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我反对的是美国化的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化的全球化。五百年前一船欧洲的廉价物品可以换取一船非洲的奴隶，现在一个波音的飞机翅膀可以在中国换取难以计算的棉花和粮食。全球化的经济不会带来全球平等的繁荣，贸易的自由化也不会带来公平的交易。这是因为少数人拥有了出价的权利，而绝大多数人连还价的权利都没有。当美国和欧洲的跨国资本进入第三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其核心的技术，他们只是为了掠夺那里的劳动力，这一点与当初的殖民者掠夺美洲和非洲的伎俩惊人地相似。就像当初的欧洲人把火器、铁器和酒带到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把欧洲的物资带到非洲一样，他们教会印第安人改穿纺织品制成的服装，教会非洲人如何使用他们的物品，当印第安人和非洲人沾染上这些新的嗜好的时候，却并没有学到满足这些嗜好的技术。于是非洲原有的生产力和物质文化被不同程度地摧毁，非洲可以用来与欧洲交换这些物资的只有他们的人口了，同胞互相残杀，部落战争不断，不仅没有保卫自己的非洲，反而促进了殖民者的奴隶贸易。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只有森林里的皮毛财富可以换取这些自己不能制造的物品，于是印第安人的狩猎不再是单纯地为了获取食物，而且还要为换得白人的物品而打猎。印第安人的需求日益增加，他们的资源却不断减少，当欧洲的白人疯狂地拥入美洲定居以后，又导致森林里大量野兽的逃跑，使印第安人生活的手段几乎完全丧失，他们只能离开自己出生和埋葬着自己祖先的地区，因为继续生活在那里只能饿死，他们跟踪着大角鹿、野牛和河狸逃跑的足迹走去，这些野兽指引着他们去寻找新的家园。
在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我询问米勒教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灵魂饭，这是黑人特有的料理，仅仅在词语上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就像印第安人相信万物都有灵魂，非洲的黑人同样热情地讨论着灵魂，他们甚至能够分辨出灵魂的颜色，他们相信是和他们的皮肤一样的黑色。这是苦难和悲伤带来的信念，在华盛顿的一个黑人社区，阿娜卡斯蒂亚社区，我看到了一幅耶稣受难的画像，这个被绑在十字架上睁大了怜悯的眼睛的耶稣，并不是一个白人，他有着黑色的皮肤。
米勒告诉我，这样的料理具有浓郁的文化特征，是黑人在悲惨的奴隶贸易中自我意识的发展。灵魂饭的料理方式来自于非洲以及美国南方黑奴的文化根源，同时又是他们被奴役时缺乏营养的现实。米勒反复告诉我，一定要品尝两种灵魂饭，一种是红薯，另一种叫绿。当我们分手的时候，他再一次嘱咐我，别忘了红薯和绿。
我在阿娜卡斯蒂亚社区的一家著名的灵魂饭餐馆，第一次品尝了黑人的灵魂饭。可能是饮食习惯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很难接受灵魂饭的料理方式，可是米勒教授推荐的红薯和绿，却让我终身难忘。那一道红薯是我吃到的红薯里最为香甜的，确切地说应该是红薯泥，热气蒸腾，将叉子伸进去搅拌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红薯的细腻，尤其是它的甜，那种一下子就占满了口腔的甜，令人惊奇。另一道绿显然是腌制的蔬菜，剁碎之后的腌制，可是它却有着新鲜蔬菜的鲜美，而且它的颜色十分的翠绿，仿佛刚刚生长出来似的。
后来我在几个黑人家中做客时，都吃到了红薯和绿。在过去贫穷和被奴役的时代，黑人在新年和圣诞节时才可以吃到灵魂饭，现在它已经出现在黑人平时的餐桌上。然而灵魂饭自身的经历恰恰是黑人作为奴隶的历史，它的存在意味着历史的存在。欧洲人的压迫，事实上剥夺了非洲人后裔的人类权益，美国的绝大多数黑人现在连自己原来的祖国都不知道，他们不再讲自己祖先的语言，他们放弃了原来的宗教，忘记了非洲故乡的民情。于是这时候的灵魂饭，就像谢姆宾·乌斯曼的声音今天，奴隶船这种令人望而生畏和生离死别的幽灵已不再来缠磨我们非洲。
戴上镣铐的兄弟们的痛苦哀鸣也不会再来打破海岸炎热的寂静。
但是，往日苦难时代的号哭与呻吟却永远回响在我们的心中。
