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新年刚过，我打电话到医政处去，要袁震海把年前就布置的全年工作计划交来。袁震海说：“该死该死，这几天我父亲一病，我都把这事忘了，过两天吧。”我想谁都有个忘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把已经收上来的处室的计划看了，替马厅长起草全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过了两三天报告有了一个轮廓，可医政处那一块还空着。袁震海还没送计划上来，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也不去催，等着。又过了一天，还不见动静，我心里就火了。你袁震海对我有想法我可以理解，让我为点难我也能忍，我还没有资格发脾气，我只是个厅长助理。可报告是给马厅长用的，这你是知道的！我气起来几乎就想空着这一块交上去，你袁震海自己去向马厅长解释。想一想还是忍了，报告没写完整，总是我的事。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他说：“该死该死，这两天实在抽不出空，明天一定送来。”我把火气压下去说：“马厅长明天就要这份东西了，他还要看，还要改，还要重新打印，下星期就开全厅的大会了。”他说：“明天，明天，明天一定。”第二天我一直等到下午快下班了，几次打电话过去催，袁震海才派小田把计划送过来。我对小田说：“我准备把你们处里这一块空着交上去。”小田走了，我想着有点不对劲，昨天我都把马厅长这面旗祭出来了，他还如此怠慢，他对我有怨气没关系，可他就不怕我到马厅长那里参他一本？我怨气难消想着干脆放慢一点操作节奏，等马厅长催起来，再把事情跟马厅长说，让他娘的小袁也摔一个跟头。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我把马厅长的牌子都打出去了，居然还不灵，这话马厅长听着舒服吗？我只好忍气吞声，连夜把材料赶了出来。这时已近十二点，我气得睡不着，就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公家的事你气什么，人生好比一出戏，气坏身体无人替。你这里睡不着，人家都打鼾了呢。”我想想也是，想放宽心去睡，可心里那种被怠慢的感觉怎么也按捺不下去。人到了圈子里，那自尊心就没有办法不敏感。袁震海不仅是怠慢，简直就是戏弄！该死该死，他真的是该死！我睡不着，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感到还有一点别的意味在里面。袁震海他怎么有把握我不会把空着一块的报告往上面一交？真交了他怎么下台？他不止是怠慢我，还是怠慢马厅长啊！他敢，他居然敢！
想到这一点我心中划过一道闪电，又打了一个炸雷！马厅长今年五十八，按照二五八的政策，五十二不提处，五十五不提厅，到了五十八，厅长也要让贤了。十年来马厅长在卫生厅说一不二，谁不拿他的话当圣旨？难道袁震海听到了什么风声？不可能吧。我总觉得袁震海的行为有点异样，却一时想不透其中的道理。
我把报告的草稿交给马厅长，马厅长不高兴地说：“那我只好周末加班来弄它了。”话不重，可比打我一个耳光还难受，我这个助理是怎么当的？袁震海的过错，难道要我给他扛着？我只好把几次催袁震海的事说了，但没敢说打了马厅长的旗号去催的情节。连我这个厅长助理稍被怠慢都堵在心中沉沉的一块放不下来，换了马厅长他能好受？我汇报了，就等于说他的绝对权威不那么绝对了，这话好听？马厅长听了说：“知道了。”我也不再多说。
我总感到马厅长“知道了”三个字是有分量的，但想不透。马厅长会不会想着我是一个小人，为了保自己就把别人推了出来，所以他不置可否地说了这么一句？如果是这样，我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面也许还有什么内容，他明白了，但不点破。那内容又是什么呢？我得想想，好好想想。
在听了马厅长的报告之后我深受鼓舞。我的草稿中谈的是今年的工作思路，可马厅长作了重大修改，把时间大大扩展，连以后三五年的规划都谈到了，准备盖新的办公楼，准备把后面皮箱厂的地征进来，准备研究出几种能在全国打开市场的中成药，等等。信息是明确的，他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只要他不下台，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积蓄资历，就有了缓冲的机会。当然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肯定有人是很不高兴的。我去看孙副厅长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
可几天后的厅办公会议又使我的信心动摇了。本来马厅长准备把中医研究院医政科的左科长调到厅医政处当副处长，这件事他也跟我透过风。可办公会议开到一半，准备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孙副厅长说：“马厅长有一种意见我觉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厅里提拔干部，主要从厅里内部解决，这是对厅里广大干部的关心，谁工作得好，就有机会，这条政策虽然从没形成文字，但厅里在马厅长的领导下，长期以来是这样做的。厅里能够做到人心安定，工作顺利展开，用人的思路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之华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这不是先发制人堵着马厅长吗？会场上的空气一时有点紧张，没有人接下来说话。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这两分钟比两个小时还长。马厅长说：“我原来有个想法，想把左文松同志调到医政处来帮助袁震海同志工作，是不是合适，大家可以议一议。”又沉默了一两分钟，我觉得自己是非站出来不可了，反正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我豁出去了，就说：“左文松同志因为跟我的专业比较接近，我还是了解他的，不论从专业水平还是工作能力，他都还是可以胜任的。”我刚说完，袁震海马上说：“我们医政处如果能来一个懂得西医业务的人，可能更好一些，开展工作更顺利一些，毕竟我们的工作对象大多数都是与西医有关的，不然就不太成比例了。”他居然暗示厅里的干部学中医的太多，看来他也是豁出来了。十来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这件事，可真有点站队的意味了。马厅长说：“这件事有不同意见，暂时放一放，大家先议一议药品检查问题。”
