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胸口衣服里面的手抄本取出来，给他看一眼后立刻放了回去，愤怒地说：

“老子看不懂你写的字。”

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擦着满脸的汗水，嘿嘿笑着跟随我走进了学校的小树林。在小树林里，我取出我们的手抄本，继续自己的阅读。我让他站在身旁，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怒气冲冲地问他：

“这些是什么字？”

我的阅读口吃似的，结结巴巴地读完了《茶花女》。尽管如此，里面的故事和人物仍然让我心酸不已，我抹着眼泪，意犹未尽地将我们的手抄本交给他，轮到他去阅读了。

当天晚上，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他来到了我的家门外，怒气冲冲地喊叫我的名字，他同样也看不明白我潦草的字体。我只好起床，陪同他走到某个路灯下。他在夜深人静里情感波动地阅读，我呵欠连连靠在电线杆上，充当一位尽职的陪读，随时向他提供辨认潦草字体的应召服务。

第三个版本从街头阅读说起。我说的是大字报，这是“文化大革命”馈赠给我们小镇的独特风景。在当时，撕掉墙上的大字报属于反革命行为，新的大字报只能贴在旧的大字报上面，墙壁越来越厚，让我们的小镇看上去像是穿上了臃肿的棉袄。

我没有读过“文革”早期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七岁左右，所认识的汉字只能让我吃力地读完大字报的标题。我当时的兴趣是在街头激烈的武斗上面，我战战兢兢地看着我们小镇上的成年人相互斗殴，他们手挥棍棒，嘴里喊叫着“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口号，互相打得头破血流。这让年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何还要互相打得你死我活？

我当时十分胆小，每次都是站在远处观战，斗殴的人群冲杀过来时，我立刻撒腿就跑，距离保持在子弹射程之外。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胆量过人，他每次都是站在近处观赏武斗，而且双手叉腰，一副休闲的模样。

我们当时每天混迹街头，看着街上时常上演的武斗情景，就像在电影院里看黑白电影一样。我们这些孩子之间有过一个口头禅，把上街玩耍说成“看电影”。几年以后，电影院里出现了彩色的宽银幕电影，我们上街的口头禅也随之修改。如果有一个孩子问：“去哪里？”正要上街的孩子就会回答：“去看宽银幕电影。”

我迷恋上大字报阅读时已是一名初中学生。大约是一九七五年左右，“文革”进入了后期，沉闷窒息的社会替代了血腥武斗的社会。虽然小镇的街道一成不变，可是街道上的内容变了。我们也从看“黑白电影”变成了看“宽银幕电影”。对于我们这些街头孩子来说，“宽银幕电影”远远没有早期的“黑白电影”好看。“文革”早期，我们小镇的街道喧嚣热闹，好比是好莱坞的动作电影；到了“文革”后期，街道安静沉寂，好比是欧洲现代主义的艺术电影。我们从街头儿童变成了街头少年，我们的生活也从动作电影进入到了艺术电影。艺术电影里长时间静止的画面和缓慢推进的长镜头，仿佛就是我们在“文革”后期的生活节奏。

我现在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三十多年前的自己，一个放学回家的初中生，身穿有补丁的衣服，脚蹬一双磨损后泛白的黄球鞋，斜挎破旧的书包，沿着贴满大字报的街道无所事事地走来。

我就是在这个陈旧褪色的镜头里获得了阅读大字报的乐趣。就像观赏艺术电影需要审美的耐心一样，“文革”后期的生活需要仔细品尝，才会发现某个平淡的事物后面，其实隐藏着神奇。

一九七五年的时候，人们对大字报已经麻木不仁，尽管还有新的大字报不断贴到墙上去，可是很少有人驻足阅读。这时的大字报正在失去其自身的意义，正在成为墙壁的内容。人们习惯于视而不见地从它们身旁走过，我也是这视而不见的人群中的一员。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一张大字报上有一幅漫画，然后继《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之后，我又一个阅读的新大陆被发现了。

