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纯子对住在近邻的叔母说出了自己与松永的恋情。于是，这份婚外情在父母那里暴露无遗了。她遭到了严厉的训斥，被逼迫着立刻斩断孽缘。而且，她的叔叔察觉到松永在调查绪方家的资产状况，甚至还在调查静美娘家的资产状况。于是，他警告纯子说，松永其实是瞄上了绪方家的财产。尤其是静美，更是对松永心怀恐惧，雇用了私家侦探，展开对松永的调查。但这事被松永知道了。他冲着纯子大发雷霆：“你妈这是不信任我啊！”又逼迫着嚷道：“让我去见见你妈！”

纯子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安排了松永和静美的会面，地点定在佐贺县内的一家料亭(1)。然而，松永表现得彬彬有礼，言谈得体。席间，他一腔热诚地表达了自己对纯子的爱，时而还说些轻松的笑话逗人开心，给静美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第二天，松永又邀请誉在料亭用餐，并且再一次扮演了优秀青年的戏码。就这样，在松永的怀柔策略下，纯子的父母彻彻底底地被征服了。纯子回忆道：“尤其我妈妈，对松永是十二分的中意，甚至完全地赞成我和他的交往。”

大约三个月后，松永以与纯子联名的形式，拟订了一份“婚约确认书”，表明“和妻子离婚，并与纯子结婚”的主旨，又在造访绪方家的时候，郑重其事地递交给纯子的双亲。松永许诺说，可以入赘到绪方家。对此，誉作了谨慎的回应，但静美则表现出极大的欢迎，甚至反而请求似的说道：“希望你尽快离开你的妻子，尽早和纯子在一起。”

然而，就在那之后，松永和纯子的关系却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松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对纯子抱怨道：“我在音乐方面是极有天赋的，东京的一家音乐事务所邀请我加盟，但我不得不入赘到绪方家，无奈之下也只好拒绝了东京的邀请。”松永的话，让纯子感到了内疚。另一方面，他对离婚的事却态度消极，说：“我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得到了女方父亲在资金上的巨大支持。所以，尽管我想离婚，但其实是难之又难的。”

而且，暴力开始了。

当纯子提到自己以前曾经相处亲近的男性朋友时，松永突然神色大变，暴跳如雷地吼道：“你欺骗了老子啊！”纯子赶紧解释说，自己和那个男人绝对没有发生过性关系，而且在和松永发生性关系之后，就和他干干净净地断绝了来往。然而，松永就是充耳不闻，只顾一个劲儿地斥责纯子是脚踩两只船。他抱怨道：“你其实早就不是处女了！第一次和我睡的样子，根本就是荒诞的表演！”然后，他又把那个男人叫到了酒店，带来自己的手下，在纯子的面前，动起了私刑。

对纯子的第一次施暴，是在车里。松永借着一点儿微不足道的理由，一下子就情绪激动起来，突然地踩了个急刹车，又命令纯子开车。纯子握着方向盘，却遭到松永的殴打。他用拳头捶打纯子的手臂，又脱下皮鞋，用鞋打她的头。之后，暴力迅速升级――拳打脚踢，抓着头发狠狠地拽来甩去，用五六册捆成一捆的“善邻”(2)地图册用力地砸后脑勺。

他还命令纯子把所有日记都拿来，在酒店房间里照着日期逐日地检查，一边责问“这个是谁”“这是什么意思”，一边又拳脚相加。这样的施暴，起初是每周一两次，不久后就变本加厉了，乃至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说，他打破了绪方家的门禁时间规定，持续地对纯子施以暴力。

久而久之，纯子陷入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她认为是自己不好！

她回忆道：“起初，我认为自己本身的品行，并没有恶劣到必须要接受暴力惩罚的那种程度。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追问具体的细节，一遍又一遍地被质问同一件事，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认为确实可能是自己错了。现在想来，这种心理正是松永的精巧话术诱导的结果。但在当时，我已经深信不疑地认为是自己不好。”

