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在一亿以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如果从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这六十年的社会变迁，那么家庭价值观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可以作为一条历史的分界线，显现出同一个国度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过去时代的中国，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是没有空间的，如果个人想要表达自我诉求，唯一的方式就是投身到集体的运动之中，比如“大跃进”和“文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轰轰烈烈的集体运动中，个人的自我诉求必须和当时的社会准则或者说是政治标准完全一致，稍有偏差就会引来麻烦和厄运。用当时流行的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汇集到社会主义的大江大河之中。

在那个时代，个人只能在家庭中拥有其真正的空间。也就是说个人的自我诉求作为独立的意义，只能在家庭生活中表达出来。因此当时的社会纽带不是个人和个人之间联结起来的，而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联结。可以这么说，家庭是当时社会生活里的最小单位。

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价值观在中国人这里曾经如此地重要，夫妻之间的不忠被视为大逆不道。当时的社会伦理会让婚外恋者遭受种种耻辱，比如剃成阴阳头的发型游街，甚至以流氓罪被判刑。“文革”期间，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夫妻相互揭发，父子反目屡有发生，不过这些事例只是出现在少数家庭，极大多数家庭则是空前团结。在当时外部环境的高压之下，人们十分珍惜家庭的内部生活，因为只剩下这一点点属于个人了。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渗透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同样翻天覆地地变化了。于是，过去的伦理道德逐渐缺失，利益和金钱的处世哲学替代了过去革命的处世哲学。过去有过一句著名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产义的苗。”今天的中国，已经让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什么是属于资本主义，我觉得草和苗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同一种植物了。

被压制已久的个人主义，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突然兴起，必然会冲击家庭价值观。其实，强调个人价值和遵守家庭价值之间本来不是矛盾，问题是我们的发展太快了，短短三十多年，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一个人性压抑的时代来到了一个人性放荡的时代，从一个政治第一的时代来到了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过去，社会束缚的长期存在，让人们只能在家庭里感受到些许自由；今天，社会的束缚消失之后，曾经让人倍加珍惜的家庭自由突然间无足轻重了。如今婚外恋越来越普遍，已经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舞台，可以充分地秀自己之时，过去意义的家庭在今天完全改变了，或者说现在的家庭不再像过去那样承载很多属于社会的功能。很多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珍惜家庭，因为他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了社会生活里，很少体现在家庭生活中。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的发展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那样一路狂奔，我们全体都在后面大汗淋漓地追赶，我们追赶的步伐常常跟不上发展的速度。展望今后的十年，我觉得，或者说我希望，我们发展的速度应该慢下来，这匹脱缰的野马应该跑累了，应该放慢脚步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个人价值和家庭价值之间找到平衡。

哀悼日

今天是汶川地震的第一个哀悼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我住所楼下的街道上人群肃立，车辆排成长龙；我听到喇叭长鸣，还有阵阵汽笛声从电视里呼啸而出。

默哀之后，我重读了自己的旧作《夏季台风》。这部小说的写作开始于一九八九年夏天，完成于一九九○年冬天。

仿佛是故友重逢，亲切和陌生之感同时来到。这是一个有关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的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距离唐山千里之外的南方小镇。就像五月十二日下午汶川地震时，我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住所也摇晃起来，在住所安静以后，吊灯仍然在摇晃。我想，这就是影响。我在《夏季台风》里抹去了具体的地点，可是里面的感受全部来自于我十六岁时候的浙江海盐。现在我用四十八岁时汶川地震时的感受，重温了十六岁时唐山地震时的感受。影响就是这样，时间不能限制它，空间也不能限制它，它无处不在，而且随时出现。

《夏季台风》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地震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对地震恐惧的故事。这个故事唤醒了我很多真实的记忆。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以后，我生活的海盐也发生了一次地震，于是人们纷纷露宿操场、空地和街边，那个夏天人人觉得唐山发生过的地震马上就要在海盐发生了。如同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由于当时信息的闭塞，只能依赖街头传言，唯一权威的声音来自县广播站的广播，可是我们县里广播站预报地震时的依据是来自邻县的广播，昨天刚说没有地震，今天又说有强力地震了。人们被县里的广播来回折腾，这个最具权威的声音到头来成为了最大的谣言中心。这个故事就是表达了这样的状态，人们在精疲力竭之后只剩下昏昏沉沉的状态。

