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普马克似乎指出了人是失去语法的，而这个世界是被语法规定好的，世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而语法，在这部书中意味着很多，是权力，是历史，是现实等等，糟糕的是它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这也是今天的主题，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埃斯普马克的这部小说，既是观察自己的显微镜，也是观察社会的放大镜。

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失忆的社会性，我要说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挪威举办了一个中国文学周，我当时在美国为英文版新书做宣传，没有前往。我的一位朋友去了，他回来告诉我，挪威的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都会问起前年的和平奖。今年十月我去了挪威，我在飞机上想好了如何回答和平奖的问题，结果没有一个记者问起和平奖，挪威的记者失忆了。他们都问我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我说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例子是最近的钓鱼岛争端，日本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令中国人气愤，可是仔细想想，我们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也是可以质疑的。二〇〇九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们官方做了一个百年中国的展览，可是缺少了“大跃进”“文革”……

中国有句俗话叫“抱着孩子找孩子”。一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她忘记了孩子就在自己的怀抱里，这是失忆的个人性；当所有看到这个“抱着孩子找孩子”母亲的人表现出了集体的视而不见时，这就是失忆的社会性了。

埃斯普马克比我年长三十岁，他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里，可是《失忆》像是闹钟一样唤醒了我一些沉睡中的记忆，有的甚至是拿到了死亡证书的记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意义，这也是我喜欢《失忆》的原因。

我在此举一个例子说明。书中的失忆者始终在寻找一个名叫L的妻子（也许仍然是一个临时妻子），失忆者几乎完全忘记了L的一切，但是“我的感官记住了她的头发垂下的样子”。在一本被撕破的护照上残缺的照片里，“只能朦胧地可见一绺半长的头发”。

女性的头发对我和埃斯普马克来说是同样地迷人。时尚杂志总是对女性的三围津津乐道，当然三围也不错。然而对于埃斯普马克和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女性头发的记忆比三围美好得多。我有一个真实的经历，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没有女朋友，当然也没有结婚，曾经在一个地方，我忘记是哪里了，只记得自己正在走上一个台阶，一个姑娘走下来，可能是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急速转身时辫子飘扬起来了，辫梢从我脸上扫过，那个瞬间我的感官记住了她的辫梢，对于她的容貌和衣服的颜色，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这应该是我对女性最为美好的记忆之一，可是我竟然忘记了，毕竟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埃斯普马克让这个美好的记忆回到我身旁。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们与他们

在首尔国际文学论坛事务局拟定的几个题目里，我选择了“我们与他们”。论坛事务局将此界定为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集团、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这两者的关系可以是对立的，可以是互补的，也可以是转换的。

我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与他们在那个时代是简单清晰的对立关系，我们是无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或者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前者是指国内对立关系，后者是指国际对立关系。

我先来谈谈国际的，我在成长的岁月里对资本主义有着刻骨仇恨，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长什么模样，我的仇恨完全是当时的教育培养出来的。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大，所以对美国的仇恨也是最为强烈的，当时的一句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可以在每天出版的报纸上看到，而且遍布中国城镇乡村的水泥墙、砖墙和土墙。当然我们知道要打倒的是美国的统治阶级，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宣传机器天天说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对水深火热的理解就是美国人民一个个都是皮包骨头破衣烂衫的样子，这样的理解可能是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我当时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是瘦子，衣服上打着补丁。总之中国与美国，我们与他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在我刚刚进入十二岁的某一天，突然在报纸的头版看到毛泽东和尼克松友好握手的大幅照片时万分惊讶，我们与他们就这样握手了？此前我认为毛泽东见到尼克松会一把掐死他。

当时中国国内的对立关系就是报纸上广播里天天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其实那时候没有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只是一个虚构，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前地主前资本家被剥夺财产之后被一次又一次地批斗，他们战战兢兢，他们的子女夹着尾巴做人，他们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最初看到的事实让我感到资产阶级的生活是多么悲惨，我庆幸自己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我们，不是属于他们。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迎来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治第一的社会摇身一变成为了金钱至上的社会，资产阶级不再可怕，开始光彩照人。价值观颠倒了过来，有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拥有社会地位，意味着受人尊敬，即使没有获得尊敬，也会获得羡慕。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少数的我们成为了他们，大多数的我们梦想成为他们，还有不少的我们在仇恨他们的情绪里希望成为他们。

我们与他们，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世间万物皆如此，我在写作这篇发言稿的时候，北京正在雾霾里，我看到窗外的一幢幢楼房像是一群高矮胖瘦不一的游击队员站在那里。这让我想起了冬天里的风雨。过去的冬天，风雨是可憎的，是寒冷中的寒冷。现在的冬天，风雨是可爱的，可以拨开雾霾见北京，可以呼吸清新一些的空气。