这是一种典型的受虐女性（家暴受害女性）的心理状态。当一位女性和她的丈夫或者情人置身于一种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封闭世界里，如果她被施加暴力，并被教训说，“你是错的！所以我才要这样对你”，那么女性一般情况下会被灌输进一种自我谴责的情绪。她的自尊心会被摧毁，逐渐在心里生成这样一种自我印象：“自己挨打，也是理所当然的。”渐渐地，受害者会失去抵抗的想法，忍受着严酷的暴力，并顺从于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受害者的自我规训得以完成。

松永熟知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并以极其冷酷的手段，实现了对纯子的极其完美的操控。

连续数日的暴力和谩骂，折磨得纯子体无完肤，精疲力竭。之后，他又强硬地要求在纯子的身体上留下烙印和纹身。而且，每一处都是同一个字――“太”。这件事发生在昭和五十九年（一九八四）的年底，是他们开始正式交往后的第三年。

当检察官问到烙印的时候，纯子果断地回答说：“最后我自己是同意了的，我认为可以说是我本人的想法。”但是，那不可能是她自己作出的积极性的、主动的要求。纯子因为与男性朋友的关系而遭受暴力的时候，仿佛是要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反复向松永恳求道：“求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才相信我。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

在情人旅馆里，松永说：“如果你那么爱我，那么想让我相信你，应该不介意我在你身上打下‘太’字的印记吧？！这点事，应该能做到吧？！”纯子沉默着点了头，脱掉衣服，裸露出身体。松永把点燃的香烟，紧紧地贴近了纯子右胸的皮肤，灼热的烟火缓慢地移动，烫伤的痕迹画出了一个“太”字。几天之后，在情人旅馆里，松永把赤身裸体的纯子狠狠地暴打了一顿，又命令道：“好了。躺下！”然后，他在纯子右大腿根部的外侧，用安全别针和墨水，细密而深刻地纹了一个“太”字。

关于这个纹身，纯子坚称自己并没有同意。她说：“这个纹身，是在我搞不清状况的情况下被刺上的。”但是，如果纹身是在完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完成的，那应该是因为她当时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反抗的力气。纯子后来讲述道：“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身上留下伤痕就等同于丧失了未来的希望。”

不仅如此，松永还命令纯子挨个地打电话给她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并且一定要她以某种方式故意激怒对方。在纯子打电话的时候，松永总是在她身旁，耳朵紧紧地贴近话筒，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在纸上写下用于回答的话，并让纯子照着纸条读出来，朝着电话那头骂出污言秽语。纯子后来回忆道：“那些话是违背我自己意愿的，但我还是说了出来。”这些电话招致家人和亲戚们的不满，也使她不得不和朋友们逐渐地断绝了往来。

上文提到过的朱迪思?L.赫尔曼博士所著《心灵的创伤与恢复》一书中谈到：把一个人奴隶化，就是系统性地施加心理创伤，反复造成心理上的伤痛。其必不可缺的条件，则是受害者的无力化和断绝化。也就是说，不仅要使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而且必须断绝一切人际关系。

赫尔曼博士接着叙述道：“只有让受害者自己亲手破坏掉自己的伦理原则，自己背叛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的关系，心理操控的最终阶段才得以完成。”显然，松永对纯子所采取的操控手段，与之完美契合。

在度过那个短暂而快乐的暑假之后仅仅半年，也就是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二月的一天，纯子在幼儿园工作的时候，因为贫血而晕倒了。贫血的诱因是心理疲劳和睡眠不足。几天后，她在家中自己的房间里，吃下安眠药之后，用剃刀割腕，又把手腕浸在盛着水的桶里，睡着了。所幸，家人发现得早，纯子被紧急送往医院，才捡回了性命。

纯子正是要通过自杀这一终极手段，让自己从松永的魔爪中获得解脱。但是，她在讲述自己自杀的原因时说：“我被迫给家人、亲戚、朋友打电话，不得不招致他们对自己的厌恶和嫌弃。我担心自己的存在会让他们就这样一直地苦恼下去，我自己也因此而憎恨自己的存在。”总之，尽管是遭受了如此凄惨的非人对待，她仍然没有憎恨松永，而是自我责难。而且，因为家暴而被深深植入她心底的那种自我厌恶感，显然已经达到了极限，以至于将自己逼迫到要自杀的心理状态。

