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问题。一位杰出的器官移植外科医生有5个病人，每人需要的器官都不一样，而且如果不移植就会死亡。不幸的是，医生并没有找到可供移植的器官来为这5个病人当中的任何一位做手术。一个健康的年轻旅客，偶然路过这个医生所在的城市并顺便来这里进行例行检查。在检查时，医生发现他的器官可以满足这5位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的所有移植要求……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太容易回答了。没有人希望生活在一个医生可以经常从偶遇的旅客身上摘取健康器官的世界里，这原因很容易解释。首先，这会刺激你更不愿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为什么要在一个健康的心脏很容易被当成公共资源摘走的世界里关注自己的胆固醇摄入量呢？其次，这会让旅行变得越来越罕见。我宁愿错过美国经济协会的下一次年会也不愿意冒着变成一个（用哲学术语来说）“充满了再创造人体兴趣”的医生的“猎物”的风险。

因此，为了让问题更有趣，我们要改写它，使得它不再对健康者不公平，并且要让它清楚地表明这只是对未来的旅客没有任何影响的一次性事件。我的同事罗曼·潘克斯（Roman Pancs）提出了如下建议：

医生问题修改版。一个疯狂的哲学家非法拘禁了6名旅客，而且从前5名旅客身上分别割掉并且丢弃了一个不同的器官。他即将从第六个旅客身上割掉器官，却被突然的闪电吓坏了。这个疯狂的哲学家跑掉了。外科医生来到了现场。

在缺乏健康器官移植的情况下，前五个旅客都会在一个小时内死亡。健康器官的唯一来源是第六个旅客。

医生应该杀掉这个人来拯救那5个人吗？“失忆症原则”貌似支持这种论点，但你的大脑额叶前部皮层很可能不同意。这个问题几乎让所有人看到了道义论哲学家的本质。他们认为未经允许而杀人就是错误的，无论后果如何。

另一方面，确切地说，摘取第六个旅客健康器官与切换轨道开关，这两种相关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我确实没有为此找到合适的答案。或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道德本能恰恰是错误的，或许医生应该杀掉第六位旅客。

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如我相信我的眼睛一样，我也相信我的道德本能。但有时候我的眼睛欺骗了我，甚至有些光学错觉可能欺骗几乎所有人的眼睛。我在此的建议是，汤普森教授提出的医生问题可能是一个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会误入歧途的“道德幻觉”。而道义论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道德幻觉。

在这个方面，经济学家可能会比许多哲学家显得更有预见性一些（或者更会思考）。最近，我偶然在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写的一份报告中看到了这个案例：

头痛问题。10亿人正在遭受相当轻微的头痛困扰，这将持续一个小时，除非我们杀掉一个无辜的人，只有这样，才可让他们立刻停止头痛。杀掉那个无辜的人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也算得上一个两难的问题。回答“是”，任何经济学家都会认为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哲学家利用同样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却花费了整整40页纸来讨论并最后宣布答案是“反直觉的”。

以下便是经济学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首先，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支付一美元来逃脱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我们知道这一点，例如，通过对人们购买汽车安全防护用品的意愿的调查便可得知）。然后，绝大多数人，至少在我假设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发达国家的人，将乐于支付一美元来治疗头痛（我并不确切了解这一点，但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最后，这告诉我，大多数人认为头痛比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更可怕。所以，如果我可以给你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来取代你的头痛，我是在帮你。而我所能做的事情正是杀掉一个随机选择的头痛患者。

觉得这个结论奇怪、反直觉（尽管很令人信服）的哲学家必然在现实世界中缺乏生活经验，现实中我们一直赞成杀掉随机的人。我们开车、修建游泳池、使用液体清洁剂、喝龙舌兰酒，而且我们明明知道会有一些人因此而死。修路工人为别人能开车到歌剧院而死，那么，为什么人不可能为了治愈其他人的头痛而死呢？

行为的道德成本（1）

行为的道德成本：关掉音响和付给邻居1万美元，盖茨会选择前者还是后者？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太上感应篇》

电车轨道，疯狂的哲学家，通过随机杀死一个人来治愈大规模的头痛，我相信我们已经通过思考这些极端的两难困境而受益匪浅。但我们迟早要把这些学习到的知识转化为指导日常行为的参考指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有道德准则都可以被归结为单一主题下的各种不同的表述，但归结为一点就是：不要对其他人太恶劣。但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会接受道德准则的要求，从而对其他人像对自己一样。如果你过着拥有两个肾脏的正常生活，你就选择了无视那些整日遭受透析之苦而本可利用你捐出来的肾脏的成千上万的病人们的苦难。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会因为这些想法而略感不安，但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感到相当不安而真采取行动捐献肾脏。总的来说，当我们关心自己、朋友和家人时，我们认为陌生人受苦也是可以接受的。

