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得由地方长官说了算。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点儿也听不懂他的意思，只好到此为止，回家去了。

十多天后，区警察局局长又来了，坐了个把钟头，后来又坐车走了。那些天，刮着风，天气寒冷，河面早已结冰，雪倒没有下，可是道路难走，日子艰难。有一天，一个节日的傍晚，邻居们到奥西普家闲坐聊天。他们在黑屋子里说着话，因为节日里不可干活，所以没有点灯。新闻倒有几件，不过都叫人堵心。比如有两三户人家的母鸡被抓去抵债，送到乡公所，在那里死掉了，因为谁也不去喂它们。又比如，有几家的绵羊给拉走了，他们把羊捆起来，装在大车上运走，每到一个村子就换一辆大车，结果一头羊给闷死了。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谁的过错？该怪谁？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怨它怨哪个！”

“没说的，该怨地方自治局。”

他们把欠款、受欺压、粮食歉收等所有的事都怪罪于地方自治局，虽说他们中谁也不知道地方自治局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当初一些富裕的农民自己开了工厂、小铺和客栈，当上了地方自治会议员，却始终心怀不满，后来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铺子里大骂起了地方自治局。

他们又谈到了老天爷不下雪：本该去运木柴了，可是眼下路面坑坑洼洼，车不能行，人不能走。过去，十五年、二十年以前，茹科沃村里的人谈话要有趣得多。那时候，每个老头子脸上都是这样一副神气，仿佛他心里藏着什么秘密，知道什么，盼着什么；他们谈论盖着金印的公文、土地的划分、新分的土地和埋藏的财宝；他们的话里都暗示着什么。现在的茹科沃人谁都没有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像摆在掌心里一样，人人都看得见，他们能谈的不外乎贫穷和饲料，再就是老天爷怎么不下雪……

他们沉默片刻。后来又想起了母鸡和绵羊的事，又开始议论是哪个的过错。

“地方自治局！”奥西普沮丧地说，“不怨它怨哪个！”

八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外的科索戈罗沃村。庄稼汉只在需要时，如给婴儿洗礼、举行婚礼、葬仪时才去那里。平时做祈祷到河对岸的教堂就行了。到了节日，遇上好天气，姑娘们梳妆打扮，成群结队去做弥撒。她们穿得花花绿绿，穿过草场，叫人看了心里美滋滋的。不过遇上坏天气，她们只好待在家里。斋戒的日子里，他们去教区的教堂作忏悔、领圣餐。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向大斋日吃荤的教徒每人收取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几乎从来想不到上帝。他承认有神奇的事，但他认为这种事只跟女人有关。有人在他面前谈起宗教或者奇迹这类事，向他提什么问题，他总是搔搔头皮，不乐意地回答：

“谁知道！”

老奶奶信上帝，不过有点儿糊涂。她的脑子里所有的事都混在一起，她刚想起罪孽、死亡、灵魂得救，忽地贫穷啦，种种操心事啦，又都搅了进来，她立即便把刚才的事忘了个精光。祷告词她记不住，通常在晚上睡觉前，她站在圣像面前小声念道：

“喀山圣母娘娘，斯摩棱斯克圣母娘娘，三臂圣母娘娘……”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经常画十字，每年都戒斋，可是什么也不懂。孩子们没有学过祷告，大人们也不对他们讲上帝、传授什么教规，只是禁止他们在斋期吃荤。其余的家庭几乎一样：相信的人少，懂教规的人更少。与此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怀着一片温情、虔诚，可是他们没有经书，没人念《圣经》、能解释《圣经》。奥莉加有时念《福音书》，为此大家都敬重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敬地称呼“您”。

奥莉加经常去邻村和县城参加教堂祭礼日和感恩祈祷，在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七座教堂。她去朝圣的路上总是神情恍惚，完全忘了家人，直到回村来，才突然惊喜地想起自己是个有丈夫、有女儿的人，于是喜气洋洋地笑着说：

“上帝赐福给我了！”