我们与他们，对立或转换，还有互补，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文学的写作也不会例外。

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问我：“写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广大读者的？”这个问题只是假设，实际上难以成立。如果一个作家写作时只是面对一个或者几个读者，作家又十分熟悉这几个读者，也许还能在写作时考虑读者；但是当写作面对的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时，作家写作时是无法去考虑读者的，这些读者千差万别，作家无法知道他们要什么，而且不断变化，昨天欣赏你的写作，今天不欣赏了，或者今天不欣赏你，明天回过头来又欣赏了。中国有句成语叫众口难调，再好的厨师做出来的菜也无法满足所有食客的舌尖，即使感到满足的食客，吃腻了又不满足了。

作家可以为一个读者写作，只能是一个，就是作家自己，这就是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如果把写作设定成我们，把阅读设定成他们，那么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立、转换和互补的过程。所有的作家同时也是读者，或者说首先是读者，大量阅读获得的感受会成为叙述标准进入到写作之中，所以作家写作时拥有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作者的身份是让叙述往前推进，期间感到这个段落有问题、这句话没写好、这个词汇不准确时，这是读者的身份发言了。可以这么说，写作时作者的身份负责叙述前进，读者的身份负责叙述前进时的分寸。这就是写作中的我们与他们，有时候一帆风顺，我们及时做出了修改，他们及时表示了满意；有时候僵持不下，我们认为没有问题，他们认为问题很大，或者我们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们还是不满意，我们不耐烦了。这时候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几天再回来看看。就像政治家们因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僵持不下时常用的办法：搁置争议，让下一代来处理，相信下一代比我们更有智慧。休息几天确实很有效果，我们与他们往往很快就能达成一致，不是我们承认确实没写好，就是他们承认胡搅蛮缠了，然后我们继续推进叙述，他们继续把握叙述的分寸。有时候会有斗争，这样的时候好像不多，但是我们与他们一旦有了斗争，很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有点像“文革”时期的中国和美国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然不管斗争如何激烈，到头来还是像毛泽东和尼克松友好握手那样，我们与他们的最终结果还是握手言欢。

很多年前，我和一位厨师长聊天，他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我说：“要想成为一个好作家，先要成为一个好读者。”

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读者？”

我说：“第一，要去读伟大的作品，不要去读平庸的作品。长期读伟大作品的人，趣味和修养就会很高，写作的时候自然会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长期读平庸作品的人，趣味和修养也会平庸，写作时会不知不觉沉浸在平庸里。第二，所有的作品都存在缺点，包括那些伟大的作品，读的时候不要去关心作品中的缺点，应该关心优点，因为别人的缺点和你无关，别人的优点会帮助你提高自己。”

他点点头，对我说：“做厨师也一样，品尝过美味佳肴的能做出好菜。我经常派手下的厨师去其他餐馆吃饭来提高他们的厨艺，我发现总说其他餐馆的菜不好的厨师没有进步，总说其他餐馆的菜做得好的厨师进步很大。”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二〇一〇年五月，我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去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筑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二战期间纳粹杀害了六百多万犹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身份的有四百多万，还有一百多万死难者没有确认。有一个巨大的圆锥状建筑的墙上贴满了死难者的遗像，令人震撼。死难儿童纪念馆也是圆形建筑，里面的墙是死难儿童的照片交替出现组成的，里面的光也是由这些交替出现的照片带来的，一个沉痛的母亲的声音周而复始呼唤一百多万个死难儿童的名字。纪念馆的希伯来文原名来自《圣经》里的“有记念，有名号”，原文是：“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

纪念馆还有一处国际义人区，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展示的国际义人有两万多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话：“起初他们屠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杀工会人士，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人士；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要杀我了，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因为能够说话的人都被他们杀光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话也刻在那里，一个波兰人说下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二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无比强大。

我在耶路撒冷期间，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父亲和他在一起。二战结束以后，他从未说起在集中营里的经历，这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共同选择，他们不愿意说，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记忆去面对那段痛苦往事。当他老了，身患绝症，他儿子（一个纪录片导演）鼓励他把那段经历说出来，他同意了，面对镜头老泪纵横说了起来，现场摄制的人哭成一片。他说有一天，几个纳粹军官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排成长队，然后纳粹军官们玩起了游戏，一个拿着手枪的纳粹军官让另一个随便说出一个数字，那个人说了一个七。拿手枪的纳粹军官就从第一个数，数到第七个时举起手枪对准这第七个的额头扣动扳机。拿手枪的纳粹军官逐渐接近他的时候，他感到父亲悄悄把他拉向旁边，与他换了一下位置，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个纳粹军官数着数字走过来，对准他父亲的额头开枪，父亲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时候他不到十岁。

