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静美打来的电话,听她说是纯子自杀未遂,于是立即直接赶到医院。当时,静美担心纯子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关系。在出院的那一天,誉说:‘我不能再把纯子留在家里了,你替我照顾她吧。’静美也在他身边深鞠一躬,说:‘恳请您照顾纯子。’而且,静美还趁着誉不在场的时候,对我说:‘我已经没法再让纯子这样做那样做了。我和你明明是已经有了男女私情,又怎么能以母亲的身份对纯子说教呢。我不能再和纯子有任何瓜葛了。’然后,她还是恳求我,希望我照顾纯子。”
?关于纯子脱离户籍一事
“即使在我负责照顾纯子之后,我仍然保持着和静美的关系。有一天,静美在旅馆里问我:‘我想写一份字据,声明和纯子断绝母女关系,这样我自己就可以什么事都不闻不问了。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我回答说:‘不错是不错,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静美给出的理由是:‘纯子的爸爸非常担心你和纯子的关系被T先生(松永的岳父)知道,害怕他会到我们家来兴师问罪’,但如果有了这份字据,到时候就可以为自己辩护说‘纯子已经和我们断绝关系了’。”
至于纯子身上的烙印和纹身,松永坚称那是纯子本人积极而且主动要求的。
松永说:“一天晚上,纯子对我说:‘我想要一个爱的印证,可以证明我们对彼此的信任。’那一瞬间,我着实吓了一跳,说:‘啊?你的意思是说要生一个孩子吗?我岳父可是个厉害的主儿,那样的话可就糟糕了!’纯子便拿谷崎润一郎的《?d》打了个比方,说在女人的身体上纹上纹身就是爱的印证。我满怀感激,拥着纯子说:‘那样的话,你可能以后再也不能有别的男人了。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一定要照顾你一辈子。’第二天,我跟一个熟人学会了纹身的方法,然后在纯子的大腿上纹了一个‘太’字,作为爱情的结晶。在那之后,纯子又说,‘太’字的这个纹身看起来像一只蝴蝶,而她想要一个更明显的印记。于是,我说:‘我对纹身还是不在行。要是那样的话,不如烫个烙印吧?’纯子立刻高兴地回答道:‘嗯!好呀!再烫个烙印吧!’我建议用香烟接近皮肤,用烟火的灼热烫出烙印,而她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感。纯子说她先是烫了烙印,但其实是纹身在先。”
松永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的,只剩下了松永的口供笔录。关于他的“人生信条”,松永是这样叙述的:
“一直以来,我都把至今为止发生的事情全部推给别人。我自己是绝对不会亲自动手的。因为一旦作出决定,就必须要承担责任。即使计划能够顺利进行,那份成功也未必能持久延续。我的人生信条中,绝不存在‘我自己必须要承担责任’这一条。(中略)我仅仅提出建议和意见,这样就足以占尽好处了。即便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以至于要被追究责任,那我自己也不会被追究,因为我不是作出决定的那个人。如果极有可能要被追究责任,那我就溜之大吉。我往往会根据事态的发展,推演整个过程,预判各种演变可能和结局。也就是说,‘利用他人而自己也不会被追责’,此为一石二鸟之计。”
补充说明一点:口供笔录是涉案人员针对检察官或警察的提问所作回答的概要性记录,而且最终需要供述人核实内容并签字同意。这意味着,松永的口供笔录中所记载的向审讯者讲述的“人生信条”,是经过他本人核实和确认的。
毋庸置疑,这份供词足以成为一个有力证据,用以研判和推断他后来所犯下的连环杀人案的思维、行为模式。或许正因为此,检方也非常重视这份口供笔录,并特意在法庭上作了宣读。
可是,松永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份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呢?有一种说法在记者之间广为流传,但真假莫辨。检方掌握到松永极其迷恋女色这一情况,所以在对松永的审讯中打出“最后的王牌”,起用了一位年轻的美女检察官。结果,松永竟然真是忘乎所以似的,口若悬河地大谈特谈他的人生哲学。这段供述,让检方高层兴奋不已地叹道:“为了能让他说出这一番话,我们付出太多的辛苦了!”不管传闻如何,但松永对自己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作出了如此深入的解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将来也不可能再有的。
