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回信。我告诉她，她说得对，我们当然应该阻止肖恩，但我让她先按兵不动，等我回爱达荷州再说。我不知道我为何让她先等等，等一段时间会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与父母交谈会有何结果，但直觉告诉我情况不妙。只要我们还没有问，就有可能相信他们不会放任不管。告诉他们这些是在冒难以想象的风险，意味着我们心里明白他们早就知道此事。

奥黛丽没有等待，甚至一天也没等。第二天早上，她给母亲看了我的电子邮件。我无法想象那次谈话的细节，但我知道对奥黛丽来说，把我的话摆在母亲面前，一定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她终于可以说：我没有疯，这事也发生在塔拉身上。

那一整天，母亲都在思考这件事，然后她决定听我亲口说出这些话。那是爱达荷州的傍晚时分，英国已近午夜，母亲不确定如何拨打国际长途，便上网联系我。屏幕上的文字很小，局限在浏览器角落的一个小文本框里，但不知怎的，它们似乎吞噬了整个房间。她告诉我她已经读了我的信。我鼓起勇气，做好了她发火的准备。

面对现实是痛苦的，她写道，意识到有丑恶的东西存在，而我对此视而不见。

这些话我读了很多遍才明白。我意识到她没有生气，没有责备我，也没有试图说服我那不过是我的想象。她相信了我。

别自责，我告诉她，自从那次车祸后，你的思想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也许吧，她说，但有时我觉得是我们选择了疾病，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有益。

我问母亲为什么她从来不去阻止肖恩伤害我。

肖恩总说是你找的茬，我猜我宁愿意相信是这样，因为这更容易。因为你坚强又理智，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肖恩不是这样。

这个说不通。如果我看上去很理智，那么肖恩告诉母亲是我找茬打架时，她为什么相信他呢？怎么我成了需要被制服、被管教的那个？

我是个母亲，她说，母亲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肖恩承受了太多伤痛。

我想说她也是我的母亲，但我没有说。我输入：我觉得爸爸不会相信这些。

他会的，她写道，但这对他来说很难。这会让他想起自己的躁郁症给我们家造成的伤害。

我从未听母亲亲口承认过爸爸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几年前，我告诉她我在心理学课上学到的关于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知识，但她对此不屑一顾。听到她现在这么说，我感到无比轻松。这种疾病也给了我一些反击父亲的勇气，所以当母亲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儿找她，为什么不寻求帮助时，我如实作答。

因为你太受爸爸的欺负，我说，你在家里没有实权。一切都是爸爸说了算，而他是不会帮助我们的。

我现在更强大了，她说，我不再因害怕而逃避了。

读到这些文字，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年轻时的母亲，她头脑聪颖、活力四射，但同时又忧心忡忡、顺从听话。接着她的形象变了，她的身体变得又瘦又长，一头长长的银发随风飘动。

埃米莉正受欺负，我写道。

是的，母亲说，就像我以前一样。

她就是你，我写道。

她就是我。但现在我们更明白了，我们可以重写故事。

我问起她记忆中的一件事。那是在我去杨百翰大学上学的前几周，肖恩经历了特别糟糕的夜晚。他把母亲惹哭了，然后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我发现母亲在厨房餐桌旁抽泣，她叫我不要去杨百翰大学。“你是唯一足够强大，能对付他的人，”她当时说，“我对付不了他，你父亲也不行，只有你可以。”

我慢慢地、极不情愿地敲出下面的文字：你不让我去上学，说我是唯一一个能对付肖恩的人，你还记得这些吗？

是的，我记得。

停顿了一下，接着出现了更多的文字我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听到这些话，但当我看到它们，我才意识到我毕生都在寻找它们。

你是我的孩子，我本该好好保护你。

读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似乎度过了漫长的一生，但那并非我真实的生活。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记忆中有不一样的童年。当时我不明白这些文字的魔力，现在也不明白。我只知道一点：当母亲告诉我，说她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好母亲时，她才第一次成了我的母亲。

我爱你。写下这句话后，我合上了笔记本电脑。

那次谈话我和母亲只提过一次，是在一星期后的电话里。“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她说，“我把你和姐姐的话都转告了你父亲。肖恩会得到帮助。”

我将这个问题抛在脑后。母亲已经着手处理这件事。她很强大。她已建立了那么大的事业，有那么多人为她干活，让父亲的生意和全镇其他人的生意都相形见绌。她，一个看似温顺的女人，有着一股他人无法想象的力量。还有爸爸。他也变了，变得更平和，更爱笑。未来可能会和过去不同。甚至过去也可能与过去不同，因为我的记忆可能会变：当肖恩把我按倒在地板上，掐着我的喉咙时，我不再记得母亲在厨房里听着，也不再记得她移开了目光。

