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利科夫连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上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说得明明白白、确确切切，禁止就是了。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有些成分可疑，还有某种言犹未尽、模糊不清的地方。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头晃脑，小声说：“‘这个嘛，当然也可以，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乱子！’”

“任何违犯、偏离、背弃所谓规章的行为，虽说跟他毫不相干，也总让他忧心忡忡。比如说有个同事做祷告时迟到了，或者听说中学生调皮捣乱，或者有人看到女学监很晚还和军官在一起，他就会非常激动，总是说：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乱子。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疑虑重重、疑神疑鬼的举动和一套纯粹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他说什么某某男子中学、女子中学的年轻人行为不轨，教室里乱哄哄的――唉，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哎呀，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又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出校，那么情况就会大有改观。结果呢？他不住地唉声叹气，牢骚满腹，苍白的小脸儿上架一副墨镜――您知道，那张小尖脸儿跟黄鼠狼的一样――在他如此这般逼迫下，我们只好让步，把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压下去，关他们的禁闭，最后把他俩开除了事。他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喜欢到同事家串门。他到一个教员家里，坐下后一言不发，像是在监视什么。就这样不声不响坐上个把钟头就走了。他管这叫作‘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显然，他上同事家闷坐并不轻松，可他照样挨家挨户串门，只因为他认为这是尽同事应尽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员怕他。连校长也怕他三分。不是吗，我们这些教员都是些有头脑、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81]的良好教育，可是我们的学校却让这个穿套鞋、雨伞不离身的小人压着，苦了整整十五年！何止一所中学？全城都捏在他的掌心里！由于怕他知道，我们的太太小姐们星期六不敢安排家庭演出；神职人员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吃荤和打牌。在别利科夫之流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读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想说话时，总要清一清嗓子，但他先抽起烟斗来，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说：

“是的，我们都是有头脑的正派人，我们读谢德林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以及巴克莱[82]等人的著作，可是我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一忍再忍……问题就出在这儿。”

“别利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房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一层楼，门对门，我们经常见面，所以他的家庭生活我了解。他在家里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无数清规戒律，还有那句口头禅：‘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斋期吃素不利健康，可是又不能吃荤，因为怕人说他别利科夫不守斋戒。于是他就吃牛油煎鲈鱼――”

这自然不是素食，可也不算是荤的。他不用女仆，害怕被人说三道四。他雇了个厨子阿法纳西，此人六十岁上下，成天醉醺醺的，还有点儿痴呆。他当过勤务兵，好歹能做几个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房门口，交叉抱着胳膊，老是一声长叹息，嘟哝同一句话：

“‘如今他们这种人多着呢！’”

“别利科夫的卧室小得像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睡觉的时候，他被子蒙头。房间里异常闷热，风敲打着紧闭着的门，炉子里好像有人呜呜哭泣，厨房里传来声声叹息，不祥的叹息……”

“他躺在被子里恐怖至极。他生怕会出什么乱子，生怕阿法纳西会宰了他，生怕窃贼溜进家来，这之后就通宵噩梦连连。到早晨我们一起去学校时，他无精打采，脸色苍白。看得出来，他怕进这所学生众多的学校，感到非常厌恶，而这个生性孤僻的人觉得与我同行也很不自在。”

“‘我们班上总是闹哄哄的，’他说，似乎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心情沉重，‘太不像话！’”

“可是这个希腊语教员，这个套中人，您能想象吗，差一点儿还成家了呢！”

伊凡?伊凡内奇猛地回头瞧瞧板棚，说：

“您开玩笑！”

没错，他差点儿成家了，尽管这多稀奇古怪。我们学校新调来了一位史地课教员，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柯瓦连科，是乌克兰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姐姐瓦莲卡。他年轻，高挑身材，肤色黝黑，一双大手，看模样就知道他说话声音低沉。果真没错，他的声音像从木桶里发出来的：嘭，嘭，嘭……他姐姐年纪已经不轻，三十岁上下，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红红的脸蛋――一句话，不是姑娘，而是果冻，她不拘小节，爱说爱笑，不停地哼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高声大笑，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们初次正经结识柯瓦连科姐弟，我记得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一群神态严肃、拘谨、把参加校长命名日宴会也当作例行公事的教员中间，我们忽然看到，一位新的阿佛洛狄忒[83]从泡沫中诞生了：她双手叉腰走来走去，又笑又唱，翩翩起舞……她动情地唱起一首《风飘飘》，随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接着再唱一曲，我们大家都让她迷住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别利科夫。他在她身旁坐下，甜蜜地微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柔和，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