事情很快就在厅里传开了，马厅长在六月份的去留，本来似乎不是问题，现在却成为一个问题了。大家每天上班，私下里隐隐约约闪烁其词但意义却非常清晰的议论也多了起来。星期天我去少年宫送一波上书法班，人事处贾处长正好送女儿上舞蹈班，见了我神秘地说：“你注意没有，领导上这一次没拍板，把事情搁下了。我在人事处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这后面莫不是真有点什么风声？”我说：“你说呢，你搞人事的总该知道一点。”他说：“我正想问你呢，你在省里有没有人？我方向不明夹在中间，做人容易吗？”我说：“没想到袁震海的胆子这么大，他敢站在领导的对面。”他说：“也有人说你的胆子大呢。”他又说了几句，匆匆去了。
贾处长的话使我的危机感陡增。按政策马厅长是下定了，他下了我就完了。袁震海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押宝似的在孙之华那里一赌。马厅长下了，不论将来孙之华是否能主政，他都是赢家。真到那一天，我就如炒股票撞上跌停板了，还可能是连续几个跌停板。这时我又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没别人的时候依然亲热着，可在公共场合就摆出一副不咸不淡的嘴脸，他们骑在墙上观察风向，骂他们小人吧也有点冤枉了他们，混了几十年才混出一点眉目，一点生存空间，谁舍得拿这点可怜的本钱去赌？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啊！
七十六
我准备趁春节去朱秘书家拜个年，看能不能摸到一点风声。如果大势去了，我还得到孙之华家去拜个年。门难进，也不得不进，至少我还没跟他撕开脸吧。门再难进也得进啊，只要他不把我拒之门外，看一看脸色也是应该的，不然我就真的撞到跌停板了，玩完了。玩完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想都不敢想。到了正月初二正准备去孙之华家，钟天佑打电话来说，明天同乡聚会，要我在随园宾馆门口等。我忙问：“小朱去不去？”他说：“有空他就会来。”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了随园宾馆，口袋里装了四千块钱，准备抢着买单，不一会儿钟处长开车来了，招呼我上车，旁边还有两个人也是上他的车的。上了车我说：“不在随园？”钟处长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又说：“文副省长今天可能会来。”到了城郊的丘山酒家下了车，已经来了几辆车。我说：“我还不知道这里有一家家乡的酒楼。”就上了二楼。朱秘书果然在，我想，这是天要助我啊！老板来了，对着我们几个抱拳打躬，说：“今天大家看得起我一个做生意的人，让我做了这个东，这是给我脸啊！我特地请了做国宴的厨师来了。”中午就我们两桌，其他人一概不接待。大家相互认识了，大都是厅长一级的人物，只有我最不起眼。我的名片有上拿和下拿两种拿法，我把一叠名片拿出来，从下面抽出来，是博士导师，跟大家交换了。大家说着话，等文副省长来。我凑到小朱身边说：“卫生厅最近有一点小风波，你们在上面知道不？”他说：“也知道一点。”我说：“不知道风到底往哪边吹？你不知道我们办事的人有多难，踩一步都是地雷，今天不爆明天也是要爆的。”他说：“省里还没讨论。”我说：“有那么一点点意向也是好的。”他指了指钟处长说：“那你要问他。”钟处长说：“还没讨论。我们到时候提了方案，等上面批了，还要考虑人大会议能不能通过。”我说：“钟处长透一口气给我们办事的人，我们也好做人一点。”钟处长说：“真没有什么气可透的。”小朱说：“池处长你按组织原则办事，今天谁当家你就听谁的。”我觉得这句话倒有了一点意味。人家做干部工作的，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这么一点意思，就算一个信息了。我也不再追问，反正是不去孙之华家了。
等到一点钟文副省长还没来，大家都很有耐心，没有人催饭。崔老板不时地过来斟茶递烟，很知趣地不坐下来说话，他明白这里没他说话的份。到一点半钟文副省长来了，大家都拥到门边，文副省长说：“来迟了，好不容易才从梦泽园脱身出来，来看看大家，酒是不能再喝了。”又抱拳说：“这就给各位老乡拜年了，也代表梅书记给各位拜年了。”我想着既然梅书记的秘书能到这里来，文副省长跟梅书记关系肯定非同一般。上来的第一个菜是烂炖牛鞭，接下来是红烧鸡冠，油卷兔耳，卤牛鼻，法国蜗牛，清炖山鸡等，都是没见过的菜，酒是XO。崔老板亲自布菜，却不上桌，也没人喊他入座。我想着自己带四千块钱，真要付钱，连酒钱都不够。喝着酒气氛就亲热了，议论起省委省政府的事情，毫无顾忌，说到自己还想进步的愿望，也毫不掩饰。在这里大家想什么说什么，倒也不失一份真诚。平日里这些人将自己最大的愿望缄口不提，口口声声要有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老百姓虽不傻，却也习惯了这些表白，不去较真。我看着这些人微醺的神态，竭力想象过了春节他们又坐在台上慷慨陈词该是一副什么模样。财政厅牟副厅长提起自己几年没动，说：“钟处长你是处长管厅长，你把我当做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钟处长说：“找我不管用，要找他。”指指另一桌的文副省长。大家过去给文副省长敬酒，文副省长望着我说：“你就是小池吧，钟天佑跟我说起过。”我几乎感动得要掉泪，自己的名字居然从文副省长的嘴里说出来了！我鼓起勇气把名片呈上去一张，趁势鞠了个躬。回去的时候我把车门边的纸袋向钟处长示意了一下悄声说：“别人送我的，我也不抽，你拿两条给小朱。”纸袋里是四条中华烟，我一早买来的。钟处长对我笑笑。
春节过后厅里的局面就明朗了，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了牌，万事不合作。我没想到孙之华做马厅长的副手十来年，竟会闹到这种地步。人们私下里传说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牌的经过，孙之华说：“你五十八九了，你就是这几个月半年不到的事了，我五十才出头呢。”传说无法证实，但在厅办公会上，马厅长点了孙副厅长的名，指出他春节动用公车回老家探亲的事实，应该出一百一十七块钱油钱。孙之华马上反驳说：“我往家里跑一趟该出油钱是不错，但有人十多年来用公车往家里跑几千趟，那该出多少钱．也请同志们算一算。”空气一时紧张得能够点燃，有两个人装着上厕所，走到门边夸张地解着皮带示意着，躲开了。我想起钟处长“今天谁当家就听谁的”那句话，也顾不得孙之华当年是帮过我的，咬牙撕开脸皮说：“这倒不是一回事，平时用车是上下班。”袁震海马上说：“一样是公车，一样是回家，一样烧油，哪点不是一回事？”我捏了捏拳，奋不顾身似的说：“省里的领导上下班谁不是公车接送，你的意思是还要给省里的领导提意见？”袁震海马上说：“那省里的领导出去度假是开自己的车烧自己的油？”
会议不欢而散。我痛切地感到世界上的道理真是个讲不清的东西，话语权在谁手中，道理就是谁的。人不抓住印把子可不行啊，没有这个东西，人不可能有自尊，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上有那么多人豁出命来拼这个东西，以前我对他们不理解，觉得他们不值得，今天我是太理解他们，觉得他们太值得了。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后面是万丈深渊。人走上这条路心态就变了，感觉世界的方式也变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想一想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不谋求连任，五十八岁要他回家养老？孙之华五十二岁了，他已经等了很多年，再等一届就过气了，他不跳出来搏一搏？连袁震海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把机会给了我，他忍得下这口气？人嘛。
