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我提交了最后一篇论文后，乘火车去往伦敦，登上了回家的飞机。母亲、奥黛丽和埃米莉在盐湖城机场接我，我们一起驶上州际公路。那座山出现在眼前时，已近午夜。漆黑的夜空下，我只能依稀辨认出她伟岸的身影。

当我走进厨房，发现墙上开了一个大洞，通往爸爸正在建造的新的一个扩建部分。我和母亲一起穿过洞，打开了灯。

“太令人惊叹了，不是吗？”她说，用了“令人惊叹”这个词。

那是一座堪比教堂的礼拜堂的超大房间，有着高达十六英尺的拱形天花板。房间大到荒诞的地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注意到里面的装饰。墙壁是裸露的石棉水泥板，与拱形天花板上的木镶板形成鲜明对比。深红色绒面革沙发亲切地坐在父亲多年前从垃圾堆里拖出来的那张脏兮兮的座椅旁。图案复杂的厚地毯覆盖了一半的地板，另一半是水泥。屋里摆着几架钢琴，其中只有一架看上去还能弹奏，还有一台餐桌大小的电视机。这个房间非常适合我父亲：它大得无与伦比，而且极不协调。

爸爸以前总是说他想建一间游轮那么大的房间，但我从没料到他会那么有钱。我看看母亲，希望得到一个解释，但爸爸自己给出了答案。他解释说，生意非常成功。精油很受欢迎，母亲制作的精油是市面上最好的。“我们的精油太好了，”他说，“大型企业生产商的利润都被我们瓜分了。现在爱达荷州韦斯特弗家的精油声名远扬。”爸爸告诉我，一家公司看到母亲的精油如此成功，十分警惕，他们开出惊人的三百万美元的价格，想买下她的全部产品。我父母甚至不予考虑。治愈是他们的使命。再多的钱也诱惑不了他们。爸爸解释说，他们现在将大部分的利润以物资的形式重新献给上帝购买食物、汽油，也许还会建一个真正的防空洞。我强忍住笑。在我看来，爸爸有望成为西部山区财力最雄厚的疯子。

理查德出现在楼梯间。他在爱达荷州州立大学学化学，马上本科毕业。他和妻子卡米以及一个月大的儿子多纳文回家过圣诞节。一年前在他们的婚礼上我见过卡米，我当时为她是那么正常而震惊。和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一样，卡米也是个局外人：她是一个摩门教徒，但属于父亲所说的“主流”。她谢过母亲给她的草药建议，对母亲让她放弃医生的期望置若罔闻。多纳文是在一家医院出生的。

我想知道理查德是如何在他正常的妻子和不正常的父母之间那汹涌波涛中航行的。那天晚上，我仔细地观察他，发现他似乎努力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成为一切信条的忠实追随者。当爸爸谴责医生是撒旦的仆从时，理查德转向卡米轻轻地笑了笑，好像爸爸在开玩笑。但当爸爸扬起眉毛时，理查德的表情变为严肃的沉思和赞同。他似乎一直处于频繁切换的状态，在不同的维度进进出出，不确定是要做父亲的儿子，还是妻子的丈夫。

母亲被节日订单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又像小时候一样度过了在巴克峰的时光：在厨房里制作顺势疗法药剂。我倒了些蒸馏水，加入几滴基本配方，然后将小玻璃瓶穿过我的拇指和食指围成的圈，数到五十或一百下，然后接着做下一个。爸爸进来喝水，看见我时，他脸上露出了微笑。

“谁会知道，我们不得不把你送到剑桥，才让你重回厨房？这才是你待的地方。”他说。

下午，我常常和肖恩套上马鞍，一路冲到山上。马连跳带爬地走过没到它们肚子的雪堆。山上美丽而清爽，空气中弥漫着皮革和松木的味道。肖恩聊起了马，聊起它们的驯化，聊起他期待在春天见到的小马驹，而我忆起他和他的马在一起时总是展露出最好的一面。

到家大约一周后，山上迎来一股强冷空气。气温骤降到零度，还在持续下降。我们把马关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它们流汗，背上就会结冰。水槽冻结了。我们把冰敲碎，但它很快又结了冰，于是我们只能提一桶桶的水给马喝。