“这番奉承使她感到得意，于是她用令人信服的语气动情地告诉他，说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处田庄，现在妈妈还住在那里。那里有的是上好的梨，上好的甜瓜，上好的‘卡巴克’[84]！小俄罗斯人把南瓜叫‘卡巴克’，把酒馆叫‘什诺克’。他们用红红的、紫紫的作料做出来的浓汤‘可美味啦，可美味啦，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大家不约而同冒出一个念头：

“‘把他俩撮合成一对，那才叫妙！’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说。”

“不知怎么的这话提醒了大家，原来我们的别利科夫还是个单身汉。这时候我们都感到好生奇怪，我们对他的终身大事怎么竟一直没有注意？居然被完全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持什么态度？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呢？以前我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也许我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个不论晴天雨天都穿着套鞋、挂着帐子的人还能爱上什么人？”

“‘他早已年过四十，她也三十多了……’校长太太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是乐意嫁给他的。’”

“在我们省，人们出于无聊，什么事干不出来？不必要的蠢事层出不穷！可必要的事没人愿干。不是吗，既然绝不会想到别利科夫会结婚，我们又为什么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张罗着这桩婚事呢？校长太太、督学太太，以及全体教员太太个个都跃跃欲试，甚至连她们的模样都变漂亮了，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目标。校长太太订了一个剧院包厢，一看――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拿着一把小扇子，眉开眼笑，喜气洋洋。身旁坐着别利科夫，瘦小，佝偻着身子，倒像是让人用钳子把他从家里钳到这里来的。我在家里请朋友聚会，太太们硬是要我非把别利科夫和瓦莲卡请来不可。总而言之，机器开动起来了。看来瓦莲卡本人并不反对嫁人。她跟弟弟生活在一起不大愉快，大家都知道，姐弟俩凑在一起成天吵吵闹闹，骂骂咧咧。我给诸位说说这么一出好戏：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一个壮实的大高个子，穿着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制帽里耷拉到额头上。他一手抱着一包书，一手拿一根多节的粗手杖。她姐姐跟在后面，也拿着书。”

“‘我说，米哈伊里克[85]，这本书你就没有读过！’她大声嚷道，‘我对你说，我可以起誓，你压根儿没有读过这本书！’”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柯瓦连科也大声嚷道，还用手杖敲得人行道咚咚响。”

“‘哎呀，我的天哪，明契克[86]！你干吗生气，要知道你我是在谈原则性的问题。’”

“‘可我要告诉你：这书我读过！’他嚷得更响了。”

“在家里，即使有外人在场，他们也照吵不误。这种生活多半让她厌倦了，她一心想有个自己的窝，再说年龄不饶人哪。现在已经不是挑精拣肥的时候，嫁谁都可以，哪怕希腊语教员也凑合。这么说吧，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小姐只要能嫁出去就行，嫁谁无所谓。不管怎么说，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利科夫表露出明显的好感。”

那么，别利科夫呢，他也像我们一样，常去柯瓦连科家。到了那里，他便坐下来，一声不吭。他闷声不响地坐着，瓦莲卡就为他唱《风飘飘》，或者用那双乌黑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他，或者突然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

“‘哈哈哈！’”

“在恋爱问题上，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劝导的作用大着哩。于是全体同事和太太们都劝别利科夫，说他应当结婚了，说他的生活中没有别的欠缺，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向他道喜，一本正经地重复着那些俗套，比如说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再说瓦莲卡相貌不错，招人喜欢，是五品文官的女儿，又有田庄，最主要的，她是头一个待他这么热情而又真心实意的女人。结果说得他晕头转向，他认定自己当真该结婚了。”

