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书桌和一辆汽车一样大，处于一片混乱的正中央。他正在接电话。他把电话夹在脸颊和肩膀之间，这样它就不会从他蜡状的手中滑落。“医生治不好糖尿病，”他用大嗓门说，“但上帝能！”

我斜眼看看德鲁，他在微笑。爸爸挂断电话，转向我们，咧嘴一笑，跟德鲁打了招呼。他活力四射，从一屋子的混乱中汲取能量。德鲁说这门生意令他印象深刻，爸爸听了似乎一下子长高了六英寸。“我们因行上帝的工作而受到祝福。”他说。

电话又响了。至少有三名员工负责接电话，但爸爸急忙跑去接听，好像一直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精力充沛。

“精油是上帝在人间的神力，”他对着话筒喊道，“精油就是上帝的药房！”

家里的噪音令我头晕目眩，于是我带德鲁上山。我们漫步穿过野麦田，从那里进入山脚下的松林。秋色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待了好几个小时，俯视宁静的山谷。傍晚我们才回到家，德鲁回了盐湖城。

我穿过法式大门进了“小教堂”，这里的寂静让我感到惊讶。房子空荡荡的，所有电话都断开了，所有工作台旁的人都散了。母亲独自坐在房间的中央。

“医院打电话来了，”她说，“奶奶走了。”

父亲对生意失去了兴致。他起床越来越晚，当他起来，似乎也只是为了辱骂或指责别人。因为废料场的事他对肖恩大嚷，因为员工管理问题他教训母亲，奥黛丽想给他做午饭被他厉声呵斥，嫌我打字声音太吵朝我咆哮。他似乎想要打架，因为老人的死而惩罚自己。或者这种惩罚是因为她的一生中他们之间从未停歇的冲突。现在她死了，冲突才结束。

房子里慢慢地又填满了人。电话重新接通了，又有女人接起了电话。爸爸的桌前仍然是空的。他整天躺在床上，凝视着灰泥天花板。我像小时候那样给他送晚饭，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我甚至在想，他是否知道我在那里。

母亲带着十个人的活力在房子里走动，在安排葬礼与为每一位不请自来悼念奶奶的表亲和姑妈做饭的间隙，混合酊剂和精油、指导手下的员工。我常常发现她系着围裙，在烤肉架前转来转去，两手各持一部电话，一头是客户，另一头是某个表示哀悼的叔叔或朋友。在此期间父亲一直躺在床上。

爸爸在葬礼上发言，念了二十分钟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布道词。他只提到奶奶两次。在外人看来，似乎丧母并未影响到他，但我们深知此事对他的毁灭性打击。

葬礼结束后，我们回到家，爸爸为午饭没做好而生气。母亲急忙端上她临走时慢炖的炖菜。但吃完饭后，爸爸似乎又因为盘子闹脾气，母亲赶紧去把它们洗好。接着爸爸又生孙子孙女的气，嫌他们玩耍时声音太吵，母亲又冲过去哄他们安静下来。

那天晚上，房子里又空又静，我在起居室听见父母在厨房里争吵。

“最起码，”母亲说，“你得把这些感谢卡片填了。毕竟那是你的母亲。”

“这是妻子的工作，”爸爸说，“我从没听说过让男人填卡片的。”

他这可完全说错了。十年来，母亲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同时她还得做饭、打扫屋子、洗衣服，我从未听她有过半句怨言，直到现在。

“那么你该把丈夫的工作承担起来。”她提高嗓门说。

很快，他俩都大叫起来。爸爸像往常一样，试图关牲畜一般困住她，用狂怒来制服她，但这只让她愈加倔强。最后她把卡片往桌上一扔，说：“爱填不填，你要是不填，没人替你填。”说完她大步走下了楼。爸爸跟在后面，两人的喊声在地板上回荡了一个小时。我从未听过父母那样争吵至少母亲没有。我从未见过她拒绝让步。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爸爸在厨房里，将面粉倒进像胶水一样的东西里，我猜那应该是煎薄饼用的面糊。他一看见我，便放下面粉，坐在桌旁。“你是女人，对吧？”他说，“喏，厨房是你的了。”我们盯着彼此，我思索着我们之间已然出现的距离这些话在他听来是如此自然，于我是何等刺耳。