接着厅机关和省直卫生系统流传着一封信，署名是部分群众。信上除了列举马厅长的五大错误，还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马垂章某年某月在省人民医院安了心脏起搏器，二是据十年前省内出版的一本叫《厅长访谈录》的书上记载，马垂章的出生年份是一九三七年，而不是现在大家认为的一九三八年，他今年已经五十九了。信上号召大家大胆站出来，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
在厅机关的中层干部中有一个地下表态运动，你在这场冲突中立场如何？表了态的人就有义务向省里反映自己的意见。丁小槐在第一时间就出示了父亲病危的电报，要请假回家乡去。我明知他在逃避，但电报拿在手中白纸黑字，也只好让他去了。
这时工会组织全厅干部去大叶山春游，内容之一是登山比赛，分老中青三个组，连马厅长都报了名。我为马厅长捏一把汗，连夜打电话给沈姨，沈姨在电话中就哭了，说：“这不是要把我家老马往死里整吗？谁料得到他身边还盘着几条毒蛇？”马厅长执意要参加比赛，我只好安慰沈姨说：“我和工会陆主席会安排的。”我们在登山比赛前对老年组作了安排，比赛结果，五十岁以上的老年组十三个人参赛，马厅长是第二名。想起三十年前毛主席几次横渡长江，那种意义不可低估。春游回来之后，厅里的风向果然有了一点变化。
省委组织部钟处长带人来厅里搞干部考察，问到那封信，孙之华坚决否认与信有任何关系，说那是群众意见，自己并没有看到过。钟处长找很多人谈了话，就回去了。过了不久章副部长又带人来了，开了两个小型的座谈会，又把全厅干部召集起来，口口声声说要听取群众意见，每人发了一张表进行民意测验，就回去了，测验的结果后来也没有公布。好在大家也习惯了，并没有谁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也没有谁真把自己的意见当一回事，去追问测验的结果。
厅里一时风平浪静，能往上用力的拼命往上用力。钟处长告诉我，马厅长找了省人大祝副主任等人在做工作，我心中感到一种安慰，却又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多少年来我都把马厅长看得非常神秘，他本人就是无所不能的力量之源。现在这种神秘感消失了。一个人没有了权力，他不过就是他妻子的丈夫罢了。马厅长他也有求人拜码头的时候！圈子里的事，说一千道一万，赢了才是真的。在这里只讲结果不讲过程，正如人生只讲过程不讲结果。到了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那么一说。我们用不上力的，就竖了耳朵打探一点风声。在极度的焦虑中等了两个月，终于传来了好消息，马厅长继任一届，孙之华调到省计生委当副主任。我松了一口气，这一大战役是赢了！我本能地感到马厅长的胜利与去年抗洪时与梅书记见的那一面是有关系的。碰到了袁震海，他的脸都成铁灰色了，好像刚从地狱中回来。我喊一声“袁处长”，他竟不理我，看来他打算破罐破摔了。他不理我，我倒把心放了下来，我根本不必有什么负疚之感。总有人要下地狱，他不下地狱，难道让我下地狱？过了不久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了朱秘书，说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封信是谁写的？脑膜炎啊！要不就是脑髓给狗吃了。”又悄声说：“梅书记也安了起搏器呢，安了起搏器就该退休？”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七十七
六月里章副部长带着钟处长等人到厅里宣布了新班子的组成，马厅长再干一届，我被任命为副厅长。在这之前钟天佑就打电话来给我通了气，说我在民意测验中反映不错，马厅长也竭力推荐我。我觉得自己这几年韬光养晦低调做人的策略还是奏了效的。后来又通知我去他办公室谈话。我想着我们老乡一起喝过酒玩过牌的，就带着很轻松的心情去了，还准备了随口说出来的玩笑话。一进门发现气氛不对，钟处长神情很严肃，我马上也严肃了起来。我一时就糊涂了，不知道哪种神情才是他的真面目。虽然我对这项任命早已知道，但在全厅大会上宣布的那一瞬间身子还是震了一下，自己现在是省里掌握的干部了！像有一个火球在心脏的部位轰地一响，暖流迅速分布到了全身各处，四肢都有点麻酥酥的。我坐在台下看着章副部长的脸，一时忽然觉得他那样可亲可敬，自己从此与他就有了血肉的联系。在全厅干部的掌声中我上台讲了很短的一段话，这段话我在前一晚都背了很多次了。我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协助做好工作，这是讲给马厅长听的，一是当领导就是为大家服务，这是讲给群众听的。我是真心实意这么想的，走下台却有一点不太好的感觉，我讲真心实意的话怎么也会显得虚伪？又想大家现在不相信我，就以后看我的吧。
我决定继续奉行低调做人的宗旨。我揣测马厅长吧，孙之华的事肯定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十多年跟着转的人，说翻脸就翻脸，他还敢相信谁？他那发现挑战者的眼光万一停在我身上，那就很难移开了。我又揣测周围的人吧，我九十年代初才开始起步，如今到了这个份上，很多人心里肯定都别扭着，我只能靠低调去化解这种别扭，不然这股情绪拧到了一起，一人一口唾沫也把我给淹了。
跟马厅长说话我总是赔着一百个小心，哪怕别人都把我看成了他的人，我还是把这些小心赔着，这毕竟不是跟朋友说话啊！一句话没说好，就可能产生一条裂缝，而且这条裂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扩张，以至导致崩裂。有一次马厅长说：“厅里的工作还能抓住一些什么新的增长点，大为你替我好好想想！”我说：“该想的马厅长都想到了，再要想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了。”他笑着说：“是吗？是吗？”我事后反复体会他的笑声，觉得其中还有特别的意味，他用了“增长点”这个词，那一定是有所指的。有所指却引而不发，那一定是那个话需要我来说。晚上我把马厅长可能的想法反复搜索了一遍，忽然省悟到几年前曾向他提出搞厅史陈列馆的建议，后来自己觉得这个建议太过了一点，没再提起过，这是不是增长点呢？想到这里我犹豫了，凭良心说我不该去迎合这种想法，卫生厅建一个陈列馆？这个建议由我提出来，大家不会骂我？可如果马厅长真有这个意思，我装傻不提，也有人会提，我岂不被动？凭良心说提出这样的建议不是正常人的思维，更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做得出来的事，特别不应该是我池大为来做的事。问心有愧，问心有愧啊！可圈子里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向上负责是第一条。