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五十一也短暂地成为过一个流行语，如果有人说：“我今天五十一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倒霉了。”

三十年的光阴过去之后，我们从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来到了一个书籍泛滥过剩的年代。今天的中国每年都要出版二十万种以上的图书。过去，书店里是无书可卖；现在，书店里书籍太多之后，我们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书。随着网络书店销售折扣图书之后，传统的地面书店也是纷纷打折促销。超市里在出售图书，街边的报刊亭也在出售图书，还有路边的流动摊贩们叫卖价格更为低廉的盗版图书。过去只有中文的盗版图书，现在数量可观的英文盗版图书也开始现身于我们的大街小巷。

北京每年举办的地坛公园书市，像庙会一样热闹。在一个图书的市场里，混杂着古籍鉴赏、民俗展示、摄影展览、免费电影、文艺演出，还有时装表演、舞蹈表演和魔术表演；银行、保险、证券和基金公司趁机推出他们的理财产品；高音喇叭发出的音乐震耳欲聋，而且音乐随时会中断，开始广播找人。在人来人往拥挤不堪的空间里，一些作家学者置身其中签名售书，还有一些江湖郎中给人把脉治病，像是签名售书那样开出一张张药方。

几年前，我曾经在那里干过签名售书的差事，嘈杂响亮的声音不绝于耳，像是置身在机器轰鸣的工厂车间里。在一排排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堆满了种类繁多的书籍，售书者手举扩音器大声叫卖他们的图书，如同菜市场的小商小贩在叫卖蔬菜水果和鸡鸭鱼肉一样。这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价值几百元的书籍被捆绑在一起，以十元或者二十元的超低价格销售。推销者叫叫嚷嚷，这边“二十元一捆图书”的叫卖声刚落，那边更具价格优势的“十元一捆”喊声已起：

“跳楼价！十元一捆的经典名著！”

叫卖者还会发出声声感叹：“哪是在卖书啊？这他妈的简直是在卖废纸。”

然后叫卖声出现了变奏：“快来买呀！买废纸的钱可以买一捆经典名著！”

抚今追昔，令我感慨万端。从三百多人在小镇书店门前排队领取书票，到地坛公园书市里叫卖十元一捆的经典名著，三十年仿佛只是一夜之隔。此时此刻，当我回首往事去追寻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之旅，我的选择会从一九七七年那个书店门前的早晨开始，当然不会在今天的地坛公园书市的叫卖声里结束。

虽然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我两手空空，可是几个月以后，崭新的文学书籍一本本来到了我的书架上，我的阅读不再是“文革”时期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阅读开始丰衣足食，而且像江水长流不息那样持续不断了。

曾经有人问我：“三十年的阅读给了你什么？”

面对这样的问题，如同面对宽广的大海，我感到自己无言以对。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的结尾这样描述自己的阅读经历：“我对那些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被它们带走。我就像是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又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我想起了二〇〇六年九月里的一个早晨，我和妻子走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老城区时，突然发现了海涅故居，此前我并不知道海涅故居在那里。在临街的联排楼房里，海涅的故居是黑色的，而它左右的房屋都是红色的，海涅的故居比起它身旁已经古老的房屋显得更加古老。仿佛是一张陈旧的照片，中间站立的是过去时代里的祖父，两旁站立着过去时代里的父辈们。

我之所以提起这个四年前的往事，是因为这个杜塞尔多夫的早晨让我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我在医院里度过的难忘时光。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过去居住在医院的宿舍楼里。这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城镇的职工大多是居住在单位里。我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童年时游手好闲，独自一人在医院的病区里到处游荡。我时常走进医护室，拿几个酒精棉球擦着自己的双手，在病区走廊上溜达，看看几个已经熟悉的老病人，再去打听一下新来病人的情况。那时候我不是经常洗澡，可是我的双手每天都会用酒精棉球擦上十多次，我曾经拥有过一双世界上最为清洁的手。与此同时，我每天呼吸着医院里的来苏儿气味。我小学时的很多同学都讨厌这种气味，我却十分喜欢，我当时有一个理论，既然来苏儿是用来消毒的，那么它的气味就会给我的两叶肺消毒。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这种气味不错，因为这是我成长的气味。

我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当时医院的手术室只是一间平房，我和哥哥经常在手术室外面玩耍，那里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阳光灿烂的时候总是晾满了床单，我们喜欢在床单之间奔跑，让散发着肥皂气息的潮湿床单拍打在我们脸上。