我记得是一种拙笨的笔法，画了一张床，床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而且涂上了花花绿绿的颜色。这幅奇特的漫画让我怦然心动，当时我见惯了宣传画上男男女女的革命群众如何昂首挺胸，可是画面上的男女之间出现一张床，是我前所未见的。这张画得歪歪扭扭的床，竟然出现在充满着革命意义的大字报上面，还有同样画得歪歪扭扭的一男一女，床的色情含义昭然若揭，我想入非非地读起了这张大字报。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阅读的大字报。在密集出现的毛主席语录和口号似的革命语言之间，我读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片言只语，这些片言只语讲述了我们小镇上一对偷情男女的故事梗概。虽然没有读到直接的性描写语句，可是性联想在我脑海里如同一叶方舟开始乘风破浪了。

这对偷情男女的真实姓名就书写在花花绿绿的漫画上面，我添油加醋地将这个梗概告诉几个关系亲密的同学，这几个同学听得眼睛发直。然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分头去打听这对偷情男女的住处和工作单位。

几天以后，我们成功地将人和姓名对号入座。男的就住在我们小镇西边的一个小巷里，我们几个同学在他的家门口守候多时，才见到他下班回家。这个被人捉奸在床的男人一脸阴沉地看了我们一眼，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家中。女的是在六七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百货商店工作。仍然是我们这几个同学，约好了某个星期天，长途跋涉不辞辛苦地来到了那个小镇，找到那家只有五十平方米左右的百货商店，看到里面有三个女售货员，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我们站在商店的大门口，悄悄议论哪个容貌出众，最后一致的意见是都不漂亮。然后我们大叫一声大字报上的那个名字，其中一个答应一声，转身诧异地看着我们，我们哈哈大笑拔腿就跑。

这是我们当时沉闷枯燥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认识了大字报上偷情故事的人物原型，我们会兴高采烈很多天。

“文革”后期的大字报尽管仍旧充斥着毛主席语录、鲁迅先生的话和从报纸上抄录下来的革命语言，可是大字报的内容悄然变化了。造反时不同派别形成的矛盾或者生活里发生的冲突等等，让谣言、谩骂和揭露隐私成为“文革”后期大字报的新宠。于是里面有时会出现一些和性有关的语句。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成为了那时候人们互相攻击和互相诋毁谩骂的热门把柄。我因此迷恋上了大字报的阅读，每天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都要仔细察看是否出现了新的大字报，是否出现了新的性联想语句。

这是沙里淘金似的阅读，经常会连续几天读不到和性有关的语句。我的这几个同学起初兴趣十足地和我一起去阅读大字报，没几天他们就放弃了，他们觉得这是赔本的买卖，瞪大眼睛阅读了两天，也就是读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句子。他们说还不如我添油加醋以后的讲解精彩。他们因此鼓励我坚持不懈地读下去，因为每天早晨上学时，他们就会充满期待地凑上来，悄悄问我：

“有没有新的？”

一个未婚女青年和一个已婚男人的偷情梗概，是我大字报阅读经历里最为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是我读到的最为详细的内容，部分段落竟然引用了这对偷情男女后来写下的交待材料。

他们偷情的前奏曲是男的在水井旁洗衣服。他的妻子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才能回来。所以邻居的一位未婚女青年经常帮助他洗衣服，起初她将他的内裤取出来放在一旁，让他自己清洗。过了一些日子以后，她不再取出他的内裤，自己动手清洗起来。然后进入了偷情的小步舞曲，除了洗衣服，她开始向他借书，并且开始和他讨论起了读书的感受，她经常进入到他的卧室。于是偷情的狂欢曲终于来到了，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一次、两次、三次，第三次时被人捉奸在床。

到了“文革”后期，捉奸的热情空前高涨，差不多替代了“文革”早期的“革命”热情。一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将自己偷情的欲望转化成捉奸的激情，只要怀疑谁和谁可能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就会偷偷监视他们，时机一旦成熟，立刻撞开房门冲进去，活捉赤身裸体的男女。这对可怜的男女，就是这样演绎了偷情版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

