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
马厅长现在最关心的事就是自己的去向。他才六十岁，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五十九岁，要他去颐养天年，那就是要了他的命。两年前，市第三医院一位主任医生在退休之后，精神很快就崩溃了，整天在家里念叨：“怎么不让我作贡献？”家里人也没有特别在意。谁知在一个冬天的下午，他投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想到这件事我非常为马厅长担心，把深山中驰骋着的一只虎突然关进笼子，那是什么滋味？这些年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扶着走过来的，凭良心我也得为他担忧。可他要是真的坐在一个什么位子上，比如说省人大的委员常委，或者卫生厅的巡视员，还能够影响厅里的行政，那又是我最担心的。他在厅里的根很深，他在那个虚位上发出一种声音来，也会有人呼应。我想如果厅长的人选不是我，那我也没办法，如果是我，我一定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有一天马厅长把我叫去说：“最近几天省里可能会找你谈话，你把厅里的工作做一个全盘考虑，准备一下。”我前趋了身子说：“如果是上面的政策，要一刀切，我们也没办法，从心里说，大家都是愿意马厅长带领大家干的。”马厅长轻轻笑一声，显然不太相信这些话，我也就不多说了。他说：“我今年不到六十，精力还可以，你看我做点什么好？”他做了一个手势，“钓鱼？”我马上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上面反映一下，能不能在卫生厅设一个巡视员或者督导？卫生厅还是不能没有马厅长的。”他摇头说：“一把手退下来做巡视员的几乎没有。”我说：“卫生厅有卫生厅的具体情况，有机会这个话我是要说的。”又说：“还有人大呢，上面总要考虑一下吧，至少是政协。”他说：“政协就没什么意思了。”这样我知道他的目标是到人大去占一个位子，就说：“说起来人大常委里也应该有卫生系统的人，事关全省人民的健康，在人大里也应该有我们的声音。”他说：“你这种看法与我的想法比较接近，省里的人如果谈到这方面，你把你的想法向他们汇报一下。”我马上说：“不是汇报一下，而是代表我们省卫生系统提出要求，强烈的要求。”他微微点点头，这个话题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他又仔细地交待了怎么跟省里的人谈话，大概要准备哪些方面的内容，我都拿笔记下来了。
说完话我准备离开，站起来走到门边，马厅长在后面说：“小池你过来。”我走到他面前站住了。他也不喊我坐，低了头不做声，两只手掌慢慢地来回搓着，好一会儿对椅子点一点头，我就坐下了。他说：“鸟之将去，其声也哀，人之将去，其言也善。我们今天好好说说话吧，以后还不知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我马上说：“以后的工作都离不开马厅长您的指导。”他有点悲伤地笑笑，不置可否。停了停他说：“有些话跟别人我就不说了，跟你吧，”他顿一顿，我马上接上去说：“毕竟我是马厅长您一手带出来的。”他说：“正因为如此，我想有些多余的话我还是说了吧。我在领导岗位上几十年，如果说有什么心得，那第一条就是不能抱幻想，对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能抱幻想，任何时候抱有幻想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番话说得我心中冲了一下，这不会是在暗示我吧？难道我的想法他都知道？我不解释，一解释反而有了欲盖弥彰的意味。我不动声色说：“我记下了。”似乎他讲的是别人，而我是一个例外。他讲了好一会儿，把话讲完了，我说：“记下了。”他轻声说：“去吧。”我忽然有点可怜他，很想找一番话出来表白一番，让他放心。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去吧，去吧。”我就离开了。
其实马厅长可以等到六十五岁再退休，可以回到中医研究院去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带博士硕士研究生。可他不愿这样做，我理解他，太理解他了。在那个位子上呆了那么久，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难以移易的体验方式，他需要别人对他恭敬，需要自己说话能够算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能够达到的境界。因此他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离开圈子，离开了圈子，他的世界就坍塌了。更何况他回研究院去怎么跟别人交往？周围的人对他有特殊的恭敬吧，他又不是厅长，这恭敬就显得滑稽，双方都会尴尬。没有这种恭敬呢，几十年培养出来的架子，放得下来？对他来说，没有恭敬本身就是屈辱。如果进不了人大，权力脱了手，他就要尝尝世态炎凉的滋味了。世界会因为谁是谁而例外吗？不会。对马厅长这种想法，我还是有一点反感，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当了这么多年的厅长，退下来还要抓住一点什么。人对自己是有偏见的，人不可能放下自己。自我是人性难以超越的极限，不论他怎样表白，怎样故作豁达。想一想谁又能放下自己？想一想人抱有这种不可移易的思维定势，却掌握了公共权力。这些真令人不敢细想。古往今来多少大人物为了一己之欲不惜流血漂杵，历史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比起来马厅长这点愿望又算什么。
果然没过几天我就被召到省委去谈话。我上楼的时候还很自信，腿上的肌肉往后那么一蹬，跨出去的时候就有一种弹性。上了三楼到组织部，看到部长办公室几个字，腿竟有点发软。一个年轻的女孩接待了我，让我等着，说章部长等会儿就来，就带上门出去了。我坐在那里等了几分钟，心里竟有点发虚，自己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被提出来？比如去年董柳收集股票的事？又比如三年前的那个传说？我取下报纸来看，对自己掩饰着心虚。这时章部长带着钟处长进来了，我立刻站起来，双腿并拢，肩往后靠，做了个立正的动作，手上却还端着报纸。章部长笑眯眯地说：“大为同志来了，坐。”我本来准备了严肃的表情，看章部长很轻松的样子，也咧开嘴笑了一下。坐下来我在心里批评自己，毕竟是没经历过大风浪啊，这就有点失态了，以后怎么掌管一个厅？得把气度拿出来！我迅速调整了神态以适合现在的气氛，又感到了人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完全是由他和对方的关系决定的，我还能像对程铁军那样对章部长？
章部长说话开门见山，很快就完成了谈话，钟处长在一旁沉默不语，恪守着自己当配角的角色。我没有想到谈话这么简单又这么顺利。最后他果然问道：“你对马厅长的安排有什么想法？”我说：“这是省里决定的事，我没发言权，我想省里总会全盘考虑的。作为我自己，我只希望工作不要受什么干扰。毕竟马厅长在卫生厅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是有号召力的。他的话大家都服从习惯了，连我都习惯了。我要有点改革，还要靠省里支持。”章部长点点头，没说什么。我本来准备好了，他如果问我改革什么，我就要说出个一二三来的，可他没问，我虽然有点遗憾，也只好算了。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了两点，第一，如果定下来就尽快宣布。第二，宣布的时候希望文副省长能够到场。章部长说：“你的要求组织上会考虑的，文副省长一个月之内的日程都安排好了，尽可能请他挤半天时间出来，我会跟省政府办公厅联系。”我很担心拖延宣布，没有宣布总还是有变数，难保有人拼了命要跳出来，一宣布大家就安神了。又担心文副省长不能到场，那样我的分量就减轻了。
