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医生给马厅长作了全面体检，三个主任医生一致决定要给马厅长装心脏起搏器。沈姨把我叫到一边说：“等会儿你去劝劝老马，起搏器本来几年前就要装的，关键时候可以救命的！老马他服不下这口气，又怕影响不好，就拖下来了，这一次怎么着也得让他装上！不然再来这么一下子，谁敢打包票啊。”我想了一下，过去对马厅长说：“其实这是一个小手术。”他说：“装那东西干吗！”我不能说对自己的病要服气的话，就说：“病这个东西谁也不知它什么时候来，让它来不了多好，来了影响身体，也影响了厅里的工作。您往医院一住，厅里的工作就没主心骨了，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工作需要！”他笑一笑。我说：“咱们这边毫不犹豫速战速决，我明天到计财处把钱拿过来，也不惊动谁。叫沈姨打个电话说您不舒服要躺几天，把家里的电话掐了，等同志们来看您了，这边的事早完了，就是不舒服到医院里躺了几天。”他笑了说：“你们跟医生都串通好了，那就只好依你们了。讲道理中医总讲不过他们西医。”又说：“叫老耿先给我装着，钱的事先不要惊动厅里，到时候我给计财处打个招呼。”没想到马厅长在病中还想得这么精细，我跑到计财处去拿几万块钱，传出去别人会怎么想？不舒服到医院躺几天？
医生的意思是过几天再做手术，马厅长说：“要做就明天做，不然就不做了。”医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也只好依了他。
星期四办公室黄主任打电话给我说：“马厅长病了，孙厅长说下午大家去看看。”我差点说出：“怪不得这几天没看见他。”话到嘴边又转了弯，也许人家对事情一清二楚，只是因为不该知道就装作不知道呢，我也不能做得太过。我含糊地说：“去看看，去看看。”下午孙副厅长带着我们十多个人去了，马厅长已经能够坐起来说话。大家围着床一圈人，问马厅长的病情，大部分都是沈姨回答的。我站在边上一点，也不做声。只有丁小槐凑到前面去，弯了腰望着马厅长，做出痛心疾首的样子。我想丁小槐在圈子里这么多年，还没有懂得其中的奥妙。你一个人做出这副嘴脸，又把孙副厅长和这么多人往哪里摆？真的是官做到头了。孙副厅长果然不屑地动了动嘴角，嘴闭着，喉咙里咳嗽了几声。丁小槐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直起身子退到后面去。孙副厅长说：“老马，今天上午省里来了通知，文副省长下星期二到厅里来检查工作，重点是防疫工作的情况。气象部门报告说今年很可能有大洪水，省里很紧张，怕大灾大疫，我们这里是一个重要环节。您看？”马厅长说：“我去不了了，你们准备一下。”他说话有气无力，我捏着一把汗，这么多人围着他，谁知道他刚动了手术？情急之中我对沈姨微微示意一下，沈姨说：“老马你躺下去说话。”孙副厅长说：“那我组织几个人赶一个汇报材料。”马厅长点点头，我们就离去了。
星期一吃了晚饭，我和董柳带了一波出来散步，碰见办公室的小龚。我随口问：“刚回去啊？”他说：“还回不去呢，今晚还要赶材料。我去吃个盒饭，他们都在上面。”我说：“昨天就完了，今天还要改？”他说：“你不知道？下午接到通知，省委梅书记亲自来，孙厅长要我们把材料搞得更扎实一点。”我说：“我听说了，听说了，只是没想到材料还要改。”出了大院我对董柳说：“我得到医院去一下。”董柳说：“一起去。”就拦辆的士一起去了。我知道这个信息很重要，孙之华有想法，马厅长也有想法。马厅长有想法了就不能给孙之华这个机会，别看这么一次接触，到时候是会起大作用的。哪怕是厅长，这样的机会一辈子也没有几次啊！
我把刚得到的信息对马厅长讲了，他显然还不知道，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卫生厅戏中有戏啊！你叫大徐明天早上八点半来接我。”又说：“你沈姨今晚不来了，小柳子明天早上七点半钟来，替我收拾收拾头发。”董柳马上应了。我们回去时在住院部门口碰上了黄主任，他急匆匆走过来，从我身边过去了，没看见我们。我说：“老黄肯定又是去说这件事了，孙之华不叫他说，别打扰马厅长养病嘛！可他不能不说，他接的电话！他真的为难呢。你看他急得那个样子！”我和董柳到商场买了发胶，底粉，胭脂等等，准备明天替马厅长收拾收拾。我说：“董柳这是政治任务，你有把握没有？没有把握现在到高档一点的发廊请一个小姐过来。”她说：“化点淡妆还是有把握的。”回去了她叫我洗了脸，把我当做试验品，先用一把小刷子在我脸上刷了一番，抹上一点化妆油，涂了一点底粉，轻轻抹上一点胭脂，再把头发喷上发胶定了型，又用小刷子刷一番。半个小时完了，我一看，效果真还不错。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孙副厅长带着我们几个人在大院门口等省里的领导。我看着他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只有对事情有彻底的了解才会明白他此时的心情。省委书记来一次，这是多少年也碰不到的一件大事。马厅长病了，给了他一次当主角的机会，他又有进步的想法，这就是难得的机会啊。正是这种冲动过于强烈，才使他下了决心不将新的情况通知马厅长。他太了解马厅长，知道通知了，主角就当不成了，说不定连说几句话的机会也捞不上，别说作全面汇报了。可不通知吧，这又多少有点犯忌，马厅长并没有不省人事，怎么不能说一声？看来他是豁出去一赌了。这时马厅长的车开来了，我远远地就看了出来。孙之华说：“来了来了！”从他的神态我把人性的弱点看得清清楚楚，愿望太强烈，就容易自作多情失去判断，把自己的想法当做现实。车近了他才发现是马厅长的车，掩饰说：“来了来了，马厅长回来了，好了，回来了，总算回来了！”马厅长下了车，孙副厅长马上迎上去说：“老马你身体好了！恢复得快！快！好！你总算回来了，回来得真及时，我还愁着怕汇报会出问题呢。”从皮包中把汇报材料抽出来交给马厅长。马厅长说：“我今天精神好点，回来看看！”我看马厅长的气色，根本看不出病态，甚至比平时还精神一些。董柳又立功了。孙副厅长说：“昨天突然通知说省里梅书记会来，我本来想请你回来挡着，又怕你身体吃不消，想来想去就没通知你。早知道你恢复这么快，我昨天就跟你通气了。”马厅长说：“梅书记会来，我真碰得这么巧？”我听着他们的对话，对圈子里的操作方式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想孙之华一定明白马厅长患的是什么病，为什么准时出现在这里，而马厅长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马厅长当然也明白孙之华的想法。明白是明白，表面上的话还得像不明白似的说。能撕开来说？不撕开心里的隔阂却有了，但心照不宣，神态自若。这么想着，我再次感到了“人生如戏”这句话对世事的解悟是多么透彻，古人可不是傻瓜。过一会儿梅书记的车来了，大家一起迎了上去。
七十一
洪水说来就来。当省内几条大江的水位全面超出警戒线的时候，马厅长从医院回来了。天天传来告急的消息，数万部队已经开赴抗洪前线。马厅长也不回家了，晚上就在办公室过夜。睡了一晚沙发之后，丁小槐从家里拿了一张单人床过来。我很替马厅长的身体担心，给沈姨打了电话，沈姨就过来陪着他。按照既定的方案，已经有十八支四人一组的医疗小分队去了湖区。马厅长的办公室临时装了三条热线电话，又搬来了电视，每小时一次的水情报告牵动着我们的心。在长江水的顶托之下，华源县的幸福垸突然决了口。瞬间我想起了那些可怜的乡民，眼前几乎一黑。我当即向马厅长提出请战，要求带队去幸福垸。马厅长同意了，说：“如果今年流行了瘟疫，一定是从这里开始。可不要没淹死几个倒病死一片。如果那样，对省里部里我们就没法交待了。”我赌咒似的说：“请马厅长放心，除非我也死了，否则不会有那样的事。”我带了三个小分队，又在省防汛仓库装了一卡车矿泉水，就往湖区去了。
