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哈金小说所叙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那些紧紧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当它们隆出地面时让我们看到了密集而又苍老的关节，这些老骥伏枥的关节讲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

《等待》之后，我读了哈金的《疯狂》《新郎》《池塘》《好兵》和《战废品》；二○○九年我在美国旅行途中读完了他的《自由生活》；去年一口气读完了他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有趣的是，除了《等待》和《南京安魂曲》，哈金其他的小说我阅读的都是台湾出版的中文繁体字版，现在继《南京安魂曲》在大陆出版后，哈金的另外四部小说《等待》《新郎》《池塘》和《好兵》也将在大陆出版，终于等来中文简体字版了。虽然《疯狂》《战废品》和《自由生活》的暂时缺席让人遗憾，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开始展示哈金的叙述之路了。这位美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享誉国际文坛之后，以这样的带有缺憾的方式回来，仍然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远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写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国故事，虽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语言。

我难忘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磅礴，哈金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哈佛广场寻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绝我当时只有十岁的儿子进入，最后四个人在大雨中灰溜溜地来到了旅馆，在房间里开始了我们的长谈。那是二○○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

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

我读了《失忆》。故事似乎是瑞典教育部门的一个腐败官员被双规了，面对纪检人员无法解释清楚自己远远高于薪水的灰色收入。这是一个失忆者的讲述，纪检人员似乎也是失忆者，甚至社会也是一个失忆的社会。作者把人的失忆和社会的失忆描写得丝丝入扣。

这是一部细致入微的书，里面的优美让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面的不安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的《释梦》，里面时时出现的幽默让我想起了微笑。一个失忆者在滔滔不绝的讲述里（也是自言自语）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痕迹：不可知的文件箱，一个新鲜的伤口，几个日期，一封信，一个地址，一份发言稿，旧日历等等生活的碎片，它们之间缺少值得信任的联结，而且这些碎片是否真实也是可疑的，但是这些碎片比失忆者更了解他自己，作者在写到一堆钥匙时说：“其中一把钥匙比我自己更知道我的底细。”

我的阅读过程十分奇妙，就像我离家时锁上了门，可是在路上突然询问自己锁门了没有，门没有锁上的念头就会逐渐控制我的思维，我会无休止地在门是否锁上的思维里挣扎。或者说我在记忆深处寻找某一个名字或者某一件往事，当我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了的时候，有人在旁边说出了一个错误的名字或者错误的事件时，我一下子又远离了。

我似乎读到了真相，接着又读到了怀疑；我似乎读到了肯定，接着又读到了否定。这样的感觉像是在读中国的历史：建立一个朝代，推翻一个朝代，再建立一个，再推翻一个，周而复始。

因此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一部用银行点钞机的方式可以阅读的书，而是一部应该用警察在作案现场采集指纹的方式来阅读的书。或者说不是用喝的方式来阅读，应该是用品尝的方式来阅读。喝是迅速的，但是味觉是少量的；品尝是慢条斯理的，但是味觉是无限的。

埃斯普马克似乎指出了人是失去语法的，而这个世界是被语法规定好的，世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而语法，在这部书中意味着很多，是权力，是历史，是现实等等，糟糕的是它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这也是今天的主题，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埃斯普马克的这部小说，既是观察自己的显微镜，也是观察社会的放大镜。

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失忆的社会性，我要说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挪威举办了一个中国文学周，我当时在美国为英文版新书做宣传，没有前往。我的一位朋友去了，他回来告诉我，挪威的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都会问起前年的和平奖。今年十月我去了挪威，我在飞机上想好了如何回答和平奖的问题，结果没有一个记者问起和平奖，挪威的记者失忆了。他们都问我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我说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像我这样的平民议论这个，属于谣言。第二个例子是最近的钓鱼岛争端，日本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令中国人气愤，可是仔细想想，我们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也是可以质疑的。二○○九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们官方做了一个百年中国的展览，可是缺少了“大跃进”、“文革”

中国有句俗话叫“抱着孩子找孩子”。一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她忘记了孩子就在自己的怀抱里，这是失忆的个人性；当所有看到这个抱着孩子找孩子母亲的人表现出了集体的视而不见时，这就是失忆的社会性了。