钟处长陪我下楼，到了楼下也并没有分手的意思。我就叫大徐把车开到省委大院门口去等。钟处长收起了沉默的表情咧嘴笑了说：“大为兄祝贺你了，你是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我说：“感谢组织上的培养信任。”他说：“正因为是最年轻的，开始讨论的时候有不同意见，处里的态度很明确，知识化年轻化不能停在口头上，卫生厅有几个人有博士学位又做出了两个国家课题？就在几个人选中坚决推出了你。”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说“组织上”太抽象了，现在不是说场面话的时候，我说：“我心里很清楚，我哪一年才起步？就这么几年走到今天，没有大家的帮助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你们四处。以前的进步是在厅里，这几年的进步完全在你们手里。没有你们，章部长文副省长哪会知道卫生厅有个池大为？”他说：“主要还是靠你自己努力。学位也有了，职称也有了，业务上也过硬，没有这些硬指标是压不住台的。再说你人缘也好，没有人跳出来唱对台戏。像你的情况，有人弄几条出来可能就搁浅了，年头没熬够。”到了大门口，我跟他握手说：“一切都在不言中。”把他的手握得铁紧，拼命摇了几下。形体语言在这个时候比嘴里说的那些感谢的话更有分量，而且能避免难堪。我说：“我们在下面工作的人全靠上面支持，不然几封匿名信就吃不消了，这些事情总会来的，前几年当厅长助理，还有人给我捏了个绯闻呢。”他笑着说：“别的错误我就不说了，人难免犯错误。可是经济上出了问题，谁也保不了谁。”我一拍胸说：“别的错误我难免会犯，经济上请省里绝对放心，我要往那方面动一点心思，早就是百万富翁了。”就把修大楼投标的事说了。他哈哈一笑说：“好同志，好同志！”我说：“我跟章部长提的两点，你替我催一下。”抱拳拱一拱手，“还有，什么时候叫上小朱，我做东我们老乡聚一聚，把手机关了，过瘾地甩几把，还等到明年春节？太久了。”
回去的路上我想着怎么向马厅长交待这件事。我原来以为会有一场恶战，想不到风平浪静地就解决了。多亏马厅长在那里压住了台，没人敢跳出来争抢。我越是感谢马厅长，就越是感到对不起他，也越是怕自己的工作受到他的牵制。他希望我说的话，我从反面去说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也没有力量超出人性的极限。我奇怪马厅长斩钉截铁地说对谁也不能抱幻想，可他怎么还对我抱有幻想？我也不能因为感恩而当个一事无成的傀儡厅长啊，谁又能放下自己？的确，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如果当年他把我放在中医学会不动，不安排我去读博士，我这一辈子就注定一事无成了。到了这个年龄还当个老办事员，自己再怎么说人格坚挺，不为名利所动，是天字第一号忍者，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踏雪无痕的圣者，那也是屁话！在文章中写写可以，轮到自己是什么滋味？谁能放下自己？连那些鼓吹放下自己的大人先生们都放不下自己，最后都露出了自己最重要最正确最碰不得的尾巴。这倒使人们看清楚了，他们的鼓吹不过是抬高自己的一种方式。这些年我看来看去，也看出了自己尊崇的那些大人物们，也并没有真正的力量超越人性的极限。世上的好东西你不去竭力争取你就得不到，到死都得不到，死后更得不到，没人会追加给你。现在已经不是流芳千古的时代了。做个高人，隐者，君子？心如止水，冷眼看世界？安然入定，谈笑说古今？老皇历翻不得了，人可不能骗自己啊！说到底还是要感谢马厅长。可也正因为如此，我不能在他的阴影下工作，我想做几件事，不然我坐在那里不是尸位素餐？
我把谈话的情况向马厅长汇报了，只是把最后的部分修改了一下。我随即建议他在离任之后作一次出国考察，顺便看看在洛杉矶读博士的儿子。过了十来天，文副省长章部长到厅里来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宣布我为卫生厅代理厅长，正式任命还要等下个月省人大开会通过。关于我的事文副省长只说了几句，主要是说对马厅长的工作的肯定。马厅长坐在那里也很平静。上级对下级肯定得最充分的时候，总是在他退下来的时候，这也是游戏规则。没有人向往这种肯定，可是既然反正要下，有总比没有要好吧。
八十一
马厅长几次从洛杉矶打来电话，询问厅里的情况，又问还有别的消息没有？我知道这个“别的消息”就是他的安排问题。我已经从钟处长那里得到信息，省里对他不会再有别的安排，吃了这个定心丸，我可以放开手脚干几件事了。但这个话不能由我来说，天下没有人喜欢报忧的。我只好回答说：“暂时还没有听到消息，是不是要厅里促进一下？”他说：“有机会你看着办吧。”如果是别人，我根本不把这话放在心上，谁有义务为你去促进？可对面是马厅长，我就背了一种心理包袱，他再次来电话我就紧张，觉得欠了他的，的确我也是欠了他的。他来电话次数多了，我又有了一点不舒服，现在到底是谁当厅长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游戏规则他应该是懂得的。他把我看成了他自己的人，以前这是谁都求之不得的，可他现在还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就有点失态了。我理解他，一有了消息，他马上就会飞回来，所以总是忍不住要打电话。这使我感到他并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神秘，那样坚强，神秘和坚强都是权力赋予他的。
我对马厅长说厅里的工作基本照旧，其实我已经有了几个动作。首先就是清账。马厅长在退位前十几天在全厅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提到厅里的亏空是三千多万元。据我的推测，厅里亏空已经近亿。马厅长一走，我就给省审计厅打了报告，请他们派人来厅里进行财务审计。我不能继承这笔糊涂账，现在不搞清楚，将来都要记在我的名下，那我还能办成事吗？审计的结果令我也吃了一惊，厅里的亏空是一亿三千万，我急得双眼发黑，拉下这么大的窟窿要我来填？我马上向省政府办公厅作了汇报，他们似乎并不着急，我才稍稍把心放了下来。这个数字我没有在全厅大会上传达，我得给马厅长留点面子，但在厅办公会上还是讲了，他们自然会传出去的，这就够了。做了这事我了却了一件心愿。想起来这是给马厅长脸上抹黑啊！我对不起他，对不起！看样子他是全部相信了我，并没有从别人那里去搜寻信息，在电话中也没提这件事。想着以后无法面对马厅长，我又背了一种包袱。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这种无法面对的格局其实早就包含在客观情势之中，现在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展开而已。不光是我，谁在这个位子上也将面对这种情势，不同的是别人没有心理障碍。可不论我怎么想，事情总是避不开的。这天人事处贾处长来到厅长办公室，说：“池厅长，有件事要请示一下。”我说：“说。”他并没坐下来，还是站在那里，说：“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眼睛询问似的望着我，我忽然意识到，他在等着我让他坐下，我就做了个手势，他小心地在我对面坐下了。其实我认为他有事情坐下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从他的等待中我意识到了身份的分量。早几年他把我从中医学会叫去谈话的情景我已经忘记了，我想当时自己可能是一直站着的。如果他当时招呼我坐下，那他还算一个好人，可惜不记得了。人还是这两个人，可情势完全相反了。权力就是有这么神秘的力量。权力左右着资源分配，谁还敢说自己无需在分配中得到照应吗？照应不照应，天上人间！