晚上七点到了幸福垸，倒塌的口子还没有堵上，已有数百名战士在堵口，已经沉了四条运沙船，可都被冲到垸子里去了。大堤上散布着两万多人，简易帐篷还没有运到，人们就这么坐着。有人往湖里拉屎撒尿，也有人在湖里舀水喝。我带来的这一车矿泉水是第一批到达的，我马上到现场指挥部广播了紧急通知，所有人立即停止从湖里取吃水，矿泉水马上发下来。我还没敢把这是血吸虫病重灾区的问题提出来，不然那些在水中的战士会怎么想？也不知他们打了预防针没有。我向指挥部提出，沿着大堤修建一百个临时厕所。指挥长说，现在的任务是抢险，厕所晚一步再说。我感到跟他多说也无用，马上在蜡烛下写了一张报告，要他签字。他看了，哪里敢负责，就签了同意。我要他现在就安排下去，他说：“人的头上还没一片布呢，先修厕所！”但只好通知了各村管事的人来，布置了下去。深夜里帐篷到了，接着食品到了，矿泉水也到了。我松了一口气，并用手机向马厅长作了汇报。
医疗队员在面包车里过夜，虽然不堪其苦，比那些灾民和战士还是好多了。第二天中午开始不断有人中暑，我们十几个人分散到十多里的堤上去，两个人一个医疗点。下午文副省长来了，马上开了汇报会，我也参加了。我愁着矿泉水跟不上，向文副省长提了出来，他当即就对身边的人作了吩咐。我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却精力旺盛。我陶醉于一种自己很重要是个人物的感觉，一种真正承担了一点什么的感觉，一种有意义的感觉，只有那些有发言权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中的快乐。为了这种体验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任何牺牲。这些事也许别人也能做，但必须由我来做，由我来做。深夜里马厅长又带了十六个医生来了，袁震海也来了。我心中还有点遗憾，再有什么话只能由马厅长去讲了。当天晚上又传来江源口农场告急的消息，马厅长当即作了分工，万一有事，他就带三个分队过去。第二天中午马厅长再也呆不住了，有险情的堤段万一决口，我们的车就过不去了。于是袁处长和新来的四个分队留下，我和马厅长等坐车赶到了江源口农场。
到了江源口农场知道梅书记坐的直升机刚走，到安顺垸去了，那里情况更加紧急。马厅长轻轻皱了皱眉，我想说几句什么，还是忍住了。大垸内多处管涌，还没决堤。天一黑，堤上灯火通明，堤下有很多手电筒亮着在查管涌。很晚了我们从堤上回来，乔场长要我们住临时招待所，就是场部二楼腾出的几间房，都买了新床新桌，装了空调。来招呼我们的是场部的打字员，她说：“这床还没有睡过人呢。”原来农场昨天接到通知，梅书记要来，可又不知道他是否在这里过夜，当即派车去县城买了空调床桌回来，花了几万块钱。梅书记的直升机在农场小学操场降落，连场部都没进，找一间教室开了现场办公会，就到堤上去了。从堤上回来，就去了安顺垸。这边空调刚装好，人却走了。马厅长一听就不肯住了，记者到处跑，被他们知道了，报道了，说得清吗？打字员一听马厅长不肯住，哭丧着脸说：“不住就浪费了，浪费了。”马厅长越发不肯住了。就在外面坪里架了几张凉板床，点了蚊香，算是安排好了。
很晚了还有一个小分队在堤上，其他人都睡了。我侧耳细听，知道马厅长没睡着，就琢磨他现在在想什么。大人物身边可不能少了明白人啊！我下了决心，走过去说：“马厅长还没睡？可别忘了自己是个病人。”他说：“蚊子咬人。”我把一盘蚊香移过来，说：“我想着我们卫生系统投入很大，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这是不公平的。”他说：“镜头当然对准堤上的人，那是自然的。其实你们到幸福垸的情况，电视也打出来了。”我说：“才给了一个镜头。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向梅书记汇报一下，也请示一下，至少多拨点药品器械给我们吧。”他说：“那我们明天一早到安顺垸去？那不好吧。”我把话挑明了说：“要知道梅书记下一站到哪里就好了，我们先赶到那里，就没有什么不好了。”马厅长不做声。我知道他是认可了，就说：“我们现在有几百人在堤上跑，大家辛苦了，也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表现机会，这也是对大家负责。”他说：“那你明天一早跟组织部钟天佑联系一下，就说我要你打的电话，要他跟小朱联系一下。”小朱是梅书记的秘书，跟钟处长是好朋友。第二天一早我就给钟处长打了电话，十分钟后回话说，梅书记今天下午到万山红农场。吃过早饭，我们在江源口农场留下四个人，带着八个人赶到了万山红农场。
到了万山红农场，吴场长已经上堤去了。马厅长交待我几句，也带人上堤去了。我向场部值班员要了纸墨，写了几条标语：大灾之年防大疫！发扬戴妙良精神，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病从口入，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刚贴好，省卫视台的记者就来了，准备下午采访梅书记。他们对我进行了采访，我就把整个情况都介绍了。介绍完以后他们拍了那几条标语，又准备到堤上去。我说：“我们马厅长马垂章同志就在堤上，他是从医院病床上直接到第一线来的，你们可以找找他。”两个记者果然很感兴趣，我就带他们去了。他们在堤上采访了吴场长，又采访了马厅长，拍了几个医疗队员工作的镜头，又匆匆赶回场部，准备拍直升机降落的镜头。
下午梅书记在场部的二楼召开现场会，马厅长参加了，介绍了卫生系统参加抗洪的情况，提出了三个要求，梅书记当场就批了。会后大家拥着梅书记到堤上去，梅书记拿着话筒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梅书记穿着白衬衣白裤白皮鞋，跟那些一身泥的人握手，泥人们都激动得要哭。傍晚我在堤上看见直升机起飞，一直盘旋上去，突然，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我盯着夕阳中的直升机渐飞渐远，直到化成一个小黑点，觉得那架飞机并不是飞在天上，而是在很多年以前就停留在我大脑中的某个沟壑之中。我早就忘了它，然而，在这个瞬间，这种记忆被激活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冲动扼住了我，我一时喘不过气来，似乎死亡正在临近。这是一种新的体验，处于巅峰的神圣体验。比起这种体验，其他的幸福都跟烂布条差不多。
当天晚上我们在场部的电视里看到下午的会议情况。马厅长的发言播了二十秒。接下来是那些标语的镜头，医疗队员工作的镜头，又是对马厅长的采访。大家都很兴奋，马厅长说：“直到今天，省里对防疫工作才真正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们这一趟是来对了。”
洪水退了，防疫工作又延续了一个多星期才基本结束。回到家里，我几乎成了一个非洲人。过了几天，马厅长要我从计财处领一千块钱，找时间请一请钟处长和朱秘书。他说：“怎么谢他们都是应该的，我就不去了，该说的话你要说到份上。”我跟钟处长通了电话，好不容易才安排了时间把他和朱秘书请到了随园宾馆。说起话来才知道他俩也是丘山县人，三个人丢开普通话说起了家乡话，感情上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当老百姓时没有感觉，到了这个份上才知道老乡可是一大资源啊！圈子里的人凭什么捏到一起相互照应？老乡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不谈圈子里的事，虽然都是处长，可他们的圈子比我要高得多，谈起来只会显得我是个老土。我们把家乡的事当做话题，我又讲了几个经典性的荤段子，把他们逗笑了。分手的时候朱秘书说：“过年时我们老乡聚一聚，池处长也来吧。”我说：“看得起我就给我打个电话，由我做东。”他说：“做东可轮不到你。”我说：“那我白吃，白吃，到时候别怨我把你们吃穷了。”我没想到今天竟有了这样的意外收获。
