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有时候。”

“什么时候？”

“和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我输了不给钱，他们赢了还要给我钱。”

塞缪尔·费舍尔又嘿嘿笑了，他说：“作家们都是一路货色。”

我惊讶地发现塞缪尔·费舍尔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没有一丝外国人的腔调。如果不是看着他的脸，我会觉得是在和一个中国人聊天。我说：“费舍尔先生，你的中文说得真好，你在哪里学的？”

“中文？”塞缪尔·费舍尔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学过。我倒是见过，中文是很神秘的语言。”

“你现在说的就是中文。”我说。

“我一直在说德语。” 塞缪尔·费舍尔认真地看着我，“余先生，你的德语说得不错，像一个地道的法兰克福人。”

“不！”我叫了起来，“我一直在说中文，我根本不会说德语。”

在巴德伊舍的这个下午，奇妙的事情正在发生，塞缪尔·费舍尔说出的德语来到我这里时是中文，我说出的中文抵达他那里时是德语。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梦中也没有过。

“真是奇怪，”我感叹起来，“我说中文，你听到的是德语；你说德语，我听到是中文。”

“你们这个世界里的人总是大惊小怪。”塞缪尔·费舍尔用手指的关节轻轻敲打着圆桌灰蓝色的那一面，表示这个话题结束了。随后他再次说：“我是一个渔夫，给我讲讲你的捕鱼故事。”

“好吧。”我同意了。

我首先向塞缪尔·费舍尔说明，我要讲的不是渔夫的捕鱼故事，也不是牙医的捕鱼故事，而是一个中国孩子的捕鱼故事。

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正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成长，一条小河从我们的小镇中间流淌过去。小河里没有捕鱼的故事，只有航运的故事，捕鱼的故事发生在乡间的池塘里。当时我家还没有搬进医院的宿舍楼，还居住在一条小巷的尽头。我在夏天早晨打开楼上窗户看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几个池塘散落在那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是田野的眼睛。我们小镇四周的田野里有不少池塘，夏季常常没有雨水，干旱的稻田就需要池塘里的水来灌溉。

童年的夏天在我记忆里炎热和无所事事，如果传来水泵的抽水声，那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我们这些穿着短裤背心的男孩向着水泵发出的声响奔跑过去，团团围住正在抽水的池塘，看着池水通过水管流向近旁的稻田。那时候的池塘仿佛正在下沉，当水面逐渐变浅时，水中的鱼开始跳跃了，我们在岸边欢蹦乱跳，我们和鱼一起跳跃。池水越来越浅，池底的淤泥显露出来后，鱼儿们在残留的水里还在努力跳跃。我们这些男孩将身上的背心脱下来，一头系紧了变成布袋，踩进池塘的淤泥里，把鱼一条一条地抓进用背心改装的布袋，这些鱼还在拼命挣扎，从我们手里一次次滑出，我们再一次次地抓住它们这不是捕鱼，这是捡鱼。

我和哥哥各自提着装满背心布袋的鱼回到家中后，不是马上将鱼放进水缸里，而是找来两根绳子，将绳子从鱼嘴里穿进去，从鱼腮处穿出来。然后重新穿上沾满鱼鳞的背心，我把穿在绳子里的鱼斜挎在身上，我哥哥则是提在手里，我们两个大摇大摆地走向了父母工作的医院。我们得意洋洋，我们背心上沾着的鱼鳞在阳光里闪亮，很像现在那些明星们亮闪闪的衣服。我斜挎在身上的鱼有十多条，我觉得身上像是斜挎着子弹匣子，我的双手一路上都在做出冲锋枪扫射的动作，嘴里“哒哒”地叫个不停。有几条鱼还在挣扎着用尾巴拍打我的身体，我只好暂时停下嘴里扫射的“哒哒”声，命令它们“不许动，给我缴械投降”。我哥哥相对沉稳，面对街道上人们惊讶的啧啧声，他昂首阔步，一副趾高气扬的表情。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人们一年里难得吃上几次鱼和肉，看到两个男孩身上挎着和手里提着三十来条大小不一的鱼，街上的行人羡慕不已，纷纷走过来打听是从哪里捕来的。我的嘴里正忙着“哒哒”的冲锋枪扫射声，我哥哥回答了他们。他们急切地问那个池塘里还有鱼吗，我哥哥一脸坏笑地欺骗他们说还有很多鱼。他们有人开始向着那个池塘的方向奔跑，可是迎接他们的只有池塘里的淤泥了。

我们炫耀之旅的目的地是医院，我们的父亲正在手术室里忙着，我们走进了母亲所在的内科门诊室。正在给病人开处方的母亲看到我们满载鱼儿进来，自然是笑容可掬，同时抱怨我们背心上都是鱼鳞，说她清洗时会很麻烦。坐在母亲对面的医生只有一个女儿，十分失落地说她要是有儿子就好了，儿子会给她捕来很多鱼，而她的女儿只会吃鱼。我母亲就让我哥哥给她几条鱼，我哥哥解开绳子，慷慨地取下了五条鱼给了她。她立刻喜气洋洋了，用了不少动听的词汇夸奖我哥哥，还说等她女儿长大了就嫁给我哥哥，弄得我哥哥满脸通红，伸手指着我连连说：“嫁给他，嫁给他”