贾处长说：“是这么回事，那年跟舒少华起哄的那一批人，今年以为形势变了，都准备报职称，一窝蜂都来了，池厅长您看？”我说：“有多少人？”他说：“除了退休的，还有几个调走了。剩下三十多个，有十来个以前考了外语，过了两年已作废了，今年不能报，除了这些大概还有二十来个人。”我说：“我们全部的名额也就这么多！”他马上说：“是的，是的，那我们是不是……您看？”他的意思非常明白，还想把这批人压下来。虽然他跟这批人无冤无仇，可马厅长的意思这么多年来都是他执行的，他不想认这个错。我想，人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啊，为了自己的一丁点利益，甚至一点面子，就不怕要别人作出重大牺牲，要几十个人为他牺牲。凭良心？希望世界凭良心来运作，那就太可怕了。不凭良心又怎么样？凭良心？说凭良心这个话本身就是没有良心。在我的经验中，良心只是在少数人的少数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当年我去搞血防调查，那么多人谁凭良心了？这几十个人的职称被马垂章压了六七年，又有谁凭良心站出来说句心里话？良心太不可靠了，这是个未知数。凡事说凭良心那不但是幼稚，简直就是欺骗。人在不凭良心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良心还是一个问题，个人的欲念和情感趋向已经把良心重重叠叠地遮蔽起来。我试探说：“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主意？”他也试探说：“我当然听从厅里的安排。马厅长交待过，基本上都按原来的方针办，池厅长您也是这个意思？”看来，在马厅长退下来之前，他就到马厅长那里把我的底也摸去了。我说：“按政策办吧。”他说：“对，对。”他显然没领会我的意思，而按自己的思路，把“政策”理解成厅里的既定方针了。于是我换了一种口气说：“坚决按政策办。”他马上意识到了，说：“池厅长的意思……是按什么政策办呢？”我说：“你看呢？”他有点不知所措，笑着望着我。我说：“除了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还有别的政策？”他这才恍然大悟，点头如捣蒜说：“对对对。党，国家，党。”又说：“这么多人，是不是分批解决？”我说：“我们要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这些人被压了这么多年，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会耕田不会炼钢，更不会杀猪也没有脸去偷去抢，职称就是命根子。这个问题不解决，住房没有，工资没有，连病人都不找他，他怎么抬得起头在家里在社会上做人？”我说着激动起来，把右手比作一把刀，说一句就在桌子上砍一下，我砍一下，他的头就点一下。我说：“这些人的材料全部进入评审，至于名额问题，我想办法。”他说：“其实我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说话不算数，没办法啊，凭良心说，谁愿做这样的事？”他还想解释，我说：“好了，好了。”他只好走了。
他刚走，退休办的小蔡就进来了，站在那里说：“池厅长我向您汇报一个情况。”我故意不叫他坐，看他怎么办。他仍然站着，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个问题，说：“有几个人在进行地下活动，想等今年职称评完了，再等马厅长回来，要跟马厅长打官司，说是要讨个说法，凭什么压他们这么多年？”我问他有哪些人，他说：“是舒少华在后面组织，但他没有职称问题，就不是当事人，不好出面，让郭振华打冲锋。”又说了一连串的名字。这个小蔡我不喜欢他，那年一起到万山红去没给我留下好印象，但他能来报告情况，我得给他一点鼓励，不然就没有下次了。我和气地笑笑说：“坐下说。”他说：“整天坐着，也坐烦了，站着还好些。”我说：“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以后有什么情况就打电话告诉我。”他点点头就走了。
我刚上台厅里就要起波澜，我怎么向上面交待？事情不是针对着我的，但担子在我身上。下午我把其他三位副厅长叫来开了碰头会，通报了情况。丘立原说：“我早听说他们要有动作，没料到他们要来真的。”早听说了却不向我通气，巴不得有人把炉子架起来烤我吧？可见小蔡那样的人还是少不得的，不然火烧到眉毛了才知道起了火。冯其乐说：“是不是向省里汇报？”我说：“那太大张旗鼓了。如果能从人事厅多要几个名额，把该评的人基本都评了，再个别做做工作，看能不能在厅里就平息下去。事情不闹大，省里不会管，舒少华憋了这么多年的气，就是想把事情闹大，而我们的方针是安定团结。”冯其乐说：“我跟人事厅顾厅长关系还可以，我去探探他的口气。”又说：“有两个人我还是可以做做工作的。”冯其乐比我大七八岁，我升了厅长，他并没有特别的怨气，这从主动请缨可以看出来。我说：“谁还可以做几个人的工作？”眼睛望着丘立原。他只好说：“那我也承包两个人吧。”我给省委组织部章部长打了电话，把事情说了，希望他能支持我，给人事厅打个招呼，他答应了。我又给耿院长打了电话，问郭振华的情况。他说：“已经办退休了，谈过话了。”我问：“什么时候？”他说：“上个月满六十，按政策是自动退休。”我说：“特事特办，郭振华推迟一年退休，工资关系从退休办要回来，这个人厅里要用他。”他还想说什么，我把电话挂了。
这是马厅长留下来的事，我来擦屁股，有苦难言。过了两天，我晚上开车到郭振华家去了。他老婆隔着铁门问：“找谁？”我说：“想找郭医师。”她说：“你是谁？”我说：“我姓池。”她对着里面喊：“郭振华，有个姓池的人找你！”郭振华跑到门边，不相信似的说：“是池，池厅长？”马上把门开了，拼命摇头说：“哎呀，哎呀，我家里的人不认识您，不认识您！”我轻松地笑了笑说：“你夫人警惕性还是挺高的，是在公安局工作？”他笑了说：“昨天看见电视里说找人找人，冲进来就杀人抢东西了，把她的胆吓虚了。”我在沙发上坐下说：“找你们耿院长商量个事，顺便来看看。”他夫人说：“啊呀啊呀，池厅长您，您，您来看我们？”我说了一些闲话，又说：“刚才听耿院长说，你快退休了？”他说：“已经谈过话了，按规矩谈过话就算数了吧？”我说：“刚才耿院长说，你们皮肤科的梯队没形成，他想留你一年，又怕你不肯。我说郭医师我认识，那年我家一波烫伤了，还是他看的呢，就自告奋勇来找你了。”他将信将疑地说：“耿院长说了这个话？”我说：“他说了我说了都是一样的。像你这样的人才，正是干事的时候，退了也是医院的损失。你就给我一点面子，再干一年，把后面的人带一带？”他还不相信说：“池厅长您，您，您这么看得起我？”我说：“我夫人在家里都念着你的好处呢，人好手艺也好，我儿子身上一点疤都没有，我们本来还作了有后遗症心理准备呢。”他很激动说：“既然池厅长留我，我就再干一年。”我说：“那我们就说定了，可不能反悔！”他夫人说：“池厅长您太看得起他了。”我说：“耿院长刚才说，你的职称还没有解决，特殊情况造成的啊。今年报了没有？没报赶快把材料弄出来，再晚几天就赶不上趟了。”他夫妇俩都惊呆了，半天说：“还能报？”我说：“报！我说能报，谁说不能报？”郭振华一拍大腿说：“谁知道会有云开日出的这一天？我从九一年到九五年连考了三次外语都通过了，主任医师我报了六年啊！为了这件事我头发全白了，掉了一大半，我是戴的假发呢，池厅长！”他一把将假发扯去，果然头上只剩一圈白发了。他拍着秃顶说：“看吧，看吧，我这些年过的是人的日子吗？”他又把头使劲拍了几下，“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他突然大笑起来，笑着笑着声音变了，嘴歪到一边，脸挤皱着，眼泪流了出来。他夫人也哭了，说：“我们家要倒苦水，三天也倒不完啊，池厅长啊！刚来的小青年都欺他，这么大年龄了，安排他值通晚班。值班不要紧，受不了那口气！我家老郭为了职称受气，哭都不知哭了多少次了，我陪着他哭也不知哭多少次了！马垂章他刚愎自用胡作非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一手遮天无法无天……”郭振华用力碰她一下，她就住了口。我是马厅长提上来的人，骂他太过就是骂我了。郭振华抬头说：“池厅长您给我机会，可我哪里知道今天会云开日出？哪里知道领导还会想起我？我没考外语！两年已经过了，过期作废。”我说：“特事特办！”一拍茶几，“我去帮你争取！”他双手抓着我的手，双膝曲了下去说：“那我真不知怎么报答您！”我说：“谈什么报答，又不是我池大为给你评职称。一定要说报答，你支持我的工作不就是报答？”他马上说：“一定支持，坚决支持。我本来想着退休了，职称反正也没希望了，拼个鱼死网破，如果池厅长要我安静下来，我听您的！”我说：“你也有一点年纪了，火气大了对身体不好，静一点，把身体保养好，才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嘛。”出了门我想这些人其实很容易对付，他们没有原则，他自己就是原则。