过了一个月省里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庆祝抗洪救灾的全面胜利，从北京把彭丽媛、宋祖英和刘欢等人请来了，省里几大电视台联合直播。厅里有几张票，我也去了。有几位歌唱家唱到动情处都流了泪，边唱边走到台下与烈士的父母握手。演出完了梅书记文副省长等走上台去接见演员，并与全场一起起立高唱《歌唱祖国》。我看见梅书记文副省长和那些名歌唱家站在一起，突然，我的心又猛烈地跳了起来，一种令人窒息的冲动扼住了我，我一时喘不过气来，似乎死亡已经临近。我的目光一直盯着台上，想着那些艺术家哪怕他如日中天，他的命运也是由别人来安排的。而现在，全省起码有两千万人在盯着台上啊！两千万人！我体验到了那种作为中心人物的感觉，那种安排一切掌握一切的感觉。在这种巅峰体验中我更加理解了人，理解了人生。体验到了这种震撼我也更加理解了历史，历史一点都不荒谬。亚历山大王从马其顿打到印度，成吉思汗从蒙古打到欧洲，他们有神经病吗？认为他们有神经病的人才有神经病呢。
七十二
胡一兵打电话来说，刘跃进的家庭起风波了，约我去说说话，给刘跃进散散心。我想这两年刘跃进还挺风头的，一手写论文参加一场全国性的讨论，一手写杂感模仿大师的口吻谈世界人生，他怎么会有麻烦？作为大众精神导师的他难道还要我们这些俗人排解苦闷？吃了晚饭我去了金天宾馆，不一会儿胡一兵开车带刘跃进来了。上电梯到了七楼的茶室，胡一兵要了一间包房。刘跃进说：“喝杯茶哪里都能喝，到这样高档的地方来干什么？”胡一兵说：“装修了就是让人来的。”以前别人这样请我，我觉得太奢侈，现在习惯了，觉得不是这样的地方简直不能去。把你往街边茶楼一请，你成了什么人？那些虚的东西是非讲不可的，谁谦虚只显出自己不上档次，没见过世面，看来刘跃进还不懂这一点。胡一兵没有顺着刘跃进的问话吹嘘几句，这很够朋友。发了点邪财就连自己也不认识的人，这几年见得太多了。
小姐斟了一壶茶就站在门边听候吩咐，胡一兵让她去了。喝着茶知道了刘跃进的家庭是怎么回事。刘跃进心高气傲，到前两年才跟凌若云结了婚。凌若云比他小九岁，来到省城怎么也不安于资料员的命运，不顾刘跃进的反对，到港资的金叶置业去应聘，居然聘上了，半年后升到了公关经理，工资是刘跃进的八九倍。刘跃进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要凌若云回学校，可那又怎么可能？她反过来劝刘跃进说：“你每天趴在桌子上写那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道不同不相为谋，夫妻不能相谋危机就逼近了。以后凌若云又每天开一辆丰田车回来，把刘跃进气得半死，开始怀疑她和香港余老板的关系，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从此家庭纠纷不断，却不愿对朋友说。我想他是怕影响自己作为一个导师的形象，自己的妻子都不跟着走，怎么能叫天下人跟着走？前几天争吵之后，凌若云离家出走数日不归。昨天刘跃进去金叶置业找她，却看见余老板当着许多职工的面站在她后面，弯了腰身体几乎挨着，一只手在电脑上指指点点说什么。几个职工看见刘跃进，眼神怪异，似笑非笑，他一声不吭羞愧地退了出来，实在忍不住了，才给胡一兵打了电话。
听刘跃进把苦诉完了，胡一兵说：“我们是不是铁哥们儿？是！铁在一起八磅大锤也锤不散！铁哥们儿说话就不必拐七八个弯，要我说，人非得用新的眼光看世界不可，人生看大势，跟上了大势烧水都能发动汽车，跟不上大势喝水硌牙烧水都粘锅，早晚成为一个问题人物。我看小凌有她的长处，看大势跟潮流，潮流从来不考虑哪个人的情绪，它把人像蚂蚁一样淹了。毛主席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我是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的。现在是什么潮流？升官发财。你掰着指头算算那些有眉有眼的人物，哪个不是走在这条路上？”
接着他讲了自己刚经历的一件事，省里正在布置一个表现抗洪救灾的大型展览，布展的经费是四百多万，他也去投标了，可是想尽了办法，根本拢不了边，最后是文副省长的儿子文左良中了标。我说：“怪不得你这么大的火气，财路被挡了。”胡一兵说：“文左良他什么业务都不懂，可他的公司什么业务都做，从来就是赚大钱，布展只是小菜一碟呢。有几项公共工程没有权力在其中上下其手？他们想不发财，那是难于上青天。这一辈是他们父亲说了算，以后是他们说了算。升官发财的人说了不算，你讲人文精神的人说了算？”我说：“文左良他爷爷是淮海战役牺牲的，他老爷爷是马日事变被杀害的，你胡一兵怎么好去跟人家比？”刘跃进说：“胡一兵你这两年变俗了。”我说：“那要看他碰上了谁，碰着雅人他是俗人，碰着俗人他又是雅人。”胡一兵嘿嘿笑说：“跟大为兄一样，碰见当官的他是学者，碰见学者他是当官的。”又说：“刘跃进我们言归正传，你干脆到我公司来当个副老总算了，别的人我也信不过。大为我以前动员他，现在他上路了我也不说了，他还看不起我呢。我看现在就是权和钱管用，刘跃进你这两头都不占，你老婆如花似玉挣钱还比你多十倍那还不出问题？不出问题那就是我把人性理解错了，人其实比我设想的要好些。说真的，你来不来吧？我们把公司做大了，那就不是几千几万块钱的事，到那天几百万都是小菜一碟，那时候你就把凌若云镇住了。”刘跃进摇头说：“想不好。”我说：“刘跃进他愿意做导师，就让他做个导师，你要他升官发财他很痛苦，他看得起那些俗事？他会问你，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胡一兵说：“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这是导师说的话。导师的话打开书句句漂亮，合上书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碰上事情了再打开书走到事情里面去，发现总对不上号。事情它只认权和钱这两个死理，别的都不认，它就是这么俗。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要去请教比尔·盖茨，我还答不上来。”刘跃进说：“我没有把钱看得那么重，真的，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我说：“胡一兵在商言商，他只要现实的市场。我在官言官，我只要现实的江山。刘跃进你在导师则言天下千秋，把天堂留给了自己。我们各得其所。历来的聪明人都把天堂留给老百姓。”刘跃进说：“胡一兵早就是经济动物了，大为你也快变成政治动物了，我呢，还想做一个人。”胡一兵笑了说：“刘跃进就是比我们高一个档次。”刘跃进说：“不是档次的差别，是质的差别。”我说：“刘跃进你不赞同我们，至少也可以理解我们。”他马上说：“我可以理解你，正如我可以理解那些小偷。”