我在剑桥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我变成了一个相信自己属于剑桥的人。我对家庭长久以来的羞耻感几乎在一夜之间蒸发了。平生第一次我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我向朋友们坦承，我从未上过学。我向他们描述巴克峰，描述那里众多的废料场、谷仓和畜栏。我甚至告诉他们，麦田地窖里装满了补给品，旧谷仓附近埋着汽油。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贫穷而无知。当我告诉他们这些时，我丝毫不感到羞耻。那时我才明白羞耻感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不曾在铺着大理石的音乐学院学习，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当外交官的父亲；不是因为父亲是半个疯子，也不是因为母亲跟着他亦步亦趋。我的羞耻感源自我有一个将我朝吱嘎作响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将我拉走远离它们的父亲；我的羞耻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时刻，源自知道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闭目塞听，那一刻完全没有选择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我为自己创造了一段新历史。我成了晚餐上备受欢迎的客人，讲述着各种趣闻轶事：打猎骑马、拆解废料、扑灭山火。我说起自己才华横溢的母亲助产士和企业家，又谈及性情古怪的父亲废品商和狂热分子。我想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过去的生活了。那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的确如此：未来真的会更好。现在一切都已变得更好。现在母亲也已找到了她的力量。

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大房子里吵架的女人

我再次回到巴克峰时，已是秋季，山下奶奶奄奄一息。九年来，她一直与骨髓癌抗争，现在抗争快结束了。我刚刚得知自己获得了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这时母亲写信给我。“奶奶又住院了，”她说，“尽快回来，我想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飞机在盐湖城着陆时，奶奶的意识正时断时续。德鲁来机场接我。那时我们已不只是好朋友，他说要开车送我去爱达荷州，直奔镇上的医院。

自从几年前送肖恩来医院那次，我就再也没来过这里。穿过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白色走廊时，我很难不想起他。我们找到奶奶的病房。爷爷正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长满老年斑的手。她睁开眼睛看着我。“是我的小塔拉，大老远从英国回来啦。”说完，她闭上了眼睛。爷爷捏了捏她的手，但她睡着了。一位护士告诉我们，她可能会睡上几小时。

德鲁说他会开车送我到巴克峰，我同意了。直到那座山映入眼帘时，我才怀疑这是否是个错误的决定。德鲁听过我的故事，但将他带到这里来还是颇有风险：毕竟这不是一个故事，我不确定是否有人会按照我为他们写就的剧本扮演角色。

房子里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女人，有的在打电话接订单，有的在调制精油，有的在过滤酊剂。房子南面又扩建了一个新房间，更年轻点儿的女人在那里装瓶、打包订单、等待发货。我让德鲁待在起居室，去了卫生间，那是家中唯一看起来与我的记忆保持一致的房间。当我从里面出来时，一头撞在一个瘦瘦的老妇人身上。她头发硬直，戴一副大方框眼镜。

“这个卫生间仅供高级管理人员使用，”她说，“装瓶员工只能使用扩建区域的卫生间。”

“我不是在这儿工作。”我说。

她盯着我。在她眼里，我当然是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是。

“这个卫生间是给高级管理人员用的。”她挺直身子，又重复了一遍，“不允许你离开扩建区域。”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走开了。

我仍然没见到父母的身影。我穿过屋子走回去，发现德鲁坐在沙发上，正在听一个女人向他解释阿司匹林会导致不孕不育。我一把抓起他的手，拉着他越过陌生人往前走。

“这个地方是真实的吗？”他说。

我在地下室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找到了母亲。我已感觉到她是故意躲在那里的。我向她介绍了德鲁，她热情地微笑。“爸爸呢？”我问。我怀疑他卧病在床，自从爆炸烧焦了他的肺，他经常患肺病。

“我肯定他正在上面嚷嚷。”她说，眼睛转向天花板，上面响起沉重的脚步声。

母亲和我们一起上楼。她一出现在楼梯平台上，几名员工立刻迎了上来，向她咨询客户的问题。每个人似乎都想聆听她的意见关于烧伤、心悸，还有婴儿体重过轻。她挥手示意她们走开，向前挤去。她在自己家里走动的样子，就像一个在拥挤的餐馆里就餐的名人，努力不被人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