其他几个人我就打电话召到办公室来，话挑明了说：“压了你们这么多年是委屈了你们，厅里对你们是特事特办，从上面要来了名额，够一个条件上一个。但如果闹出什么事来，省里不高兴，名额下不来了，厅里也没有办法。”有人说：“受了这么多年的压就白受了？总要讨个说法。”我说：“今年评了职称就是说法，当年右派比你的委屈大吧，平了反就是说法。他们跟谁打官司去？坦率地说像马厅长这样下了台还经得起审计的人不多，你们要赢官司也不轻松，不脱几层皮是不行的。”我原来以为会费一番口舌，可几句话就摆平了他们。我又一次感到了自己都理解不透的那种神秘力量。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是把他们看高了。
八十二
老贾在人事处已经有十多年，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总想维持，用起来不顺手。我不想让他难堪，可人在江湖，没有办法。我与其他几位副厅长通了气，准备把他调到红十字会去。我说：“贾亦飞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形成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跟不上改革形势的要求。”他们就同意了。贾亦飞知道这个消息，如丧考妣，找到我说：“池厅长我犯错误了？”我说：“组织上正常的平级调动嘛！”他在人事处这么多年，知道“组织上”是怎么回事，说：“其实池厅长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其他的想法我都没有。”我又解释了一番，他还不肯放弃，我索性说：“厅里这样安排，是为了保护干部，有人想跟你打官司你知道吗？你换一个位子，就不在火山口上了。”他痛心疾首地说：“我从来都是执行厅里的指示，我能不执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组织上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得在哪里使劲啊！”我说：“现在放在红十字会，那里正是要使劲的地方，好好干吧。”说着把右手掌一挥，五个指头依次倒下去，捏成了一个拳，停在空中不动。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一个表示“无须多谈”的动作。他马上就领会了，不再说什么。当了厅长以后我越发觉得形体语言是有着神秘的力量的，在厅里大小会议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打着手势说话，别人说话手都得规规矩矩放着，这是游戏规则，绝对不能逾越。只有当我不在场的时候，其他副厅长才会打着手势说话。我偷偷观察过，丘立原的手势很自然潇洒，但只要我一出现，哪怕他一句话刚说到一半，手势也会立刻中止。也不知台下的人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细节。
马厅长将从美国回来，这是我早就料到的，他在美国，没人请示汇报，没人敬之如神，他怎么呆得住？知道他回来我有点遗憾，如果他能再呆半年八个月就好了。我派了小蔡去上海接他，小蔡为难地说：“厅里派我去我没有话说，可是我怎么跟马厅长讲？我心里还是怵着他的。”我说：“你照顾他们夫妻一路平安回来就可以了，别的事他不问你不提，他问了你就实说。特别是官司被平息下去的事，你实话实说。”马厅长到达的那天，我亲自带了两辆小车去机场迎接。事情我得办，那没有办法，从心里说我还是想对马厅长好。他们一过出站口，我就从马厅长手中把提包夺下来提了，丁小槐又从我手中把提包接过去，我把沈姨的包接过来，又有大徐接过去了。我看马厅长的脸沉着，知道小蔡已经把审计和评职称的事说了。我问马厅长一路的情况，他爱理不理。要是早一年他这样对我，我真会有利剑悬首的恐惧，可现在心中却很轻松，甚至觉得他把脸色做给我看有些可笑。好汉不提当年勇，古人这话真是说到骨头里去了。时过境迁，当年的事情，能提吗？要耐得住今日的寂寞忍得下今日的气，那才是好汉。当个好汉，可不容易！
第二天我就指示计财处的人到马厅长家去为他报账，我所能做的也就是如此而已。跟马厅长见了这一面，看过了他的脸色，我的包袱反而放下来了。人在这个位子上，就想做点事，背着人情包袱能做什么？我是人在江湖，别无选择。毕竟我是从山村走出来的，毕竟我在下面苦了那么多年，毕竟，我是池永昶的儿子。我还是想当个好官，做点好事。人到这个份上不容易，上来了就要干点事，给自己一个证明。当然这点可怜的证明对世界并没有多少意义，但毕竟是我在干，这是问题的核心。我觉得自己跟别的官最大的不同，就是还有一点平民意识，愿意从小人物的角度去想一想问题。把郭振华他们那一批人解放了，了却了一桩心愿，也赢得了厅里上上下下的口碑。下面要做的事，就是要把华源那几个县的血吸虫发病率调查清楚。一方面我不能背这个包袱，将来认真查起来，发病率不是从我手中上去的，另一方面也想为那些无助的乡民争取更多的救助，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这件事做起来，无疑又是在马厅长胸口戳一刀。
这件事我决定马上就做，可做起来又颇费思量。部里省里没有布置，我凭空做起来，把真实数据弄出来了，省里不见得高兴，还会留下我过于追求政绩，贬低前任抬高自己的印象。我仔细考虑了，事情得从下面做起。
我的打算是叫华源县长港乡的乡民以群众来信的形式把情况反映上来，叫厅里的《群众卫生报》登了，再想办法让北京的《中国健康报》转载，这样就有了气氛，再以此为依据向部里打报告，请许小曼帮助推动，申请一个特别项目下来。这样省里没有话说，马厅长也不能怨我了。我得找一个可靠的人，派他到华源去，帮助乡民把信写出来。我想了一下，对小蔡还是不太放心，就把厅里的名单翻了一遍，觉得办公室的小龚还可以用。他比小蔡晚来两年，人倒还很朴实的。前几天我看见他抱着两个西瓜从外面进了大院，抱不动了，我过去接了一个放在地上，让他休息。问他怎么不向卖瓜的要两个塑料袋兜起来提着，他说：“塑料袋能少用一个就少用一个，大家都在讲环保呢。”现在还有这么认真的人，我倒觉得奇怪。环保我天天挂在嘴边讲，可从来没往这些小地方想过。
我打电话把小龚叫到办公室来，他进来叫一声池厅长，就在对面椅子上坐了。我心中有一丝不快，可还是觉得他的人格比较正常。虽然意识到这一点，我还是感到了不快。人格正常的人不那么顾及等级的界线，不做出相应的姿态，总会让人感到别扭。小龚他是碰上了我，要是碰上别人，他也许就玩完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玩完了，哭都找不到哭的理由。圈子里的等级把人的界线划得清清楚楚，在每一个小地方都得把层次体现出来。我觉得那样很无聊，但也明白无聊有无聊的道理。回头一想有道理也还是无聊，再一想无聊还是有道理。天下的事大多如此，生活的辩证法早就为人们设置了他不得不去做那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的理由，一个人跳不出辩证法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对小龚从七年前去华源搞血防调查说起，最后才说了我的计划。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我把右手掌一挥，五个指头依次一晃，捏成一个拳。他竟没有领会这个信号，还建议我直接行动。我说：“也是为了照顾一下老领导的情绪吧。”他就不再说了，带着我的短信去华源找血防办苏主任。