胡一兵说：“我们不说玄的，说真的吧。把事情说得玄乎其玄，到头来事情还是事情，还得靠那个俗物。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听不懂！起码你得把老婆镇住吧？面对如此现实的世界，谁也无法自作多情。反抗世俗就是反抗潮流，反抗历史的合理趋势。这不是历史的悲剧，而是抗拒者的悲剧。看潮流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那些美人倒进谁的怀里去了。”刘跃进的脸上变了色，胡一兵装作没看见，残忍地说下去，“美人依据自己追求幸福的本能，最擅长敏锐地选择方向，你别以为她们傻，她们一点都不傻。你到了文左良那个份上，一群女孩子围着你争风吃醋，那是什么滋味？什么境界？你想想吧！”刘跃进不屑地摇头说：“我要别人围着我干吗，我还没精力应付她们呢。这个世界向人们昭示的幸福是虚假的，商人们把大家引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真正的幸福是爱智慧，真正的价值是经历有省察的人生。”胡一兵说：“刘跃进你说起话来还是像个导师。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跟商人跑不跟导师跑呢？”刘跃进说：“他们屈从于自己的物质欲望。”胡一兵说：“导师没人跟他跑他还是导师吗？可惜这不是一个需要导师的时代，人人都明白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活着就是生存，生存就要解决各种问题，解决问题靠什么？靠权和钱那两个王八蛋！飘得再高也要落回到庸俗而现实的地面上来。飘在空中的话空空洞洞，也渐渐说不下去了，这是导师的悲哀。也许这个时代需要殉道者，可殉道者在哪里？导师们都太聪明了，把原则阐述了要别人去做，自己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缺席，装成个聋子瞎子哑巴，不装行吗？”我疑心他在暗示我几年前在华源县搞血防调查的事，又想他也许是暗示我去年当职称评委的事。这些事我想起来是挺惭愧也挺内疚，可我能挺身而出吗？我不能当殉道者。我观察胡一兵的表情，他似乎也没有特指我的意思，也许我多心了。
胡一兵说：“按说每个朝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道德堤坝，可今天这个堤坝已经倒了。连他们都在按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操作人生，成为了操作主义者。天冷了自己只有一件棉袄，而眼前有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他于是跑到菩提树下去闭了双眼冥想大问题，想普渡众生的方法，却决不脱下棉袄，冻杀自己。这就是导师，你要别人怎么跟他走？我不为自己辩护，我堕落了，牺牲和责任感已经与我无关。大为你呢，你在这里别玩虚的，咱铁哥们儿几个！”我说：“那我也加入你的阵营吧。”刘跃进说：“你们要紧跟时代潮流，能不堕落？”胡一兵说：“也不止我们，我看那些以讲人格为专业的人也只有那么高的人格。我也不骂他们，总不能要求一个人去反抗历史，历史是不可以对抗的。”刘跃进说：“这是选择，只有软弱无力的人才把责任推给历史。”胡一兵说：“我不跟导师辩论，我们说事情，说真的到我的公司你来不来吧？”刘跃进倔犟地说：“不来！”胡一兵说：“那就算了，我总不能劫持你来我的公司吧。”又说：“不来也好，像我上了这条船吧，有时候你看看对面是条狗你也得陪他吃饭，你说人能跟狗一桌吃吗？我忍来忍去也习惯了，看在钱的份上，千万别把自己当人！刘跃进他来了他会受不了。”
刘跃进死死地盯着眼前那杯茶，好像里面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我说：“我们回到地面上来，想一想怎么把小凌搞回来吧。人说得再飘逸也要回到地面上来。”刘跃进说：“搞她回来干什么，随她去！最好她不来打扰我，我还清静些呢。”胡一兵说：“你是说赌气的话还是说心里话？说心里话我们就算了。”刘跃进不做声，眼睛仍用力盯着那杯茶。我说：“胡一兵你有经验，你最了解女人，你去劝一劝小凌。”胡一兵说：“凭一张嘴怎么劝？谁能凭张嘴劝希特勒不杀人？”可还是向刘跃进要了凌若云的手机号码，掏出手机拨了号，接通了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手机说：“小凌吧，我是池大为呀。我们胡总想约你说几句话。”凌若云说：“哪个胡总？”胡一兵的牌子没甩响，我连忙站起来跑到门外，说：“胡一兵想找你谈谈。”她说：“你们如果想做我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你们做做他的工作。他那么敏感，谁受得了？你们把他的思想工作做好了，我自然就通了。”我说了好一会儿，她还是同意见见面，我说：“我和胡一兵开车来接你，你在哪里？”她说：“我自己会来。”约好二十分钟以后在金天宾馆的门口见。我坐回去胡一兵说：“等会儿别叫我胡总，她那个老板比我大，叫起来就没意思了。”我说：“胡一兵你的虚荣心怎么变强了，讲这一套？说到底那是个泥水匠，你怕什么！”他连忙说：“要讲的要讲的，甩不响的牌就别甩，就像你们那个圈子要把级别讲得清清楚楚，谁拿处长的牌子到厅长面前去甩？财大才能气粗，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不然怎么钱要赚个没完没了呢？”刘跃进说：“凌若云她算个屁！”我说：“算什么我们管不着，算你老婆我们还是要认她的。”
我和胡一兵到楼下去等，有丰田车开过来就注意一下。快到时间了，一辆凌志车从我们身边开过，胡一兵说：“这是辆好车。”我望过去看见凌若云正从车上下来。我刚想喊，胡一兵扯了我一把。凌若云在台阶上站了站，就进了大门。我看她穿着黑色的风衣，披肩发，转身走去时那种飘逸感特别有气度。胡一兵说：“几个月不见，凌若云真的变了，你看她的气质，典型的贵妇人呢。”我说：“她本来就是演员，这么一包装，那当然今非昔比。”他说：“我看算了，我今天没想到要约凌若云来，一身休闲服太随便了，走到人家跟前去，怎么开口说话？”又说：“我还以为她开部丰田呢，凌志！连我都英雄气短了。”我也有些气短，说：“没想到胡总这么重的虚荣心，我们过去把话说了，不成就算了。”他说：“我都没什么话说了。你看她那个气派，是刘跃进享受的吗？这种档次的女人，不是百万富翁消受得了的，刘跃进？世界上没有奇迹，我见得多了。连自己的老婆都跟商人跑了，还咬着牙说爱智慧？我就看不出这个智慧有多么智慧。刘跃进他享了两三年艳福，也该满足了。”我坚持说：“还是过去一下，不然也对不起朋友。”他说：“你知不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天下就没有对得起穷哥们儿的事！要去你去。”这时凌若云从大厅里出来，四下张望，胡一兵把身子转过去，扯着我走到街上，说：“何必自讨没趣？”又拨通凌若云的手机，说临时有急事不能来，改日再谈。透过树丛看到凌若云接了电话，飘到小车旁，开走了。胡一兵说：“刘跃进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还会看得上谁？”我们上楼去，我说：“胡一兵你虚荣心太重了。”他说：“有钱人怕更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怕更有权的人。她把凌志往你跟前一停，比打一个耳光还难受，要不钱怎么赚起来没个完？金钱如粪土，亿万富翁才敢讲这句话，百万富翁那是没有资格的。”
进了茶室，刘跃进询问地望着我们，我心中隐隐作痛。胡一兵说：“等了这么久也没来，过了十分钟也没来，怎么就不来呢？”我说：“要不再拨一次电话？”刘跃进说：“算了算了。”胡一兵说：“下次再找她好好谈谈。”刘跃进显得有些委顿。胡一兵把眼睛望着我说：“天下的事都是有缘分的，勉强不得的。大为兄你没有官运，拼了这条命还是没有，就靠一个缘字！事情不到你跟前来，那是没缘分，到你跟前又离开了，那也是没缘分。没缘分再好也不是你的，你想它干什么？”我连连点头。刘跃进说：“你们见到凌若云了？”我马上说：“没见到没打照面没说一句话。”刘跃进叹一声说：“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有点可怜他，却也说不出什么。胡一兵说：“男子汉站在那里顶天立地，他怕什么风吹雨打？不怕！”