刘跃进说我是政治动物，我不这么着行吗？我凭良心？我实事求是？我摔着了脑袋吗？缺氧吗？我没摔着脑袋又不缺氧，我就不能凭良心也没法实事求是，那太奢侈了。我把自己的犹豫对董柳说了，她说：“别傻呢，我们家有今天靠的是谁？靠人民群众？我们住筒子楼那么多年，人民群众谁说过一句可怜？人民群众是个屁！别说陈列馆不用你一分钱，就是用你几万块钱，那也是应该的，你前几年能拿得出这几万块钱？我生一波都是借的钱呢！”像往常一样，她一忆苦思甜就情绪激动，这时又掏出手帕擦起泪来。我下了决心，反正马厅长想做这件事他就是要做的，我提不提都无关大局，还不如由我来抢了这个先手呢，管他妈的良心不良心。我表态说自己要为大家当好一个服务员，当时也确实是真心实意，可事情来了，首先得面对上面啊，我头上的帽子是哪里来的？没有了帽子我又是谁？这其实根本不是我可以选择的事情，这实在是神仙也没有办法的事情，更不用说俗骨凡胎的人了。大家要骂就让他们骂几句吧，他们骂几句毕竟还是不关痛痒。大家都说我不好马厅长说我好，我还是好，大家说我好马厅长说我不好，我还是不好。我不是我自己，我是一种现象。既然如此，我没有必要责备自己，换个人也只能如此。我有千想法万想法，还得把马厅长的想法当成最后的想法，势不可挡！荒谬的事情就是会堂而皇之地做起来，不必奇怪。这样想起来，闹一场“反右”再闹一场“文革”也实在没什么可奇怪的。
第二天碰见马厅长我说：“在马厅长您的启发下，我倒想起了一个增长点，我们能不能把厅史陈列馆搞起来？也让大家看看，这么多年来特别是这十年来，我们厅里走过的艰难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巨大成就”四个字脱口而来，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马厅长说：“你觉得合适吗？”我想着马厅长他想的万一不是这件事，我倒把这件事挑了起来，那连我自己都要骂自己不是人了！屎不臭，挑着臭！我试探着说：“我觉得倒是挺合适的，马厅长您看呢？”他说：“你觉得合适下次厅办公会你提出来，让大家议议。”
在下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别的事情之后，我就把建议提了出来。其他几个人似乎有点意外，互相望望，又一齐看着马厅长。马厅长现在的威信已经登峰造极，讨论什么事情大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摸清他的意图，然后再表态。马厅长说：“大为同志有这么个想法，大家议一议。”几个人的发言都模棱两可，他们避免在马厅长态度明朗之前表明自己的态度。马厅长说：“刚才大家的发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顺着大家的思路，看能不能这样？专门搞一个陈列馆，厅里也没有这么大一块空地，索性把临街的第二办公楼拆了，再把大门往东移，盖一幢像样的办公大楼，一楼就做陈列厅。房间多了我们可以租出去几层，充分利用码头好带来的商业机会，用租金来偿还贷款。”我马上说：“还是马厅长想得远，想得深，这样我们既改变了办公条件，又把陈列馆搞起来了，还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一举多得，利国利厅又利民。”事情在原则上就通过了，马厅长指派我会同基建处把具体方案弄出来。我提议建十二层，马厅长说：“怎么都是建，建就建出个气派来。”把方案改成二十层，一到四层为厅办公室，从东边楼梯上，四层以上准备作写字楼出租，从西边电梯上。我没想到马厅长有这么大的气魄，除了一楼做陈列厅有点可惜，这个构想其实是很好的。仔细想想，马厅长的想法实在是高人一筹，一幢大楼，就把陈列馆这个事实冲淡了。
设计方案出来已经到了年底。好些公司到马厅长那里去攻关，要承揽工程，马厅长都推到我这里。我家晚上十点钟以后总会出现一些神秘的敲门声，来人也不拐弯抹角，开口就是回扣多少，提出的数字能叫人血脉扩张。我一再解释投标的事马厅长一定要插手的，厅里的领导都要到场的，我无法左右。这也使我有了一点感叹：马厅长为什么是不倒翁？他不贪这个利！不贪利的人怎么也倒不了。外面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百万千万富翁不知培养了有多少！一顶帽子的含金量，真不是老百姓可以想象的。胡一兵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七个投标的公司你都分别答应了，先拿五十万来押在这里，没投中退款，投中了就是百分之三。六千万的预算，那就是一百八十万，反正会有一家公司投中。你不说一句话，就是一百八十万，落袋为安。”我想一想，赚钱真是容易啊，吹一口气！我说：“怪不得明明有那么多大酒店入住率都很低了，还有那么多大酒店在建造，不建国家的钱怎么流到他们口袋里去？有些人是怎么发财的，想都不敢想。”他说：“现在机会到你手中来了，只要你下一个决心。”我连连摇头说：“几百万拿到手里来，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拿了这些钱买不了别墅买不了车，又不能长出七八只胃来消化营养，还睡不着觉。”他笑了说：“可惜了这个机会。”又说：“要是天下人都这么想就好了，腐败也不用反了。”我说：“想一想马厅长可不简单，这么一大笔钱他不动心！他如果说要给哪个公司，我们心里知道后面有内容，还得装作想都不往那方面想。”胡一兵痛心疾首连声叹息：“可惜，可惜，可惜啊！”
这天早上我去上班，办公楼前有一群人围着看什么，我走过去，那些人喊着“池厅长”，散开了。我一看是一封致马厅长的公开信，对盖大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楼盖起来，厅里人均负债几十万，怎么办？把盖大楼当做自己的政绩纪念碑，对不对？用那么大的面积搞陈列厅，合不合适？我赶紧把公开信揭了下来，送到马厅长那里，马厅长看了说：“通知下午开全厅干部大会！”
在下午的大会上马厅长说：“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欢迎同志们提意见，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嘛！当我的面提或者通过厅长信箱表达都可以嘛！提多么尖锐的意见我们都能接受，言者无罪嘛，可是”马厅长眼睛望着台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是‘文革’的方式！非常不正常的方式！我不打算追查写信的人，其实要追查也是很容易的。写信的人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是经历过‘文革’的，不会太年轻。第二是平时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喜欢发牢骚。第三，不会有很高的职位，以为自己受了委屈，找个机会发泄发泄。我们厅里符合这几个标准的人，就那么几个。”他伸出手捏了捏，“就那么几个。”我没料到马厅长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台下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听了心里是什么滋味？