一个月以后群众来信登出来了。小龚向我汇报说，信是他起草的，但说的都是事实，没有半点夸大。上湾村一百多人，就有四十多个患病的，其中有九个是大肚子。这是苏主任替我找到的一个典型。我把血防办江主任叫来，他进来畏缩地站在那里。我说：“老江，这期的报纸看了？”他说：“看了。”我说：“看了这封信我心里很难过，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他手足无措说：“池厅长，您是知道的……”我说：“我去过长港乡我怎么会不知道？实际情况比这还惨！我想给部里打个报告，争取一笔特别经费，你去起草。”他连连点头去了。编辑收到这封信首先给他看了，他还想扣下来，怕自己面子上不好看。我说华源的苏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有这么一封信，他才退给编辑。上面的人都像他这样冷漠，老百姓的苦吃起来就没个边了。想一想要世界凭良心，那靠得住吗？又过了半个月，信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了。我把江主任写的报告和两张报纸一起用特快专递寄到部里去了。
两个月后抽样调查的结果出来了，华源丰源几个县里的发病率不是百分之三点几，而是百分之六点一三。我把调查报告送到省里和部里，部里很快就拨了两百万。省里又配套两百万，划到了这几个县，专款专用。可谁来保证钱都用在病人身上？我组织了八个医疗队下到这几个县，自己亲自带队在下面跑了半个月，走了四个县。又再次去长港乡看了，在那里呆了三天，给几十个人看了病。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可总好一点吧，也了却了自己多少年来的一件心事。
从这以后马厅长就不再到厅里来。我知道他心中会怎么想我，他看人看走眼了。可换了谁也不会有别的选择，人在江湖！这时我明白了马厅长为什么不住在大院里，他想得深远，其实他早就有了世态炎凉的心理准备，像施厅长那样让自己的软弱无力天天暴露在以前的下属面前，那不是他的风格。
八十三
大楼盖起来了，厅史陈列馆的事再也没人提起。马厅长题写的“锦绣大厦”和“厅史陈列馆”的条幅放在厅办公室的抽屉里，人们都忘了似的。看着一楼大厅一千多个平方，还没装修起来就显得那么气派。现在想起来，把临街的风水宝地做厅史陈列馆，这真不是正常人的思维。因为个人的因素，荒唐的事情也可以进入程序。如果马厅长不下台，这件事还得有模有样地进行下去。哪怕自己的良知往左边想吧，事情还得往右边做，不做行吗？
锦绣大厦怎么处置，厅里开了办公会也定不下来。我想胡一兵在搞房地产，他有经验，就开了车跑去向他请教。他一开口就说：“把它卖了，正好你们欠了银行那么多钱，卖了就还清债了。”这个建议倒使我大吃一惊，说：“我一上台就卖家产，过了几十年别人还要戳我的脊背呢。”他说：“要是我当厅长我就把它卖了，说起来别人也不会说是你盖起来的，卖了拿这笔钱在偏一点的地方可以盖出两幢楼来。”又说：“说老实话，房子不流通，就是钱不流通。钱不流通怎么会流到自己手里来？”我说：“你原来打的这个主意，那我还真有点怕。”他说：“怕什么，当官不发财，请我还不来。你有了今天，你想不发财，那不可能。”我笑了说：“想发财而不可能，那是可能的，想不发财而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他也笑了说：“我说不可能就不可能，你这个八字我算死了。”我说：“我什么错误都可能犯，搞腐败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听不懂！你知道有些人养得有多肥了？报纸上天天警告贪污腐败亡党亡国，你以为有些人把警告当回事，怕亡党亡国？亡了国大批财产没了主人，他就是主人。苏联有样子摆在那里，他们心里想得嗞嗞嗞嗞叫呢。远的不说，云阳市的市长最近揪出来了，受贿四百万。你知道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云阳市还有六十万人没脱贫，我睡不着觉啊！真是幽默大师，大玩家啊！如今的大师玩家遍地开花，我还能相信有谁在认真？”我说：“你在说我？”他说：“说你也没冤枉你。”我说：“那你看错我了。”又说：“这些话你别跟我们卫生系统的人说，大会小会我还是要露脸的。”他说：“我不说人家就不会想？他又不傻。你还想青史留名？那是陈腐观念了。”我说：“总之你不能说。”他笑了说：“那我们还说大厦吧。操作得好弄出几百万，无声无息，你不想？你想，我就帮你订个详尽的计划。”我说：“你别吓我，你别吓我。”他笑着说：“吓你？你说我吓你我就不说了。房地产我也搞了几年了，我看少了？说老实话做了都不止三五七八次了，如今不用钱把权买过来，你想赚钱？”
我没接受胡一兵的建议。我早就下了死决心不做越界的事，难啊！我叫基建处请人对锦绣大厦作了评估，值一亿两千万。听了这个数字我有点心动，用这笔钱把后面的皮箱厂收进来，有二十来亩一万多平方米的土地，盖了办公楼，还可以盖几幢像样的家属宿舍。卫生厅中高层干部的居住条件比不上别的厅，很多人都有意见了，我上了台也得在这里烧一把火啊！马厅长在他们不敢说，现在都提出来了。如果我打着这个旗号把大厦卖了，自己从中插一手，落下几百万真是神鬼不知。两年前有机会我不敢弄，上面有马厅长，现在我怕谁？想起钱可以这样到手，事情还可以办好，真是忍不住心跳。人总是人啊！
我把这个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他们都同意。他们早就想换更大的房子了，可没地皮盖，把皮箱厂收进来，问题就解决了。丘立原说：“房子不盖就不盖，盖就一步到位，化工厅的厅级是一百五十个平方，我们搞幢一百八的，要有超前意识。”说来说去竟形成了一种气氛，好像锦绣大厦要不卖都不行了。
这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凌若云打来的，说找我有事。我想可能是她回心转意了，要我在中间撮合。我要她八点钟来，她说：“稍微晚一点吧。”十点钟她来了，手里提了什么东西。她坐下说：“听说你手中的锦绣大厦要卖？”我说：“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说刘跃进的事呢。”她甜甜地笑了说：“过去了，咱们就不提了。”我说：“那我们说房子，刚刚有这么一点想法。”她说：“我就是为房子来的，如果要卖，我们金叶置业想买。”我说：“更大的可能性是不卖。”她说：“其实我知道你们基本定下来要卖了。说老实话几百间房子你们要一间间租出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们也没有系统化管理物业的经验。”我笑了说：“公关部的经理来攻关了。”她说：“我都忘记给名片给你了。”名片递过来，竟是金叶置业的副总经理，我说：“高升了，高升了。”她说：“大家都在进步，池厅长您进步更快，不然我们坐在一起也不是谈物业，而是谈刘跃进。”听她的口气刘跃进竟是比物业低了多少个档次的话题。我说：“我们已经请人作了评估，估价是一亿六千万。”我以为会吓她一跳，谁知她不慌不忙地说：“我们知道评估的结果是一亿两千万。但我们也请人评估了，不会超过一亿。”我慢吞吞地搓着手掌，说：“一刀就砍下去几千万，这样谈就谈不下去了。要不你们派人来跟我的基建处长谈？”她轻轻地笑了说：“当然是要跟池厅长谈，我就是想跟你个别谈，不然我今天也不登门拜访了。”我把笔记本打开看了看说：“还有好几家公司向我们提出了申请，我们准备竞标。”