这是我童年的美好记忆，不过这个记忆里还有着斑斑血迹。我经常看到父亲给病人做完手术后，口罩上和手术服上满是血迹地走出来。离手术室不远有一个池塘，手术室的护士经常提着一桶从病人身上割下来的血肉模糊的东西，走过去倒进池塘里。到了夏天，池塘里散发出了阵阵恶臭，密密麻麻的苍蝇像是一张纯羊毛地毯全面覆盖了池塘。

那时候医院的宿舍楼里没有卫生设施，只有一个公用厕所在宿舍楼的对面，医院的太平间也在对面。厕所和太平间一墙之隔地紧挨在一起，而且都没有门。我每次上厕所时都要经过太平间，都会习惯性地朝里面看上一眼。太平间里一尘不染，一张水泥床在一个小小的窗户下面，窗外是几片微微摇晃的树叶。太平间在我的记忆里，有着难以言传的安宁之感。我还记得，那地方的树木明显比别处的树木茂盛茁壮。我不知道是太平间的原因，还是厕所的原因？

我在太平间对面住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可以说我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那些因病去世的人，在他们的身体被火化之前，都会在我家对面的太平间里躺上一晚，就像漫漫旅途中的客栈，太平间沉默地接待了那些由生向死的匆匆过客。

我在很多个夜晚里突然醒来，聆听那些失去亲人以后的悲痛哭声。十年的岁月，让我听遍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到后来我觉得已经不是哭声了，尤其是黎明来临之时，哭泣者的声音显得漫长持久，而且感动人心。我觉得哭声里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为动人的歌谣。就是那时候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在黑夜里去世的。

那时候夏天的炎热难以忍受，我经常在午睡醒来时，看到草席上汗水浸出来的自己的完整体形，有时汗水都能将自己的皮肤泡白。

有一天，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仿佛是从炎炎烈日之下一步跨进了冷清月光之下，虽然我已经无数次从太平间门口经过，走进去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太平间里十分凉爽。然后，我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我找到了午睡的理想之处。在后来一个又一个的炎热中午，我躺在太平间的水泥床上，感受舒适的清凉，有时候进入的梦乡会有鲜花盛开的情景。

我是在中国的“文革”里长大的，当时的教育让我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不相信鬼的存在，也不怕鬼。所以当我在太平间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时，它对于我不是意味着死亡，而是意味着炎热夏天里的凉爽生活。

曾经有过几次尴尬的时候，我躺在太平间的水泥床上刚刚入睡，突然有哭泣哀嚎声传来，将我吵醒，我立刻意识到有死者光临了。在越来越近的哭声里，我这个水泥床的临时客人仓皇出逃，让位给水泥床的临时主人。

这是我的童年往事。成长的过程有时候也是遗忘的过程，我在后来的生活中完全忘记了这个令人颤栗的美好的童年经历：在夏天炎热的中午，躺在太平间象征着死亡的水泥床上，感受着凉爽的人间气息。

直到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偶尔读到了海涅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这个消失已久的童年记忆，在我颤动的心里瞬间回来了。像是刚刚被洗涤过一样，清晰无比地回来了，而且再也不会离我而去。

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让一个读者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作家的作品那里，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海涅写下的，就是我童年时在太平间睡午觉时的感受。

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文学。”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我们的安魂曲

我只用一个夜晚读完了哈金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个夜晚还有白天才能抹去这部作品带给我的伤痛。我知道时间可以修改我们的记忆和情感，文学就是这样历久弥新。当我在多年之后找回这些感受时，伤痛可能已经成为隐隐作痛，那种来自记忆深处的疼痛。身体的伤疤可以愈合，记忆的隐隐作痛却是源远流长。

我想，哈金在写作《南京安魂曲》时，可能一直沉溺在记忆的隐隐作痛里。他的叙述是如此的平静，平静得让人没有注意到叙述的存在，可是带给读者的阅读冲击却是如此强烈。我相信这些强烈的冲击将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风平浪静，读者在此后的岁月里回味《南京安魂曲》时，就会与作者一起感受记忆的隐隐作痛。

这正是哈金想要表达的，让我们面对历史的创伤，在追思和慰灵的小路上无声地行走。在这个意义上说，哈金写下了他自己的安魂曲，也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安魂曲。

哈金早已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了。他出生于辽宁，在“文革”中长大，当过兵，一九八一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一九八四年获得山东大学北美文学硕士学位，一九八五年留学美国，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出国留学生。这一代留学生拿着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糊口，还要从牙缝里省下钱来寄回国内。哈金可能更加艰苦，因为他学习打工之余还要写作，而且是用英语写作。他对待写作精益求精，一部小说会修改四十多次，这部《南京安魂曲》也修改了这么多次。