纯子自杀未遂。但是，松永并未因此而反省自己一直以来的行为。相反，他竟似深刻自省地说：“是我太放纵她了！必须要进一步严加管教。”于是，大约半个月后，在纯子要出院的时候，松永向誉和静美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说：“如果对纯子就这样放任不管的话，说不定她还会自杀，还会更加堕落。所幸她会听我的话，因此请把她托付给我。我会负起责任来的。”

不知道誉和静美是否听信了他的话，恐怕也举棋不定过吧。起初，他们对于纯子刚出院就要离开家的提议是面露难色的，但最终还是被松永说服了。他们在发现女儿割腕而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时候，都要求救护车不要鸣响警笛。可想而知，在意世间体面以至于此的这对父母，自然也会担心纯子回来后是否会再一次引起骚动。或许，这一心理上的薄弱之处被松永看穿了、抓住了，又被他用巧妙的说辞一举突破。

出院后，纯子不得不坐上了松永的车，被他直接从医院带到了三潴郡大木町的一处公寓。那里是松永的公司宿舍和储藏室。在那里，纯子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居生活。也正是在那里，她又一次掉进了松永的暴力地狱。松永每天都会来这里。他一边殴打纯子，一边责骂道：“你给我好好想想，自杀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如果警察来调查你自杀的原因，也一定会传唤我的，一定会对我不利”，等等。而且，他还恫吓纯子，说：“如果我们的外遇关系被我妻子发现了，你可是会被索要精神赔偿的。”此外，他甚至还用拍立得相机，拍下性交时的姿态。半个月后，他命令纯子辞掉了幼儿园的工作。从那以后，纯子在经济上也被逼迫到了不得不依赖松永的境地之中。

而且，松永更是进一步逼迫纯子从父母家脱离了户籍。

纯子拿着一份文书，久违地回到父母家。那份文书的宗旨是“和纯子断绝关系，从今以后，各不相干”。纯子把文书交给父母，威逼道：“请在文书上签字，并承认我脱离户籍。”面对这样一份脱籍文书，无论誉还是静美都强烈反对，但纯子还是遵照松永的指示，态度强硬地说：“如果不承认我脱离户籍的话，下次我就真的自杀给你看，或者是去泡泡浴(3)上班。”这个恫吓，毫无疑问地给誉和静美造成了百万吨级的杀伤力。两个人不情不愿地同意了纯子脱离户籍的要求，并向亲友邻里解释道：“纯子实属无可救药。因此，我们决定将她从户籍中除名。”

于是，纯子彻彻底底地断绝了自己与家庭、社会的关联。

不过，松永究竟为什么执着于控制纯子到这种地步呢？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尚且无法看出松永的意图。在法庭上，纯子曾被多次问及脱离户籍的原因，但她的回答一直是“不知道”。

这真的是只有松永才知道答案。但是，即便是从松永的供词中，也依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意图。松永的陈述和纯子的话大相径庭，分歧集中于纯子和她母亲静美的关系。他一边再现当时的对话，一边细致地讲述大约二十年前的事情。他说：

“她的父母觉察到了我们的关系。纯子就对我说：‘我们无论是继续来往，还是从此分手，我都希望你能见一次我的父母。’于是，纯子、静美和我，三个人约在料亭会餐。当时，静美和我性情投合，相谈甚欢。一个星期之后，静美打电话来，叫我去一家咖啡馆。那天，静美也没化妆，还穿着工作制服。我说：‘这和在料亭的时候可是大不相同啊。’她回答道：‘那是当然。我通常也都是在工作的。’她又对我说：‘你和纯子的交往，她父亲和爷爷都反对。所以，希望你不要再和纯子见面了。’我回答了一句‘明白了’，然后就离开了。

“然后，又过了一周，静美又打来了电话，约我晚上九点左右在公园见面。之后，我们去了情人旅馆，有了肉体关系。主动的一方是静美，是她积极地引诱我。在那之后，我们以每周一次的频率私会，大体上每次都发生了肉体关系。”

