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那边本来就够炎热的了。他住他的木桶，吃橙子和橄榄就够了。如果他生活在俄罗斯，那么别说十二月，在五月份他就会要求搬进房间里住，他早冷得怕缩成一团了。”

“不，对寒冷，以及一般说来对所有的痛苦，人可以做到没有感觉。马可?奥勒留[44]说过：‘痛苦是人对病痛的一种鲜活的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观念，抛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这是对的。智者或者一般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蔑视痛苦，他总感到满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

“这么说来我是白痴，因为我痛苦，不满，对人的卑鄙感到吃惊。”

“您用不着这样。如果您能经常地深入思考一番，您就会明白，那些害得我们心神不宁的身外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探明生活的意义……”伊凡?德米特里皱起眉头，说，“什么身外之物、身内之物……对不起，这些我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气势汹汹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创造了我这个有血有肉有神经的人，是这样，先生！人的机体组织既然富于生命力，那么它对外界的一切刺激就应当有所反应。我就有这种反应。我便有痛感，我便喊叫，流泪；看到卑鄙行为，我便愤怒；看到丑陋龌龊的东西，我便厌恶。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叫生活。机能越是低下，它的敏感度就越差，它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就越弱；机能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就越强烈。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呢？身为医生，居然不知道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了能蔑视痛苦、始终心满意足、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瞧，就得修炼到这般地步，”伊凡?德米特里指着一身肥肉的胖庄稼汉说，“或者让痛苦把你磨炼得麻木不仁，对痛苦丧失了任何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了活死尸。对不起，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激动地继续道，“您的话我一点儿也不懂。我不善争辩。”

“恰恰相反，您争辩得很出色。”

“您刚才讲到的斯多葛派[45]哲学家，是一些优秀人物，但他们的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停滞不前了，当时没有丝毫进展，后来也不会发展，因为它不切实际，不具生命力。它只是在少数终生都在研究、玩味各种学说的人中间获得成功，而大多数的人并不理解它。那种宣扬漠视财富、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生来就不知财富是何物，他们与舒适的生活无缘；而蔑视痛苦对他来说也就是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遭受寒冷、饥饿、屈辱、灾难以及面对死亡的哈姆莱特式的恐惧等等之痛构成的。全部生活就在于这些感觉中。人可以因生活而苦恼，憎恨它，但不能蔑视它。是这样的。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不可能有未来，从世纪初直到今天，您也知道，只有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和对刺激的反应能力才能前进……”

伊凡?德米特里的思路突然中断，他停下来不说了，只是苦恼地擦着额头。

“我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说，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我刚才说了什么了？哦，对了！我想说的是，有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替亲人赎身，自己卖身为奴。您瞧，可见连斯多葛派的人对刺激也是有所反应的，因为要做出舍己为人这种壮举，需要有一颗义愤填膺、悲天悯人的心灵。在这个牢房里，我把学过的东西都忘光了，否则我还会记起什么的，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基督对现实的回答是哭泣，微笑，忧愁，愤怒，甚至苦恼。他不是面带微笑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苦难离开他[46]。”

伊凡?德米特里说罢微微一笑，坐了下来。

“就算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的内心吧，”他又说，“就算人应当蔑视痛苦，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吧。可是您根据什么理由宣扬这种观点呢？您是智者吗？您是哲学家吗？”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这是合情合理的。”

“不，我想知道的是，您有什么资格认为自己应该宣扬探明生活意义、蔑视痛苦等这类观点？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知道什么叫痛苦吗？请问：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痛恨体罚。”

“可是我经常挨父亲的毒打。我的父亲是个性情暴躁、害痔疮的文官，鼻子很大，脖颈灰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谁也没有用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殴打过您，您健壮得像头牛。您在父亲的羽翼下长大，他供您上学读书，后来又找了一个高薪而清闲的肥缺。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公房，有暖气、照明、仆役，一应俱全，而且有权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干多久就干多久，哪怕什么事不干也行。您生来就是个懒散、疲沓的人，所以您竭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您，不想动一动自己的位子。您把工作交给医士和其他浑蛋去做，自己坐在温暖安静的书房里，积攒钱财，读书看报。您自得其乐，思考着各种各样高尚的胡言乱语，而且还……”伊凡?德米特里看了一眼医生的红鼻子，“爱喝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过生活，根本不了解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生活。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原因很简单：人世的空虚，身外之物和内心世界，蔑视生活、痛苦、死亡，探明生活的意义，真正的幸福――凡此种种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如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多管闲事？由他打去吧，反正两人迟早都要死的，再说他打人受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成体统，可是喝酒的要死，不喝酒的也要死。来了个婆姨，她牙疼……嘿，那算什么？疼痛是人对病痛的一种概念，再说这世界上谁也免不了病痛，大家都要死的，所以你这婆姨，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讨教怎样生活，该做什么。换了别人，回答前一定会认真思考一番，可是您的答案是现成的：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或者努力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这种神话中的‘真正的幸福’到底为何物？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被关在铁窗里，浑身脓疮，备受煎熬，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房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其实毫无差异。好方便的哲学：无所事事，良心清白，自以为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江湖杂耍，是痴人说梦……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又勃然大怒起来，“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您的手指叫房门夹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喊大叫了！”

“也许我不会大喊大叫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是吗！哪能呢！假定说，您突然中风，栽倒了，或者有个浑蛋和无耻小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势当众侮辱您，您明知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而逍遥法外――嘿，到那时您就会明白叫别人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追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好新鲜的见解，”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手说，“您爱好概括，这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您刚才对我的性格特征作了一番评定，简直精彩至极。说真的，同您交谈给了我极大的乐趣。好吧，我已经听完了您的话，现在请容我说……”