七十三
抗洪回来不久，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几乎在同时，又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接着马厅长领衔的博士点批下来了，我又成了博导。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几个同窗也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同窗三年，我都没见过那两位书记主任，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上过课，可这时他们都拿出了像模像样的博士论文。连任志强都嘟囔着说：“这两个人是三次博士，报到来一次，送礼来一次，答辩拿文凭来一次。”他们已经到了心想事成的境地，这个世界就是围绕着他们设计的，连讲道理的方式，也是由他们的需要决定的。原则在操作中变成了一纸空文，那些煞有介事的话讲给谁听呢？反过来想，要求设计者设计游戏规则时不考虑自己的需要，那合乎人性吗？权力唯一难以达到的地方就是更高的权力，我感到自己还得努一把力，还得向更高的境地前进，算起来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机会果然来了。快到年底的时候，马厅长在厅办公会议上提出要我兼任厅长助理，据说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我得到信息之后也作好了上任的准备，只等下文件了。这样下一次的厅办公会议我就有资格参加了，就进入厅里的核心圈子了，这也算迈出了一小步吧。
可第二天纪检会卢书记悄悄告诉我，有一封匿名信把我告了，说我有作风问题。我一听几乎心跳停止，孟晓敏的事发了？我沉住气说：“说我有作风问题？说我？”我想着是不是药材公司瞿经理漏了什么风给谁，或者有谁盯过我的梢，不然怎么可能？卢书记说：“你别激动，这只是一种传说，我们还没调查呢。”一听要调查我的心里就发虚，一调查我就完了，因小失大，因小失大啊！我硬了头皮说：“希望组织上尽快调查。”
下午我跑到外面很远的地方给孟晓敏打了传呼，问她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没有？她说没有，还一个劲地催我到老地方去见面。我说：“厅里现在有人要陷害我，要把我们的事情捅出来，你最近千万别跟我联系。”她还是坚持要跟我见面，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她很委屈，却不肯放弃自己的要求。我说：“你怎么就不知道个事情的大小！”就挂了电话。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是谁在陷害我呢？躺在董柳身边翻来覆去也不是个事，就对她说要赶一份文件，起来了坐在客厅沙发上，在茶几上摊开了纸，手中拿着笔，装模作样写了几行字。毫无疑问，那封信是冲着马厅长的提议来的，政治目标也可以用迂回战术来实现。长期以来有人盯着我分析我，这我是知道的，我不也在分析别人吗？想上去的人总比上面的位子多，有了你的就没我的，所以条件越接近就越是冤家，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竞争大家挑明了竞争，你也抗洪去，你也发论文，你也把博士学位扛回来，在这些地方下绊子，小人啊！我知道这是男人的薄弱环节，没想到自己也在这上面栽了。我得想一个万全之策，这一仗输了，锐气挫了，很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机会了，人生又有几个下一次？我又后悔不该凭一时兴致跟孟晓敏来往，把她运动到省城来了。凭什么？别人一问我就没法回答了，这不是铁证如山吗？事情穿了帮，跟董柳又怎么交待呢？
我把可能的人挨个想了一遍，孙之华？袁震海？丁小槐？甚至黄主任？或者是他们中的谁指使哪个小人物干的？第一个回合，大将是不出马的。第二天我去处里，几个人看见我，眼神中都有点怪异，喊“池处长”的声音也有点特别。多年的训练使我能从别人的神态中察觉他们自己都感觉不到的那点差别。丁小槐来了，我用稍微变了点调的嗓音喊了声：“老丁啊！”他似乎吓了一跳，我觉得自己的检验方式奏了效，马上接着说：“早上好啊。”他连连点头说：“池处长早上好。”我双眼望着他，面带微笑，他眼神有点乱，点着头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我几乎认定信是他写的了。但我提拔不上去，事情也轮不到他，他跳出来干什么？纯粹出于嫉妒吗？不太可能。这时丁小槐进来找我商量事情，我感到他完全是为了掩饰刚才的那点失态而来的。事情说完了他说：“有人嫉妒我们处里，怕我们处里办事更方便些，工作开展得更好些。”我说：“那是谁呢？”他说：“不知道风从哪里刮出来的，有这么多处室呢。”
中午回到家里，董柳倚在沙发上看电视，饭也没做。我说：“什么时间了？”她说：“还吃饭干什么？”我一听这口气就慌了，跑到厨房去做饭。董柳闯进来，把淘米的锅往地上一摔说：“你在外面做的好事！”口气很严厉，声音却并不大。我弯下腰去把锅捡起来，想着是抵赖呢，还是承认算了。我慢慢直起身子，把锅放到台板上，又蹲下去收拾溅在地上的米。董柳一把将我扯起来说：“外面人都知道了，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以后叫我怎么出这个门？让我被人家戳脊背！怪不得这几天走在外面脊背上后脑勺都发麻！”我说：“怎么呢，怎么呢，值得生这么大的气？”我打算承认了。她一推一推把我推到客厅，说：“一个女人，这些事情不生气，那还有什么事情生气？就不说对得起我，你对得起我一波吗？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那样窝囊的时候我都没说过你一句，换世界上第二个女人她做得到？你变心吧，你变了心我把你的东西割下来，让你在别的女人那里当不了男人！”我说：“我不好你把我丢了，去追求新的爱情。”她马上说：“那没有用，男人总是男人，换个人他还是男人。男人我都看透了，就是夹不住那一泡骚，捣腾完了他就安神了，我看透了。”我说：“轻点，轻点。”打算去关窗户，一看窗户已经全关上了，“轻点，关键时刻你不能向别人提供炮弹来轰我！”我想想董柳说的也是真的，她苦了那么多年，孟晓敏做得到？我知道赖不掉，打算先跟她晓以利害，把家里的战火平息了再说，就避重就轻地说：“去年……”她把手掌当做一把刀从空中劈下来，把我的话砍断了说：“屁话，你要说就老老实实说，别想轻描淡写！”我连连点头说：“我是老老实实说。去年……”那把刀又从空中劈下来，说：“去年？那一年你到北京去就是跟那个妖婆借的钱，前年妖婆带了表弟到我们家里来，还装模作样当我的面批评你几句，戏演给谁看呢？妖婆还帮自己的情人介绍过对象呢！你喜欢她你就做第三者去挖墙脚，挖下来算你的本领，你认识我干什么？”我一听梦醒了似的，外面人传说的原来是小莫！我试探着说：“你听谁说的？”她说：“要别人说干什么？我都当面看见了。别人都把你告了！”我把茶几一拍，气壮如牛地说：“别人陷害我你也跟在后面跑？我到厅里来十年了，我跟莫瑞芹？你听谁讲的？我当面去对质，看那条长舌头看见什么了？”董柳说：“你刚才都承认了，又不承认了？”我不理她，抓起电话就拨通了卢书记家，说：“卢书记，我们家里现在变成战场了，东西都打烂了好多，外面的谣言传到我家里，董柳说组织上都认定了我有问题，怎么说也不听。现在我请组织尽快把事情弄清楚，这是陷害，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出来一个粉红色的传说，这是政治陷害！董柳要跟我离婚，报告都写好了，逼我签字，下午就去办手续。先吃饭？到现在饭都没做。董柳还发疯说要抱了儿子去跳河，如果结论不尽快出来，真出了问题，那怎么办？”卢书记马上要董柳接电话，我把话筒递给董柳，凑在她耳边说：“哭，哭。”董柳一边听，一边使劲地把鼻子抽了几下，又抽了几下，抬起胳膊去擦眼泪，真的哭了起来。
