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电脑，上网去浏览一下我们国家目前最大规模的装修进展如何，我指的是六十周年国庆的各项准备工作。所有的网站都以喜庆的红色迎接我，国旗的图标几乎插满了我打开的每一个页面。对过去六十年的光荣回顾和祝福的话语仍然在首页的醒目位置，它们在那里待了有两个月，和我家楼上装修的时间差不多长。

天安门广场已经修缮一新，阅兵游行的演练也已经结束。新闻开始关注起了天气，气象专家们会商了十月一日的天气趋势，基本排除恶劣天气影响。北京气象部门声称针对阅兵、游行和晚会焰火，将会作出精细化预报。安全保卫仍然是今日新闻的要点。安保有了新的内容，不再只是防止恐怖袭击，防止拥挤踩踏也进入安保的范围。十月一日这一天，会有无数人前往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

偶尔浏览到一条几天前的新闻，北京市公安局宣称：在国庆安保的“惊雷行动”中，已破获各类刑事案件九千八百余起，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六千五百余名，打掉犯罪团伙三百六十余个。我心想：如果不是六十周年，这些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里，是否有一些人会继续逍遥法外？

一位西方记者打电话进来，询问六十周年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告诉他：六十周年对于我的意义，就是比五十九周年多了一年。

星期天，九月二十七日

我妻子说：“今天电钻好像没有响。”我好像也没有听到电钻声，只是有一些铁锤的敲打声。生活的趋势似乎在好转，还是不能乐观。这两个月里，有过几次电钻声突然消失，铁锤声也在减弱的时刻，可是就在我们满怀信心准备迎回安静的生活之时，可怕的电钻声和铁锤声轰轰烈烈地抢先回来了。所以我告诉妻子：“只有闻到刷墙的油漆气味，才意味着电钻和铁锤的使命结束了。”

远在浙江老家的父亲打来电话，这位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在六十周年大庆前夕接受了不少荣誉。他喜气洋洋地告诉我：省政府给他颁发了奖章，市政府给他颁发了奖杯，县政府送给他一床被子。当他知道我十月五日要去德国，就在电话里警告我：“到了德国，不许说中国的坏话。”

星期一，九月二十八日

楼上的电钻又响了。我对妻子说：“我知道它会回来的。”两个月的折磨之后，我的恼怒变成了无奈，我继续说：“他们不是在装修房屋，他们是拿着电钻和铁锤在墙壁里寻找宝藏。”

今天，北京地铁四号线开通运营，这对我的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人民大学站”就在我家楼下。CCTV也在今天推出了筹备已久的高清电视节目，可以让全国人民通过电视看到更加清晰的国庆盛典。

这两条消息意味着六十周年大庆的装修已经结束。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重大工程和项目都是抢在重大节日前完成。可是楼上的电钻和铁锤仍然不知疲倦地响着，我感到奇怪：一个国家的装修都结束了，一个家庭的装修还在进行。

星期二，九月二十九日

低沉、混沌和均匀的隆隆声在楼上响了一天。我利用了全部的知识和经验，仍然无法判断是什么机器在工作。我觉得隆隆的声波正在按摩整幢大楼，午饭后我睡着了一会儿。

星期三，九月三十日

天安门广场今天下午封锁了。明天有近三十万参加集会的群众，通过五十多个安检口进入广场，每个队伍到达指定位置的时间误差在十秒以内。据悉，是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精确地排列出来的。

网上有人在猜测和讨论，明天胡锦涛乘坐的阅兵车的车牌号码是多少？

星期四，十月一日

今天北京的天空像海洋一样湛蓝，白色的浮云犹如长长翻起的波涛。胡锦涛身穿中山装，似乎带上了一丝过去时代的气息，乘坐“京V 02009”牌号的国产红旗阅兵车，检阅了威武三军。