平时一个个都以为自己还算个人物，有尊严，现在知道自己是谁了吧？话就这么说了，你不听着？以后谁有千想法万想法，都装哑巴把嘴给闭紧！我不知道马厅长是不是真的心里有数，不禁也有点为写信的人担心，有你好瞧的了！不关你的事，负债也不要你还，你多事干什么？当好你的老百姓就算了！这些事连我都说不上话，有你说话的地方？卫生厅今天居然还有人敢碰马厅长一下，这是他想不到的，因此也格外恼怒。不知道他会不会叫我们把可疑的人逐一排查？说到清查我又想起了“文革”，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如果可能，我倒想阻止这种行动。散了会回到办公室，我说：“马厅长，我真的越想越气愤，想不到卫生厅到今天还埋伏着这样的人，保不定就是孙之华的残渣余孽！他不是针对哪个人的，而是针对我们整个班子的。如果不是觉得牵扯面太大，造成不良的影响，非搞个水落石出不可！”马厅长悠悠地说：“算了，只要这些人以后能够吸取教训，就算了吧。”这样我又觉得马厅长讲的那一番话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厅里有个决策，阿狗阿猫都跑上来提一通意见，那还了得？接受了意见不就等于承认了决策错误？特别是那些公开提出来的意见，哪怕说得对，也只能先顶回去再说，而且要坚持到底。一个人老是接受意见，还能说话算数当好家？还能在位子上坐稳？说到底并不是马厅长要拒绝，轮到谁谁也只能拒绝，这是由情势决定的，别无选择！在位子上久了，更是会形成习惯性的条件反射。马厅长也不是他自己，他也是一种现象。既然如此，人们应该心平气和，换个人也只能如此。那写公开信的人还抱有幻想，还想讲道理，真是太书生气也太不明白世事了，他们还没有想透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今天马厅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以后看谁还敢乱说话？这样我更理解了马厅长，也理解了过去的一些事情，比如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人只有到一定份上，才能入骨入髓地理解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势。
七十八
厅里决定由我分管中医研究院。为了我工作的方便，马厅长在原来的院长退休之后，特地把那个位子虚着。这样我每星期到研究院去上两天班，自己开车去，当了副厅长后有了车，我马上学会了开车，这样方便。在半路上经常可以碰到大徐的车送马厅长来上班。
其实研究院也没有太多的事让我做，日常工作都由副院长卞翔处理了。人到了这个份上，对那些小事情就没了兴趣，只觉得繁琐。好在卞翔也不愿我多管院里的事，因此大小事情不厌其烦。我明白他的心思，这样也好，我们各得其所。两个月后我提名程铁军升了副院长，又将人事科郑科长调到行政科去。他当年对我那样一副派头，我实在忍不住要出了这口恶气。虽然他见了我就侧着身子站住，脸上浮着笑，一副等着我作指示的神情，我还是决定不吃这一套。有一次他踮着脚走到我的办公室，试图对当年为什么没有接纳我作一点说明，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说：“说真的我还要谢谢你呢。”他一听笑就凝固在脸上，嘴半张着不会动了。过一会儿才醒了似的，一步一步退到门边，转身溜了出去。
按照晏老师的交待，厅里的事情我能不管就尽量不管。很多次我都有那种想表达想发言的强烈冲动，但还是压下去了。晏老师说，马厅长是管事的，别人是办事的。这让我有点委屈，但还是把这当做一条原则。太能干太想表现自己是要遭忌讳的，跟马厅长共事的人，迄今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是一个例外。当然，一旦马厅长作出了决策的事，我就全力以赴。我只对他负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到研究院这边来，到了这边我就有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感，这种感觉使我忍不住去想象古代帝王的心态。我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争取安泰药业股票上市，这件事已经在运作之中了。这只股票是五年前由研究院向省直卫生系统内部发行的，每股一块钱，当时筹了两千多万，投到了研究院的中药厂，至今没有什么效益，钱却花得差不多了。气恼之中我真想把账认真查一查，但这一查又会引发轩然大波，揪出一连串的人，安泰药业这块招牌也倒了，还上什么市？马厅长指示了不查，我也只好不查，让有些人空手套白狼了。原来买了股票的人怨气冲天，很多人守不住都流向社会了，因为无法分红，每股柜台交易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五毛多钱。
我把院里的研究人员召集起来，反复讨论了，决定了将安泰保肾丹作为突破方向，一定要搞出在全国叫得响的中成药来。攻关小组是七个人，我就是组长，由我领衔报了一个国家课题，又特地飞到北京去活动了，也找了许小曼，批下来了。如果搞成了，让闲置在那里的机器转动起来，那是什么成色？人一辈子无非就是要做成几件事，这样才对得起自己这一生，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还能不死死抓住吗？
过了几个月安泰保肾丹搞出来了，临床试验的效果相当好，国家课题也结了题。有了这张王牌，股票上市的工作也有了一些进展。我对有关的人交待了，上市工作的进展要绝对保密，厅里只有几个人知道。有一天我开车经过华夏证券西岭营业部，看见程铁军的老婆在门口跟人说什么，心中一动，就下了车，远远地观察，发现她在收集安泰药业的股票。一打听股票的价格，已经涨到了近八毛钱。回家把事情对董柳讲了，董柳说：“事情是你一手搞起来的，别人发了大财，你到时候两手空空，你想得通？”我当这个官时就下了铁一样的决心，要向马厅长学习，不往发财的方面去想，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按说到了这个份上也应该如此，这就是道理。可是道理还有一种讲法，一个人到了一定份上，要求他无知无欲，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可能吗？合人性吗？人是血肉之躯啊！这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人有偏见，有自恋，有特殊利益，因此他是非理性的，是不能从一个纯正的逻辑起点出发的。这个事实万古长存如日出东方一样明了，可大家偏偏要掩盖起来。应该怎么样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样又是一回事，道理无法局限人性。最近省里强调加强理论学习，可有几个犯了错误的人是因为不懂理论？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这道理也只好对着天讲罢了。睁了眼看，哪里的公仆不在利益的核心之处？为什么我偏偏要例外？