村子里发生的事使她厌恶、痛苦。农民们在伊利亚节[76]喝酒，在圣母升天节喝酒，在圣十字架节又喝酒。圣母庇护节[77]是教区的节日，茹科沃村的农民为此一连喝三天酒。他们不但喝光了五十卢布的公款，过后还挨家挨户收取酒钱。头一天，奇基利杰耶夫家就宰了一头公羊，早中晚一连吃了三顿羊肉。他们吃得很多，到了夜里孩子们爬起来再吃一点。这三天里基里亚克喝得醉醺醺的，喝光了所有的家当，把帽子和靴子也换酒喝了。他死命殴打玛丽亚，打得她晕过去，家里人只好往她头上泼水。事后大家都感到羞愧、厌恶。

不过，即使在茹科沃这样的“奴才村”，一年一度也有一次真正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份，在全县，村村迎送着给人送来生命的圣母像。到了这一天，茹科沃村大家都盼着这一好日子。那天正好无风，天色阴沉。一大清早，姑娘们就穿上五颜六色漂亮的衣裙去迎圣像，到了傍晚时人们才抬着圣像，举着十字架和神幡，唱着圣诗，进了村子。这时河对面的教堂里钟声齐鸣，一群群本村人和外村人挤满了大街，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得水泄不通……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向圣像伸出手去，渴望瞧着它，哭诉说：

“保护神啊，圣母娘娘！保护神啊！”

大家好像突然明白了，天地之间并不是空虚一片，有钱有势的人还没有夺走一切，尽管他们遭受着欺凌和奴役，遭受着难以忍受的贫穷，遭受着可怕的伏特加的祸害，却有神灵在保佑着他们。

“保护神啊，圣母娘娘！”玛丽亚号啕大哭，“圣母娘娘啊！”

可是感恩祈祷做完，圣像又抬走了。一切又恢复原样，酒馆里又不时传出醉汉粗鲁的喊声。

只有富裕农民才怕死，他们越有钱，就越不信上帝，不信灵魂得救的话。他们只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才点起蜡烛，做做祷告，以防万一。穷苦的农民不怕死。人们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儿说他们活腻了，早该死了，他们听了也没什么。他们也当着尼古拉的面儿毫无顾忌地对菲奥克拉说，等尼古拉死了，她的丈夫丹尼斯就可以得到照顾――退役回家了。至于玛丽亚，她不但不怕死，甚至还巴不得早点儿死才好。她的几个孩子死了，她反倒高兴呢。

他们不怕死，可是对各种各样的病却非常害怕。本来是一些小毛小病，如肠胃失调啦，着了点儿凉啦，老奶奶立即躺到炉台上，捂得严严实实，不停地大声呻吟：“我要――死――啦！”老头子赶紧去请神甫，老奶奶就领圣餐，接受临终前的涂圣油仪式。他们经常谈到感冒、蛔虫和肿瘤。说蛔虫在肚子里闹腾，结成团能堵到心口。他们最怕感冒，所以哪怕夏天也穿得厚厚的，待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经常坐车跑医院，在那里说她五十八岁，不说七十岁。照她想，要是医生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就不会给她治病，只会说：她该死了，用不着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去医院，再带上两三个小孙女，到了晚上才能回来，又饿又气，给自己带回了药水，给小孙女带回了药膏。有一次她把尼古拉也带去了，后来他一连喝了两周的药水，说是感觉好些了。

老奶奶认识方圆三十俄里内所有的医师、医士和巫医，却没有一个让她满意。在圣母庇护节那天，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教堂执事对她说，城里监狱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子，做过军队上的医士，医道高明，劝她找他看看。老奶奶听了他的劝告。等下了头一场雪，她就坐车进城，带回一个小老头子。这人留着大胡子，脸上青筋嶙嶙，穿着长袍，是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当时家里正请几个雇工做事：一个老裁缝戴一副吓人的眼镜，用碎布头拼成坎肩；两个年轻小伙子用羊毛做毡靴。基里亚克因为酗酒丢了差事，现在只好待在家里。他坐在裁缝旁边修理马脖子上的套具。屋子里又挤又闷，有一股臭味。犹太人给尼古拉做完检查，说需要拔罐子放血。