我把事情的利害跟董柳讲明了。她见我说得斩钉截铁，将信将疑说：“你自己都承认了的。”我说：“那是我懒得跟你解释，反正已经闹到组织上去了，让他们去作结论。你如果也跟在陷害我的人后面跑，假的就成真了。别人说，池大为的老婆都说他有问题。我怎么解释？”好不容易把董柳说服了，毕竟她还不至于糊涂到那种地步。吃过晚饭我提议到楼下去打羽毛球，董柳似乎不情愿，可还是带着儿子下去了。打球时董柳不停地叫“大为大为”，很兴奋的样子。快天黑了，我们两人又牵着一波到大院门口去散了一会儿步才回家。
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毕竟匿名信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我倒希望写信的人有进一步的动作，那样能够更进一步证实我的清白，也证明我是打不倒的，下一次就不会有人跳出来了。他没有进一步动作我还感到有点失望。我向卢书记提出了追查写信者及其动机的问题，卢书记说：“事情到这里就打住了吧，难道还报公安局追查？”我说：“陷害者你今天饶了他，他明天又卷土重来，他捅一刀子是可以捅死一个人的。”他说：“算了，老池，算了。”我只好算了，但遇见马厅长孙副厅长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知道查是不可能查的，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也不是一块面团凭人怎么捏都行的。
谁知一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来，董柳接了，那边没说话就挂了。董柳用怀疑的神态看着我，我说：“看着我干什么？”过一会儿电话又来了，依然没说话就挂了。我想一定是孟晓敏，在这种时候她还来给我添乱！第二天上班我找机会出去，把她约到裕丰茶楼。我一见面就说：“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去？”她噘嘴说：“那要我到哪里去找你？你也不给我打传呼！”我没跟她讲厅里的事，不然她知道我怕这个，反过来将我的军怎么办？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上次你在电话里的一句话，我想了几天，越想越想不通，你倒给我说清楚了。”我根本想不起来，她说：“你自己说过的。”说了半天才知道是“事情大小”那句话。她说：“你说清楚，你到底把我放在哪里？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知道女人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讲道理的，就说：“你是大事，其他事都是小事。”她马上说：“不对，我们的关系是大事，其他都是小事。”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她说：“对吗？对吧？那你说你把我怎么办？这样不明不白都有一年多了，我不愿这样下去，你离婚吧。”我吓了一跳，说：“不敢，不敢。”她说：“你怕老婆？你怕我不怕，我去找她谈，我心平气和跟她谈，相信她是懂道理的人，没有感情了，还捏在一起，对两个人都是痛苦。”我望着她，不认识似的，小小女孩二十出头竟有这样一份勇气？这倒使我怕了起来，又感激她为了我竟能有这样的勇气。我说：“这么急干什么，你还没老！”她说：“你知道这一年我放弃了多少机会，又失眠了多少夜晚？别人晚上成双成对在外面走，我就在楼上看着他们。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也为我想一想吧。”我想着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不起董柳更对不起儿子，而且进步要大受影响。可拖下去那将来我欠她的就更多了，女人有几年青春？到那天她更理直气壮了。就这么了结呢，我又实在舍不得。沉默之中她说：“你给我一个说法，我等也要有个尽头。”我说：“晓敏，我喜欢你，但是，”我停下来，在内心积蓄着残酷的勇气，“但是，”她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但是，我不能离婚。”她马上把头伏在茶桌上，又一下一下地在桌面上碰着，我马上扶住她的头。她说：“池大为，我看清了你，男人都是自私的人。”我扶住她说：“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她用力甩开我，说：“看清了看清了看清了！”又扑到我怀中，疯狂地吻我，泪水渗进了我的嘴角，说：“这是不是最后的结论，你告诉我，你今天要说一句真话。你今天说了真话，我还能活下去，你再不说真话，到以后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看到她如此疯狂，我庆幸自己还是有所克制，还保持了最后的清醒，没有越过最后的界线。我说：“你坐好，我们好好说话。”她坐好了，我慢慢喝茶，把话扯开去。她说：“大为你不要说别的，我今天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被逼得没有办法，说：“我不能离婚。”她忽地笑了说：“池处长，谢谢你的诚实。”又嘿嘿地笑，笑得我心里发冷。她说：“我先走了。”背着挎包，头也不回走了出去。我猛地跳起来想叫她回来，在包厢门边停住了，叫回来又怎么办？我拍着额头，咬咬牙，没有开口。
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觉得话筒的手感有点不对，看一看还是那部蓝色的电话机，再仔细看才发现已经换了一部电话机，这是一部来电显示电话。董柳还是不放心我，那个传说启发了她的警觉。
经过了这件事，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念头，迎面那部汽车或摩托车会不会对着我撞过来？迎面那部汽车或摩托车的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经常神经质地往街边一跳。好多次汽车在我的躲避中从身边开过，我下身的隐秘之处就会有一种又麻又凉的中了电的感觉。我越来越不相信这个世界了。
七十四
刘跃进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地图。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就问了他，果然有一张，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董柳说：“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刘跃进说：“到香港去轮得到我？”我把地图拿给他，他看了几眼，收在裤子口袋里。董柳问：“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正担心董柳问得太冒失，会不会刺伤了他，刘跃进说：“拜拜了。”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董柳惊呼道：“真的？”刘跃进说：“那种女人，理她干什么？”