身边的人都在利用位置优先信息优先的机会，合理合法地发财，自己倒被抛到了一边，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不犯法的钱，弯了腰捡起来就是，你不捡你不是傻瓜吗？机会送到眼前，你想不发财，那也不容易啊！我说：“这个程铁军，这么多年没出头，他也乌龟似的把头缩着。我看在老朋友的份上给他一个机会，他屁股就一撅一撅地沉不住气了。人他妈的怎么都是这个德性！”董柳说：“那你要人怎么样，他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不是上帝造出来的。”我叹口气说：“是这个道理，真的没办法。”董柳说：“我明天也去收点股票回来，别人一捞就是几十万呢，吹灰之力！”我说：“你别去，你去了就别回来了。碰上了熟人，传出去好听？”她说：“我看见立交桥下有乡下人在收外币，后面有人请他们收的，我也去请两个乡下人。”我说：“你去登记，身份证上董柳的名字早晚会传出去，别人不知道证券公司的人也会知道。”董柳说：“他们有纪律，不会说的。”我说：“没人想扔炸弹当然也就没事，到哪天有人想扔炸弹了，他挖也要把这颗炸弹挖出来，你知道什么叫政治？”她笑了说：“我用我妈妈的身份证不行？还有人知道我妈妈是谁？”我没做声，但我明白她安排这件事去了。过了几天她有点沮丧地说：“安泰药业柜台交易价已经涨到一块二了，还收不收？”我说：“要说合不合算，三四块钱也合算。”她说：“早几个星期收的人，现在就翻番了，只有一个月一万变两万多，做什么生意也没这么快，只有印钞票才有这种速度。”我想去年胡一兵劝我在招标中做一点手脚，那是违规犯法的，上面还有马厅长盯着，又怕投标的公司翻脸。可眼下既不违规也不犯法，却有大笔的钱赚，怎么可能叫人心如止水？人都是从娘肚子里钻出来的，绝不了七情六欲啊。我对董柳说：“你过几天看看再说，一块二还是太贵了点。”程铁军的老婆五六毛钱就收到了，董柳却要一块二，她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她说：“程铁军还是你推上去的呢，还被他老婆抢了个先手。”这时我对程铁军有了一点看法，想着将来总经理的人选，还是优先考虑卞翔算了。
几天后我为公司上市的事去了北京，一些数据还要经过会计事务所重新审核，我就把材料拿回来了。开会的时候我沮丧地把上市的艰难性作了重点的强调，将材料交给他们传阅，我看看几个人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但我想今晚可能有人睡不着，过几天市场就会见分晓了。过了几天董柳说：“这几天安泰药业的柜台交易价猛跌，只有八毛多钱了，别人手中都像拿了烙铁似的，幸亏我们没有买。”又说：“有传说上市上不成了，材料都退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跌穿八毛你就派人去买回来，家里还留点伙食钱就够了。”她不放心，一定要问我底细，我说：“你问那么多我就犯错误了。”
又过了三四个月，安泰药业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上市了，我兼了董事长，还是让程铁军当了总经理，他比卞翔令人放心。开盘价竟高达九块多。我参加剪彩仪式回来，董柳已经叫董卉去把收到的四万多股全抛掉了，赚了三十多万，发财就像做梦一样。董柳兴奋之余还抱怨说：“就是你不把事情给我讲透彻，我还有几万块钱不敢动呢，要全买了，就是百万富翁了。”我想一想也是真的，别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我没费气力也不犯法就到手了，简直就不敢相信，可这是真的、真的。几天之后安泰药业涨到了十二块多，我简直不可理解。朋友问我内幕消息，我说：“小盘股潜质股，不过你最好不要买。”谁知一路涨上去到了十七块多，朋友对我都有意见了。连朱秘书都打电话来问还能不能追，他是处级干部不能炒股，但他老婆在炒。我说：“叫我说是不能追。”结果涨到了十九块，我都觉得对不起他。我自己手中的货都是九块多就抛掉了，真是有苦说不出。又过几天董事会在我授意下发表了一个风险提示，股价才逐渐回落了。
这天赖子云到我的办公室来，在门边站了，似乎是不敢进来。我指头勾一勾说：“有话就进来讲。”他慢慢走到我的办公桌边，我说：“坐。”手指点一点椅子。他摸着椅子边坐了，又站起来，眼睛怯怯地望着我。对他的神态我感到很满意，心中有一种说不明白的感觉，很舒服。我是怎么过来的？给我一点弥补，那也是应该的。这些年来我经常观察人的形体语言，我觉得圈子里的这种语言无比丰富而且富于层次感。你在一个人面前是否占有精神优势，这种优势大到什么程度，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记得赖子云前几年还是一个倔犟的青年，现在却变得这么畏畏缩缩的。现实从来不怕谁倔犟，一个人他不可能只凭着精神的力量挺立。我要他坐下说话，他说：“不累，不累。”又说：“池厅长您来研究院主持工作有一年多了，我看您跟别人还是不同。”我说：“你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他说：“我是实事求是。”我说：“说吧，说吧。”他说：“我真的从心里是这样想的，您……”我打断说：“说吧，说事情吧。”他说：“我，您看，我，我吧，研究生毕业都快八年了。”他一开口我就明白他是为职称的事来找我了。我想着他也真的可怜，我自己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也不知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惨呢。说心里话他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了，怎么能拖到今天？可我哪里敢把事情公事公办？马厅长理论学习不够？不懂这个道理？笑话。可道理怎么讲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操作又是一回事。要求人从理论出发，那不可能，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这也是人的问题。人是娘肚子里钻出来的，这个事实已经确定了很多的不可能。我在这个份上，大会小会上道理还得那么去讲，不讲不行，事情也得这样去做，不做也不行。尽管我不太理解马厅长的记恨怎么坚持这么久，但也只能按他的意思去做。要我跳出来主持公正？笑话。我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马厅长掌握的。我心里很同情他，脸上却硬了心肠摆出公事公办的神色。他看了我的脸色有些失望，凄苦地一笑，说：“池厅长。”这声音里的哀怜，只有苦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出其中的分量。但我仍然面不改色，我这时如果在表情上退一步，让他抱有希望，那反而害了他。他说：“不知领导能不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那一年我跟在别人后面瞎跑，那是不对的，错误的，不正确的，荒唐的，也可以说是有罪的，罪该万死的。可是有罪被判了刑也该有个期限吧，总不至于是无期徒刑吧？事情都过去六七年了，也应该刑满释放了吧。”