他放上许多罐子。老裁缝、基里亚克和小姑娘们站在一旁观看，他们好像觉得，他们看到疾病从尼古拉身上流出来了。尼古拉自己也瞧着，那些附在胸口的罐子慢慢地充满了浓黑的血，感到当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跑出去了，于是他高兴地笑了。

“这样行，”裁缝说，“谢天谢地，能见效就好。”

那个改信正教的犹太人拔完十二个罐子，随后又放上十二个。他喝足了茶，坐车走了。尼古拉开始打战，他的脸瘦下去，用女人们的话说，缩成拳头大小了，他的手指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再压上一件羊皮袄，但还是觉得越来越冷。傍晚时他难受得叫起来，要他们把他放到地板上，要裁缝别抽烟，随后躺在羊皮袄下面不出声了，天不亮就送了命。

九

啊，冬季有多严酷、多漫长！

圣诞节过后，自家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得去买面粉。基里亚克待在家里，每天晚上都要吵吵闹闹，搅得全家胆战心惊，到了早晨又因头痛和羞愧而痛苦不堪，看了实在叫人可怜。在畜栏里，那头饥肠辘辘的母牛日夜哞哞地叫个不停，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好像是故意与人作对，严寒天里树木冻得咯咯作响，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和高高的雪堆，冬天拖得很长。到了报喜节[78]，还刮了一场货真价实的冬天暴风雪，在复活节还下了一场雪。

但是冬天好歹过去了。四月初，白天变得暖和起来，夜里依然寒冷。冬天不肯离去，但融融春日终于取胜，最后，冰雪消融，河水奔流，百鸟齐鸣。春潮泛滥，淹没了整个河边草场和灌木丛，从茹科沃村直到河对岸成了一片汪洋，水面上不时有一群群野鸭振翅起起落落。春天的落日如火如荼，映红了满天的晚霞，天天傍晚幻出一幅幅不同往常的新的图景，美不胜收，日后当你在画面上看到同样的色彩、同样的云朵时，简直难以置信竟会有这般美景。

野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声声哀鸣，似乎在召唤同伴。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久久地望着这片泛滥的春水，望着太阳，望着那明亮的、仿佛变年轻了的教堂，不禁洒下了泪水，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急切地想离开这里，随便去什么地方，哪怕天涯海角。家里已经决定，让她回到莫斯科去当女仆，让基里亚克跟她同行，去那里找个看门人或者其他的差事。啊，快点儿离去吧！

道路一旦干燥些，天气暖和了，他们就动身上路。奥莉加和萨莎每人背着行李，穿着树皮鞋，天蒙蒙亮就出发了。玛丽亚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因为身体不好，还得在家再待上一个星期。奥莉加最后一次对着教堂画十字、默默祷告。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但没有哭，只是她的脸皱起来，像老太婆那样难看了。这一冬，她变瘦了，变丑了，头发有点儿灰白，脸上再没有昔日那种可爱的模样和愉快的微笑，在经受了丧夫之痛后，只有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她的目光有点儿迟钝、呆板，好像她耳背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这些庄稼人。她回想起抬走尼古拉的情景，座座农舍旁边都有人做安魂祈祷，大家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经常有一些时候，这些人过得好像比牲口还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他们粗鲁，不诚实，肮脏，酗酒；他们不和睦，老是吵架，因为他们彼此不是尊重，而是互相害怕、互相猜忌。是谁开小酒馆，把老乡灌醉？庄稼人。是谁挥霍掉村社、学校和教堂的公款，把钱换酒喝了？庄稼人。是谁偷邻居家的东西，纵火，为了一瓶伏特加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谁在地方自治会和其他会议上头一个出来反对庄稼人？还是庄稼人。确实，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可是他们毕竟是人，他们跟常人一样也感到痛苦，也哭泣，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事事都能找到足可原谅的理由。沉重的劳动使他们到了夜里就浑身酸痛，严寒的冬天，粮食歉收，住房拥挤，可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哪儿也等不到帮助。那些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鲁，不诚实，酗酒，骂起人来同样十分难听。那些小官小吏和地主管家对待庄稼人如同对待流浪汉一样，他们甚至对村长和教堂主持都用“你”相称――自以为有权这样做。至于那些贪财的、吝啬的、放荡的懒惰之辈，他们到农村里来只是为了欺压、掠夺、吓唬庄稼人，哪里还谈得上帮助农民或者树立良好的榜样呢？奥莉加回想起，去年冬天，当基里亚克被拉去用树条体罚时，两位老人的模样是多么可怜而屈辱啊！现在她很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她边走，边频频回头再看看那些农舍。