哀悼日之后，恐惧和悲伤将会成为记忆。

奥运会与比尔·盖茨之杠杆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十多天，一家地方报纸捅出了一条惊人的新闻，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为了观看奥运，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了距离水立方不到一百八十米的空中四合院。报道的方式是采访这家新开楼盘的售楼小姐，售楼小姐介绍了比尔·盖茨出手阔绰以后，更多地介绍了这家新开楼盘如何气派和高贵。

新闻一出，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立刻纷纷转载，我想起码超过一亿人知道了北京这家新开楼盘。然后消息传到了美国，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正式给中国的媒体写信，声明这个消息是假的。几天以后，微软中国公司的董事长张亚勤先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暗示，这条假新闻是房地产开发商利用奥运会和比尔·盖茨的炒作行为。在几家媒体的追问下，房地产开发商声称这条新闻不是他们发布的，是媒体自己虚构出来的，而最初发表这条新闻的媒体则坚持说是采访了售楼小姐，才得到了这条新闻。另外的媒体却迷上计算，比尔·盖茨如果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这个顶层四合院的话，每平方米的租金超过五十万元人民币，这是一个荒唐的数字，就是买下这个顶层四合院，每平方米也不会高达五十万元。

今天中国的媒体上充斥了类似的假新闻，因为没有人会去追究假新闻制造者的法律责任。发布这样的假新闻属于欺骗行为，但是在中国，人们认为这只是忽悠而已，忽悠这个词可能很难翻译，它有欺骗的含义，也有炒作的含义，并且还有一些娱乐性的意思，总之是不要去认真对待。我倒是觉得用上杠杆这个词也不错，将奥运会和比尔·盖茨作为杠杆，让一个少为人知的楼盘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杠杆在华尔街的先生们和女士们那里，只是货币政策，只是投资的收益和损失，可是了不起的中国人将杠杆用到了日常生活里，这样的杠杆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无处不在。比如中国的出版商和作者，喜欢拿美国好莱坞作为杠杆，一部刚刚出版的中文小说，还没有翻译成英文出版，就在中国的媒体上广为宣传，美国好莱坞要投资三亿美元将其拍摄成电影。就在我心里纳闷，从来没有听说好莱坞哪部电影的投资达到三亿美元时，杠杆已经到达八亿美元了。有两部小说在杠杆作用下确实成为了畅销书，这两部小说都是声称好莱坞要投资八亿美元拍摄电影，另外声称三亿美元投资的小说没有畅销，我想可能是没有利用好杠杆。

什么叫杠杆？在中国人这里就是一句俗语：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最安静的夏天

奥运会临近之时，天空上飞往北京的航班比以往舒服了很多，因为乘客减少了，这让我有些吃惊。其实在六月底，我在东京飞回北京的全日空航班上已经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只有一半的座位上坐着乘客。四天前我准备去一次南方，在网上订机票时又吃了一惊，机票的价格只是原价的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三十。我想现在乘坐飞机可能更加舒服，问题是航班起飞的时间也不确定起来。七月底我在杭州飞回北京的航班上，舱门关闭后足足等了五个小时才起飞，说是空中管制。到北京后一位杭州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我告诉他刚下飞机，他在电话里笑着说：“你买的是不到两个小时的机票，让你坐了七个小时，便宜你了。”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也多少表达了中国人的些许传统价值逻辑。

另外一位朋友比我晚一天从上海飞回北京，也是在飞机上度过了七八个小时，他乘坐的是大飞机，宽敞的头等舱里只有四个人，他前面的乘客将座椅放平后呼呼大睡了五个小时，飞机准备起飞时，空中小姐轻轻拍醒他，要他摇起座椅靠背，他睡意朦胧地以为是在桑拿浴室里，马上说：“噢，买单。”这也是中国特有的，头等舱的常客先生，往往也是夜晚桑拿里的常客先生。

回想起七年前北京申奥成功后举国欢庆的情景，此刻历历在目。七年来中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奥运的各项筹备工作之中，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满怀期待地度过这七个年头，人们都认为二○○八年八月的北京将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大街会像车站的候车室一样拥挤，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地的人都将纷纷来到北京。机票都是原价，而且很难购买；宾馆爆满，价格会一涨再涨，于是出租自己的住房给外国和外地游客成为一些人的美好想法，这些人相信这一个月的租金会超过平常一年的租金，有些房东不惜代价，以补钱的方式赶走原来的租户，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出钱更多的游客。