他之所以会秉持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是因为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样的一种“伪装的人生”。
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四月二十八日,松永出生在北九州市的小仓北区。父母经营着一家榻榻米店,他是家中的长子。在他七岁的时候,父亲为了继承被褥销售业务,举家搬迁到了老家柳川市。
我去了那里作调查,但松永的家人和亲戚都拒绝接受采访,所以关于他童年的信息非常少。不过,从教过松永的老师们的询问笔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松永就读于公立小学,学习上也不怎么努力,但整个学年下来的成绩几乎所有科目都是A。他曾多次担任年级学生委员长,还当过校学生会的干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并以较大分差战胜三年级学生,摘得桂冠。此外,他在整个初中时期都担任男子排球部的队长。但是,他虽然取得了那些绚丽夺目的成绩,却绝对没有给任课教师们留下良好的印象。他的初三班主任在笔录中作出了如下评述:
“他爱表现自己,是个独断专行的领导型人物。他声音很大,不容置喙,总是给人以一种威慑感。动辄大吹特吹,说什么‘我随时都可以联系到松下幸之助’之类的话。总是谈论股票、赚钱之类的话题。他纠集了一帮小喽??,指使他们干坏事。当我想去家访时,他总是推托说他家也没什么可聊的,结果就一直也没去成,所以也不清楚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初中毕业后,他进了一所县立高中,和纯子同校。高二的时候,他参加竞选学生会的风纪委员长,并成功当选,但后来因为被发现有“动机不纯的异性交往”,在三年级时不得不转学到另一所高中。但是,他在那所高中里,竟然又担任了风纪委员。
高中毕业后,他立即入职于福冈市内的一家糕点店。但是,他只干了十来天就离职了,转而开始帮助打理自家的被褥生意。几年后,他从父亲手里接过生意的实控权,随后把店名从“松永商店”改为“World”,又在三年后变更为有限公司,将位于柳川市内的自己家作为总店。他结了婚,并生有一子。又过了两年,也就是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他在周围只有水田和瓦房的自家宅基地上,新建了一栋钢筋混凝土的三层小楼(总建筑面积为一百四十四坪)。(4)一楼是他父母和松永家人的住所,二楼是办公室和产品展示区,三楼是社长办公室。那时,他在柳川的一家料亭举办了盛大的乔迁喜宴,邀请了大约两百位客人。这,是在纯子自杀未遂之后两个月时的事情。
第二年,他设立了World株式会社(5),注册资本金五百万日元。作为一家株式会社,这种资金规模无疑是很小的,但公司登记册上却罗列着十七种业务范围,涉及贸易、矿产开发与加工制造、广告与出版、木材、海上运输、保险代理,以及医疗设施、体育设施、餐饮、旅店经营等等诸多行业和领域。其中,贸易业务的经营品种甚至还包括了钢铁、石油、船舶及飞机。这简直就是一家大型商社。这也难怪,因为当时松永把一份三井物产(6)的登记簿复印件交给司法书记员,并拜托他:“请您作一份和这个一模一样的业务项目列表。”
但实际上,World公司的所谓业务无非是一种反复进行商业诈骗的“自行车操作”(7)。而且,松永对待员工也是极尽恐怖之能事。例如,使用空手道劈、十字锁喉、电击的手段施加暴力,宣称自己背后有黑帮支持,对员工进行恐吓,对失误员工进行罚款,等等,借此来控制公司员工。此外,他还让员工去联系和自己同校的毕业生、老师,以“公司库存积压,可能因此破产,所以请务必帮忙”之类的理由,欺骗他们购买昂贵的被褥套装,从而攫取暴利。
其中有这样的一个手段,可以说是松永将其欺骗的天分发挥到了极致。他故意接近被World公司员工欺骗的受害者,装作一个满怀善意的人,将受害者拉拢过来。平成十四年(二????二)九月二十五日的《读卖新闻》援引了当时一名员工的证词,传为一则轶事。事情是这样的:
该员工的校友中,有一名男子签署了被褥购买合同,但又迟迟不愿付款。于是,松永领着好几个员工去了那名男子的家中。然而,对那名男子破口大骂的都是那几个员工,松永本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但是,松永在突然之间,精神亢奋地站起身来,大声叫道:“你的身后有一个鬼魂,正在吸走你的运气!”紧接着,又从西装口袋里取出一串黑色佛珠,闭上眼睛,紧锁着眉头,一边对天叩拜,一边念咒似的在嘴里嘟嘟囔囔,说着“轮回”“转生”之类的词。那名男子浑身颤抖,一脸惶恐地说:“我真的是被鬼魂附身了吗?”松永便重重地点了点头,开始询问他的烦恼:“你最近有没有觉察到什么异常?”