几个月没见面，刘跃进他变了。其实我知道他们分手是早晚的事，本来还担心他会不能自拔呢，见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说：“想不到你还是放下来了，我和胡一兵本来还替你担心呢。”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要把那天晚上看见凌若云的事告诉他，话冲到舌尖上还是含住了。他刚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得让他在我们面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哪怕是朋友，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刘跃进说：“放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说不放下又能怎么样？”他笑几声，“不放下又怎么样？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谁的意志决定的。我不但把凌若云放下了，连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要更困难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来了，不放下又怎么样？”
我说：“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悟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说难听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刘跃进说：“心里其实还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干吗？我一直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你叫他不承担，不忧，他做人都没有感觉，空空洞洞的，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沉重，很可怕。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自己是白忧了。自己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于没说，没写，没做。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时间之中有一种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强大，那是天数，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可它制约着一切。天数非人力可改变，这一点我已经想通了。胡一兵说得对，在一个看重权钱的社会，你说那一套，谁听你的？这就是天数啊！我经常嘲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最近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我讲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当真了。他们比我还潇洒，他们是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好多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跟现实无关的话，空空洞洞大而无当的话，我讲着心里也不踏实，像飘在云端。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消解了知识分子。它还是一种人生观，活着你得去挣钱！有市场就没有终极，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世化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视金钱如粪土？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功夫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觉！被历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别无选择。最伟大的逻辑程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也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后改变一切。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建立一套价值体系，建立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依我看，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那套虚的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
我说：“那你以后不写书了？”他自嘲地笑笑说：“书还得写，这是一个道具，与世界无关，也不可能有关。如今写什么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时间之流中稍现即逝。我花几年功夫写一本书，都被那些泡沫淹没了。”我也笑笑说：“每个写了书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他说：“也许吧。时代变了，古代的读书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今天却只面对各自的那渺小可怜的一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斩断。他们还存在，却已没有了神圣感，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为了这可怜的一隅把自己牺牲掉，牺牲如泥牛入海。把世界放下来了，我轻松了，我该为自己谋点福利了。现在人人精明能干自顾不暇，都想着怎么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谁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场只承认眼前的利益，不承认万古千秋，这就摧毁了全部的神圣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经死去，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已经死去，因此我说知识分子也已经死去，你说是不是？”我说：“细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天下已经渺远，自己也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于是自我便是世界。