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希望你永远都没有用到它的时候。无论怎样，祝你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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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掌权前尚有种种的雄心壮志，但等到真正的交割完一切事务，张太岳才察觉到了国家是身处在什么样的泥潭里。

当然，这说穿了也不算稀奇，无非是萎缩低能的官僚机构已经无法适应日益膨胀的社会；朝廷的统治在日复一日的软弱下去，官僚们因循守旧而泥古不化，拒绝接受任何会动摇已有世界观的物事，尽管新生的力量已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蓬勃发展起来，演变为了旧世界完全不能理解的形状。

自隆庆六年以后，沿海每年新开办的炼铁作坊在一万以上，新增的钢铁量更是不计其数；而户部的官吏昏聩保守，居然到现在都没有清理出一套可以用来统计钢铁数量的征税标准，只能沿用高祖皇帝洪武十五年的税收黄册；管中窥豹，以这样虚弱而糜烂的行政能力，你能指望朝廷进行什么有效的管理呢？

过于庞大的生产力已经击穿了朝廷所剩无几的管理能力，于是局面变得一片混沌。诚然，因为技术进步及外来市场的开拓，大安的工商业还在飞速发展，但在所有人眼中，这一个巨大而外溢的经济体都越来越像《凡人修仙》中古老而盲目痴愚的神明不可战胜、不可理喻，而且不可把握。

外来的西洋人与南洋人害怕它，因为不知道这个经济体究竟是在如何运转、运转后又有什么目的；但内部的高层与显要同样也在暗暗地害怕它，因为他们翻阅了每一份公文，照样也搞不清这个经济体是如何运转。

数十年来，这个经济体只是在进食-发育-进食-发育，源源不断的摄入，源源不断的增长，源源不断的对外探出贸易与金融的触手，从市场每一个缝隙处渗入，继续繁殖与生长。

它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没有人能够知道。

但无论如何，这样毫无节制的摄取与发育肯定会养出什么古怪的新东西，前任首辅高肃卿与现任首辅张太岳都很明白这一点。

但仅仅“明白”还远远不够。看穿局势只需要一双精明敏锐的眼睛，改变局势却需要繁重琐碎的工作。以今而论，如果真想把握未来，避免这混沌的经济体中真养出什么惊人的活爹来，那朝廷就必须要更动制度，扩大底盘，削减掉腐朽的肢体，引入新鲜的血液；变革用人的制度，接纳全新的体系换言之，来一场比王安石变法更猛烈十倍的革新。

这样的革新是可以做到的吗？张太岳心中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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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一切变法的成功要素，其实都是相对统一的。可靠而稳固的执行中枢、相对合理充裕的利益分配、巧妙精细的权谋策略，以及最核心也是最紧要的，变法派系长久的稳固，最高权力始终不渝的支持。

神宗元丰改制是远见还是冒失？哲宗绍圣绍述是激进还是雄心？时至今日，具体的是非已经难以论说，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但反这两个皇帝的寿数能多上那么十年，变法的进程必定是天翻地覆，绝不会沦落到那样一个结局。

可惜，神宗哲宗之后居然是道君皇帝上位，那也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实在无可如何了。

而如今，同样的命运降临在了张太岳的头上。

当然，时殊世异，变法者面临的窘境也截然不同。王安石变法时要料理的是满朝遍野份量极重的反对派，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哪一个都不是易与之辈；而仰赖先帝飞玄真君的恩德，胆敢反对内阁反对变法的保守派早就在世宗朝晚年的几次清洗中一败涂地，或自杀或流放或抄家，剩下来的基本还被扣了通倭卖国的大帽子，名声烂得叫人掩鼻，根本不可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反抗。

但反过来，张太岳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往昔由桑弘羊至王安石，变法的阻力都在上层；朝廷对于地方拥有绝对的优势，只要摆平了上层统一认识，接下来就如黄河奔泻，是居高临下，再无阻遏，官方掌握的暴力资源，可以轻松摧毁那点微不足道的反抗。

但现在……现在的局势不同了，张太岳敏锐的察觉到，自从中西海战火器大量流入民间之后，商贸发达的地域就渐渐滋生出了某种崭新的力量诡异、隐秘、难以琢磨，但又应该是确实的存在。这些力量若有若无，可偶尔在罢工罢市中显露峥嵘，却又不能不令张太岳凛然生出警惕。

优秀的政治家总要衡量力量的强弱，而张首辅尤为擅长这一点；他权衡再三，认为这些新生的势力实在不可妄加挑衅，否则搞不好就会养出什么大爹，所以苦心孤诣，在变法中调整框架，希望能将新兴的力量吸收入基本格局之中，尽力缓和新旧的矛盾。这样一份调和阴阳的差事实在很难做，张太岳掌枢多年，战战兢兢，真有如履薄冰之感；才知道秉天下之望的这副担子，外面看着光鲜，内里也实在有不堪忍受之处。

不过，在种种为难中，其余的挫折艰苦其实也不算什么，都可以一一克服；最令张首辅椎心泣血而难以释怀的，还是穆氏临别时那句可怕的赠言随着时光流逝，这句赠言已经不再只是质疑，而俨然变为了不可动摇的事实。