她眼睛盯着笔记本笑了，说：“来竞标的公司以后有没有我不敢说，以前是没有的。我们情报从来准确。”我没想到金叶竟这么厉害，马上说：“不说远的，胡一兵的公司就提出来了。”她瞟我一眼含笑说：“他有几张钞票我不知道？蛇吞象也要等蛇长大了才行。”她的口气使我有点不快，我说：“最近你去看了刘跃进？”她说：“我们还是谈物业，谈物业。”我说：“很难谈下去。”她说：“我今天来挂个号，池厅长你再考虑考虑，卫生厅的事，还不是你一句话？”她起身告辞，走到门边说：“池厅长我们毕竟是朋友，你信不过别人，你绝对相信我。我是把朋友看得很重的，也是从来不随便乱说话的。”开了门我不再说话，她也不说，用手把我推了进来。我想她的车停在楼下，会不会有人把车牌号记下来？我从窗户看去，楼下并没有车。有人在楼下等她，一起向另一幢宿舍走去，在那里上了车，开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觉，董柳在客厅里说：“这个袋子里的东西是谁送的？”我说：“是你从董卉家里带回来的吧？”记起昨晚来过三个人，谁送了东西，我怎么没印象？过一会儿我起来了，看见沙发下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昨天谁进门的时候仿佛提了这么一个袋子。我洗了脸刷了牙，走过去轻轻踢了一脚，有点分量似的。打开一看，里面是牛皮纸包的几包东西。我叫董柳递过来一把剪刀，把其中一包剪开，里面是十扎百元的钞票，数了数一共六包。董柳说：“谁会把这么多钱忘记在这里？”我说：“那只有凌若云，她想买锦绣大厦呢。”金叶置业想用六十万从我这里拿走两千万，这个算盘拨得再精也没有了。公家对私人的生意是这个做法，血早晚要被抽干，怪不得那么多国企一家一家倒了。我说：“怎么办呢，守着这点东西我都不敢去上班了。”董柳说：“事办得成吗？”我说：“你真的想要？不能要。”要说吧，我说话虽然不像马厅长那样一言九鼎，但只要精心操作，事情还是办得成的，六十万呢！六十万摆在你前面，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的了，真叫人心动。人毕竟还是人，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啊！要说谁恨钱，那是假的。再说昨天没有一个字提到钱，就算凌若云身上带了录音机也录不到什么。这时我对那些在经济上过了界线被判了刑的人有了理解，甚至同情，有这样的机会送给他，又要求他心如止水，这考验的确太残酷了，经不起这个考验实在也不是什么特别意外的事，人总是人啊！我把钱抓起一扎来看了看，对董柳说：“可别是假钞！”摸了几张，不像。这一摸我有点紧张，好像是在摸自己的钱似的。我说：“这么重也亏她提得起，我都没注意她怎么提进来的。应该向政府建议发行五百元面值的票子，她就没这么辛苦了。”刚上台时我就下了死决心，违法的事我坚决不做。以前总想要违法是很困难的，却没想到其实这么容易。违不违法，好像没有特别清晰的界线，也就是一念之差。我坐在沙发上呆坐了好一会儿，额头上汗都渗了出来。我不敢再去摸那些钱，对董柳说：“包起来吧。”董柳说：“我家池大为还是个好人呢，怕钱。前几天我们医院里还有人开玩笑，要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发明一种厌钱厌色的药，谁要想当官了就打一针，叫他看见女人和钱就呕吐，愿者上钩。你倒是只打半针就行了。”我说：“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打张金床给我睡，我还会着凉呢。”董柳说：“你不敢拿这钱也算了，别说钱没有用的话。钱没有用，那什么有用？”我说：“你不是已经有了三四十万吗？有这么多跟几百万也没什么区别。”她说：“现在别人都把儿子送到国外去读大学，你的儿子不比谁的儿子低吧？我就有这个理想，别人有的我就要有，只说这一件事，没有几万美元就拿不下来。”我说：“为了几十万块钱把这个位子丢了，那我就太得不偿失了。将来建一幢一百几十平方的厅长楼，那不就是几十万一套？”董柳说：“东西你暂时收着，就说没看到，事情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我说：“天下有那样的事？她不派刺客刺了你才怪呢！这是交易，每一分钱都是要有十倍以上回报的。”下了决心我说：“想用六十万拿走我几千万，也太小看我了。”我想了想，事情还可以稍微作点发挥，这是个机会。我给冯其乐打了个电话，一会儿冯其乐来了，我说：“给你看一样东西。”就把钱给他看了，说了昨天的事。他说：“你在这个位子上，这样的事总难免。”他倒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我说：“我一辈子都没看见过这么多钱呢。你说怎么办？”他说：“送给你的当然由你处理。”我本来想开个玩笑说一人一半，想一想又开不得。我说：“钱只能退回去，交上去了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我有家有小的被弄一家伙也吃不消。请你来是想请你做个证人，六十万都在这里，我全退回去了，他们要赖我也赖不上。”我按名片上的号码给凌若云打了电话，说：“这里有一袋东西，不知是不是你忘在这里的。”她说：“几条烟是我们董事长送给你的。”我说：“哦，你拿来的是烟啊？那这袋子里的东西可能是鼎云置业送给我的，我还没看呢。”她马上说：“我拿来的是六条烟，放在沙发下一个黑塑料袋里。”我说：“事情我们慢慢谈，烟我是不抽的，现在全国宣传戒烟，我当卫生厅长还抽，形象不好！”她说：“我们董事长说了，价格方面还可以谈谈，可以考虑再加几个百分点。”我说：“这点东西有那么沉，不像烟，不是你的我再问问鼎云的杨经理。”她说：“池厅长你真的不感兴趣？那我马上就过来拿。”一会儿她来了，我说：“东西还在沙发下面。”她提起来说：“池厅长，说真的我还没碰过钉子，想不到栽在朋友手里了。”我用手比划着说：“我的胆子只有这么大。”出了门有个男人把东西从她手中接过去，一声不响地走了。
锦绣大厦最后还是没有卖，以每年九百九十万的租金租给了银河证券。他们把一楼临街的墙打开，做了交易大厅，二三四楼成了大户室，四楼以上也由他们分租出去做了写字楼。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银河证券同意接收三十个人作为杂勤工和保卫人员，这样皮箱厂的部分工人就有了着落。我又以大楼作抵押，向建行贷款九千万，在皮箱厂的地面上实施第二步计划。六十万没有拿有点遗憾，但我没背包袱，而且也把事情理顺了。
八十四
就像预料的一样，这件事通过冯其乐在厅里传开了。省电视台不知怎么知道了，派了两个记者来采访我，一问知道是丁小槐给的消息。人到一定的份上，就是有人会把自己没想到的问题想到。我对记者说：“六十万也不算一个什么数目，再说金叶置业来的人也是我一个熟人，别让他们难堪，就不报道了吧。”记者一定不肯放过我，我就提了个要求，用“某公司”来代替金叶，他们觉得这样效果差了点，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同意了。对着话筒我讲了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道理，又讲了领导干部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不能以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权力，手中的权力只是一个多作贡献的机会，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要以“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的态度对待手中权力。记者一定要我讲讲事情的过程，我就把过程描述了一番，说到“戒烟”一段的时候，记者也笑了。第二天两个记者又来了，说领导很重视，希望我把过程描绘得更详细一些。没有办法，我又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过几天电视里放出来，胡一兵打电话来说：“你现在是反腐败明星了，祝贺你啊！”这个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不是什么好话。我说：“其实我就是胆子小一点，其实是电视台的人缠着我要拍的。”他说：“向你学习，向你学习！”放下电话，我觉得我和朋友之间生疏了，连胡一兵都生疏了。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其实是很孤独的。