送出三俄里，玛丽亚与她们告别。她跪下来，不住地磕头，大声哭诉起来：

“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人了，我这苦命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

她就这样久久地哭诉着，奥莉加和萨莎每一回头总能看到她跪在地上，双手抱住头，向着旁边的什么人不住地磕头。在她上空有几只白嘴鸦在盘旋。

太阳高高地升起，天气热起来。茹科沃村远远地落在后头了。走路让人舒畅，奥莉加和萨莎很快就忘了村子，忘了玛丽亚。她们高兴起来，四周的一切都引起她们的兴趣。有时出现一个土岗；有时出现一排电线杆，一根接一根不知伸向何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那上面的电线发出神秘的嗡嗡声；有时看到远处绿树掩映下有个小村子，从那边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味，不知怎么让人觉得，那里住着幸福的人们；有时在野地里孤零零地躺着一具马的白骨。云雀不停地婉转啼唱，鹌鹑的叫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一只秧鸡断断续续发出急促的叫声，仿佛真有人在拉扯旧的铁门环。

中午时分，奥莉加和萨莎来到一个大村子。在一条宽阔的街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他感到热，他那汗淋淋的红秃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同奥莉加都没有立即认出对方，随后都回过头来对视了一会儿，认出来后一句话没说，又各走各的路了。她们停在一座显得更阔气、更新的农舍前，奥莉加对着敞开的窗子深深地一鞠躬，用尖细的唱歌般的声调响亮地说：

“东正教徒啊，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行行好，给点儿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安息。”

“东正教徒啊，”萨莎也唱起来，“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行行好，给点儿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

（1897年）

套中人

在米罗诺西茨村边，在村长普罗科菲的板棚里，两名猎人迟迟才回来到这里过夜。他们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员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有个相当古怪的复姓：奇木沙-喜马拉雅斯基，这个姓跟他很不相称[79]，所以省城里的人通常只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他住在城郊的养马场，这次出来打猎是想呼吸点儿新鲜空气。中学教员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П姓伯爵家里做客，所以在这一带早已不算外人了。

两人一时还没有睡觉。伊凡?伊凡内奇是个又高又瘦的老头，留着长长的唇髭，脸朝外，坐在门口月光下吸着烟斗，布尔金则躺在里面的干草上，黑暗中看不见他的脸面。

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着。顺便提起村长的老婆玛芙拉，说这女人身体结实，人也不蠢，就是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的村子，从来没见过城市，没见过铁路，最近十年间更是整天围着炉灶转，只有到夜里才出来走动走动。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布尔金说，“有些人生性孤僻，他们像寄居蟹或蜗牛那样，总想缩进自己的壳里，这种人世上还不少哩。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他们返回到太古时代，那时候人类祖先还不成其为社会动物，而是独自居住在洞穴里；也许这仅仅是人的复杂性格中的一种罢了――谁知道呢。我不是搞自然科学的，这类问题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类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哦，不必去远处找，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这么一个人，他姓别利科夫，希腊语教员，我的同事。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出门时，哪怕是大晴天，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用灰色的鹿皮套套起来，有时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就是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高高竖起衣领，把脸藏起来。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每当他坐上出租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一言以蔽之，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欲望――用一层外壳把自己包起来，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可以与外界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让他害怕，惹得他终日惶惶不安。也许是出于胆怯、为自己排斥现实所作的辩护吧。他总是赞美过去，赞美不曾有过的东西。就连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也相当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也是可以用来逃避现实的。”

“‘啊，古希腊语是多么悦耳动听！’他说时露出喜滋滋的表情。仿佛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眯起眼睛，竖起一根手指头，念念有词：‘安特罗波斯！’”[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