说点轻松的，也是二〇一〇年，我去南非现场看世界杯，学会了好几种骂人的脏话，因为每场比赛两边的球迷都用简单的词汇互骂，我记住了。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什么样的脏话都是一学就会，现在这些脏话全忘了后来没机会用。差不多十年前，我家里的餐桌是在宜家买的，桌面是一块玻璃，上面印有几十种文字的“爱”，开始的时候我看着它心想这世界上有多少数量的爱？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全世界的球迷在为己方球队助威时都用脏话骂对方球队，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里都有“爱”？这让我想起两个中国成语，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接下去我就说说这个。

中国的明清笑话集《笑林广记》里有一个故事：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过城门，横着拿过不去，竖起来拿也过不去。一位老者看到后对他说，我虽然不是圣贤，也是见多识广，你把竹竿折断成两截就能拿过去了。法国有个笑话，这是现代社会里的笑话：一个司机开一辆卡车过不了桥洞，卡车高出桥洞一些，司机不知所措之时，有行人站住脚，研究了一会儿，对司机说，我有一个好主意，你把四个车轮卸下来，卡车就可以开过去了。

这两个笑话的时间地点相隔如此遥远，一个是明清时期，一个是二十世纪；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法国。可是这两个笑话如出一辙，这说明了什么？应该说明了很多，我说不清楚，别人也说不清楚，也许有一点说明了，就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人都是一样的。

我再说说两个与我有关的故事，第一个是《许三观卖血记》，小说里的许玉兰感到委屈时就会坐到门槛上哭诉，把家里的私事往外抖搂，这是基于我童年时期的生活，当时我家的一个邻居就是这样。这部小说一九九九年出版了意大利文版后，一位意大利读者对我说，那不勒斯有不少像许玉兰这样的女人，隔些天就会坐到门口哭诉爆料。第二个是《兄弟》，十二年前在中国出版时受到很多批评，二〇〇八年出版法文版时，一位法国女记者采访我时对此很好奇，问我为什么《兄弟》在中国遭受那么多的批评，哪些章节冒犯了他们。我告诉她有几个章节，首先是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窥，我还没有说其他的，这位女记者就给我说起法国男人如何在厕所里偷窥的故事。这下轮到我好奇了，我说，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窥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文革”时期，那是一个性压抑的年代，你们法国的男人和女人上床并不那么困难，为什么还要去厕所偷窥？她说，这是你们男人的本性。

类似的故事我可以继续往下说，与我无关的应该比与我有关的还要多，让我说一千零一夜是不可能的，说一百零一夜还是有可能的。从上述角度看，知道人是什么似乎很简单。可是换一个角度，从那位朴实善良的波兰农民的角度来看，知道人是什么就不那么简单了。“犹太人”在他的知识结构之外，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人是什么，因此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犹太人。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性的力量，同时也意味着他确实知道人是什么，这样的人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多。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知道人是什么，他在《雕刻时光》里谈到“影像思考”时，讲述曾经听来的两个真实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群叛军在执刑的队伍之前等待枪决，他们在医院墙外的洼坑之间等待，时序正好是秋天。他们被命令脱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着满是破洞的袜子，在泥坑之间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只为寻找一片净土来放置他几分钟之后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

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意味深长，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告别生命的仪式，也可以理解为这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是存在的延续。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这个最后时刻的行为，如果是在平常，外套和靴子对于这个士兵来说就是外套和靴子，但是行将被枪决之时，外套和靴子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个士兵在寻找一片净土放置它们时没有死亡恐惧了，他只想把外套和靴子安顿好，这是他无声无字的遗嘱。

塔可夫斯基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人被电车碾过，压断了一条腿，他被扶到路旁房子的外面靠墙而坐，在睽睽众目的凝视下，他坐在那儿等待救护车来到。突然间，他再也忍不住了，从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把它盖在被截断的腿上。”