我拿到这部书稿时，《南京安魂曲》的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我心想，哈金又在啃别人啃不动的题材了。虽然我已经熟悉他的写作，虽然我在他此前的小说里已经领略了他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我仍然满怀敬意。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无法愈合的创伤。侵华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陷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在大屠杀中有三十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在这简单的词汇和数字的背后，有着巨浪滔天似的鲜血和泪水，多少凄惨哀号，多少生离死别，多少活生生的个体在毁灭、耻辱、痛苦和恐惧里沉浮，仿佛是纷纷扬扬的雪花那样数不胜数，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个悲剧。要将如此宏大而又惨烈的悲剧叙述出来，是一次艰巨的写作。而且对于文学来说，光有宏大场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叙述出这样的场景里那些个体的纷繁复杂。哈金一如既往地出色，他在看似庞杂无序的事件和人物里，为我们开辟出了一条清晰的叙述之路，同时又写出了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

《南京安魂曲》有着纪录片般的真实感，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中的人生纷至沓来。哈金的叙述也像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诚实可靠，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的写作从来不会借助花哨的形式来掩饰什么，他的写作常常朴实得不像是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具有了特别的力量。

金陵女子学院是哈金叙述的支点，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成为难民救济所。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少数成年男子在这里开始了噩梦般的经历，日军在南京城的强奸杀戮也在这里展开，而中国难民之间的友情和猜忌、互助和冲突也同时展开。这就是哈金，他的故事总是在单纯里展现出复杂。《南京安魂曲》有着惨不忍睹的情景，也有温暖感人的细节；有友爱、信任和正义之举，也有自私、中伤和嫉妒之情……在巨大的悲剧面前，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丑陋都在不断放大，有时候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放大。

这部作品的宏大远远超出它所拥有的篇幅，想要在此作出简要的介绍是不可能的，也许可以简要地介绍一下作品中的人物，那也是捉襟见肘的工作。

明妮·魏德林，作为战时金陵女子学院的临时负责人，是故事的主角，这是一位无私的女性，她勇敢而执着，竭尽全力与日军抗争，努力保护所有的难民，可是最后遭受了妒忌和诽谤。故事的讲述者安玲，她的儿子战前去日本留学，娶了一位善良的日本女子，战争期间被迫入伍来到中国，作为日军战地医院的医生，这位反战的正直青年最后被游击队以汉奸处死。安玲在战后出席东京审判时与自己的日本儿媳和孙子相见不敢相认的情景令人感伤。

而感伤之后是感叹：人世间的可怕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是人和人制造出来的。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

我读了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失忆》。故事似乎是瑞典教育部门的一个腐败官员被“双规”了，面对纪检人员无法解释清楚自己远远高于薪水的灰色收入。这是一个失忆者的讲述，纪检人员似乎也是失忆者，甚至社会也是一个失忆的社会。作者把人的失忆和社会的失忆描写得丝丝入扣。

这是一部细致入微的书，里面的优美让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面的不安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的《释梦》，里面时时出现的幽默让我想起了微笑。一个失忆者在滔滔不绝的讲述里（也是自言自语）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痕迹：不可知的文件箱，一个新鲜的伤口，几个日期，一封信，一个地址，一份发言稿，旧日历等等生活的碎片，它们之间缺少值得信任的联结，而且这些碎片是否真实也是可疑的，但是这些碎片比失忆者更了解他自己，作者在写到一堆钥匙时说：“其中一把钥匙比我自己更知道我的底细。”

我的阅读过程十分奇妙，就像我离家时锁上了门，可是在路上突然询问自己锁门了没有，门没有锁上的念头就会逐渐控制我的思维，我会无休止地在门是否锁上的思维里挣扎。或者说我在记忆深处寻找某一个名字或者某一件往事，当我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了的时候，有人在旁边说出了一个错误的名字或者错误的事件时，我一下子又远离了。

我似乎读到了真相，接着又读到了怀疑；我似乎读到了肯定，接着又读到了否定。这样的感觉像是在读中国的历史：建立一个朝代，推翻一个朝代，再建立一个，再推翻一个，周而复始。

因此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一部用银行点钞机的方式可以阅读的书，而是一部应该用警察在作案现场采集指纹的方式来阅读的书。或者说不是用喝的方式来阅读，应该是用品尝的方式来阅读。喝是迅速的，但是味觉是少量的；品尝是慢条斯理的，但是味觉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