那天晚上大家都待在屋里。母亲在厨房里调制精油。爸爸在扩建区，我开始开玩笑地将这里叫作“小教堂”。他躺在深红色沙发上，肚子上放一本《圣经》，而卡米和理查德正在用钢琴弹奏赞美诗。我拿着笔记本电脑，坐在爸爸旁边的双人椅上，听着音乐。我正要给德鲁写电子邮件，这时后门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门砰的一声开了，埃米莉飞跑进房间来。

她用瘦弱的手臂紧紧环抱自己的身体，大口喘气，浑身哆嗦。她没有穿大衣和鞋子，只穿了一条我留下的牛仔裤和一件我穿过的T恤。母亲把她扶到沙发上，从近处拿过一条毯子将她裹住。埃米莉号啕大哭，甚至过了好几分钟母亲也没能让她说出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还好吗？彼得在哪里？他身体虚弱，个头只有同龄孩子的一半，因为肺部发育不完整，他还戴着氧气管。难道是他小小的肺衰竭了，停止了呼吸？

在不时的啜泣和牙齿的颤抖中，埃米莉断断续续地讲出了事情原委。据我所知，那天下午埃米莉去斯托克斯商店购物，给彼得买错了饼干。肖恩大发雷霆。“你连吃的都买不对，他怎么能长大呢？”他尖叫着，说完抱起她，将她从他们的拖车里扔到了门外的雪堆上。她敲门求他放她进去，之后才跑上山坡来到我家。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盯着她赤裸的双脚。它们冻得通红，看上去像被火烧伤了一样。

我的父母一边一个陪埃米莉坐在沙发上，拍着她的肩膀，紧握着她的手。理查德在他们身后几英尺的地方踱着步子。他看上去沮丧、焦虑，好像想马上采取行动，只是被控制住了。

卡米仍坐在钢琴旁。她一脸困惑地盯着坐在沙发上的三个人。她没有听懂埃米莉的话，不明白为什么理查德在踱步，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每隔几秒就停下来看一眼爸爸，等待一个词语或一个手势任何该做什么的信号。

我看着卡米，感到胸口一阵发紧。我恨她目睹了这一切。我想象自己身处埃米莉的位置，这很容易做到我忍不住这样想一时之间我又回到那个停车场，高声尖笑，试图让周围的人相信我的手腕没有断。没等我反应过来自己在干什么，我已经穿过了房间。我一把抓起哥哥的胳膊，将他拉到钢琴前。埃米莉还在抽泣，我用她的抽泣压住我的低语。我告诉卡米，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两口子的私事，埃米莉明天会为此感到难为情。看在埃米莉的分上，我说，我们应该都回到各自的房间，把这件事交给爸爸处理。

卡米信了我的话，站起身来。理查德犹豫了片刻，最后深长地看了爸爸一眼，然后跟着她走出了房间。

我和他们一起穿过走廊，然后又折返回来。我坐在餐桌旁看着钟表。五分钟过去了，接着十分钟过去了。来吧，肖恩，我在心里默念，现在就过来。

我说服自己，如果肖恩在接下来几分钟里露面，那将是为了确保埃米莉来到了这里确保她没有在冰上滑了一跤摔断腿，也没有在雪地里冻死。但他没有来。

二十分钟后，当埃米莉终于不再哆嗦，爸爸拿起了电话。“过来把你老婆接走！”他冲话筒吼道。母亲搂着埃米莉的头，让它靠在自己的肩上。爸爸回到沙发上，拍了拍埃米莉的手臂。我盯着他们三人挤在一起，有一种感觉，这一切以前发生过，每个人的角色都经过精心排练。甚至包括我的。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是如何在本该保持沉默时开口，却在本该说话时闭上了嘴巴。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自我们童年起就一直扮演的那种古老、脆弱的角色的颠覆。女性需要埃米莉需要从托词中解放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人。表达意见，采取行动，蔑视顺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

父亲安装的法式门一打开便吱嘎作响。肖恩穿着一双重重的靴子和一件厚冬衣慢吞吞地走了进来。彼得从肖恩为他阻挡寒冷的厚厚的羊毛包裹中钻了出来，伸出小手去找埃米莉。她将他紧紧搂在怀里。爸爸站起身，示意肖恩坐到埃米莉旁边。我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中途停下来看了父亲最后一眼，他正深吸气，准备发表长篇大论。