十一

这次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显然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开始每天都到这间病房去，早晨去，下午去，黄昏时常常见到他跟伊凡?德米特里在交谈。起先伊凡?德米特里见到他就躲开，怀疑他居心不良，公然显出不高兴。后来他来多了，习以为常，他的生硬态度换成了宽容的嘲讽。

不久医院流言纷起，说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经常去六号病房，无论是医士、尼基塔，还是护士，谁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去那里，为什么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谈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举动太古怪了，连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去他家时也常常见不到他，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达留什卡更是想不通医生怎么不在规定的时间喝啤酒了，有时甚至迟迟不来吃饭。

有一天，那已经是六月底了，霍博托夫医生有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现他不在家，就到院子里找他。有人告诉他说，老医生去看精神病人了。霍博托夫走进厢房，站在外屋里，听见了这样的谈话：

“我们永远谈不到一起，您别想让我相信您那一套，”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说，“您根本不了解现实，您从未受过苦，您只是像条水蛭那样专靠别人的痛苦而生活。我呢，从出生到现在，不断受苦受难。因此我要坦率奉告：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更有资格。您不配来教训我。”

“我丝毫无意迫使您接受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对方不想理解他，他感到很遗憾，“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苦而我没有受过苦。痛苦和欢乐都是无常的，我们别谈这些吧，由它去。问题在于你我都在思考，彼此都认为我们是善于思考和判断的人――不管我们的观点有多南辕北辙――凭这一点便把你我联系在一起了。您可知道，我的朋友，我是多么厌恶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和愚昧，而每次跟您交谈我又是多么愉快！您是有头脑的人，我感到欣慰。”

霍博托夫把门推开一点儿，往病房里看。伊凡?德米特里戴着尖顶帽和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并排坐在床边。疯子做着怪相，直打哆嗦，不时神经质地裹紧病人服。医师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脸孔通红，一副无助和忧伤的表情。霍博托夫耸耸肩膀，一声冷笑，与尼基塔交换了一下眼色，尼基塔也耸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起来到厢房。两人站在前室里偷听。

“看来我们的老爷子完全疯了！”霍博托夫说罢出了厢房。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衣装华丽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了一口气，小心地绕过水洼，免得弄脏擦得锃亮的鞋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果然不出我所料！”

十二

此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发觉周围有一种神秘气氛。医院里的勤杂工、护士和病人遇见他时总用疑惑的目光看他几眼，然后交头接耳起来。往日他喜欢在医院的花园里遇见总务长的女儿小姑娘玛莎，现在每当他微笑着走到她跟前想摸摸她的小脑袋时，不知为什么她总跑开去。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说话，不再总是说“完全正确”，而是令人费解地惶惶不安地嘟哝：“是的，是的，是的……”看着他时带着沉思而忧郁的神色。不知为什么他开始劝自己的朋友戒掉伏特加和啤酒。与此同时，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作为一个讲究礼貌的人，没有直说，而是暗示他：时而提到一个营长，说他是个出色的人；时而讲到团里的神甫，一个可爱的年轻人，说他们经常喝酒，经常生病，可是戒酒之后，什么病都好了。他的同事霍博托夫来过两三次，也建议他戒酒，而且没来由地推荐他服用溴化钾[47]药水。

八月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的来信，市长请他来商量一件重要的事。他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府，在那里安德烈?叶菲梅奇还遇到了军事长官、县立学校的学监、市政厅的成员、霍博托夫，另外还有一位肥胖的浅发的先生――经介绍，得知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有一个很拗口的波兰人的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养马场，这次是顺路来到这里。

“这里有一份你们医院的报告，”大家互相打过招呼围桌坐下后，市政厅成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说，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小，应当把它搬到厢房去。当然啦，搬是可以的，这不成问题。关键是厢房需要整修一番。”

“是的，是该整修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考虑了一下说，“比如说，院子角上的那间厢房用作药房，那么这笔费用我认为mimimum[48]需要五百来卢布。这是一笔非生产性的开支。”

片刻的沉默。

“十年前我有幸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继续道，“若要保持这个医院的现状，它已是本城的一个不堪重负的奢侈品了。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成的，要知道那时的条件跟今天的完全不同。现在城市把过多的钱花费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上。我认为，若采用别的办法，这笔钱足可以维持两所示范性的医院。”

“那我们不妨采用别的办法吧！”市政厅成员赶忙说。

“我已经有幸呈报过：把医疗机构移交地方自治局管理。”

“是啊，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它可就中饱私囊了。”浅发医生笑了起来。

“历来如此。”市政厅成员表示同意，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懒洋洋地用阴沉的目光看着浅发医生说：

“说话要公道。”

又是一阵沉默。茶端上来了。那个军事长官不知怎么的，很不好意思，他隔着桌子碰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僧侣：既不玩牌，也不爱女人。跟我们在一起您一定觉得无聊吧？”

大家谈起，在这个城市里，上流人士的生活是多么沉闷。没有剧院，没有音乐，近来在俱乐部的舞会上，女士来了二十来位，可男舞伴只有两位。年轻人不跳舞，老挤在小酒馆旁，不然就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的眼睛谁也不看，缓慢而平静地讲到，城里人把他们的精力、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搬弄是非上，不会也不想把时间用在有趣的交谈和阅读上，不愿意享受智慧带来的乐趣，这真遗憾，太遗憾了。只有智慧才是有意义的、值得重视的，其余的一切都是卑微而渺小的。霍博托夫一直专心听着自己同事的话，突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号？”

听到回答以后，他和浅发医生用一种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官的口气开始向安德烈?叶菲梅奇发问：今天是星期几，一年有多少天，六号病房里是否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安德烈?叶菲梅奇红着脸，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

“是的，这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是个有意思的年轻人。”

此后再没有人向他提任何问题。

他在前厅里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一手放到他的肩头，叹口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