让爸爸自己做早餐，这可不像母亲的做法。我以为她病了，于是下楼去看她。我刚下楼梯就听到了声音：卫生间里隐约传来深沉的呜咽，被吹风机持续的嗡鸣声所掩盖。我站在门外，呆呆地听了逾一分钟。她会不会想让我走开，让我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我等着她停下来歇口气，但她的啜泣声越来越绝望。

我敲了敲门。“是我。”我说。

门开了，一开始只是一条缝，接着又宽了一些。是我的母亲，她刚洗完澡，皮肤闪闪发光。她裹着一块毛巾，但毛巾太小，没有将她全部包裹住。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本能地闭上眼睛。世界一片黑暗。我听见砰的一声，是塑料破碎的声音，于是我睁开眼。吹风机从母亲的手里掉落在地上，在裸露的水泥地板上弹了一下，嗡鸣声大了一倍。我看着她，就在我这么做的时候，她将我拉到身边，抱住了我。她身上的湿气渗进我的衣服，我感觉到水珠从她的头发上滴落至我的肩膀。

物理的巫术

我在巴克峰待的时间不长，大概一个星期。离开山的那天，奥黛丽叫我不要走。那次谈话的内容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写过关于这件事的日记。回到剑桥后的第一晚，我坐在石桥上，凝视着国王学院的教堂，写下了那则日记。我记得那条平静的河流，记得秋日落叶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缓缓漂流。我记得钢笔在纸上沙沙写字的声音，准确详细地记下了姐姐说过的话，有整整八页的篇幅。但我对她说那番话的记忆消失了，似乎我是为了忘却才写下来的。

奥黛丽让我留下来。她说，肖恩太强大，太有说服力，她无法单独面对他。我告诉她，她并不孤单，她还有母亲。奥黛丽说我不明白，毕竟从没有人相信过我们。如果向爸爸求助，他肯定会说我们撒谎。我告诉她父母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然后我登上了飞机，飞到了五千英里之外。

如果我为在如此安全的距离在宏伟的图书馆和古老的教堂的环绕下记录下姐姐的恐惧而感到内疚，只有一个迹象可以表明这点。那一晚，在日记的最后一行，我写道：今晚的剑桥不如以前美丽。

德鲁已被一个中东研究硕士项目录取，和我一起来到了剑桥。我把我与奥黛丽的谈话告诉了他。他是我向其透露家庭信息的第一个男朋友真的透露了真相，而不仅仅是有趣的轶事。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我说。我的家人如今不同了。但是你该知道那些事。所以你可以好好盯着我，以防我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第一个学期在一连串的晚餐、深夜派对以及不时在图书馆熬夜看书中度过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我必须进行一项原创性学术研究。换句话说，阅读了五年的历史，现在该轮到我来书写历史了。

但是写什么呢？在为撰写硕士论文而阅读时，我惊讶地发现，十九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们身上有摩门教神学的影子。我向导师大卫·朗西曼提出这一点。“那就是你的研究项目，”他说，“你可以做前人没研究过的东西：你不仅可以把摩门教视为一场宗教运动，也可以将它作为一场学术运动来研究。”

我开始重读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信件。小时候读这些信时，我怀着崇拜之情；现在我用不同的眼光重读它们，不是用批评家的眼光，也不是用信徒的眼光。我将一夫多妻制作为一项社会政策，而不是一种教条来解读。我将它与其自身的目标，以及同时期的其他运动和理论进行比较。这感觉就像一种激进的行为。

我在剑桥的朋友已经成为家人，与他们在一起让我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巴克峰已经消失了多年。有时这种感觉让我痛苦。我想，没有哪个亲妹妹爱陌生人会胜过爱自己的哥哥，又是什么样的女儿比起父亲会更喜爱自己的老师？

尽管这并非我所愿，我还是不想回家。我更喜欢自己选择的家庭，而不是被给予的家庭，所以我在剑桥越开心，我的开心就越因为觉得自己背叛了巴克峰而散发着恶臭。这种感觉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一种我可以在舌头上品尝、在呼吸中闻到的东西。