这是漫长的痛苦，从非洲的大陆来到非洲的海岸，从大西洋的这一边来到了大西洋的那一边，从美国的东海岸又来到了美国的西海岸，黑人没有自由没有财产，他们只有奴隶的身份。《解放宣言》之后，又是漫长的种族隔离和歧视，黑人不能和白人去同样的医院；黑人不能和白人去同样的学校；黑人不能和白人坐在同样的位置上。他们的厕所和他们的候车室都与白人的隔离，在汽车上和船上，黑人只能站在最后面；只有在火车上，黑人才可以坐在最前面的车厢里，这是因为前面的车厢里飘满了火车的煤烟。
一位黑人朋友告诉我：“我们的痛苦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位黑人学者在谈到奴隶贸易的时候，向我强调了印第安人的命运，他认为正是印第安人部落的不断消失（了解地理状况的印第安人知道如何逃跑），使欧洲的殖民者源源不断地运来非洲的奴隶，非洲的奴隶不熟悉美洲的地理，他们很难逃跑，只能接受悲惨的命运。
在美洲大陆的深渊里，黑人被奴役到了不能再奴役的地步，而印第安人被驱赶之后又被放任自由到极限。放任自由对印第安人造成的伤害，其实和奴役对黑人造成的伤害一样惨重。当成群结队的印第安人被迫离开家园，沿着野兽的足迹找到新的家园时，早已有其他的部落安扎在那里了，资源的缺乏使他们对新来者只能怀有敌意，背井离乡的印第安人前面是战争后面是饥荒，他们只能化整为零，每一个人都单独去寻找生活的手段，本来就已经削弱了的社会纽带，这时候完全断裂了。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他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一八三一年，我来到密西西比河左岸一个欧洲人称为孟菲斯的地方。我在这里停留期间，来了一大群巧克陶部人。路易斯安那的法裔美国人称他们为夏克塔部。这些野蛮人离开自己的故土，想到密西西比河右岸去。自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处美国政府能够准许他们栖身的地方。当时正值隆冬，而且这一年奇寒得反常。雪在地面上凝成一层硬壳，河里漂浮着巨冰。印第安人的首领带领着他们的家属，后面跟着一批老弱病残，其中有刚刚出生的婴儿，又有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既没有帐篷，又没有车辆，而只有一点口粮和简陋的武器。我看见了他们上船渡过这条大河的情景，而且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严肃的场面。在那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既没有人哭喊，又没有人抽泣，人人都是一声不语。他们的苦难由来已久，他们感到无法摆脱苦难。他们已经登上运载他们的那条大船，而他们的狗仍留在岸上。当这些动物发现它们的主人将永远离开它们的时候，便一起狂吠起来，随即跳进浮着冰块的密西西比河里，跟着主人的船泅水过河。
托克维尔提到的孟菲斯，是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我最早是在威廉·福克纳的书中知道孟菲斯，我还知道这是离福克纳家乡奥克斯福最近的城市。威廉·福克纳生前的很多个夜晚都是在孟菲斯的酒馆里度过的，这个叼着烟斗的南方人喜欢在傍晚来临的时候，开上他的老爷车走上一条寂静的道路，一条被树木遮盖了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广阔的风景的道路，在孟菲斯的酒馆里一醉方休。接着我又知道了一个名叫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卡车司机，在孟菲斯开始了他辉煌的演唱生涯，这个叫猫王的白人歌手让黑人的布鲁斯音乐响遍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他又神秘地在孟菲斯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最后我知道的孟菲斯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的一个罪恶的黄昏，在一家名叫洛兰的汽车旅馆里，一个黑人用过晚餐之后走到阳台上，一颗白人的子弹永远地击倒了他。这个黑人名叫马丁·路德·金。
出于对威廉·福克纳的喜爱，我在美国的一个月的行程里，有三天安排在奥克斯福。这三天的每一个晚上，我和一位叫吴正康的朋友都要驱车前往孟菲斯，在那里吃晚餐，这是对福克纳生前嗜好的蹩脚的模仿。