二十分钟后，母亲来到我的房间，向我保证爸爸的话“非常严厉”，问我能否借给埃米莉一双鞋和一件外套。我将它们拿过去，然后从厨房看着埃米莉被哥哥揽在怀里，慢慢走远。

悲剧之后的闹剧

在返回英国的前一天，我开车沿山脉行驶七英里，然后拐到一条狭窄的土路上，来到一座浅灰蓝色的房子跟前。我在一辆几乎和房子一样大的房车后面停了车，敲了敲门。我姐姐来开门。

她穿着法兰绒睡衣站在门口，背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条腿被两个小女孩紧紧抱住，身后还站着她大约六岁的儿子。奥黛丽迈到一边，让我进去，但她动作僵硬，目光避免跟我对视。自从她结婚后，我们很少见面。

我走进房子，在玄关处突然停下，看见油毡布上有个三英尺的大洞，延伸至地下室。我绕过洞走进厨房，里面充满了母亲的精油味桦木、桉树和罗文沙的气味。

我们的谈话慢条斯理，时断时续。奥黛丽没有问我关于英国和剑桥大学的问题。她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于是我们谈论她的生活公立学校如何腐败透顶，所以她自己在家教孩子。和我一样，奥黛丽从未上过公立学校。她十七岁时曾有一段时间努力想拿到普通同等学力证书，甚至还将盐湖城的表妹米茜请来教她。米茜帮奥黛丽辅导了一整个暑假，最后宣布，奥黛丽的教育停留在四五年级水平，想取得普通同等学力证书根本不可能。她的女儿拿来一张画给我看，我咬着嘴唇，盯着这个女孩，心想她能指望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那里学到什么呢。

我们给孩子们做早餐，然后和他们到雪地里玩耍。我们烘焙，看犯罪片，设计串珠手镯。那感觉就像穿过一面镜子，体验了一天假如我留在山上很可能会过的人生。但是我没有留下来。我与姐姐的人生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之间似乎毫无共同点。几个小时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她仍然跟我很生分，不愿与我对视。

我给她的孩子们带了一套瓷制小茶具，当他们开始为茶壶争吵，我便将茶具收了起来。最大的女孩提醒我，她现在五岁了，已经是大孩子了，不能再把她的玩具拿走。“如果你表现得像个孩子，”我说，“我就把你当孩子对待。”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我脑子里想的是肖恩。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恨自己说了这样的话。我转身将茶具递给姐姐，好让她为孩子们主持公正，但看到她的表情时，我差点儿把茶具扔在地上。她的嘴张成了一个圆圈。

“肖恩过去常这么说。”她说道，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

那一刻将永远伴随着我。第二天在盐湖城登机时，我会忆起它；飞机在伦敦着陆时，我心里仍会想着它。那一刻带来的震撼，我无法摆脱。不知何故，我竟从未意识到，我所经历的一切，姐姐可能在我之前就经历过。

那个学期，我把自己交给大学，就像把树脂交给雕塑家。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彻底改变。我强迫自己和其他同学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绍自己，直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接着我着手清除挡在我和他们之间的障碍。我第一次品尝了红酒，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喝酒时紧绷的脸。我扔掉高领衫，开始穿剪裁更时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无袖的、领口不那么规矩的衣服。在这段时期的照片中，我为这种平衡感到震惊：我和其他人看起来并无两样。

四月，我开始步入正轨。我写了一篇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我主权概念的文章。我的导师大卫·朗西曼博士说，如果我的论文保持同一水准，我就有可能获得在剑桥读博士的资格。我惊呆了：我像一个冒名顶替者，偷偷溜进这座宏伟的殿堂，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进来了。我开始撰写论文，再次选择穆勒作为主题。

学期末的一天下午，在图书馆自助餐厅吃午饭时，我认出了与我同一项目的一群学生。他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我问能否加入他们，一个名叫尼克的高个子意大利人点点头。从谈话中我得知尼克邀请其他人在春假期间去罗马找他玩。“你也可以来。”他说。

我们提交了最后几篇期末论文，便登上了飞机。在罗马的第一晚，我们爬上了七座山丘中的一座，俯瞰着这座大都市。拜占庭式的圆顶像腾空的气球一样盘旋在城市上空。那时天色已近黄昏，街道沐浴在琥珀色的光辉中。那不是钢、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现代城市的颜色，而是夕阳的颜色，看上去如此不真实。尼克问我对他的家乡有何看法，而我只能说：它看上去很不真实。