那名男子就说自己没有工作。于是,松永说:“那么,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工作。”然后就把他强行带回公司,关进大楼后面的一个木屋里。那个屋子其实就相当于是个“章鱼罐”,专门用来监禁被“生擒活捉”的员工。接下来的两年里,该男子被迫在那个“章鱼罐”里过着凄惨的生活,同时还要不断去推销昂贵的被褥套装。
就是这样,松永在经营World期间,至少巧取豪夺地赚了一亿八千万日元。
和赚钱齐头并进的是,松永一直倾注心血于和女人的交往。据其本人的供述,即使是在和纯子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他也有十个左右的情人。松永的想法是,广泛撒网,到处勾引,只要其中有几个女性上钩就可以。纯子的一位同事就曾被松永搭讪过。以下笔录即来自这名女子。
纯子从幼儿园辞职后,我接到了松永打来的电话。他说:“我已经和纯子分手了,想和你谈谈工作的事。”他的语气倒是非常温柔,但我一想到他实际上是刚和纯子分手就盘算着拿我来当替换品,就有点生气,于是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和这种人交往。他自己说,他是在东京的娱乐圈工作的。我觉得他确实很出色,所以也没觉察出他是在撒谎。
他的套路是先搭讪,然后如果觉得那个女人对自己有一点感兴趣,就会不择手段地勾引她。以下证词同样来自World公司一位前员工(《读卖新闻》,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天深夜,松永敲着床头叫醒了World的员工们,然后非常突兀地向大家宣布:“喂!我们要成立一个乐队啦。你们会不会演奏乐器?如果不会的话,那么现在就要开始努力训练!”然后,他花几百万日元购买了专业的乐器和音响设备,把办公室改造成录音棚,并开始对松永乐队搞起了严苛的突击训练。松永是主唱,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旋律,他都会唱成尖叫似的高调。乐队中有人提醒他“走调了”,他马上就涨红了脸,开始对那个人拳打脚踢,并高声喊着:“你们,都跟着我唱!”惊得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首场公演是在特训开始后的一个月左右,正值圣诞前夜。演出是在一个能容纳一千人左右的大音乐厅举行的,但在赠送完门票之后也只是来了五十个人左右。演奏者中的有些人,最终也没能学会演奏,只是装模作样地比划着,但他们因为害怕松永,所以只好装作一副如痴如醉的样子。松永本人穿着一身绣了金线的暗红色西装,站在台上放声高歌,还在一曲终了之后煞有介事地向观众挥手致意,高声喊着:“这是最棒的圣诞夜!”他将炽热的目光投向了一名年轻女子――那是松永当时正疯狂迷恋着的对象。松永在得知她喜欢音乐之后,便施展出花言巧语的本事,吹嘘说“我现在就在玩乐队”。因此,他必须要把谎言变成现实。
根据前文中引用的纯子的证词,她也被邀请观看这场音乐会,松永怀有身孕的妻子也去了现场。那个时候,纯子刚刚和松永发生肉体关系,并爱上了松永,所以当她看到松永怀着孕的妻子时,受到了深深的刺激。在场的其他情人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吧。然而,当松永把目光投向新欢,恐怕是已经完全不在意其他情人到底会作何感想了吧。这些女人被松永玩弄于股掌之间,又惨遭伤害,却还是死心塌地地追随着他,任由自己变成了松永的后宫玩物。而且,这些女子也和纯子一样,随着关系逐步加深,遭受了暴力。松永的妻子A女士自然也不例外。
平成四年(一九九二),A女士和松永离婚之后,一个人带着儿子离开福冈县,躲了起来,过着安静的生活。她对我说:“直到现在,松永的那张脸都时不时地会出现在我的梦中。有的时候是一张温柔的脸,有的时候是一张恐怖的脸。他的眼神和脸色总是说变就变……”据她说,和松永一起生活的十年,简直是坠入地狱一般的日子,充满了残酷的暴力,还要忍耐他不知其数的出轨。
她说:“我比松永年龄大一些。刚认识的时候,他是高中生,我已经步入社会了。我下班后是坐公交车回家的,他每天都会在车站等着我。起初的时候,我以为那就是一个年少的男孩,在一时兴起之下做出了有些可爱又有些幼稚的行为。但他那样日复一日地,也着实让我心里挺开心的。有一天,他一脸悲伤地对我说:‘我进了一个黑社会组织,现在要去刺杀另一个组织的成员,以后可能都见不到你了。’突然听到这样的话,觉得以后都不可能再相见,我顿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孤寂。”
就这样,A女士完全陷入了松永的话术之中。
开始交往之后,松永就给她描绘出各种各样的梦想。A女士回忆道:“总之就是自信满满的,而且尽是说些了不起的大事,让人心怀梦想。”经过三年的交往,她在昭和五十七年(一九八二)接受了松永的求婚,并在第二年生下长子。