埃斯普马克比我年长三十岁，他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里，可是《失忆》像是闹钟一样唤醒了我一些沉睡中的记忆，有的甚至是拿到了死亡证书的记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意义，这也是我喜欢《失忆》的原因。

我在此举一个例子说明。书中的失忆者始终在寻找一个L的妻子（也许仍然是一个临时妻子），失忆者几乎完全忘记了L的一切，但是“我的感官记住了她的头发垂下的样子”。在一本被撕破的护照上残缺的照片里，“只能朦胧地可见一绺半长的头发”。

女性的头发对我和埃斯普马克来说是同样地迷人。时尚杂志总是对女性的三围津津乐道，当然三围也不错。然而对于埃斯普马克和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女性头发的记忆比三围美好得多。我有一个真实的经历，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没有女朋友，当然也没有结婚，曾经在一个地方，我忘记是哪里了，只记得自己正在走上一个台阶，一个姑娘走下来，可能是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急速转身时辫子飘扬起来了，辫梢从我脸上扫过，那个瞬间我的感官记住了她的辫梢，对于她的容貌和衣服的颜色，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这应该是我对女性最为美好的记忆之一，可是我竟然忘记了，毕竟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埃斯普马克让这个美好的记忆回到我身旁。

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是一九八○年，“文革”刚刚过去，很多被禁止的外国小说重新出版，但是数量有限，我拿到《罪与罚》的时候，只有两天阅读的时间，然后接力棒似的交给下一位朋友。

我夜以继日地读完了《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像是轰炸机一样向我的思绪和情感扔下了一堆炸弹，把二十岁的我炸得晕头转向。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太强烈了，小说一开始就进入了叙述的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结束。这是什么样的阅读感受？打个比方，正常的心跳应该是每分钟六十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的心跳变成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这一百二十次的每分钟心跳不是一会儿就过去了，而是持续了两天。谢天谢地，我有一颗大心脏，我活过来了。

我当时太年轻，承受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强度的叙述轰炸，此后几年里我不敢再读他的作品。可是那种持续不断的阅读高潮又在时刻诱惑着我，让我既盼望陀式叙述高潮又恐惧陀式叙述高潮。那段时间我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时都觉得味道清淡，如同是尝过海洛因之后再去吸食大麻，心想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没感觉？

这时候茨威格走过来了，对我说：“嗨，小子，尝尝我的速效强心丸。”

我一口气读了他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的叙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套路，上来就给我叙述的高潮，而且持续到最后。他向我扔了一堆手榴弹，我每分钟的心跳在八十次到九十次之间，茨威格让我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激动，同时又没有生命危险。那段时间我阅读了翻译成中文的茨威格的所有作品，他的速效强心药很适合我当时的身心和口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茨威格是截然不同的两位作家，但是他们的叙述都是我称之为的强力叙述。为什么我说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看他们的作品篇幅就知道了，那是大衣和衬衣的区别。更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是社会中的人，茨威格描写的是人群中的人。我当时之所以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对茨威格倍感亲切，可能是茨威格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叙述中那些社会里黑压压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情景。茨威格十分纯粹地描写了人的境遇和人生的不可知，让我时时感同身受。当我度过了茨威格的阅读过程之后（另一方面我在社会上也摸爬滚打了几年），再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的心跳不再是每分钟一百二十次了，差不多可以控制在八十次到九十次之间。

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茨威格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更高的台阶。我当时年轻无知，直接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结果发现自己有恐高症。我灰溜溜地爬了下来，刚好是茨威格的台阶。我在习惯茨威格之后，再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时，发现自己的恐高症已经治愈。

大仲马的两部巨著

要我为读者推荐几本书，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国的大仲马，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插图本的《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前者六十三万字，定价三十元；后者一百万字，定价四十元，价廉物美。《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是大仲马的伟大作品，我是二十来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它们的，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当时我不吃不喝不睡，几乎是疯狂地读完了这两部巨著，然后大病初愈似的有气无力了一个月。

这是我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书，去年我儿子十一岁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了，我首先为他选择的就是《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我儿子读完大仲马的这两部巨著后，满脸惊讶地告诉我：原来还有比《哈里·波特》更好的小说。今年八月在上海时，李小林告诉我，她十岁的时候，巴金最先让她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是大仲马的这两部小说。