塞缪尔·费舍尔听完了我的捕鱼故事，他愉快地笑着说：“我小时候也在干旱后暴露出来的河床淤泥里抓过鱼你们把鱼穿在绳子里走上大街的情景，我喜欢。”

我眺望远处，感到太阳从一个山峰移到了另一个山峰上，可是我和塞缪尔·费舍尔之间小圆桌上的明暗分隔线没有丝毫变化。塞缪尔·费舍尔所处的地方是那么地安静，人们在那里无声地走动，还有一些老式的汽车在无声地行驶；而我所在的地方却是喧哗嘈杂，人声、汽车声不绝于耳，有几个骑车的眼看着就要撞到我身上了，他们拐弯后又远离我。我感觉到风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从我这边吹过去，有时候从他那边吹过来。我这边的风热气腾腾，夹杂着鲜花的气息和烤牛排的气息；从他那边吹来的风十分凉爽，只有纯粹的风的气息。

塞缪尔·费舍尔说：“余先生，请你再说一个捕鱼的故事。”

我摘下墨镜，用手擦了一下满脸的汗水。我端详身旁的塞缪尔·费舍尔，他脸上一颗汗珠也没有。我戴上墨镜后，让思绪再次回到童年。

在中国，每个县都有人民武装部，这是军队的编制，不过这些军人的主要工作是训练民兵。人民武装部的军人那时候十分贫穷，他们嘴馋的时候也会想到来池塘里捕鱼。他们捕鱼的方法简单粗暴，就是往池塘里扔一颗手榴弹，把鱼炸死炸昏迷了浮到水面上，他们就用网兜捞鱼。

我们这些孩子只要看到人民武装部的几个军人手里提着两颗手榴弹和一只麻袋，肩上扛着绑上网兜的长长竹竿，就知道他们要去捕鱼了。我们紧随其后，来到他们选定的池塘后不敢站得太近，我们对手榴弹十分敬畏。那几个军人也站在离池塘二十米左右的地方，其中一个军人拿着手榴弹走到池塘近旁，拉弦后把手榴弹扔进池塘时他立刻趴到地上。一声爆炸后，池水像喷泉一样冲起。等我们跑到池塘旁边时，池里的鱼全部漂浮在水面上了。为什么军人要提着两颗手榴弹？其实炸鱼一颗手榴弹就够了，另一颗手榴弹是专门对付我们这些孩子的。当我们准备跳下池塘抓鱼时，一个军人就会举起手榴弹高声喊叫，威胁我们马上就要将手榴弹扔进池塘了，我们吓得转身逃跑。然后，他们从容不迫地用网兜捞鱼了。

“用手榴弹炸鱼，以前的德国兵也干过。” 塞缪尔·费舍尔笑着说，他举起食指，“请再讲一个故事，余先生，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故事说什么呢？我看着巴德伊舍的河水碧波荡漾，思绪在中国童年的记忆里四处寻找。几分钟以后，我找到了一个电力局工人的捕鱼故事。这些家伙捕鱼的方式十分隆重，他们将一台小型发电机搬到板车上，带上网兜和装鱼的麻袋，拉着板车招摇过市，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些家伙要去干什么。他们来到田野里的一口池塘旁，将板车上的发电机发动了，在“突突”的响声里，他们将两根电线插进水里。池水立刻波动起来，随后鱼儿一片片地浮现出来，那情景像是万花齐放一样壮观。

电力局的工人和武装部的军人是一丘之貉，为了防止我们这些孩子下水抓鱼，一个工人用网兜捞鱼时，另一个工人手里拿着两根电线站在水边，看到我们的手往水里伸去时，立刻将电线插进水里，让我们尝尝触电的滋味。可是电的威慑力远不如手榴弹，我们中间有几个勇敢的孩子坚定地站在水边，只要看到工人的网兜伸进池水里捞鱼，就近迅速抓起一条鱼来。

那个拿着两根电线的工人十分为难，因为他要电孩子时，也会电到他的同事。他开始用假动作迷惑孩子，当网兜伸进水里时，他假装要将电线插进水里，孩子们吓得立刻缩回伸出的手。那个用网兜捞鱼的工人哈哈笑着，也做起了假动作，网兜进水后立刻抬起，拿着电线的工人心领神会，马上将电线插进了水里，那几个勇敢的孩子被电了几次，他们触电后浑身乱抖，尖叫地跳离水边。然后，这几个孩子也学会了做假动作。三方都做假动作就乱哄哄了，几个孩子假装将手伸向水面迷惑拿着电线的工人，骗他一次次徒劳地将电线插进池水里，有一次反而让那个用网兜捞鱼的工人触电了，他被手里的竹竿弹开去，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个工人起身后对着双手拿着两根电线的工人破口大骂，拿着电线的工人抱歉地向他解释。这时候我们全体趁机跳到水边，抓起鱼就往岸上扔