塔可夫斯基讲述这两个故事是为了强调艺术影像应该“忠实于角色和情境，而非一味追求影像的表面诠释”。这第二个故事让我脑海里出现了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如此苍白的心》的开头部分，这是近年来我读到的小说里最让我吃惊的开头，马里亚斯也是一个知道人是什么的作家，《如此苍白的心》是一部杰作。马里亚斯的杰作是这样开始的：“我虽然无意探究事实，却还是知道了，两个女孩中的一人其实她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女孩了蜜月旅行回家之后没多久，便走进浴室，面对镜子，敞开衬衫，脱下胸罩，拿她父亲的手枪指着自己的心脏。事发当时，女孩的父亲正和部分家人及三位客人在餐厅里用餐。女孩离开饭桌约五分钟后，随即传来了巨响。”马里亚斯小说的第一部分用了不分段落的满满五页，精准描写了在场所有人对女孩突然自杀的反应。尤其是女孩的父亲，他和同行的人跑到浴室时嘴里含着一块还没有吞咽下去的肉，手里还拿着餐巾，看到躺在血泊里的女儿时他呆滞不动，“直到察觉有胸罩丢在浴缸里才松手把这块还攥在手里或是已经落到手边的餐巾覆盖在胸罩上面。他的嘴唇也沾上了血迹。仿佛目睹私密内衣远比看到那具躺卧着的半裸躯体更让他羞愧”。

同样都是遮盖，呈现出来的都是敞开，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遮盖的举动向我们敞开了一条通往最远最深的人性之路，而且是那么的直接有力。不同的是，塔可夫斯基讲述了影像中羞愧的力量，马里亚斯讲述了叙述里惊恐的力量。设想一下，如果那个等待救护车的人没有用手帕盖在被截断的腿上，而是用手指着断腿处以此博取路人同情，那么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不会是塔可夫斯基；如果那个父亲不是把餐巾覆盖在胸罩上面，而是试图盖住女儿半裸的躯体，那么这个细节的描写者不会是马里亚斯。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一九八六年去世的苏联导演，他留给我们的电影经久不衰，哈维尔·马里亚斯是一九五一年出生的西班牙作家，至今仍在生机勃勃地写作。作为导演，塔可夫斯基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影像，就是构思和形式的有机结合。作为作家，马里亚斯描写出来的这个细节呈现的是文学里无与伦比的魅力，就是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呈现真实的魅力。

接下去我再说些轻松的。我先说了一个沉重的大屠杀纪念馆和一个悲惨的集中营故事，此后是两个轻松的笑话和两个与我有关的故事，接着是这三个令人不安的故事，为了最后的轻松，我拜访了鲁迅和莎士比亚，这两位都是有时候沉重有时候轻松，毫无疑问，这两位都是知道人是什么的作家。

鲁迅《狂人日记》里的例子我在中国举过多次，莎士比亚的例子我也举过，现在再次举例是为了讲述一个我自己的经历。

《狂人日记》里的那个精神失常者上来就说：“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我以前说过，鲁迅写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有些作家为了让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写了几千上万字，应该说是尽心尽力了，结果人物还是正常。再来举个莎士比亚的例子，他的《维洛那二绅士》里面有一出幕外戏，一个鼻青眼乌的人牵着一条狗走到舞台中央停下，开始埋怨狗：“唉，一条狗当着众人面前，一点不懂规矩，那可真糟糕！按道理说，要是以狗自命，做起什么事来都应当有几分狗聪明才对。可是它呢？倘不是我比它聪明几分，把它的过失认在自己身上，它早给人家吊死了。你们替我评评理看，它是不是自己找死？它在公爵食桌底下和三四条绅士模样的狗在一起，一下子就撒起尿来，满房间都是臊气。一位客人说，‘这是哪儿来的癞皮狗？’另外一个人说，‘赶掉它！赶掉它！’第三个人说，‘用鞭子把它抽出去！’公爵说，‘把它吊死了吧。’我闻惯了这种尿臊气，知道是克来勃干的事，连忙跑到打狗的人面前，说，‘朋友，您要打这狗吗？’他说，‘是的。’我说，‘那您可冤枉了它了，这尿是我撒的。’他就干脆把我打一顿赶了出来。天下有几个主人肯为他的仆人受这样的委屈？”

鲁迅和莎士比亚描写精神失常的人物时，说话都是条理清楚，他们是通过话里表达出来的意思显示出这个人物已经失常的精神状态。不少作家描写精神失常的方式都是让人物说话语无伦次，而且中间还没有标点符号，这已经成套路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语言黑压压的摆在那里，这些作者以为用几页甚至十几页人物不知所云的说话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这个人物精神失常了，这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如果读者感觉到有人精神失常的话，也不会认为是作品里的人物，而是怀疑这个作者精神失常了。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我去意大利的时候，邀请方给我安排了一个特别的活动，让我去维罗纳地区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和一群精神病患者进行一场文学对话，就是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的那个地方。邀请方给我安排的翻译很紧张，不过她看上去还是比较镇静。她开车来旅馆接上我，在去精神病医院的路上她说了几遍“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活动”，她说院方保证参加活动的都是没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她这话是在安慰我，不过听上去更像在安慰她自己。我开玩笑说，院方保证的只是过去没有出现过暴力倾向的，并不能保证今天不出现。她听后“啊”地叫了一声，然后又说“这个活动太奇怪了”。我们来到精神病医院的门口，应该是监控摄像头看到了事先登记过的车牌号，大铁门徐徐打开，我听到机械的响声。开车进去后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有几幢不同颜色的建筑，我们在最大的那幢前面停下，我心想这应该是主楼。

