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斯离去后，作家节的欢迎仪式也就结束了。我借助翻译和美国作家罗素·班克斯、保罗·奥斯特聊天，这两位都没有来过中国。罗素·班克斯说，他有个计划，死之前必须要做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要来中国。我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来，保罗·奥斯特在一旁大笑地替他回答：“死去之前。”

二○一○年五月三日

作家们在导游陪同下游览耶路撒冷旧城，排程上写着：“参加者请携带舒适的步行鞋和一顶帽子，请衣着端庄。”

昨天国际作家节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欧美的作家们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政府破坏中东和平。今天中午聚餐时，作家节主席乌里·德罗米高兴地说，虽然他本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些激烈言辞，可是因为国际作家都在猛烈批评以色列政府，以色列的媒体纷纷大篇幅地报道了今年的作家节，所以很多场次朗诵会的门票已被抢购一空。

下午从耶路撒冷驱车前往死海的路上，看到有供游客与其合影的骆驼，其中一头骆驼只喝可乐不喝水。没有喝到可乐，这头骆驼就会拒绝游客骑到身上。这是一头十分时尚的骆驼。

我和妻子躺在死海的水面纹丝不动，感觉身体像救生圈一样漂浮。我使出各种招数，想让自己沉下去，结果都是失败。我发现在死海里下沉如同登天一样困难。

二○一○年五月四日

今天的安排是“参观边线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巡回展”。这家博物馆位于别具一格的边境线上，一边是现代的西耶路撒冷，一边是旧城。博物馆董事兼馆长Rafi Etgar先生有些失望，仍然热情地陪同了我们，详细解说。

一位埃及翻译家将一位以色列作家的书，从希伯来文翻译到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后遭受了很多恐吓，甚至被起诉到法庭上。他偷偷来到作家节上，与那位以色列作家形影不离。为了保护他，作家节主办方和以色列媒体只字不提他的名字。他英雄般地出现在耶路撒冷，然后小偷般地溜回埃及。

这位埃及翻译家和那位以色列作家都是年近六十了，两个人见到我就会热情地挥手。我感到他们就像失散多年的兄弟在耶路撒冷重逢，他们确实也是第一次见面。中东地区的真正和平至今仍然遥遥无期，可是这两个人的亲密无间让我感到，文学在中东地区已经抵达了和平。

二○一○年五月五日

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隐藏着游客很难发现的复杂，而耶路撒冷的复杂却是游客可以感受到的。这座城市的地下讲述了圣经时代以来人们如何在刀光剑影里生生不息，它的地上则是散发着反差巨大的意识和生活。犹太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切尔克斯人形形色色，仿佛是不同时间里的人们，生活在相同的空间里。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半个世纪后，犹太人在旧址上建立第二圣殿；罗马帝国将其夷为平地，残留一段犹太人视为圣地的哭墙。我看到一些年满十三岁的白帽白衣男孩们，在白衣白帽男人们簇拥下前往哭墙，取出圣经诵读一段，以示成年。男孩们神情按部就班，或许他们更愿意在家中玩游戏。

我在耶路撒冷的旧城走上了耶稣的苦路，这是耶稣身背沉重的十字架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路上有女子们为他哭泣，他停下来，让她们不要为他哭泣，应该为自己和儿女哭泣。如今苦路两旁全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小商铺，热情地招揽顾客。公元三十三年的苦路和今天的商路重叠到一起，我恍惚间看到耶稣身背十字架走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里。

二○一○年五月六日

我去了极端正教派犹太人居住区，街道上全是黑帽黑衣黑裤白衬衫的男子。世俗犹太人称他们为企鹅。他们拒绝一切现代的资讯手段，通知或者新闻等等都是写在街道的黑板上，他们仿佛生活在一百年前。他们生活贫穷，可是礼帽却价值两千美元。他们潜心钻研教义，不会正眼去看女子；若有女子身穿吊带裙出现，将被驱逐。可是在特拉维夫，我看到酒店外街道上贴着很多妓女的名片，就像中国路面上的小广告。

在以色列，世俗犹太人和正教派犹太人的不同也会在恋爱里表现出来。我在夜深人静之时走入可以俯瞰耶路撒冷旧城城垣的公园，看到一对年轻男女在朦胧的草地上相拥接吻，他们是世俗犹太人；然后又看到一个企鹅装束的年轻正教派犹太人与一个年轻女子的恋爱，他们坐在路灯下清晰的椅子两端小声交谈，中间像是有一条无形的溪涧阻隔了他们。