塞缪尔·费舍尔哈哈大笑了，他在巴德伊舍河边的这个下午里笑得如此开心，朗朗的笑声超过了两分钟。然后他的右手伸过来说：“谢谢你的故事，这是一个愉快的下午。”

我和塞缪尔·费舍尔握手，我没有碰到他的手，可是我却觉得已经和他握手了。我说：“我也很愉快。”

我们两人同时站了起来，塞缪尔·费舍尔对我说：“余先生，你是我见过的德语说得最好的中国人。”

我对他说：“费舍尔先生，我认识不少德国汉学家，你的中文比他们说得好。”

我们挥手道别。塞缪尔·费舍尔在广阔的黑白照片里走去，我在广阔的彩色照片里走来。

注：费舍尔（S. Fischer）是德国最具声望的出版社之一，文中提到的易卜生、豪普特曼、托马斯·曼和卡夫卡都是其作者。Fischer是渔夫的意思，出版社的标志就是一个渔夫在用力拉着渔网。此文是为庆祝费舍尔出版社成立一百二十周年而写。

一九八七年《收获》第五期

一九八七年秋天我收到第五期的《收获》，打开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还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获》每期都是名家聚集，这一期突然向读者展示一伙陌生的作者，他们作品的叙述风格也让读者感到陌生。

这个时节是文学杂志征订下一年度发行量的关键时刻，其他杂志都是推出名家新作来招揽发行量，《收获》却在这个节骨眼集中一伙来历不明的名字。

这一期的《收获》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专号。其他文学杂志的编辑私底下说《收获》是在胡闹，这个胡闹的意思既指叙述形式也指政治风险。《收获》继续胡闹，一九八七年的第六期再次推出先锋文学专号，一九八八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还是先锋文学专号。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洪峰等人的作品占据了先锋文学专号的版面，我也在其中。

当时格非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我们这些人带着手稿来到上海时，《收获》就将我们安排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里，我和苏童可能是在那里住过次数最多的两个。

白天的时候，我们坐公交车去《收获》编辑部。李小林和肖元敏是女士，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她们不方便和我们混在一起，程永新还是单身汉，他带着我们吃遍《收获》编辑部附近所有的小餐馆。当时王晓明有事来《收获》，几次碰巧遇上格非、苏童和我坐在那里高谈阔论，他对别人说：这三个人整天在《收获》，好像《收获》是他们的家。

晚上的时候，程永新和我们一起返回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在我们的房间里彻夜长谈。深夜饥饿来袭，我们起身出去找吃的。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晚上十一点就大门紧锁，我们爬上摇晃的铁栅栏门翻越出去，吃饱后再翻越回来。刚开始翻越的动作很笨拙，后来越来越轻盈。

由于《收获》在中国文学界举足轻重，只要在《收获》发表小说，就会引起广泛关注，有点像美国的作者在《纽约客》发表小说那样，不同的是《纽约客》的小说作者都是文学的宠儿，《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是当时文学的弃儿。多年以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超过四分之三的小说发表在《收获》上？我说这是因为其他文学杂志拒我于门外，《收获》收留了我。

其他文学杂志拒绝我的理由是我写下的不是小说，当然苏童和格非他们写下的也不是小说。

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学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不久，作家们的勇敢主要是在题材上表现出来，很少在叙述形式上表现出来。我们这些《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不满当时小说叙述形式的单一，开始追求叙述的多元，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努力寻找叙述前进时应该出现的多种可能性。结果当时很多文学杂志首先认为我们没有听党的话，政治上不正确，其次认为我们不是在写小说，是在玩弄文学。

《收获》也没听党的话，而且认为我们是在写小说。当时《收获》感到叙述变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于是大张旗鼓推出四期先锋文学专号。《钟山》《花城》和《北京文学》等少数文学杂志也感受到了这个变化，可是他们没有像《收获》那样大张旗鼓，只是隔三差五发表一些先锋小说。什么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巴金。

一九八○年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命运多舛，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让刚刚宽松起来的文学环境三度进入戒严似的紧张状态。先锋小说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有些文学杂志因为发表先锋小说受到来自上面的严厉批评，他们委屈地说，为什么《收获》可以发表这样的小说，我们却不可以？他们得到的是一个滑稽的回答：《收获》是统战对象。

巴金德高望重，管理意识形态方面的官员们谁也不愿意去和巴金公开对抗，巴金担任《收获》主编，官方对《收获》的审查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收获》就是这样成为了统战对象。巴金的长寿，可以让《收获》长期以来独树一帜，可以让我们这些《收获》作者拥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

李小林转危为安，《收获》和先锋文学也转危为安。先锋文学转危为安还有另外的因素，当时文学界盛行这样一个观念：先锋小说不是小说，是一小撮人在玩文学，这一小撮人只是昙花一现。这个观念多多少少误导了官方，官方对待先锋文学的态度从打压逐渐变成了让这些作家自生自灭。

这个盛行一时的“不是小说”的观念让我们当时觉得很可笑，什么是小说？我们认为小说的叙述形式不应该是固定的，应该是开放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