但是,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松永的暴力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一丁点儿的小事,她就会被打,被踢,被揪住头发拖来拽去。最开始的时候,松永每次施暴之后,还会说“以后绝对不会再打你了”之类的话。但是,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每当A女士被打受伤,松永都会派World的员工去买药回来,但他本人却非常地冷漠,甚至有时还会在她正哭着的时候,就当着她的面给别的情人打电话。她也不是没有想过逃跑,但一想到带着年幼的孩子逃跑,想到那些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就每一次都踌躇不前了,最终形成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宁愿自己忍受这一切,也不愿孩子被夺走。”
松永甚至毫不在乎地对妻子讲自己的外遇。
她说:“我知道,他口中提到的女人都和他有那种关系。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都是一起泡澡,然后他就去情人那儿,直到早上才回来。他会告诉我说‘要去某某的公寓’,然后就离开了。他甚至向我炫耀说,自己对经营轻食酒吧的母女两个都下了手,而且那一对母女都迷恋着自己。他还给我看了一封那个女儿写给他的信,信里说:‘你是我妈妈真心爱着的人,所以我决定放弃。’起初,我还恳求他别再去和别的女人见面。但是,渐渐地,我就变得麻木了,那种痛苦的感觉也消失了。”
据A女士说,她也知道绪方纯子的存在。事实上,她曾经和纯子在同一所公立小学上学,还是很要好的玩伴。后来因为A女士迁居别处,两个人才渐渐地没有了来往。当松永频繁提到“住在久留米市安武町的绪方纯子”时,她就知道“那个纯子已经成了自己丈夫的情人”。
纯子在出院后不久,就成了World公司的一名职员,住进公司的事务所。公司事务所共有三楼,A女士住一楼。但松永禁止A女士上楼,所以她也不知道纯子住在那里。有时,她会在大楼门口遇到纯子,但没有意识到那个人就是纯子,只以为是个新职员。纯子称呼她为“少夫人”,总是彬彬有礼地向她问好。
但是,有一天,她听到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说:“那件事还是得问办事员绪方女士啊。”她吃了一大惊。因为这个名字和自己被告知的不一样,她便问了松永,这才知道绪方纯子就住在事务所。
A女士说,她还目击了纯子被施暴的场景。
“每当我听到上面响起砰砰的声音,就知道是松永又动了手,就会感到非常害怕。这种手段叫‘踵落’(8),就是让人跪坐着,然后突然用力地把脚后跟砸在跪坐者的大腿上。不久后,若是我在门口遇到员工或纯子,就会看见他们走路摇摇晃晃,像要摔倒似的。”
后来,纯子开始进出位于一楼的松永家,当着A女士的面,她也会被松永施暴。
A女士说:“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她为什么要那样默默地忍受。我在挨打的时候,一定哭得很大声,大到邻居们都听得见。但是,纯子既没有哭,也没有哀求他‘别打了’,只是咬紧了牙关,默默地忍着,顶多就是偶尔从牙齿缝里漏出‘呜’的一声。松永的殴打手段也很不寻常,甚至打到自己会说‘打你打得我的手疼’,然后更是加倍地、持续地殴打。”
纯子的证词也证实了当时的暴力行为。有一次,纯子去购物时没有带够钱,松永就当着A女士和孩子的面,对纯子拳打脚踢,抓着头发把她的头摇来摇去,还把蛋黄酱挤到厨房的地上,对她命令道:“把它舔干净!”然而,纯子毫不反抗,只是顺从地舔着地上的蛋黄酱。A女士则拼命地向松永哀求说:“请不要在孩子面前这样!”
纯子可能是后背被棒球棒打得很重,或者是腹部受到膝盖的大力撞击,总之她伤到了胰脏,痛苦难当,最后被送到医院。当时,主治医生发现纯子身上有多处淤青,觉得非常可疑,便报了警。柳川警察局的一名警察来到World公司大楼。警察要求松永去一趟警察局,松永跟A女士说了句:“我去趟警察局,马上就回来。”然后,就离开了。
那个时候,A女士确信自己的丈夫一定会被逮捕,在心底暗自庆幸:“啊!这回终于要结束啦!太好了!大家都会从暴力中解脱,可以回到平常的日子了。没弄出人命来,真是谢天谢地了!”但是,几个小时之后,松永就一脸没事人似的回来了。
平成四年(一九九二)一月,A女士终于下定决心要逃离松永。之所以作出了最终的决定,正是因为家暴。那一次是正月的时候,他们一家回老家省亲,她在自己家人的面前,遭到松永恶狠狠的一顿毒打,脸都被打了。
A女士的父亲一直怀疑松永在性格上有严重的问题,甚至在他们结婚之后也不信任松永。所以,松永从未在他面前表现出任何的粗鲁行为。但是,她的父亲一去世,松永就肆无忌惮了,甚至在她的娘家也开始面不改色地施暴。结果,这引起A女士在心态上的变化:既然自己遭受家暴的事情已经被家人知道了,那就不用再忍受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