我们先去了院长办公室，院长是一位女士，她握着我的手说，你能来我们太高兴了。然后请我们坐下，问我们要咖啡还是茶，我们两个都要了咖啡。喝咖啡的时候，院长说每年都会有一位作家或者艺术家来这里，她说病人们需要文学和艺术。院长问我，你在中国去过精神病医院做演讲吗？我说没有。

喝完咖啡，我们去了一个会议室，里面坐了三十来个病人。我们走到里面的一张桌子后面坐下，面对这些病人，院长站在我的左侧，就像其他地方的文学活动一样，院长介绍了我，我不记得当时这些病人鼓掌了没有，我的注意力被他们直勾勾看着我的眼睛吸引过去了，院长说话的时候我拿出手机拍下了他们，我感觉他们的目光铁钉似的瞄准了我的眼睛，好在后面没有榔头。院长介绍完就出去了，会议室的门关上以后，我注意到一个强壮的男人站在门那边，用严肃的眼神审视屋子里的病人，他没有穿白大褂，我心想他不是医生，可能是管理员。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第一次置身这样的场合，不知道怎么开始，我的翻译小声问是不是可以开始了，我点点头对他们说，请你们问我一些问题吧。翻译过去以后仍然是沉默，我继续说，文学的问题和非文学的问题都可以问。等了一会儿，第一个问题来了，一位女士问，你是意大利人吗？我摇摇头说，我是中国人。接着一位男士问我，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过去在中国的南方生活，现在住在北京。此后就顺利了，他们问的都是简单的文学问题，我的回答也很简单。没有人问到我的作品，我知道他们没有读过我的书。我注意到他们提问时几乎都是将身体前倾，像是为了接近我，我回答后他们的身体没有回到原位，前倾的姿态一直保持了下去。这个活动进行了大约四十分钟，最后提问的是那位站在门边的强壮男人，此前他给我的感觉是一直在监视这些病人，所以我认为他是医院的管理员。他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我在中国做一名作家怎么样？我说很好，可以晚上睡觉，也可以白天睡觉，作家的生活里不需要闹钟，自由自在。他听完后严肃地点点头，问了第二个问题，你生活在意大利哪个城市？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我一直以为是管理员的竟然也是病人，这个屋子里除了我和翻译，全是病人，而且门关着，最强壮的那个还是守门员。我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生活在中国的北京。

外面有人推门进来，是院长女士，活动结束了。往外走的时候我问翻译，你能听懂他们说的话吗？翻译有些惊讶，她说当然能听懂，他们说的是意大利语。她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继续问她，他们说话没有颠三倒四？她说，他们说话很清楚。我的翻译不知道，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前面举过的鲁迅和莎士比亚的两个例子。

院长送我们到门外，她再次向我表达了感谢，感谢之后是询问我接下来在意大利的行程，她对我此后要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赞美一番，所以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些时间。那时候应该是午饭时刻，刚才和我坐在一个屋子里的这些病人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有的对我视而不见，有的对我点一下头。我注意到一个男人拉住了一个女人的手，还有一个男人搂住了一个女人的肩膀，看上去他们都是五十来岁的年纪，亲密无间地走向他们的食堂。好奇心驱使我问了院长一个问题，住在你们医院的病人里有没有是夫妻的？院长说没有。

我们上了车，这次开到大铁门那里，门迟迟没有打开，我的翻译有些焦虑，我再次开玩笑说，我们可能要留在这里了。翻译放在方向盘上的双手立刻举了起来，她叫道：“不要。”然后我们听到机械的响声，大铁门正在慢慢打开。我们离开精神病医院后，翻译一边开车一边对我说：“我很紧张。”她一直很紧张，此前没有说是为了不影响我，我们离开精神病医院后她吐露真言。

后来的行程里，我不时会想起维罗纳那家精神病医院的文学活动。我此前觉得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无底洞里，但是那两对男女亲密走去的身影改变了我的想法，因为那里有爱情。那两个男的和那两个女的，他们可能各有妻子和丈夫，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妻子和丈夫应该会定期来看望他们，可能中间的某一个某两个甚至某三个和四个已经离婚了，或者从来没有过婚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里有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