孟菲斯有着一条属于猫王的街道，街道上的每一家商店和酒吧都挂满了猫王的照片，那些猫王在孟菲斯开始演唱生涯的照片，年轻的猫王在照片里与孟菲斯昔日的崇拜者勾肩搭背，喜笑颜开。一辆辆旅行车将世界各地的游客拉到了这里，使猫王的街道人流不息，到了晚上这里立刻灯红酒绿，不同的语言在同一家酒吧里高谈阔论。人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威廉·福克纳曾经在这里醉话连篇，也不是因为马丁·路德·金在这里遇害身亡，他们是要来看看猫王生前的足迹，或者购买一些猫王的纪念品，他们排着队与猫王的雕像合影。
离开了猫王的街道，孟菲斯让我看到了另外的景象，一个仿佛被遗忘了似的冷清的城市。在其他的那些街道上，当我们迷路的时候，发现没有行人可以询问。我们开着车在孟菲斯到处乱转，在黄昏时候的一个街角，我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坐在门廊的椅子里，他身体前倾，双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当我们的汽车经过时，他看到了我们，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因为迷路，我们在孟菲斯转了一圈后，又一次从这个黑人的眼前驶过，我注意到他还是那样坐着。直到第三次迷路来到他的跟前时，我看到一个黑人姑娘开着车迎面而来，她在车里就开始招手，我看到那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站了起来，仿佛春天来到了他的脸上，他欢笑了。
在来到密西西比的奥克斯福之前，我和很多人谈论过威廉·福克纳，我的感受是每一个人的立场都决定了他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向。被我问到的黑人，几乎是用同一种语气指责威廉·福克纳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另外一些白人学者则是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希望我注意到威廉·福克纳生活的时代，那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时代。白人学者告诉我，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威廉·福克纳，他可能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可是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标准，那么他就不是种族主义者。在新墨西哥州，一位印第安作家更是用激烈的语气告诉我，威廉·福克纳在作品中对印第安人的描写，是在辱骂印第安人。霍华德大学的米勒教授，是我遇到的黑人里对威廉·福克纳态度最温和的一位。他说尽管威廉·福克纳有问题，可他仍然是最重要的作家。米勒告诉我，作为一名黑人学者，他必须关心艺术和政治的问题，他说一个故事可以很好，但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他会不喜欢这个故事的内容。米勒提醒我，别忘了威廉·福克纳生活在三十年代的南方，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南方的白人。米勒也像那些白人学者一样提到了威廉·福克纳的生活背景，可是他的用意和白人学者恰好相反。米勒最后说：“喜欢讨论他，不喜欢阅读他。”
这样的思想和情感源远流长，因奴隶贸易来到美国的黑人和在美国失去家园的印第安人，他们有着完全自己的、其他民族无法进入的思维和内心。虽然威廉·福克纳在作品中表达了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同情与怜悯，可是对苦难由来已久的人来说，同情和怜悯仅仅是装饰品，他们需要的是和自己一起经历了苦难的思想和感受，而不是旁观者同情的叹息。
虽然在今天的美国，种族主义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是它毕竟已经是臭名昭著了，这是奴役之后的反抗带来的，我的意思是说，这是黑人不懈的流血牺牲的斗争换来的，而不是白人的施舍。而当初被欧洲殖民者放任自由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和黑人的命运分道而行，最后他们仍然和黑人拥有不同的命运。这是一个悲惨的现实，对黑人残酷的奴役必然带来黑人激烈的抗争；可是当印第安人被放任自由的时候，其实已经被剥夺抗争的机会和权利。