经历了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了道德的勇气，也有了道德形象，想在厅里办几件事出来。这样想着我心中有一股暖流出其不意地冲上来，我咬紧了牙闭了双眼把头偏向一边，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感到了一种崇高，一种神圣，这种曾经熟悉但已经很陌生的感情笼罩了我。一时间我下了决心要在自己心中重建崇高，重建神圣。今天我有机会了，终于有机会了，我能不好好地认真地做几件事吗？我既然下了决心不发不义之财，就有了凛然正气，就不怕说几句硬话，做几件硬事。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还能不相信自己吗？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叫组织上和群众相信我？厅政公开就是我想办的一件事，这个口号已经提了好几年，可没有人认过真，藏着掖着的事还不少。就说各处室的小金库吧，钱怎么来的？数额多少？怎么分配？连我都没有个底，几十个处室，要我一个个去过问，那不可能。要处长们自觉地自我约束，那也不可能。如果把底都翻过来，恐怕也够吓人的。我即使管住了一个两个重点处室，处长也会对我有意见，还会很委屈地说出别的处室怎样怎样，反过来将我的军，要求我一视同仁。我的想法，就是让群众参加监督管理，担子也不要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根本管不了这么多。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冯其乐说：“可能会有点难度，火一烧起来就会蔓延开的。”丘立原说：“现在农村都搞村政公开了，我们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还不能厅政公开？老池这件事抓到点子上了。”冯其乐再没说什么。厅里作了决定，要把厅政公开作为下个月职工代表大会的主题，发动大家订出一些细则。我想着以后自己开着汽车到处飙就没有那么自由了，也要受群众的监督。为了做成一件事，我作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我把这个想法跟工会主席陆剑飞说了，他说：“池厅长有这个想法，我们工会当然是支持的。说起来有些人也太不像话了，叫化子烤火只往自己胯里扒，他的手长，只有他扒得到。”他打了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我有点反感，跟我说话就不能文雅一些？我毕竟不是当年的池大为了。他说：“池厅长您去调查一下，我们厅里买的办公用品，批发的比外面零售的还贵，哪里有这样的事？基建处进的建筑材料是什么价格？医政处分钱是怎么分的，丁处长给自己发超工作量奖，一发就成千上万，别人心里有意见，他还装作不知道呢。”去年医药管理局成立，药政处撤销，马厅长把丁小槐安排到医政处当处长。我说：“所以这都是问题。我想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搞一个条例出来，先叫各工会小组讨论，厅里不设条条框框，把正确意见形成条例，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通过了就按章办事，我也省点心。”陆剑飞说：“做这件事厅里有决心没有？我就怕工会真的一动起来，爬到半路厅里又把楼梯抽走，我们就下不来了。”我把手一挥说：“厅领导都统一了思想，谁敢抽楼梯？谁抽楼梯谁就是不敢见阳光，害怕公开性，想堵着别人的嘴，我们大家盯紧他。”他还是犹犹豫豫，说：“会有阻力的。”我豪爽地说：“办一件事哪有没阻力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才是高境界！怕阻力你就不下河了？”他问：“那职代会只有一个多月了，厅里怎么安排？”我说：“我先作一个报告，让大家知道厅里的决心，吃颗定心丸，畅所欲言。然后各工会小组讨论，把意见收上来，工会归纳一下，形成条例。”他说：“这样好，这样好，池厅长您这么快就形成自己的工作风格了，肯定大家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他走了，一分钟以后又转回来说：“工会小组讨论，其实还是分处室讨论，大家很难畅快地说自己想说的话。”我说：“在办公大楼还有传达室和家属区设几个意见箱，发动大家把意见投进去，补充讨论的不足。这一点我作报告的时候也会讲。”
我作了报告后，台下一片议论。“我们这个班子与改革共存亡！”这是报告中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大家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句话。看大家兴奋的神态，我感到这件事还是有群众基础的，心里原来的一点不踏实也踏实了。我在这个位子上，又岂能做个守成之人？多年怀着抱负想做成一点事，现在是时候了。这件事做好了，让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没了根底，说不定经验还会向全省推广呢。
下了班我在门口碰见了小龚，他好像是偶然碰见了我，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他说：“池厅长您今天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大家都很兴奋，把话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我笑了说：“有那么严重？原子弹！”他说：“能在您这样富于改革精神的领导手下工作，我都觉得很幸运。”我说：“其实我是想省点事，我管不了那么多处室，厅里几个人也管不了那么宽。”又说：“我向陆主席推荐推荐，就让你们几个年轻人来整理大家的意见。”他说：“那我还是有点……怕。本来是大家的意见，有人说是我弄出来的，那我就吃不消呢。”我说：“厅里支持你，你怕谁？谁害怕群众的监督，那他是心中有鬼，那我倒要查查他的底细了。”他说：“厅里真有这样的决心？”我说：“你说呢？”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我说：“这是第一步。成功了还要走第二步，还政于民。这也不是我的创造，宪法上第一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让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说了就得管用，这样以权谋私就没有基础了。我们当领导的没有私心，不要特殊利益，压着大家不让说话干什么？都快二十一世纪了，还用孔夫子上智下愚那一套吗？在那个套子里再怎么滚也滚不出真正的名堂来，更不用说彻底反腐败了。”他望着我，不认识似的。我说：“你以为我说着玩的？改革改革，不从这里下手，那个改革也走不了多远。”