没错，皇帝实在是太不成器了！

或许是深宫娇养实在太能变易心性了，又或者是先帝沉湎酒色而忽视了储君的教育，无论张太岳如何尝试弥补，皇帝在登基后都日益表现出了一个富二代纨绔该有的素质傲慢自大、婪求无度、藐视人心，而在贪恋权势之余，表现出的心术手段，却尚不及先祖世宗皇帝的十分之一。

你坏也就算了，怎么还能这么菜呢？

这种被溺爱得又蠢又坏的纨绔是最可怕的，又想揽权又没有自知之明，往往会把桌子都给掀翻掉。对付这被皇权保护的纨绔也没有其他办法，往往只有一走了之比如说先前被罢黜的高肃卿就非常聪明，他原本还赖在天津打算走点门路复出，但只是听闻了当今圣天子十分之一的事迹，立刻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半刻都不敢耽误。于是先朝重臣之中，就只有张太岳一人苦撑局面了。

当然，这样的局面也不只是一人能看出来。在小皇帝年满十六之后，就有不少人劝告张太岳退步抽身，及时归政，尽早交还这个烫手的山芋；外人或许还要含蓄一二，张家的故旧亲朋就说得更明白、更露骨了臣子长期把持皇权，哪里是什么好事？再说，以当今的器度脾性，能忍得了他的张老师长久占据高位么？

隆庆皇帝那样的脾气，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样的劝谏很真诚，很恰当，所以张太岳也不能不切实解释。而他沉默许久，往往只会答应一句：

“我毕竟领受了世宗特达之知。”

“话是这么说，可天下到底是朱家的天下……”

“天下是朱家的天下，但我也曾答允过世子。”张太岳简单道：“我要把事情办完，不能辜负世子的期许。”

劝说的人愣了一愣，好容易才想起了“世子”是谁穆氏失踪已有数年，国公府的爵位也由他后来的弟弟继承，如今时局日新，已经很难有人能记起往日的重臣了。

“我与世子有过约定。”张太岳重复了一遍：“我当然不能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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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内外煎熬，这份差事终究是做了下去，做得还相当之不错。不过夙兴夜寐，终究难以持久；到万历十五年的冬季，年事渐高的张太岳在上朝时偶感风寒，很快就挣扎不起来了。过完年后，风寒由外邪浸入肌骨，渐渐胃纳不佳、屡屡呕血，再明显不过的露出了下世的光景。

死去元知万事空。到了这个时候，张太岳的心境反而澄澈镇静了。他请了知己的同年为自己撰写遗疏，一一嘱托未完的公事；又托人到宫中递送消息，期盼着能在死前得皇帝亲临探视这并非为了荣耀，而是出于更深沉的忧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者皇帝能看在病榻遗言的情面上，稍稍改正一二呢？

正月二十日，皇帝果然驾临视疾了。张太岳事先已经服过了人参，但精神仍旧萎靡，一边要在病榻上谢恩陈情，一边又要千方百计的思虑措辞，因此语气难免低微暗沉。皇帝听他有气无力的絮叨什么“仁以爱人”、“上下一体”，自然也觉烦躁；好不容易等到张太岳喘气歇息，赶紧回头招呼张家的长子张茂修：

“相公病情如何？”

张茂修叩首回奏，泣不成声，皇帝想了一想，循旧例开口：

“相公公忠体国，有大功在社稷，还是要好好保养。有什么要用的药材，到太医院取就是了。”

眼见亲爹衰弱之至，暂时闭目养神，张茂修唯有哭泣着代奏：

“公忠体国，臣父何敢承当！只是臣父时时教导臣等，要克己奉公，力行不辍而已。”

“原该如此，原该如此！”皇帝连声道：“相公还是要好好保养，不要操心国事才是。”

他一面说着，一面脚步已经移动，趁着里面的病人还没说出更多更乏味的谏言，皇帝掉身而去，前呼后拥的走了。

张家人跪送圣驾，而后赶紧抢到病床之前，却见张太岳瞑目如死，只是眼角隐有泪痕。

“气数尽了！”他声音低微，只有最亲近的几人才能分辨清楚。

不错，“气数尽了”！直到此时此刻，张相公才终于恍然大悟，不能不摒弃一切虚妄幻想，而将皇帝视为不折不扣的亡国之君张太岳是十年的翰林，二十余年的枢要，定策决疑的三朝老臣，而今奄奄一息，岂无一言可以献替？现在皇帝匆忙而去，居然无一言问及国事，足见其意气用事，心中根本没有国家两个字。有君如此，不亡何待？

这一刻的痛苦煎熬，大概没有言辞可以形容。但事到临头，却再没有感伤的时间了。张太岳喘息片刻，能清楚感受到药物托起的那点元气在逐渐消逝，于是他睁开眼睛，竭力做最后的嘱托。

“皇帝这样的行迹，后事已经可以预计了。”他低低道：“虽然如此，我不能不再尽一份力……你把床下的盒子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