他这么说我真的想帮他一把了，如果不是事关马厅长，那真的是吹口气的事。可我现在不能按一般人的想法去想事情，总不能为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前程给砸了吧？他说到评不了职称的种种苦处，连老婆都觉得找了他是上当受骗了。他的苦处我完全理解，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声，马上又把手边的茶喝一口，又叹一声气加以掩饰。我说：“你的事情我管不了，你知道，我没办法。”他说：“我让池厅长为难了。”我说：“我为难办得到也不要紧，当领导就是服务，就是要让群众满意，就是要为难的。但是为难了我还是办不到。”我建议他直接去找马厅长，他三十多岁的人几乎要哭了，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他告诉我，人民医院的郭振华去年五十八，想在退休之前评上主任医生，就去拜访了马厅长，承认自己在几年前犯的错误，希望得到谅解。当时马厅长和颜悦色送他出来，但在评审时，还是叫人事处把材料拿出来了，不让进入评审。这件事我早就听说了，但还是吃惊地说：“有这样的事？”就硬了心肠低头看文件。他站在那里发一阵呆，一声不响地出去了。我叹口气，摇摇头。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赖子云今天进这个门不容易，郭振华进马厅长家那个门更不容易！郭振华快办退休了，可他的日子还长呢。可惜我不是厅长，我是厅长就会给他一条出路，除了他，还有几十个人被压着呢。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就这么乖乖地被压着，居然没人喘个气。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人格阳痿，可再细想下去，他们也只能忍着，不忍着拿鸡蛋去碰石头吗？连他们自己都不跳一跳，当然也别想指望有人跳出来打抱不平了。我曾把这件事说给胡一兵听，我说：“刘跃进说孔子死了，我看他老人家就没死，真死了就不是这样了。事情都是他老人家设计好的，凡事要讲一个秩序。孔老先生该死之处不死，不该死之处倒是死了，那些今天尊他老先生为圣人的人，安的就是这个心。”现代也好，古代也好，碰了不该碰的东西，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古今一理。
七十九
可惜我不是厅长。这个事实像锥子一样扎在我的太阳穴上，并一直旋进去，锥尖就停留在大脑深处某个密实的部位，在那里钻出了一个等待填充的空白。焦虑和饥渴从空白之处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积聚了极大的心理能量。真有那一天我说话就算数了，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我觉得说话算数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生命的巅峰体验，而这个目标又是无止境的。这时我更加体会到了权还有钱的妙处。这两个东西不像饮食男女，满足以后就索然无味，不能提供目标感。只有目标感才能使人觉得活得有意义，有成就，赋予人生这一场荒谬而虚无的游戏一种正剧意味。权和钱是没有限度的，无限的目标才具有无限的魅力，有了这样的目标就永远不会有停留在某一点上而找不到方向的茫然无聊和厌倦。
“你对厅里的工作有什么想法？”马厅长最近有几次这样问我。第一次我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说：“我觉得每一项工作都很顺利，大楼也盖到十六层了，公司也上市了，要考虑的事情厅里都考虑到了。”当他再次这样问我，并特别提到有什么可改进之处时，我才有了一丝警觉，他未必是在考我？我说：“我觉得照现在这样就挺好的，要说改进，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可改进的。当然省里部里再多拨些钱下来，还可以办几件事。”晚上我打电话给钟处长，先问春节聚会的事，顺便说了马厅长问我的事。他说：“我也说不清，你看看去年十一月七日的《中国人事报》。”他只能点到为止，但这就够了。我想如果到人事处去查找，贾处长是很敏感的，就干脆到省图书馆去了。这天的报纸有中组部部长的一个谈话，核心意思是要加快干部年轻化的进程，我心里怦怦地跳着，要抓住要抓住啊，不然这一等，起码又是四五年。
春节那天我去晏老师家拜年，把事情对他说了。我的意思是向他请教在这关键时刻，有什么绝招没有。他在纸片上写了四个字：以静制动。又在反面写了四个字：两个凡是。我看了说：“懂了。”我现在什么也不做也不说就是最好的争取。出来时晏夫人说：“我家阿雅在郊区医院学不到什么技术，也不是个长法，能不能活动一下调到人民医院？”阿雅的事我知道，她在那里呆了这么多年都忍无可忍了。她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陪上面来检查的领导打麻将。医院领导给她几千块钱，输光了就完成了任务。这算不算腐败也讲不清，至少不算行贿受贿吧，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追究吧。在这样的时候，地位高的人永远是赢家。当然他也不傻，也知道自己是从何赢起，到时候是要回报的。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我说：“我不是厅长，哼一声就算数的，给我一点时间，半年之内。”晏老师说：“你别在现在为难他。”我说：“现在是有点为难，也许以后就不那么为难了。”
马厅长再那么问我时，我说：“我看厅里的事，凡是……只要是马厅长您的决策，都是经过了周密思考的，想有所变动也难。只要是马厅长您作的指示，我们都要贯彻到底的。”他说：“厅里的工作可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不少，你替我想想，不要有什么条条框框。”我沉吟了一会儿说：“想一想我竟想不出来，可能是我的思路还没打开。”他说：“这幢大楼，有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我想想是不是有点道理？”我轻轻一拍桌子说：“以前有人有想法，那还是眼光短浅，可以原谅，今天还这么说，可就是别有用心了。”他说：“还有一种说法不知你听到过没有？有议论说我们省卫生系统有些数据不那么准确，比如说湖区的血吸虫发病率。”我皱了皱眉说：“不会吧？几次抽样调查我都参加了。要说绝对准确，那也是不可能的。我倒在想这些议论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动机？”他就不做声了。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省里已经找我谈了话，按中央的精神，六十岁以上的厅级干部要一刀切，我该让贤了。”我吃惊地拍一下大腿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可能！现在六十岁才人到中年，马厅长您经验丰富精力充沛，换了别人来掌这个舵，他掌得稳？”