我在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的营地，访问过一个家庭，在极其简陋的屋子里，主人和他的两个孩子迎接了我。这位印第安人从冰箱里拿出两根冰棍，递给他的两个孩子后，开始和我交谈起来。他指着冰箱和洗衣机对我说，电来了以后这些东西就来了，可是账单也来了。他神情凄凉，他说他负担这些账单很困难。他说他的妻子丢下他和两个孩子走了，因为这里太贫穷。尽管这样，他仍然不愿意责备自己的妻子，他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因为她还年轻，所以她应该去山下的城市生活。
在圣塔菲，一位印第安艺术家悲哀地告诉我：美国是一个黑和白的国家。她说美国的问题就是黑人和白人的问题，美国已经没有印第安人的问题了，因为美国已经忘记印第安人了。这就是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的今天。一九六三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其中的一个梦想是“昔日奴隶的子孙和昔日奴隶主的子孙同席而坐，亲如手足”。可是在马丁·路德·金梦想中的友善的桌前，印第安人应该坐在哪一端？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
韩国的眼睛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在很多年以前，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普通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工人，在汉城的繁华之地引火自焚。他在临死之时表达了感人肺腑的遗憾，他为自己没有获得更多的教育而遗憾，他说他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的朋友，一个学习法律的大学生，来帮助他们工人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
这个朴实无华的人点燃的自焚之火，此后再也没有熄灭。韩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他们在政府提供的较好待遇下平静地生活了很多年，因为这个普通工人的死，他们开始扪心自问：什么才是人民的权利？什么才是民族的前途？这个工人焚烧自己生命的烈火，蔓延到了无数韩国人的心里，点燃了他们的自尊和他们的愤怒。于是这个热爱歌舞的民族开始展示其刚烈的性格，从光州起义到席卷整个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人民一点一点地从政治家的手中要回了自己的命运。
这时候我正在中国度过自己的青年时期，从报纸上和黑白的电视里，我点点滴滴地了解到了这些。当一个又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韩国青年，或者引火自焚或者坠楼而死，以自己血肉之躯的毁灭来抗议独裁政治，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着什么叫震惊：想想自己此刻的年龄；想想自己刚刚走上人生的道路，此后漫长的经历正在期待着自己；想想自己每天都在生长出来的幻想，这样的幻想正在为自己描述着美丽的未来。我知道那些奔赴死亡的韩国同龄人也是同样如此，可是他们毅然决然地终止了自己的生命，终止了更为宝贵的人生体验和无数绚烂的愿望。他们以激烈的方式死去，表达了他们对现实深深的绝望，同时他们的死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喊叫，他们的声音回荡在他们同胞的耳边，要他们的同胞永远醒着，不要睡着。
当我步入三十岁以后，韩国开始以另外一种形象来到中国，一个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形象，一个在经济上高速发展的富有的形象，虽然中间渗入了百货大楼和汉江大桥倒塌的阴影，可是这样的阴影仅仅停留在韩国人自己的内心深处，对中国人来说就像是一张漂亮的脸上留下的几颗雀斑，并不影响韩国美好的形象。此刻的中国历经政治的磨难之后，人们开始厌倦政治，开始表达出对经济发展的空前热情，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想看到光州起义的韩国和学生运动的韩国，时代的眼光往往就是购物者的眼光，需要什么才会看见什么，这个时候的中国想看到一个经济上出现奇迹的韩国，想在韩国的发展里看到有益于自身的经验。中国的很多企业家迷上了韩国大集团的运营模式，他们以为扩张就是发展，他们急急忙忙地登上了飞机，飞向韩国一边旅游一边考察。