二○一○年五月七日

十年前我去过柏林的犹太人博物馆，深感震撼。十年后的今天我又去了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更加震撼。这样的震撼难以言表。超过四百万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记录在册，还有很多没有被记录的亡灵。有一个圆形的建筑是纪念大屠杀中遇难的孩子，里面是黑暗的，只有屋顶闪亮出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姓名，一个忧伤的女低音缓慢地念出他们的名字，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在二战中救助过犹太人的所有人都被以色列铭记在心，他们的事迹用雕塑展现出来，他们说过的话被刻在石头上，一位救助过犹太人的普通人说过一句朴素而又震撼的话：“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纳粹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大多不愿讲述可怕的往事，回忆都会让他们难以承受。我的翻译陪同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一位叔叔一直不愿意讲述自己在集中营里的可怕经历，老之将死之时开始对孩子们讲述：

纳粹让犹太人排成一队，一个举着手枪的纳粹让另一个纳粹随便说出数字七，然后挨个数过去，数到第七个就对着那个犹太人头部开枪，再往下数到七，再开枪讲述者那时候还是一个孩子，他就站在七的位置上，身旁的父亲悄悄把他拉过去，与他更换了位置，他的父亲在枪声响起后死在他的眼前。

二○一○年五月八日

我和妻子在特拉维夫的地中海里游泳。海水里和沙滩上挤满了游泳和晒太阳的犹太人，满眼的泳裤和比基尼。在以色列中学毕业都要服兵役，男生三年，女生两年。我在特拉维夫沙滩上，看到穿着游泳裤背着冲锋枪的男生和穿着比基尼背着冲锋枪的女生也在那里晒太阳。岸上的草地里全是穿长袍裹头巾的阿拉伯人在烧烤鸡肉牛肉羊肉，香气四溢。这情景令我觉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地中海的日落情景壮观美丽，而二十公里之外就是巴以冲突不断的加沙地带。

特拉维夫有一家格鲁吉亚犹太人开设的酒吧，里面人声鼎沸，一面格鲁吉亚国旗从二楼扶梯悬挂下来。他们是苏联解体后与俄罗斯犹太人同时移民以色列。我想，格鲁吉亚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之间是否存在着萨卡什维利和梅德韦杰夫似的敌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会带去不同的文化风俗和意识形态，也会带去矛盾和冲突。

篮球场上踢足球

我想，很多中国球迷都有在篮球场上踢足球的人生段落。

我将自己的段落出示两个。第一个段落是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年期间。当时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鲁迅文学院很小，好像只有八亩地，教室和宿舍都在一幢五层的楼房里，只有一个篮球场可供我们活动。于是打篮球的和踢足球的全在这块场地上，最多时有四十来人拥挤在一起，那情景像是打群架一样乱七八糟。

刚开始，打篮球的和踢足球的互不相让，都玩全场攻防。篮球两根支架中间的空隙就是足球的球门。有时候足球从左向右进攻时，篮球刚好从右向左进攻，简直乱成一团，仿佛演变出了橄榄球比赛；有时候足球和篮球进攻方向一致，笑话出来了，足球扔进了篮筐，篮球滑进了球门。

因为足球比篮球粗暴，打篮球的遇到踢足球的，好比是秀才遇到了兵。后来他们主动让步，只打半场篮球。足球仍然是全场攻防。再后来，打篮球的无奈退出了球场，因为常常在投篮的时候，后脑上挨了一记踢过来的足球，疼得晕头转向；而篮球掉在踢足球的头上，只让踢球的人感到自己的脑袋上突然出现了弹性。就这样，篮球退出了篮球场，足球独霸了篮球场。

我们这些踢足球的乌合之众里，只有洪峰具有球星气质，无论球技和体力都令我们十分钦佩。他当时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好比是普拉蒂尼在当时法国队中的地位。

当时谁也不愿意干守门的活，篮球支架中间的空隙太窄，守门员往中间一站，就差不多将球门撑满了，那是一份挨打的工作。所以每当进攻一方带球冲过来，守门的立刻弃门而逃。

我记得有一次莫言客串守门员，我抬脚踢球时以为他会逃跑，可他竟然像黄继光似的大无畏地死守球门，我将球踢在他的肚子上，他捂着肚子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到了晚上，他对我说，他当时是百感交集。那时候我和莫言住在一间宿舍里，整整两年的时光。