想掩盖这一点的人正是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人。”他双眼茫然地望着我，好像我是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出他说得很轻松，心里却并不轻松。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说：“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看见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过得很好，很精致，精致到骨头里去了，一个小菜都可以变着法儿弄出七八个花样来，还有人买了小车别墅。他们对钱的感受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恋还甚于常人。他们说什么并不妨碍自己做什么，做什么也不妨碍自己说什么，他们在两极之间自由地滑动。我就知道再说什么都太多余了，太矫情了，高调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对知识分子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几千年来，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间很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但似乎在一瞬间，情况就变了，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我说：“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历史。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活着是唯一的真实，也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抛开了良知，放弃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就说我吧，我是赢了，还是输了？”
他沉默良久，点了点头，说：“我说孔子死了还有另一条理由。孔子是讲君子小人的，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和弱者。孔子死了，高贵和卑贱的区别已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抹平，而强者和弱者的差异却如此明显。人们看透了这一点，放下了精神高贵，社会弥散着痞子意识，王朔是痞子，他还算痞得真诚，那些痞得虚伪的人，嘴上还念着道德经的人，那才是大玩家呢。古人可以凭人格力量做个布衣君子，今天谁称自己是布衣君子，那不是强者的笑柄？观念一旦改变，我们甚至不能说小人是小人，君子是君子了。我能说金叶置业的余老板是小人，自己是君子？没有了小人君子之辩，孔子他不死？承担和牺牲的精神，人格和道德的力量，传统文化的这两大支柱已经崩塌，也难有重建的可能。我说孔子死了，我很痛心惋惜，却也看到这是历史必然，在农业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观念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世界。如果说孔子还剩一口气，那就是食色性也，连我都要拿起这个武器大胆地走向堕落了，我只恨自己堕落不了！”我说：“像你一个知识分子，要把过去的自己杀死，又谈何容易？人人都是爱自己的，谁下得了这个杀手？我特别能理解你。堕落也要有残忍的勇气呢。”刘跃进说：“我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我很惭愧，这一群人正在失去身份，变成了生存者操作者大玩家。对世界我已经是心灰意冷了，倒是有了一种堕落的勇气。有时候又想，绝望的反面就是希望，物极必反，我就不相信功利主义对人的征服是永恒的。”我说：“真有那一天，你刘跃进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你的等待和牺牲只有靠历史学家来考证了，但恐怕未来的历史学家没有这样一份闲心。”他拍着自己的头说：“是的，是的。现在是从个人看世界的时代，世界对自己有意义那才是真实的意义。起点变了，世界翻转过来了，从世界看个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对世界的那点意义世界是体会不到的，一只泥牛填不平大海。大为我也要学你呢，要活出一点滋味，算算在世界上只能活一万多天了，还想那么多干什么？可当个旁观者又怎么对得起这点岁月，又怎么能活出滋味？人活着吧，就是活那点滋味！”他说着把嘴唇咂了几下，“那点滋味！”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了震惊，虽然这样的想法也是我曾经有过的，但现在从另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特别是从刘跃进口中说出来，我还是感到了震惊。别人也在用心感受世界。这更使我相信，时间之中的某些因素，不是谁可以抗拒的，抗拒也没有意义。历史就是历史，聪明的人，倔犟的人，都拗不过历史。我为自己先走一步而有了现在的主动而感到庆幸。
很晚了我送他下楼，在楼梯上他忽然浑身摸着说：“地图带了没有？哦，在这里。”又说：“你猜我要这张地图干什么吧？有出版商约我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香港。条件是第一页就要上床，要写细节。我想想钱来得快吧，就答应了。弄得好了还可以拍电视连续剧，那就不止三万块钱了。”我觉得他有点可怜，教书先生没见过钱，三万块钱就把头低下来了。我说：“出来了拿一本给我看看。”他说：“我用化名，用真名把我的名声都败坏了，也就是临时骗它几个钱。钱这个东西不能说它不好，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没长鼻子，不分香臭，只知道为主人服务，管那个人是不是王八蛋呢。我看那个出版商离王八蛋也差不了多远，有了一把钱就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我暂时忍下这口气，骗点钱再说。你想不到我也会这么做吧？孔子死了，世界放下来了，内心的约束解除了，人也轻松了自由了。”我没想到刘跃进他会说出这么一大篇话来，早几个月他还在说我和胡一兵呢。
刘跃进走了，我在灯下发了一阵呆。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严峻挑战，我得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精神力量来回应这种挑战，在不觉中，就被打败了，缴械投降了。我们失去了身份，这似乎是时间的安排，不可抗拒。中国的知识分子失去了根基，他们解放了自己，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精神绝地。最后我叹一口气：“不知不觉，三千年一大变局！”
第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