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这位未婚女青年交待材料里的一句话，她第一次和男人性交之后，觉得自己“坐不起来了”。这句话让我浑身发热，随后浮想联翩。当天晚上，我就把那几个同学召集到一起，在河边的月光下，在成片飘扬的柳枝掩护下，我悄声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吗？女的和男的干过那事以后会怎么样？”

这几个同学声音颤抖地问：“会怎么样？”

我神秘地说：“女的会坐不起来。”

我的这几个同学失声叫道：“为什么？”

为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还是老练地回答：“你们以后结婚了就会知道为什么。”

我在多年之后回首这段往事时，将自己的大字报阅读比喻成性阅读。有意思的是，我的性阅读的高潮并不是发生在大街上，而是发生在自己家里。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所以我们的家在医院的宿舍楼里。这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楼上楼下都有六个房间，像学校的两层教室那样，通过公用楼梯才能到楼上去。这幢楼房里住了在医院工作的十一户人家，我们家占据了两个房间，我和哥哥住在楼下，我们的父母住在楼上。楼上父母的房间里有一个小书架，上面堆放了十来册医学方面的书籍。

我和哥哥轮流打扫楼上这个房间，父母要求我们打扫房间时，一定要将书架上的灰尘擦干净。我经常懒洋洋地用抹布擦着书架，却没有想到这些貌似无聊的医学书籍里隐藏着惊人的神奇。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里曾经浏览过它们，也没有发现里面的神奇。

我的哥哥发现了。那时候我是一名初二学生，我哥哥是高二学生。有一段日子里，趁着父母上班的时候，我哥哥经常带着他的几个男同学，鬼鬼祟祟地跑到楼上的房间里，然后发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叫声。

我在楼下经常听到楼上的古怪叫声，开始怀疑楼上有什么秘密勾当。可是当我跑到楼上以后，我哥哥和他的同学们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嬉笑地聊天。我仔细察看，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当我回到楼下的房间后，稀奇古怪的叫声立刻又在楼上响起。这样的怪叫声在我父母的房间里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我哥哥的同学们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楼上父母的房间，我觉得他整个年级的男生都去过我家楼上的房间了。

我坚信楼上房间里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一天轮到我打扫卫生时，我像一个侦探似的认真察看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什么。然后我的注意力来到了书架上，我怀疑这些医学书籍里可能夹着什么。我一本一本地取下来，一页一页认真检查着翻过去。当我手里捧着《人体解剖学》翻过去时，神奇出现了：一张彩色的女性阴部的图片倏然在目。好似一个晴天霹雳，让我惊得目瞪口呆。然后，我如饥似渴地察看这张图片的每个细节，以及关于女性阴部的全部说明。

我不知道自己当初第一眼看到女性阴部的彩色图片时是否失声惊叫了？那一刻我完全惊呆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反应。我所知道的是，此后我的初中同学们开始络绎不绝地来到我家楼上，发出他们的一声声惊叫。在我哥哥高中年级的男生们纷纷光顾我家楼上之后，我初中年级的男生们也都在那个房间里留下了他们发自肺腑的叫声。

第四个版本的阅读应该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被视为毒草的禁书重新出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们的文学作品最初来到我们小镇书店时，其轰动效应仿佛是现在的歌星出现在穷乡僻壤一样。人们奔走相告，翘首以待。由于最初来到我们小镇的图书数量有限，书店贴出告示，要求大家排队领取书票，每个人只能领取一张书票，每张书票只能购买两册图书。

当初壮观的购书情景，令我记忆犹新。天亮前，书店门外已经排出两百多人的长队。有些人为了获得书票，在前一天傍晚就搬着凳子坐到了书店的大门外，秩序井然地坐成一排，在相互交谈里度过漫漫长夜。那些凌晨时分来到书店门前排队的人，很快发现自己来晚了。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满怀侥幸的心态，站在长长的队列之中，认为自己仍然有机会获得书票。