很多人对大仲马议论纷纷，他的作品引人入胜，于是就有人把他说成了通俗小说作家。难道让人读不下去的作品才是文学吗？其实大仲马的故事是简单的，让读者激动昂扬的是他叙述时的磅礴气势，还有他刻画细部时的精确和迷人的张力。

克林顿还在当美国总统时，有一次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白宫做客，在座的作家还有富恩特斯和斯泰伦。酒足饭饱之后，克林顿想知道在座的每位作家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答是《基度山伯爵》。为什么？马尔克斯说《基度山伯爵》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最伟大的小说。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年轻水手被打入伊夫城堡的地牢，十五年以后出来时居然懂得了物理、数学、高级金融、天文学、三种死的语言和七种活的语言。

我一直以为进入外国经典文学最好是先从大仲马开始，阅读的耐心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大仲马太吸引人了，应该从他开始，然后是狄更斯他们，然后就进入了比森林还要茂密宽广的文学世界，这时候的读者已经有耐心去应付形形色色的阅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让我意识到，大仲马的这两部巨著不仅仅是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之书，也是一个读者垂暮之年对经典文学阅读时的闭门之书。

关键词：日常生活

如果关于我的写作应该有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个词就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貌似平淡和琐碎，其实丰富宽广和激动人心，而且包罗万象。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都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比方说，今天很多中国人喜欢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留念，这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内容。这样的举动不仅包含了奥林匹克，也包含了当代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因为鸟巢和水立方已经是今天中国的象征。同时，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举动也勾起了我遥远的隐私。“文革”时期我正值少年，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小镇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前往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留影，这几乎是我少年时代最为强烈的情感和最为冲动的欲望，可是这样的愿望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过于奢侈，我只能在小镇的照相馆里，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布景前拍下一张照片，仿佛我真的到过天安门广场了，遗憾的是照片上的天安门广场空空荡荡，只有独自一人的我，这是在布景前照相的唯一瑕疵。当今天很多中国人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时，我与一些同龄的朋友们说起自己这张旧照，才知道他们也都有一张站在天安门广场布景前的照片。我们感慨不已，沉浸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日本的细节里旅行

二○○六年八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我和家人访日十五天，去了东京和东京附近的镰仓；北海道的札幌、小樽和定山溪；还有关西地区的京都、奈良和大阪。

这是十分美好的旅程，二十多年前我开始阅读川端康成的小说时，就被他叙述的细腻深深迷住了，后来又在其他日本作家那里读到了类似的细腻，日本的文学作品在处理细部描述时，有着难以言传的丰富色彩和微妙的情感变化，这是日本文学独特的气质。

在阅读了二十多年的日本文学作品之后，我终于有机会来到了日本，然后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细腻，而且这细腻又是如此丰富的日本文学，因为对细节的迷恋正是日本的独特气质。在我的心目中，日本是一个充满了巧妙细节的国度，我在日本的旅行就是在巧妙的细节里旅行。

在镰仓的时候，我去了川端康成家族的墓地，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不知道有多少人长眠于此。我们在烈日下沿着安静的盘山公路来到墓园的顶端，站在川端家族的墓地前时，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的细节，就是我四周的每一个墓碑旁都有一个石头制作的名片箱，当在世的人来探望去世的人时，应该递上一张自己的名片。如此美妙的细节，让生与死一下子变得亲密起来。或者说，名片箱的存在让生者和死者拥有了继续交往的隐秘的权利。

然后我在晴空下举目四望，看到无数的墓碑依次而下，闪耀着丝丝光芒，那一瞬间我觉得墓园仿佛成为了广场，耸立的墓碑们仿佛成为了一个一个在世者，或者说是一段一段已经完成的人生正在无声地讲述。我看着他们，心想我和他们其实生活在同样的空间里，只是经历着不同的时间而已。