圣诞节我买了一张回爱达荷州的机票。启程前一天晚上，我们学院举办了一次晚宴。我的一位朋友组织了一个室内唱诗班，要在晚宴上唱圣诞颂歌。唱诗班已排练了好几个星期，但在宴会那天，女高音得了支气管炎。那天下午，我的电话响了，是我的那个朋友。“麻烦告诉我，你认识会唱歌的人吗？”他说。

我已经多年不唱歌了，而且从没在爸爸不在场时唱过，但几个小时后，我加入了室内唱诗班，登上了大厅里巨大的圣诞树上方的椽子附近的平台。我珍惜那一刻，很高兴能再一次感受音乐从胸口浮上来的轻盈感。我也想知道爸爸会不会冒着进入大学和这个国家的风险，来到这里听我唱歌。我相信他会的。

巴克峰还是老样子。公主被积雪覆盖，但我还能看到她腿部深深的轮廓。我到家时，母亲正在厨房，一手搅拌炖汤，一手拿着电话解释益母草的特性。爸爸的桌子仍是空的。母亲说，他在地下室，躺在床上。他的肺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个身材魁梧的陌生人慢吞吞地从后门走了进来。过了几秒钟我才认出那是哥哥卢克。他的胡子那么浓密，看上去和他养的山羊一样。他的左眼是白色的，已经瞎了：几个月前，他的脸被彩弹枪击中。他穿过房间，拍了拍我的背，我盯着他剩下的那只眼睛，寻找熟悉的东西。直到看到他前臂上凸起的伤疤一个两英寸宽的对勾，正是被大剪刀伤到的地方我才确定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7]他告诉我，他和妻子还有一群孩子住在谷仓后面的一间活动房里，他在北达科他州的石油钻塔上工作赚钱。

两天过去了。爸爸每晚都上楼，坐在扩建的“教堂”里的沙发上，一边咳嗽，一边看电视或者读旧约。我每天不是学习，就是帮母亲干活。

第三天晚上，我正坐在餐桌旁看书，这时肖恩和本杰明从后门拖着步子走了进来。本杰明正对肖恩说他在镇上的一场小交通事故后跟人打架的事。他说，在他下卡车与对方司机对峙之前，他把手枪塞进了牛仔裤的腰带里。“那家伙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麻烦。”本杰明咧嘴笑着说。

“这种事只有傻瓜才会带枪。”肖恩说。

“我又不是真想开枪。”本杰明嘟囔着。

“那就别带枪，”肖恩说，“那样你才知道你不会用到它。如果带了，你可能就用上了，事情就是这样。拳头干架很快就会演变成激烈枪战。”

肖恩平静地说着，面带沉思。他那头金发又脏又乱，也该修剪了。他脸上布满了泥灰色的胡茬，眼睛在油污和尘土下闪闪发光，好像灰云中闪烁的蓝色火焰。他的表情和言谈似乎来自一个比他年纪大得多的人，一个热血已经冷却，与世无争的人。

肖恩转向我。我一直在躲着他，但突然间，这么做似乎很不公平。他已经变了，假装他没有改变是很残忍的。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开车兜风，我说好。肖恩想吃冰激凌，于是我们买了冰沙。谈话平静、舒适，就像多年前在畜栏里那些昏暗的夜晚一样。他跟我谈了很多：爸爸不在时他负责管理工作小队；儿子彼得肺部虚弱，做过几次手术，晚上仍戴着氧气管。

我们眼看就快到家了，离巴克峰只有一英里，这时肖恩转动方向盘，汽车在冰上打滑。他在转弯时加速，轮胎一顿，汽车跳上了一条小路。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问，但这条路只通往一个地方。

教堂很暗，停车场空无一人。

肖恩绕着停车场转了一圈，然后在大门口附近停下。他熄了火，车头灯灭了。黑暗中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部轮廓。

“你跟奥黛丽联系得多吗？”他说。

“不多。”我说。

他似乎放松了下来，然后说：“奥黛丽就是个爱说谎的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