我就是这些晚来者中间的一员。我口袋里揣着五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我在晨曦里跑向书店时，右手一直在口袋里捏着这五元钱，由于只是甩动左手，所以身体向左倾斜地跑到书店门前。我原以为可以名列前茅，可是跑到书店前一看，心凉了半截，觉得自己差不多排在三百人之后了。在我之后，还有人在陆续跑来，我听到他们嘴里的抱怨声不断：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旭日东升之时，这三百多人的队伍分成了没有睡眠和有睡眠两个阵营，前面阵营的人都是在凳子上坐了一个晚上，这些一夜未睡的人觉得自己稳获书票，他们互相议论着应该买两本什么书？后面阵营的都是一觉睡醒后跑来的，他们关心的是发放多少张书票？然后传言四起，先是前面坐在凳子上的人声称不会超过一百张书票，立刻遭到后面站立者的反驳，站立者中间有人说会发放两百张书票，站在两百位以外的人不同意了，他们说应该会多于两百张。就这样，书票的数目一路上涨，最后有人喊叫着说会发放五百张书票，我们全体不同意了，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总共三百多个人在排队，如果发放五百张书票，那么我们全体排队者的辛苦就会显得幼稚可笑。

早晨七点正，我们小镇新华书店的大门慢慢打开。当时有一种神圣的情感在我心里涌动，这扇破旧的大门打开时发出嘎吱嘎吱难听的响声，可是我却恍惚觉得是舞台上华丽的幕布在徐徐拉开。书店的一位工作人员走到门外，在我眼中就像是一个神气的报幕员。随即，我心头神圣的感觉烟消云散，这位工作人员叫嚷道：

“只有五十张书票，排在后面的回去吧！”

如同在冬天里往我们头上泼了一盆凉水，让我们这些后面的站立者从头凉到了脚。一些人悻悻而去，另一些人牢骚满腹，还有一些人骂骂咧咧。我站在原处，右手仍然在口袋里捏着那张五元纸币，情绪失落地看着排在最前面的人喜笑颜开地一个个走进去领取书票，对他们来说，书票越少，他们的彻夜未眠就越有价值。

很多没有书票的人仍然站在书店门外，里面买了书的人走出来时，喜形于色地展览他们手中的成果。我们这些书店外面的站立者，就会选择各自熟悉的人围上去，十分羡慕地伸手去摸一摸《安娜·卡列妮娜》《高老头》和《大卫·科波菲尔》这些崭新的图书。我们在阅读的饥饿里生活得太久了，即便是看一眼这些文学名著的崭新封面，也是莫大的享受。有几个慷慨的人，打开自己手中的书，让没有书的人凑上去用鼻子闻一闻油墨的气味。我也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去闻新书的气味，我觉得淡淡的油墨气味有着令人神往的清香。

我记忆深刻的是排在五十位之后的那几个人，可以用痛心疾首来形容这几个人的表情，他们脏话连篇，有时候像是在骂自己，有时候像是在骂不知名的别人。我们这些排在两百位之后的人，只是心里失落一下而已；这几个排在五十位之后的人是眼睁睁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心里的难受可想而知。尤其是那个第五十一位，他是在抬腿往书店里走进去的时候，被挡在了门外，被告知书票已经发放完了。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低头走到一旁，手里捧着一只凳子，表情木然地看着里面买到书的人喜气洋洋地走出来，又看着我们这些外面的人围上去，如何用手抚摸新书和如何用鼻子闻着新书。他的沉默有些奇怪，我几次扭头去看他，觉得他似乎是在用费解的眼神看着我们。

后来，我们小镇上的一些人短暂地谈论过这个第五十一位。他是和三个朋友玩牌玩到深夜，才搬着凳子来到书店门前，然后坐到天亮。听说在后来的几天里，他遇到熟人就会说：

“我要是少打一圈牌就好了，就不会是五十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