第二天丘冯两位来到我办公室，冯其乐说：“池厅长你昨天的报告反应还是很强烈的。”我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天天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说了几十年总不能停在口头上，怎么相信怎么依靠，不能放空炮，总要找到一种途径，至少也要有一个对话的渠道。领导是服务，来点真的，服务还怕监督？干部是公仆，也来点真的，公仆还压着主人？干部是公仆，他们的权力是群众给他们来服务的。这个道理不能停在嘴上，写在书上，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到实处，靠我们这些人自觉那是不够的，要靠制度保证，把监督权真正交给群众，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我们可不能搞叶公好龙那一套啊！”冯其乐不说话，看着丘立原。丘立原说：“我还是支持这种改革的。我也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害怕监督，我下楼再上楼就上班了，一个月也用不了几次车，我不怕群众监督。”我说：“事情是我们集体决定的，我们这个班子就与改革共存亡，你们可不能临阵倒戈！”丘立原说：“我的态度一如既往，是支持池厅长的改革的。”冯其乐说：“我还是有点担心，怕乱了章法，削弱了厅里的领导。”我说：“我们就相信群众试一试，他们不懂道理？会乱来？厅里掌着舵，章法也乱不到哪里去。”冯其乐说：“池厅长你真有信心？”我望了丘立原说：“你呢？”他说：“我有信心，我有。”
老冯说怕乱了章法，我想这个章法是什么？无非就是官本位罢了。掌了权就有了特殊权威的要求，自尊心极度敏感，除了上级，其他人谁碰一下也是不可以的，谁碰了舒少华郭振华就是榜样。同时也有了特殊利益的要求，手中抓着资源，谁不想多分一点给自己？人嘛。有特殊权威特殊利益就有了特殊标准，自己就是标准，就是价值尺度。为了维护这个标准，就千方百计把别人的嘴封起来。思想解放到了今天，真解放假解放就看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个改了一切都改了，这个不改，一切改的意义都有限。哪怕我自己是个官，我也想碰一碰这个东西。改革不改自己，就是一句空话。靠什么领导？不靠行政权威，靠人格魅力。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词，非行政性权威。想到这里我很兴奋，将来总结经验，这就是一个核心概念。凭职位压着别人服气，那不叫本领，甚至也不叫领导。这时我头脑中冒出一连串的词，我连忙用笔记下来，怕忘记了，将来都可以写到经验总结中去。
过了几天各工会小组讨论了，我把讨论记录要来看了看，也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建议。我还有点失望，觉得大家还是没有敞开说话。过了几天陆剑飞提了塑料袋来找我，说：“书面意见都在这里了，大概有一百多份。”我说：“沉默的人还是大多数。有署了名的没有？”他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抓起一把看了看，大多数都是打印的，竟没有一个是署了名的。我说：“大家还是有顾虑。原来的领导方式几十年一贯制，现在让他们作主人，一时还不习惯啊。就像哪部剧里的贾桂，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他说：“意见是不是交给厅里？”我说：“以工会的名义收集的意见，工会处理！厅里就不插手了。你去组织人整理出来，分成几大类，作为我们订条例的基础。”我交待他让小龚参加整理，他说：“他对这件事倒还有积极性。”
在整理的那几天不断有尖锐的意见传到我这里来，陆主席有点担心。我说：“这才是群众真实的想法，平时也没有一个表达和对话的渠道，被压住了，我们可不能搞叶公好龙那一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办实事，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大道理不能停在嘴巴上。不让别人说话，道理很多，这个道理那个道理都不是真的，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能触动那是真的。高明的领导不靠压服，别人提几条意见就让他七八年评不了职称，那叫什么本领？靠什么领导？靠人格魅力，靠非行政性权威。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不能太相信自己，自己是人，是人就有弱点有偏见有特殊利益的冲动。他应该有勇气去培养监督者，培养反对派，那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什么是英雄？当代英雄不是项羽关羽。为了把大家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东西都丢开，那才是英雄呢。”陆剑飞说：“池厅长一番话真使我茅塞顿开，读了博士的人到底不同，有现代意识，高明的领导就高明在这些地方。池厅长您是下了决心了，那我就放心了。”
八十五
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接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问：“是谁？”她说：“你猜。”我就知道是孟晓敏了。她叫我猜，我如今还跟她玩这个游戏？就说：“这位同志你有什么事就快说，我马上要开会去了。”她在那头撒娇说：“当了厅长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我忍不住笑了说：“把你的声音剁碎再烧成灰我都听得出。”她说：“池厅长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跟她三年没联系，都把这件事放下了，她突然又打了电话来，必是有什么事。我现在正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去见她合适吗？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她说：“一定要有事才能见你？”我说：“我很忙，真的很忙。”她说：“我就是有事要找你，你今天忙，那我明天再打电话来。”我说：“你有什么事现在在电话里说可以吗？”她不高兴了说：“我这个事电话里没法说。”我只好说：“那么好吧，过半个小时，九点半，我来接你。”她说：“晚上不行吗，晚上气氛好些。”我想董柳晚上把我管得紧，到哪里去一定要问个一清二楚，不想节外生枝，就说：“晚上有了安排。”她提出要到裕丰茶楼去，我想绝对不能碰见熟人，现在可不是以前了。我说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叫她到那里去等。放下电话，我觉得自己有一间办公室非常重要，自己有个独立的空间，说话自由，有个秘书在一边就扫兴了。
我开车去中兴路口，总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人跟着我，现在连私人侦探都有了，万一有人出于政治目的来了这一手呢？我开车拐了几个弯才向那里去了。孟晓敏穿着黑色的套装站在那里等，看上去还是那么苗条，生机勃勃。她在东张西望，我把车开到她跟前停了，她还没意识到是我。我把车窗摇下来，正想喊她，却看见黑色的裙下一双洁白的腿，细而匀称，离我不到一米，那种质感令人想到没有杂质的玉。我欣赏了有几十秒钟，轻轻叫了声：“孟晓敏。”她这才发现了我，惊喜地说：“你自己开车来的？我还四处张望看你到底从哪个方向冒出来呢！”她上了车，我往城外开去。快出城了她说：“你把我带到哪里去？”我说：“把你带到谁也去不了的地方去。”她一根手指头顶了我的额头说：“真的？就我们两个人？”再往前开，她说：“知道你带我去城南公园。”我怎么敢去那里，万一碰见熟人，怎么讲得清？经过城南公园，她叫道：“到了到了。”我不理她，一直开到城郊，找一间卡拉OK厅要了二楼的一个包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