“这下该有人让他收起套鞋和雨伞了。”伊凡?伊凡内奇说。

“想不到吧，怎么可能呢？虽然他把瓦莲卡的相片放在自己桌子上，还老来找我谈论瓦莲卡，谈论家庭生活，谈婚姻是人生大事；虽然他也常去柯瓦连科家，但他的生活方式丝毫没有变化。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使他像得了一场大病：他消瘦了，脸色苍白，人似乎更深地藏进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萨维什娜[87]我喜欢，’他说道，勉强地淡淡一笑，‘我也知道，每个人都该结婚，但是……这一切，知道吗，事出突然……需要好好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对他说，‘您结婚就是了。’”

“‘不，结婚是一件大事，首先应当掂量一下将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闹出什么乱子。这件事弄得我心烦意乱，现在天天夜里都睡不着觉。老实说吧，他们姐弟俩的思想方法有点儿古怪，让我心里有点儿怕。他们的言谈，您知道吗，也有点儿古怪。她的性格太活泼。真要结了婚，恐怕日后会闹出乱子来。’”

“就这样他一直没有求婚，老是拖着，这使校长太太和我们那里所有太太们大为恼火。他反反复复掂量着面临的义务和责任，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跟瓦莲卡一道散步，也许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这样做。他还常来我家谈论家庭生活，若不是后来出了一件荒唐事[88]，很可能他最终会去求婚，那样的话，就会促成了一门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了。在我们这里，出于无聊，出于无所事事，这样的婚姻可以说成千上万。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利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容忍不了他。”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容得下这个爱告密的家伙，这么一个卑鄙的小人。哎呀，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你们这里的空气污浊，能把人活活憋死。难道你们是教育家、为人师表吗？不，你们是一群官吏，你们这里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城市警察局，有一股酸臭味，跟警察岗亭里一个样。不，诸位同事，我再跟你们待上一阵，不久就回到自己的庄园去。我宁愿在那里捉捉虾，教乌克兰的孩子读书认字。我一定要走，你们跟这个犹大就留在这里，叫他见鬼去。[89]！’”

有时他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笑声时而低沉，时而尖细。他双手一摊，问我：

“‘他干吗来我家坐着？他要干吗？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的！’”

他甚至给别利科夫起了个绰号叫‘毒蜘蛛’。自然，我们当着他的面儿从来不提他的姐姐要嫁给‘毒蜘蛛’的事。有一天，校长太太暗示他，说如果把他的姐姐嫁给像别利科夫这样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倒是不错的。他皱起眉头，埋怨道：

“‘这不关我的事。她哪怕嫁一条毒蛇也由她去，我可不爱管别人的闲事。’”

“现在您听我说下去。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幅漫画：别利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打着雨伞在走路，身边的瓦莲卡挽着他的胳臂，下面的题词是――‘堕入情网的安特罗波斯’。那副神态，您知道吗，惟妙惟肖。这位画家想必画了不止一夜，因为全体男中女中的教员、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员和全体文官居然人手一张。别利科夫也收到一份。漫画使他的心情极其沉重。”

“我们一道走出家门――这一天刚好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我们全体师生约好在校门口集合，然后一道步行去城外树林里郊游。我们一道走出家门，他的脸色铁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底下竟有这样恶劣、这样恶毒的人！’他说时嘴唇在发抖。”

“我甚至可怜起他来了。我们走着，突然，您能想象吗，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赶上来了，后面跟着瓦莲卡，也骑着自行车。她满脸通红，很累的样子，但兴高采烈，快活得很。”

“‘我们先走啦！’她大声嚷道，‘天气多好啊，多好啊，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走远了，不见了。我们的别利科夫脸色由青变白，像是吓傻了。他停下脚步，望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还是我的眼睛看错了？中学教员和女人都能骑自行车，这成何体统？’”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愿意骑就由他们骑好了。’”

“‘怎么行呢？’他喊起来，对我满不在乎的样子，他感到吃惊，‘您这是什么话？！’”

“他像受到致命的一击，不愿再往前走，转身独自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