另一方面，至少在通常情况下，几乎没有人会觉得窃取陌生人的东西是可以接受的。当你仔细思考这种情况时，你会感到有点奇怪。任凭一个人死于肾脏疾病是可以接受的，而从他的柜子里窃取一毛钱则是很不妥当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道义论哲学的答案就是：盗窃是错误的。我非常赞同这个答案，但我仍然对它有一些异议。是什么使盗窃成为错误的行为呢？是因为我们都有权控制自己的私有财产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我打开窗口边的台灯用光子“射击”你的所有物（更不用说你的身体了）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呢？

一个更微妙且更符合因果关系的答案是：盗窃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充满破坏性的。一次成功的盗窃行为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本来可以耗费在更具生产力的活动上。如果我花一个小时偷走了你的自行车，那么我们两人仍然只拥有一辆自行车；如果我花同样的一个小时来制造（或挣钱买）一辆自行车，那么我们两人就会有两辆自行车了。通过将生产性资源从生产性活动上转移出来，盗窃让世界变得比原本更穷。

世间存在着充分的结果论哲学理论，它们被用来支持希望世界变得尽可能富足的想法，而且世间存在着充分的结果论哲学理论来支持反对盗窃的想法。同样，世间存在着充分的结果论哲学理论来支持更普遍地尊重个人财产所有权、公正地和有尊严地对待他人的想法。换言之，世间存在着充分的结果论哲学理论来支持那些表面上似乎符合道义论哲学的立场。

我认为，这可以解释我们心中那些被认为是公正的和良好的行为的许多观念。我们描述这些原则，使它们听起来似乎是符合道义论哲学的，但它们最终还是会被我们按照结果论哲学的思维模式来判断。

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

我偏爱一种结果论哲学的基本原则，我用它来评判哪些是良好的行为。它是一种我认为可以涵盖我们的道德直觉的绝大多数内容的准则。粗略地说，这个准则便是“不要让情况变得比一开始的时候更糟”。一个自然的推论便是“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非生产性的方式上”。

“生产力”一词在这里可以很宽泛地理解。如果你在生产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对任何人包括你在内），那么你就是有生产力的。把一下午虚度在填字游戏中也是有生产力的，只要你喜欢玩填字游戏。当你的行为效益（对任何人包括你在内）超过了成本（对任何人包括你在内），你就是有生产力的。

行为的道德成本（2）

我把我的基本原则命名为“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就像那些传统的黄金准则一样，它告诫你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邻居。成本就是成本，效益就是效益，不管这是你所感受到的、你邻居所感受到的，还是一个远在非洲的陌生人所感受到的。

经济学家使用美元来衡量成本和效益，我希望能明确说明一下其原因。就开车去杂货店而言，其效益是你愿意为开车这种特权而付出的最高金额，其成本则是我们其他人愿意为避免你的碳排放量而付出的最高金额。

为什么成本和效益要用美元来衡量，而不是使用其他方式呢？先听我解释一下，之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你按照“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来生活，你就不太可能大半夜在隔音效果不好的公寓里大声放音乐。这是因为听音乐的价值（对你来说）几乎不会超越享受一整晚良好睡眠的价值（对你的邻居来说）。或者，如果你有10个邻居的话，就应该衡量10个人整晚拥有良好睡眠的价值。如果每个邻居损失了价值50美元的宁静，那么你的音乐成本至少价值500美元，这就意味着你愿意支付500美元来换取听音乐的特权。

即使你真的爱好听音乐，即使你的这种爱好真的价值500美元，你仍然不能证明大半夜打开音响大声放音乐是合理的，除非这样做的价值比使用耳机听还贵500美元，或者比等天亮了邻居都去工作了再听要贵500美元。

你可能反对我这样说，因为违背邻居的意愿而把他们吵醒总是很不妥当的。但这样说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领会到这个范例的精髓所在。“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允许你吵醒你的邻居们，仅限于当他们听到你的音乐，而且是现在听到，不通过耳机听到，并且这是一件对你极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是我们一直准许的例外。通常，在车流中穿来穿去会显得你性情古怪。但是如果你正忙着把你的孩子送到急救室，或迫不及待地赶往关键性的商务会议地点，通情达理的人就不会这么认为了。“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放自己一马，而什么时候不可以。