然后分列式开始，媒体形容他们：英武水兵、陆军雄姿、铿锵女兵、威猛武警。核导弹、常规导弹、巡航导弹、防空导弹、坦克、两栖突击车、装甲车、无人机、火箭炮的方队威风凛凛地经过；领队机梯队携彩色烟雾飞过之后，预警机、歼11战机、轰炸机、歼10、歼轰7A、加受油机梯队、女飞行员驾机，也飞越了天安门上空。此后，群众的游行队伍由六十辆彩车组成不同的方队，从天安门城楼前浩浩荡荡经过。游行队伍高举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巨幅画像。媒体欣喜地报道：四位领导人首次聚首天安门广场。

我们的媒体发出了千篇一律的颂扬和自豪之声：祖国强大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与此同时，官方网站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出现了另外的声音。有人建议，在游行的方队里，应该增加失业大军方队和贪官方队。有人感叹：“生活艰难啊！穷人是没有节日的。”还有人向祖国倾诉：“祖国啊，让我们说声爱您不容易！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冤屈想向您诉说。我们的生活过得不如意，我们的自尊受到的伤害太多。”

也有很多网民表达了对祖国的祝福。面对网上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人幽默地建议，应该有一个网民方队走过天安门广场。“这个方队分成左右两部分。左半部由左派网友组成，一律用左脚踢正步，右脚走齐步；右半部由右派网友组成，一律用右脚踢正步，左脚走齐步。为了表示鲜明的立场，左右两派网友皆不摆动手臂。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这个方阵左右两部分的交界处由防暴警察手持透明防暴盾牌进行分割。尽管如此，仍不时有两边的网友朝对方互吐口水”

星期五，十月二日

油漆的气味出现了，是从卫生间的排风口渗透进来的。然后我意识到，今天楼上没有发出响声。我心想，正常的生活终于要回来了。

录像带电影

可能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某一天，那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从北京东部的十里堡来到西部的双榆树，挤进狭窄和慢速的电梯，然后用手指的关节敲响吴滨的家门。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朔他们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当时转了几次公交车，忘记了是在秋天里还是在冬天里从东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记得自己是独自一人，还记得自己那时留着胡须，而且头发遮掩了耳朵。我坐在并不比电梯宽敞多少的客厅里，从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记了和吴滨刘霞说了什么话，也忘记了这对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妇请我吃了什么，我只记得中间看了一部让我铭心刻骨的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

这是我有关八十年代美好记忆的开始，录像带电影美化了我此后两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朱伟在白家庄的家，当时朱伟是《人民文学》的著名编辑，后来他去三联书店先后主编了《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白家庄距离鲁迅文学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认识朱伟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去遥远的双榆树欣赏录像带电影了。我曾经在街上遇到刘霞，她问我为什么不去看望她和吴滨了，我说太远了。然后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刘霞的回答和我一样，也说太远了。

那时候我住在鲁迅文学院的四楼，电话就在楼梯旁，朱伟打来电话时经常是这样一句话：“有好片子。”这时候他的声音总是神秘和兴奋。到了晚上，我就和朱伟盘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伟将白天借来的电影录像带塞进录像机以后，我们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见到了心仪的明星一样盯着电视屏幕，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我和朱伟是当时录像带电影的绝对粉丝。我们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现代主义的影片。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我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我还记得，当我们看到电影里的一个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看着自己和一个女人做爱时，我们会喊叫：“牛！”看到电影里一些人正在激烈地枪战，另一些人却是若无其事地散步和安静地坐在椅子里看书时，我们会喊叫：“牛！”当格非来到北京时，盘腿坐在朱伟家地毯上看录像带电影就是三个人了，喊叫“牛”的也是三个人了。

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苏童，那是八九年底的时候，朱伟打电话给我，说苏童来了。我记得自己走进朱伟家时，苏童立刻从沙发里站起来，生机勃勃地伸出了他的手。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苏童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提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感觉是他们街上的孩子来了。回想起来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和苏童第一次见面时已经二十九岁了，苏童那时二十六岁，可是我们仿佛是一起长大的。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看的录像带电影就是伯格曼的《野草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把八部革命样板戏看了又看，把《地雷战》和《地道战》看了又看，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和《勇敢的人们》等等，还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前者让我哭肿了眼睛，后者让我笑疼了肚子。“文革”后期罗马尼亚电影进来了，一部《多瑙河之波》让我的少年开始想入非非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抱起来，虽然他们是夫妻。那个男人在甲板上抱起他的妻子时说的一句台词“我要把你扔进河里去”，是那个时代男孩子的流行语，少年时期的我每次说出这句台词时，心里就会悄悄涌上甜蜜的憧憬。