这个供述简直是太骇人听闻了。在静美已不在人世，无法听取静美证词的情况下，松永竟然单方面地宣称自己与静美之间有着男女关系。但凡认识静美的人，无论是谁都完全无法想象。

在法庭上，纯子作出了与松永供述有所不同的陈述。她说自己在自杀未遂之后，听松永说：“你的母亲假装担心你，实际上却是来找我的。”听了这话，她对静美感到十分厌恶，并在日记中写道：“我讨厌我们的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在当时，纯子连做梦都想不到松永和静美之间竟然有肉体关系。现在，她冷静地想一想，根据松永的性格足以推测到，必然是松永主动勾引静美发生肉体关系的。纯子甚至全面地维护着静美，说：“松永是个把女人当成工具的人，我认为他们的关系一定不是你情我愿的，而应该是通过强奸的形式才发生的。”“即便母亲在和松永的关系中，哪怕是在一瞬之间感受到了作为女人的愉悦，那我也不会憎恨她。”

检察官在认同松永和静美之间有男女关系的基础上，也主张“强奸”的说法。他在开场陈词中讲道：“（松永）正是利用了静美担心纯子未来的心理，提议在一个没有别人的地方商量分手的事，于是把静美带到情人旅馆，二人才发生了肉体关系。”但是，这一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正因如此，松永利用死无对证这一点，在证人席上理直气壮地大放厥词，说：

“爱情与年龄无关。这也正是爱情的致命危险。我喜欢静美，也喜欢纯子，所以我分别和她们两人同时交往。”

接下来，他把已经不在人世的静美作为关键人物，展开了诡辩，试图一个一个地推翻纯子的证言。例如，关于对纯子施暴一事，他与自己的辩护律师进行了这样一番问答。

辩护律师：“自从你开始与被告绪方交往的昭和五十七年（一九八二）十月，直到被告绪方企图自杀的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二月为止，你是否对被告绪方使用过暴力？”

松永：“是的，有过。”

辩护律师：“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暴力的？”

松永：“最多的，是因为纯子的男人的事情。”

辩护律师：“你怀疑被告绪方的男女关系的契机是什么？”

松永：“我从静美嘴里听到了很多事情。每次我和静美去情人旅馆，她都会对我说‘你呀！被骗了哟！’‘纯子还有别的男人呢！’之类的话。我就去质问纯子了。当然，我不能说这是静美告诉我的，所以就这样问她：‘我自己查过了，你是不是有一个正在交往的男人？’她否定说：‘绝对没有。’我不知道她们两个之中谁说的是真话，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纯子在欺骗我，所以我才动手打了她。”

辩护律师：“像这样因为绪方和静美说法不一致而使用暴力的次数有多少？”

松永：“五六次。当我把从纯子那里听到的事告诉静美时，她会说：‘那不是真的。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是赤裸裸的嫉妒心在作祟。我彻底被搞蒙了，真不知道该相信谁。”

松永说他才是受害者，因为他在精神上已经被三角恋逼到了绝境，迫不得已才实施了一些暴力。在松永的其他供词中，也处处贯穿了这种受害者意识，“我是被静美给玩弄了”。松永的供词总结如下。

?关于婚约的拟订

“静美恳求我写一份与纯子的‘婚约’，因为她说：‘纯子的爸爸开始怀疑我们的关系了，所以你要跟纯子的爸爸说自己要和纯子结婚。’我猜静美的真正打算是，如果纯子拒绝签字，那么我和纯子就会分开，这样一来她就可以独占我了。但是，纯子毫不犹豫地签了字。所以，静美在情人旅馆对我抱怨说：‘纯子已经彻底被你迷住了呢。我们的事如果被她发现了，那可怎么办啊？’我对她说：‘也许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见面了。’但静美马上就说道：‘如果真被发现了，那就到时候再看吧。’看样子，她似乎已经下了决心，做好了心理准备。”

?关于照顾自杀未遂后的纯子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