我的学生有时候反对“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认为它是一个糟糕的标准，因为它允许富人借此来欺压穷人。比尔·盖茨的投资收益平均每天超过了100万美元。如果他想把音响声音调大，他就可能很愿意为这种特权支付10 000美元，而且一分不少地支付。如果他的10个邻居都非常穷困，他们每家可能只能够出10美元来阻止他，即便这嘈杂的音乐让他们特别不满。难道我们确实认为盖茨让邻居们一整夜睡不着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吗？什么样的疯狂的、视野狭隘的经济学家会在看到这些原始数据后还断定盖茨比他的邻居们更关心这种争议呢？

这个问题涉及我们用美元来衡量成本和收益的核心理由。它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答案，但它跟经济学中的很多东西一样被广为误解。让我贡献一点点力量来消除这些误解吧。

那么，答案便是：没有人会甚至疯狂的、视野狭隘的经济学家也不会认为美元的价值象征了其所代表的“关怀程度”。经济学家想的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经济学家是这样考虑的：对盖茨来说，关掉音响就代表了付出10 000美元的代价。如果我们准备要求他作出这样的牺牲，难道让他捐出10 000美元不是更有意义吗？很显然，邻居喜欢太平、宁静的夜晚，但他们更喜欢这一大笔钱。

行为的道德成本（3）

盖茨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他希望的任何时间把这笔钱交给他的邻居们。不管怎样，他也可以选择不那么做，而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强迫他那么做。如果他不愿意放弃10 000美元，也不愿意捐给其他人，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价值10 000美元的音乐体验来换取其他人价值100美元的睡眠呢？

“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在盖茨是否应该给大家钱、这样做是否出于自愿（比如通过税收系统表现出来）的问题上并无立场可言。它只表达了如下观点：如果盖茨确实作出价值10 000美元的牺牲的话，那么他不应该采用关掉音响的方式，而应该采用捐给邻居10 000美元的方式。

盖茨这样的大款应该为你我这样的中产阶层作出牺牲吗？有人认为不应该，有人认为应该。如果你认为不应该，那么你就别找盖茨寻求任何好处；如果你认为应该，那么你就找盖茨要钱去。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在盖茨已经愿意付钱的情况下还去找他索要一整晚的宁静生活，这才是不可理喻的行为，而且这会让你什么都得不到。“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就是用美元来衡量价值以便排除那种不可理喻的行为。①

慈善活动也是一种道义责任

慈善活动本身既不具有生产性，也不具有破坏性，它只是将钱从一个人的口袋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口袋。因此，“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在慈善捐助多少钱合适的问题上并无立场可言。它允许我们每个人按自己的情况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果乐善好施是一种道义责任，那么“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就确实是一种不充分的道德哲学理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为“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作出补充规定，从而让它显得更充分，总之不应该把它抛在脑后。

换句话说，如果你愿意坚持盖茨必须放弃听他的音乐，你就应该改变你的关注点去要求他应该放弃钱来代替放弃听音乐。你真正抱怨的不是“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而是“盖茨太有钱”这个事实。

因此，我认为盖茨把音响音量调到最大在道德上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我仍然认为法律不应该允许这样做，因为我们只听到了盖茨的一面之词，他说音乐对他来说价值10 000美元，但他很可能在撒谎。有关禁止把邻居吵醒的法律是不完善的，但它也很可能是一项利大于弊的法律。

我确信“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是一项有关个人道德的良好参考指南。你或许想添加上有关慈善活动的规定来补充它。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觉得慈善责任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而我不知道该认可哪一个答案。因此，我们会忽略掉慈善方面的问题，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相当不错地涵盖了那些大多数人所说的社会责任的含义。如果你想降低自己的碳排放量但仍然坚持开汽车的话，你就可以使用“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在效益较高（比如说送你的孩子上学）时开车，在效益较低时克制开车的欲望。

我将专注于讨论道德两难困境一览表，附带“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提供的答案及得到这些答案的理由。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会告诉你按照正在采取的正确措施继续干下去。你不需要“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来告诉你别盗窃。但偶尔，就像你看到的那样，“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也会告诉你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许这是因为“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是错误的道德哲学理论，也许这是因为你有时在作出自己的道德判断时不够谨慎，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可能应该重新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