接下去的韩国的形象，是一个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脆弱的形象。此前对韩国经济模式一片盛赞的中国媒体，出现了一片否定和批评的声音，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关韩国的报道，都是公司的倒闭和银行的坏账，还有经济的负增长和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当韩元一路暴跌的时候，中国人不由暗自庆幸自己的货币还没有和美元直接挂钩。这个时候在中国，一个名叫“泡沫”的词语风行起来，而在这个词语的后面时常会紧跟着另外一个词语韩国。而在此刻的韩国，我的韩国朋友告诉我，当人们互相见面时出现了幽默的寒暄：“你还活着？”然后是：“恭喜，恭喜。”
在拥有许多有关韩国的记忆和传闻之后，去年的六月我第一次来到了韩国，这个伸向海洋的半岛，这个几乎被山林覆盖的国家。当我走出汉城的机场，第一个印象就是亚洲国家城市的那种特有的印象杂乱的繁荣。行人和车辆川流不息，喧哗声不绝于耳。我猜想这是城市没有节制地发展所带来的景象。当我了解到汉城有一千多万人口，釜山有八百多万，而光州这样的城市也都在四百万以上，我心想韩国的四千多万人口究竟还有多少住在城市以外的地方？这让我联想到了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的命运，城市的扩张似乎表达了韩国经济的扩张，而城市的命运也似乎决定了韩国的命运。
我来到韩国，我想寻找光州起义的韩国和学生运动的韩国，这是韩国留给我最初的印象，也是我青年时期成长的记忆。在汉城，也在釜山和光州，我看到了繁荣的面纱，它遮住了过去的血迹和今天的泪水。到处都是光亮的高楼和繁华的商场，人们衣着入时笑容满面；在夜晚霓虹灯闪烁的街道上，都是人满为患的饭店和酒吧，还有快乐的醉鬼迎面走来。我无法辨认出八十年代革命的韩国，就是金融风暴中脆弱的韩国也没有了踪影。我意识到繁荣会改变人的灵魂，这是可怕的改变，它就像是一个美梦，诱惑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它让人们相信了虚假，并且去怀疑真实。就像是充斥在韩国电视里的肥皂剧和大街上的流行歌曲一样，告诉你的都是别人的美好生活，而不是你自己的生活。那些贴上了大众文化标签的商品它们是商品而不是艺术，其实从一开始就远离了大众，它们就像商店里出售的墨镜一样，让大众看不清现实的容貌。
可是韩国又让我看到了金敏基的音乐剧和全仁权的歌唱，这是难以忘怀的体验。在汉城的一个像纽约百老汇一样的地方，一个有着很多剧场的充满了商业气息的地方，那里的街道上贴满了各种演出的广告招贴，这些招贴都是蛮不讲理地贴在另外的招贴上面，这让我想起来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贴满街道的大字报。就是在那里我看到了金敏基的《地铁一号线》，我深深地感动了，这部由一支摇滚乐队伴奏出来的音乐剧，表达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命运。
然后我又在延世大学的露天广场上看到了全仁权的演唱，这是一场历时两天的摇滚音乐的演出，或者说是韩国摇滚音乐的展览会，几乎所有的摇滚歌手都登台亮相，而最后出场的就是全仁权的野菊花乐队，我听不懂他的歌词，但是我听懂了他的音乐，他的演唱让我听到了韩国的激情和韩国的温柔。我感到欣喜的是，这些激动人心的作品在韩国有着深入人心的力量。当我看到《地铁一号线》的时候，它的演出已经超过一千场，可是剧院里仍然坐满了观众，而且每一位观众都被台上的演出感染着，他们不时发出会心的欢笑，另外的时候又在寂静无声中品尝着什么是感动。而全仁权的演出则让我看到了近似疯狂的景象，当这个像搬运工人似的歌手出现在舞台上时，年轻的观众立刻涌向了我座位前面的空地，我只能站到椅子上看完演出，当时全场的观众都已经站立起来，跟随着舞台上全仁权笨拙的身体一起摇摆，一起歌唱。这是我在汉城的美好经历，它们不是自诩大众文化，其实是在制造假象的肥皂剧；也有别于宣称与大众为敌，沉醉在孤芳自赏中的所谓现代主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艺术，因为它来自于大众，又归还给大众，这样的艺术终于让我看清了韩国真实的容貌。
我曾经看到过光州起义死难烈士的图片，在那些留下斑斑血迹的脸上，在那些生命已经消失的脸上，我看到了他们微微睁开着的眼睛，这是瞳孔放大目光散失以后的眼睛，他们的眼睛仿佛是燃烧的烈火突然熄灭的那一瞬间，宁静的后面有着不可思议的忧郁，迷茫的后面有着难以言传的坚定。在我所看到的图片里，光州起义死难者的眼睛没有一个是闭上的，他们淡然地看着我，让我感到战栗，然后我把他们的眼睛理解成是韩国的眼睛。