“文革”结束以后，大量被禁的电影开始公开放映，这是我看电影最多的时期。“文革”十年期间，翻来覆去地看样板戏，看《地雷战》《地道战》，看阿尔巴尼亚朝鲜电影，“文革”结束后差不多两三天看一部以前没有看过的电影，然后日本电影进来了，欧洲电影也进来了，一部《追捕》我看了三遍，一部《虎口脱险》我看了两遍。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电影，可是当我在一九八八年看完第一部录像带电影《野草莓》时，我震惊了，我第一次知道电影是可以这样表达的，或者说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那天深夜离开吴滨的家，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一个人行走在北京寂静的街道上，热血沸腾地走了二十多公里，走回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那天晚上，应该说是凌晨了，录像带电影《野草莓》给予我的感受是：我终于看到了一部真正的电影。

给塞缪尔·费舍尔讲故事

“我是一个渔夫。” 塞缪尔·费舍尔说，“余先生，请你给我讲讲中国的捕鱼故事。”

这时候我们坐在巴德伊舍的河边，仰望河流对面静止的房屋和房屋后面波动的山脉。夏日午后的阳光从山脉那边照射过来，来到我们这里时，阳光全部给了我的这一边，塞缪尔·费舍尔那边一丝阳光也没有，他坐在完全的阴影里。我们中间的小圆桌上呈现出一道明暗分隔线，我这边是金黄色的，塞缪尔·费舍尔那边是灰蓝色的。

我说：“费舍尔先生，我感到我们像是两张放在一起的照片，一张是彩色照片，一张是黑白照片。”

他点点头说：“我也感受到了，你在彩色里，我在黑白里。”

我用防晒霜涂抹了脸部，然后递给他，他摆摆手表示不需要。我看看他坐在宁静的灰蓝色里，心想他确实不需要。我戴上墨镜，向着太阳方向眺望，发现蓝色的天空里没有一丝白云。根本就没有云层遮挡阳光，为何我们这里却是明暗之分？我喃喃自语：“真是奇怪。”

塞缪尔·费舍尔洞察到了我的想法，他淡然一笑：“余先生，你还年轻，到了我这把年纪，什么奇怪都不会有了。”

“我不年轻了。”我说。

塞缪尔·费舍尔轻轻地摇晃了一下手指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易卜生和豪普特曼正在我的耳朵边吵架。”

“费舍尔先生，”我说，“如果你不介意，能告诉我你的年龄吗？”

“不记得了。” 塞缪尔·费舍尔说，“就是一百五十岁生日那天的事，我也忘记了。”

“可是你记得S. Fischer出版了我的书？”我说。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所以我记得。” 塞缪尔·费舍尔继续说，“不过，我忘记了是巴尔梅斯，还是库布斯基告诉我的。抱歉的是，我没有读过你的书。”

“没关系。”我说，“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读过。”

“给我讲讲你捕鱼的故事吧。” 塞缪尔·费舍尔说。

我说：“我做过五年的牙医，可以给你讲几个拔牙的故事。”

“不，谢谢！” 塞缪尔·费舍尔说，“你一说拔牙，我就牙疼。或许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会喜欢，可我喜欢听捕鱼的故事。”

“或许，”我接过他的话说，“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他们可以给你讲讲捕鱼的故事。”

“他们，”塞缪尔·费舍尔嘿嘿笑了，“他们就想和我玩纸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输了不给我钱，而我赢了还要给他们钱。”

塞缪尔·费舍尔看着我问道：“你喜欢玩纸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