他说：“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我说：“我们与您配合工作已经习惯了，来一个新领导也难得适应。”又带了感情说：“特别是我个人，一走上岗位就是在马厅长您的扶持下工作的，回头看我走过的脚印，都是马厅长引过来的，马厅长您可不能甩下我们就不管了！是不是我们几个人以某种方式向省里汇报一下厅里的具体情况，我们厅里情况特殊，别人实在也接不上手。”他摇头说：“不用了，我只希望后来的人能稳定大局才好。”我说：“还要能够听得进经验丰富的人的意见，不然就把我们的工作部署打乱了。”他有些悲哀地说：“从来的新人都是以否定旧人另搞一套来标榜自己，我看得多了。”跟马厅长接触已有十多年，第一次看到他有这种悲哀的表情，几次风浪中都没见过。悲哀居然跟马厅长有缘，这是想不到的。我说：“好在厅里几个人与您的工作思路都是一致的，不见得谁来了就另搞一套吧？再说他想搞就搞得起来吗？有我们在呢。”马厅长沉吟一会儿说：“我退下来的事已经定了，就不去说了，省里要我推荐一个人，为了保证工作的连续性，我想推荐你。”我连声说：“那怎么行，我……”马厅长手指一动截断了我的话，说：“你怎么不行？要学历，要学问，要职称，硬件都有了，年龄也正是时候，四十出头吧。掌握厅里全局的经验也有两年了。当然再过两年更成熟些，可惜没有时间了。”我几乎要流泪说：“马厅长，我真的不知怎么说。就凭您信任我，不管以后怎么样，也要把没做完的事做下去。”马厅长说：“当然我只能推荐，最后定还是省里的事。想跨出这一步的人多啊。要跨出这一步不是件简单的事！其实在十多年前你刚来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厅里的干部梯队问题，看出你是一棵苗子，血气旺了一点，年轻人嘛，放到中医学会去磨一磨你的性子。看起来你还是锻炼出来了。”离开了马厅长，我对他心存感谢，又想到连马厅长那么精明的人也会一本正经地担忧，认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厅里的事情没有了自己就不行。他是诸葛亮，别人是阿斗，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在圈子里浸泡久了，特别是在巅峰呆久了的人，你要他有正常人的思维，也难。人有偏见，有盲点，因此奇怪并不奇怪，正如荒谬并不荒谬。
回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董柳，她喜得手足无措，双手在身上乱拍打。我说：“这点汗毛小事把你喜成这样，参天大树才发出一个芽来呢。”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到那天我看卫生厅就像今天看中医学会一样。她拍打一番又对我说：“你在马厅长面前可别做出这副喜滋滋的样子，他看了不舒服，心里转一个弯你就没戏了。”我说：“我还敢喜？我很悲哀的呢。”就表演出一种悲伤的神情，“这样可以吗？”我想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其他几位副厅长肯定会不高兴，虽然他们会表示庆贺，但心里不高兴是肯定的。在圈子里呆久了，我形成了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道德的眼光都不太牢靠。圈子里的友谊是在精心计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有民间友谊的自发性，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就终结了。这种思维经过了多次的检验，几乎是百试不爽。这使我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性的评价却更低了。
春节后，马厅长这一任都干不完就要下台的消息就传开了，看来厅里还有人在上面有信息渠道，这使我感到了看不见的对手的存在。为了减少敌意，我尽量低调做人。有一天丘副厅长跟我说话，竟很随意地提到了马厅长将下台的事。他既然敢这么说，我想他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马厅长来日无多了。他说：“你知道厅里现在背了一亿多的债吗？这是一个炸药桶，只是现在导火线还比较长，炸现在的领导是炸不着了。”我一听就知道他在争取这个机会。炸药桶？你吓谁呢？又不是我个人欠的债，我怕？别说一亿，十亿也不怕，银行的人会到我家里去讨债？我说：“想起来还真有点怕人呢，上亿！这么大的压力，也要有那么一个人来承受呢。”我把丘副厅长看成了主要的竞争对手，凡事我都得小心一点。
三月份马厅长身体不好住院去了，去之前开了个厅务会议，提出由我来主持厅里的日常工作，这样我的接班人姿态就突出来了。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弄得不好随时都可能翻船。马厅长虽然躺在病床上，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了如指掌。我按照以静制动和两个凡是的原则，除了处理非常事务，什么也不做，似乎厅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大动干戈了。有一天我站在大院外看着已经升到十八层的大楼的框架，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么好的地方，一楼竟拿来做厅史陈列馆，实在太可惜了。我这种意识越是强烈，就越是体会到马厅长对这个问题的敏感，他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对马厅长来说，你隔几天去医院看望他并不是什么本质性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接班人会不会按既定的方针办，会不会对他这么多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一个快退下去的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念想呢？特别是马厅长，他的历史意识又是这么强。按说圈子里的人都应该明白，人在一切都在，人不在一切都化为乌有，还能指望后面的人把自己的功绩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当今连知识分子都不抱这种希望了，当官的人还能抱着？可是人对自己的偏见总是扭曲了他的智慧，把自己设想成唯一的例外。
我回到办公室，把基建处易处长电话召来，吩咐他尽快安排把一楼二楼的墙体砌起来。虽然我明白当街的那一面墙有一天还是要打开的，但现在却必须砌起来，让马厅长安心。浪费了几十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不能以常人的思维考虑问题。什么叫政治优先？易处长说：“按程序是应该等封了顶以后再砌墙体的。一楼还堆了很多材料，砌了墙运送就不方便了。”我说：“要加快进度。”又说：“留一条通道吧。”他还想解释，我做了一个无需多言的手势。他也许习惯了执行一些无法理解的指示，就不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