这时候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突然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很多中国人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达尔富尔，至于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大部分中国人无暇顾及，他们把批评的声音倾泻到斯皮尔伯格一个人身上，然后又觉得斯皮尔伯格的举动其实是泥鳅掀不起大浪，不必认真。

事实上达尔富尔种族冲突二○○三年就爆发了，西方媒体宣称有二十万土著人被杀害，超过两百万人背井离乡。我个人很难相信这样的数字，达尔富尔每平方公里的居住人口不会超过七个，在人烟如此稀少之地杀害二十万人，这个数字确实令人怀疑。但是西方媒体众口一词，这个数字在西方也就成为了事实。

由于过度放牧，造成达尔富尔地区土地沙漠化，但是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的争夺，是达尔富尔危机的起源。人道主义危机爆发后，外国公司纷纷撤离达尔富尔，中石油这样的巨无霸中国企业乘机而入，再加上中国与苏丹的传统关系，中国在西方媒体中成为了替罪羊。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在西方已经沸沸扬扬了几年，可是在中国的媒体上几乎看不到相关的信息，直到斯皮尔伯格的突然辞任，其实他已经承受了很长时间的压力，普通的中国人才开始知道达尔富尔。北京奥运会自然成为了西方一些人权组织的目标，他们宣称要在奥运会期间组织一个多达十万人的达尔富尔代表团，在八月的北京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

就在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达尔富尔问题的严重性时，三月中旬拉萨爆发了骚乱，接着四月时祥云火炬传递在巴黎被抢，在旧金山临时改道。也是四月，藏青会主席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公然宣称要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制造人体炸弹事件。

中国人突然意识到奥运会期间安全可能更加重要，在此之前的很多中国人认为恐怖活动只会发生在美国和欧洲，或者中东和南亚的部分地区，现在突然感到恐怖活动的脚步向我们走来了。七月二十一日昆明公交车爆炸案和八月四日喀什袭警案发出了这样的信号，恐怖活动不只是外来的，也会是本土的。

我的几个外地的朋友取消了奥运期间来北京的计划，几个北京的朋友带着家人去外地度假。出于奥运会期间的安全考虑，中国加强了保安措施，同时也收紧了签证，西方媒体批评其是“高筑签证壁垒”。中国人应该理解斯皮尔伯格的苦衷，西方也应该理解中国的苦衷，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愿意这样做：奥运会期间天上的飞机里乘客不多，地上的宾馆里人影寥寥。可是为了安全，只能这样。如果奥运会期间出现意外的伤亡，既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国外和国内的旅行社先后取消机票和宾馆的预订，于是就有了我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人少的感受，我知道宾馆的入住率也是多年来最低的。一些产生污染的工厂临时关闭，建筑工地也临时停工，很多民工选择回家；为了保证北京的空气质量，汽车限行的政策也在七月二十日推出。

这两天我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感到车辆比以往的夏天明显减少，行人也比以往的夏天明显减少，七年来中国人期待中的奥运街头情景应该不是这样。我在想，我也许要在北京度过七年来最安静的一个夏天。

七天日记

星期六，九月二十六日

我今天仍然是在电钻打孔时抖动的声响和铁锤敲打时震动的声响里醒来，这样剧烈的响声就在我家的楼上，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有时候我觉得整幢大楼都在颤动。

我居住的这幢公寓二○○○年已经交付入住，现在我楼上的人家又在装修了。不断重新装修房屋，在中国的城市里司空见惯，因为我们是一个热衷于装修的国家。这幢大楼耸立在北京嘈杂的北三环旁，以往的日子里，我家临靠北三环两个房间的窗户是双层的，长期紧闭，以防噪音的入侵；最近两个月，我每天打开这两个房间的双层窗户，真诚地欢迎北三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噪音蜂拥而入，它们可以缓冲楼上的响声。电钻和铁锤的尖锐声让我感到心脏十分难受，当响声变得混杂以后，难受的只是耳朵了。为了保护心脏，我只能牺牲耳朵，这叫两害取其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