第二天早餐时，其他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家庭。一个人的父亲是外交官；另一个人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有人问起我的父母，我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废料场。

尼克带我们去了他过去学习小提琴的音乐学院。它坐落在罗马的中心地带，装饰富丽堂皇，有宏伟的楼梯和敞亮的大厅。我试着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学习会是怎样的感觉：每天清晨踏过大理石地板，日复一日，将学习与美相联系。但我想象不出来。我只能将我置身的这所学校想象成一座博物馆，目之所见皆是别人生活的遗迹。

我们在罗马游览了两天。这座城市既生机勃勃，又犹如化石。褪色的古老建筑仿佛风干的骨头，嵌在现代生活的动脉搏动的电缆和繁忙的交通中。我们参观了万神殿、古罗马广场和西斯廷教堂。我本能地产生了膜拜敬仰之情。这就是我对整座城市的感受：它应该被放置在玻璃后面，让世人从远处瞻仰，不可触摸，亘古不变。我的同伴们不一样，他们在这座城市中穿梭，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并未被它征服。他们没有在许愿池边安静下来，也没有在罗马斗兽场保持沉默。相反，在我们参观一个个历史遗迹的路上，他们讨论起哲学霍布斯和笛卡尔，阿奎那和马基雅维利。他们与这些宏伟的建筑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将古老的建筑作为他们谈话的背景，给予它们生命；他们拒绝将它们视为死物，在它们的祭坛前顶礼膜拜。

第三晚来了一场暴风雨。我站在尼克家的阳台上，看着闪电划破长空，听着隆隆雷声。那一刻我恍若回到了巴克峰，感受到天地间如此巨大的威力。

第二天一早，万里无云。我们在博尔盖塞别墅的庭院里野餐，喝红酒，吃点心。阳光灿烂，糕点美味。当时那种感觉超越一切。有人提到霍布斯，我不假思索地背出穆勒的一句名言。将这个声音从过去带到一个浸淫了历史的时刻，似乎再自然不过，即使这个声音与我自己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大家停顿了一下，看看是谁说的，然后有人问起这句话的出处，于是谈话继续。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像他们一样体验了罗马：一个历史圣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美食、交通、冲突和雷声的地方。这座城市不再是一座博物馆，对我而言它像巴克峰一样鲜活。罗马人民广场。卡拉卡拉浴场。圣天使堡。在我脑海中，这些就像印第安公主、红色火车车厢和大剪刀一样真实。它们所代表的世界包含哲学、科学和文学的整个文明与我熟知的生活截然不同。在国立古代艺术美术馆，我站在卡拉瓦乔《朱迪斯砍下霍洛芬斯的头颅》面前，丝毫没有联想到杀鸡。

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种转变，为什么突然间我可以与过去伟大的思想家们交流，而不再单纯对他们肃然起敬。这座城市中，陈年的白色大理石和黑色沥青在红绿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让我看到一种东西，指引我可以欣赏过去，却不再沉默不语。

回到剑桥，我还在呼吸着古老砖石的历史气息。我知道会有德鲁的来信，冲上楼，急着查看电子邮件。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看见的确有德鲁的来信，还有一封信来自另一个人：我姐姐。

我打开奥黛丽的消息。长长的一整段，没有多少标点符号，有很多拼写错误。起初，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不规范的语法上，以为它们会削弱文本的声音。然而那些文字非但没有被掩盖，反而像是从屏幕上对我大喊大叫。

奥黛丽说，多年前她就该阻止肖恩，这样在她之后我就不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她说小时候，她想告诉母亲，寻求母亲的帮助，但她觉得母亲不会相信她。她说得没错。结婚前，她噩梦连连，记忆闪回，于是她告诉了母亲。母亲说那些回忆都是假的、不可能的。我本该帮你，奥黛丽写道，但是连我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我，我也就不再相信自己了。[3]

她说她要纠正这个错误。她写道：我相信，如果我不去阻止肖恩伤害他人，上帝会追究我的责任。她要和他以及我们的父母当面对质，她问我能否和她站在一起。不管有没有你，我都会这么做。但是没有你，我可能会输。

我在黑暗中坐了许久。我恨她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感觉她把我从一个生活快乐的世界里拽了出来，重新拉回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