在京都的清水寺，有一座气势磅礴的戏台，从山脚下支立起来，粗壮的树干如同蛛网一样纵横交错，充满了力量。高高的戏台面对着寺庙里的佛像，这戏台是给佛搭建的，当然和尚们也可以观看，可是他们只能站在另一端的山上，中间隔着悬崖峭壁，还有鸟儿们的飞翔。我去过很多寺庙，佛像前供满食物的情景已经习以为常，可是让众佛欣赏歌舞，享用精神食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京都的这个晚上令人难忘，那里有几十家寺庙连成一片，道路逶迤曲折，高低起伏，两旁商店里展示的商品都是那么地精美，门前的灯笼更是赏心悦目，脚下的台阶和石路每一尺都在变化着，让人感到自己是行走在玲珑剔透里。一位名叫寺前净因的大和尚带着我们在夜色里参观了他的高台寺，精美的建筑和精美的庭院，还有高科技的光影作用。在一个静如镜面的池塘旁，我们伫立良久，看着电脑控制的图像在水中变幻莫测，有一种阴森森的美丽让我们嘴里一声声赞叹不已。接下去寺前和尚又让我们观看了另一种阴森森的美丽，我们来到一片竹林前，看着电脑图像在摇动的竹子上翩翩起舞，那是鬼的舞蹈。当美丽里散发着恐惧时，这样的美丽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寺庙里安静地行走，一直来到川端康成《古都》里所描绘过的那个大牌坊前，然后看到了京都喧嚣的夜生活，我们身处的大牌坊仿佛是分水岭，一端是冷清的寺庙世界，另一端是热闹的世俗世界。我们站在属于寺庙的安静世界里，看着街道对面川流不息的人流和车流，霓虹灯的闪烁，声音的喧嚣，甚至食物的气息阵阵飘来，仿佛是站在另一个世界里看着这个人间的世界。

然后寺前和尚带着我们走上了一条没有一个游客知道的石屏小路，我们走在了京都人间生活的精华里。石屏小路静悄悄没有别人，只有我们几个人，我们悄悄地说话，赞叹着两旁房屋的精美变化，门和窗户的变化，悬挂门前灯笼的变化，就是里面照射出来的灯光也在不断地变化着，每一户人家都精心打扮了自己，每一户人家都不雷同。我十三岁的儿子感慨万千，他说：“这不是人间，这是天堂。”

从日本回来以后，我一直想写一篇很长的散文，准备从东京的小树林开始。东京是一个属于摩天大厦的城市，可是只要有一片空地，那就是一片树林。由于道路的高高低低，有时候树林在身旁，有时候树林到了脚下，有时候树林又在头顶上了。树林在任何地方都会给予人们安静的感受，在喧嚣的大都市东京，树林给人的安静更加突出。就像在轰轰烈烈的现代音乐里，突然听到了某个抒情的乐句一样。生活在东京的喧闹里，时常会因为树林的出现，让自己烦躁的情绪获得一些安静。这个属于城市的细节，其实表达了一个国家源远流长的风格。

在这篇短文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了在札幌的一个晚上，北海道大学的野泽教授和几个朋友带着我来到了一个“新宿以北最繁华的地方”，那是札幌的酒吧区，据说那里有五千多家酒吧。我们来到了一家只有十平米左右的酒吧，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年妇女站在柜台里面，我们在柜台外面坐成一排，喝酒聊天唱歌大笑，老板娘满嘴的下流俏皮话，我心想为什么大学的教授们喜欢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可以听到大学里听不到的下流俏皮话。这个酒吧名叫“围炉里”，老板娘年轻时当选过北海道的酒吧小姐，墙上贴满了当时选美比赛过程的照片，看着照片上那位年轻美丽的北海道酒吧小姐，再看看眼前这位仿佛山河破碎似的老年妇女，我难以想象她们是同一个人。

墙上还挂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送给她的一幅字，我说起中曾根的时候，她不屑地挥着手说：“那孩子。”然后拿出纸和笔，要我也像中曾根那样写下一句话，我看了看眼前这位老年妇女，又忍不住看了看墙上照片里那位年轻美人，写下了我当时的真实感受：

在围炉里，人生如梦。

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笔记

二○一○年五月二日

耶路撒冷国际作家节的欢迎晚宴在Mishkenot Sha抋nanim能够俯瞰旧城城垣的天台举行。佩雷斯步履缓慢地走过来，与我们挨个握手。这位中东地区的老牌政治家、以色列的前外长前总理现总统的手极其柔软，仿佛手里面没有骨头。我曾经和几位西方政治家握过手，他们的手都是一样地柔软。我没有和中国的政治家握过手，不由胡思乱想起来，觉得中国政治家的手可能充满了骨感，因为他们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