第二个段落是一九九○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那时马原还在沈阳工作，他邀请我们几个去沈阳，给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讲课。我们深夜看了世界杯的比赛，第二天起床后就有了自己是球星的幻觉，拉上几个马原在沈阳的朋友，在篮球场上和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踢起了比赛。辽宁文学院也很小，也是只有一个篮球场。

马原的球技远不如洪峰，我们其他人的球技又远不如马原。可想而知，一上来就被辽宁文学院的学生攻入几球。

我们原本安排史铁生在场边做教练兼拉拉队长，眼看着失球太多，只好使出绝招，让铁生当起了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守住篮球支架中间的空隙以后，辽宁的学生再也不敢射门了，他们怕伤着铁生。

有了铁生在后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干脆放弃后场，猛攻辽宁学生的球门。可是我们技不如人，想带球过人，人是过了，球却丢了。最后改变战术，让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的马原站在对方球门前，我们给他喂球，让他头球攻门。问题是我们的传球质量超级烂，马原的头常常碰不到球。

虽然铁生在后面坐镇球门没再失球，可是我们在前面进不了球，仍然输掉了客场比赛。

南非笔记

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三十二个国家的球员在此上演他们的力量和速度，战术和技巧，胜利和失败；三十二个国家的球迷在此上演他们的脂肪和啤酒，狂热和汗水，欢乐和伤心。在这个为期一月的世界剧场里，踢球的和看球的，不分演员和观众，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旅途中的明星。

想想那些蜂拥而至的球迷，有的腰缠万贯，有的囊中羞涩；有疯狂的，有害羞的；有争吵打架的，有谈情说爱的；有男女老少，有美丑俊陋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演出，剧院的、街头的、屋里的、床上的、政府里的、议会里的、飞机上的、轮船里的、火车和汽车里、战争与和平里、政治和经济里都会改头换面集中到这个世界剧场上。

可是随着赛事的推进，球迷就会逐渐离去，到了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五彩缤纷的球迷逐渐趋向单一。这就是我为什么欣然挑选中间十天的理由，我可以感受到大规模的球迷的喜怒哀乐。在小组赛结束和十六强赛开始之时，想想约翰内斯堡或者开普敦的机场吧，伤心的球迷成群结队地进去，欢乐的球迷源源不断地出来。

我经历如此漫长的旅途，来到六月的南非，我想看到的不只是激进或者保守的比赛，我还想看到三十二面国旗如何在不同肤色、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脸上波动，看到不同风格的奇装异服我还想听听不同语言的脏话，有可能还会学到一些。人就是这么奇怪，冠冕堂皇的语言学起来累死，可是脏话一学就会。

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今天我第一次在南非的土地上醒来，昨天是在南非的天空里醒来。

前天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上，机长已经广播告诉我们，阿根廷四比一战胜韩国。到达法兰克福后，我给人短信，询问马拉多纳身穿什么服装出现在赛场，回答还是那套西装。看来马拉多纳西装革履的模样会持续到离开南非，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

六天前在电视里看到马拉多纳西装革履出现在赛场时，感觉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家伙留起胡子后总让我联想起宁波街头的犀利哥，当然是吃了过多烤肉的阿根廷犀利哥。我希望阿根廷进入决赛，因为我想看到马拉多纳向着草地俯冲的情景，尤其是身穿名贵西服的俯冲情景。贝利和贝肯鲍尔是不会做出这种有失身份的动作，这家伙一切皆有可能。

普拉蒂尼说马拉多纳是好球员不是好教练。马拉多纳是阿根廷球员的偶像，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人们的恭维里，却很少恭维别人，除非是格瓦拉或卡斯特罗。现在他使劲恭维自己的球员，让他们心花怒放地去踢球。若能踢到第七场，他会把多年享受到的恭维全部奉献给球员。其他教练没有这个优势。

贝利说马拉多纳执教阿根廷只是为了挣点钱过日子。马拉多纳以前说过贝利为了钱什么事都愿意做。我上个月在马德里街头时，看到这两人在一幅巨大广告上亲热地玩桌式足球赛，旁边站着小字辈的齐达内。好像是路易·威登的广告。这两代球王分开挣钱时互相嘲讽，一起挣钱时看上去亲密无间。

在法兰克福登机前，看了法国队输给墨西哥队的比赛。昨天驱车前往太阳城时，在中途一个加油站看到德国队输了，晚上英格兰队迎来了第二场平局。非洲大陆正在持续散发出诡异的气息，他们自己的球队同样表现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