起来的，我们的确很早就见到过艾萨克了！

在那则唐奇收集的邻居报警引起误会的新闻报道中，配有一张图片，前景是伪装成夫妻的王延之和栾如君，后景有一个穿着工作服的老人站在别墅门前，就是艾萨克。他并不仅仅是关心王明的好心路人，他是整个记忆移植手术的参与者，是王延之的同事，是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