在韩国短暂的日子里，我的感受仿佛被一把锋利的刀切成了两半。一方面是来自韩国城市繁华的白昼和灯红酒绿的夜晚，如同海水一样淹没了我的感受，这一切就像是虚假的爱情。另一方面又让我感受到在平静的海面下有着汹涌的激流。在汉城的圣公会大学，我看到了一个光州起义和学生运动的纪念室，这是我的朋友白元淡和她的同事们布置的。当西装革履的青林出版社总编辑金学元和他贤惠的太太站在我面前时，我很难设想他们当初都是反对独裁政治的革命者，他们都经受了坐牢的折磨和被拷打的痛苦。在光州起义的烈士陵墓，在一位死去的学生的墓前，我看到在一个玻璃罩里放着还没有完成的作业，还有他的同学现在写给他的信。也是在光州，金学元介绍我认识了金玄装，这个在韩国很多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当年焚烧了美国在釜山的文化院，金玄装点燃的这一把火，使很多韩国人突然明白过来美国不是他们的朋友。金玄装此后在监狱里度过了数不清的黑夜和白天，他几次差一点就被处死，他能够活到今天只能说是命运的奇迹。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金玄装家中的地板上，我听着他和金学元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我知道他们是在回忆过去，我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脸上神采飞扬。
我很喜欢韩国的诗人金正焕，虽然我们之间有着语言的障碍，可我时常觉得他是我童年的伙伴，我们仿佛一起长大。他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篇，还有两册厚厚的关于音乐的书籍，了不起的是他的作品都是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完成的。他脸上时常挂着宽厚的微笑，他的眼睛永远是红肿着，他谈吐幽默，只要他一出现，他周围的人就会不时地爆发出笑声。现在他仍然保持着当初革命时期的习惯，当他实在太累的时候，他就会走进地铁，找一个空座位斜躺下来，在地铁飞速的前进和不断的刹车里睡上一两个小时。
在汉城的很多个晚上，我跟随着金正焕到处游荡。我们在黎明来到的汉城街头挥手告别，可是当夜幕再度降临汉城后，我们的游荡又开始了。金正焕经常带我去一家小酒吧，我没有记住这家酒吧的名字，但是我难忘酒吧的格局和气氛，就像是一个家庭似的朴素和拥挤。我的朋友崔容晚告诉我，在八十年代这里是文化界革命者聚集的地方。里面整整一墙都是古典音乐的CD，这是金正焕欠债的标志，他无力偿还这里的酒钱后，就将家中的CD搬到这里付账。可是他又时常取下这里的CD送给他的朋友，在我们分别的时候，金正焕找出了两张唱片送给了我。
这家酒吧的老板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时常安静地坐在一旁，手中夹着一支香烟，任凭她的顾客自己去打开冰箱取酒，或者寻找其他的什么。她的眼睛出奇地安详，仿佛她对什么都是无动无衷，可是又让人觉得里面深不可测。当她坐到我们中间，当她微笑着开口说话时，我注意到她的眼睛仍然是那么的平静。我可以想象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当那些一半是革命者一半是疯子的诗人和艺术家在街头和警察冲突完了之后，来到这里打开酒瓶豪饮到黎明，然后欠下一屁股的酒债醉醺醺地离去时，她也是这样安静地看着他们。我心想这就是韩国的眼睛。
去年的十月，我第二次来到了韩国，这一次飞机是在夜色中降落在釜山机场。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看到了釜山的夜景，这座建立在山坡上的城市使它的灯火像波浪一样起伏，釜山的灯火有着各不相同的颜色，黄色、白色和蓝色还有红色交错在一起，仿佛万花齐放似的组成了人间的美景。这样的美景似乎是吸食了大麻以后看到的美景，就像是繁荣以后带来的美景一样，它们的美都是因为掩盖了更多的现实才得以浮现出来。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人们有时候需要虚假的美景，只要人们昏睡不醒，那么美梦就永远不会破灭。当韩国的肥皂剧在中国的电视上广受欢迎的时候，当安在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演唱会大获成功的时候，韩国的大麻已经和中国的大麻汇合了。与此同时，那个用歌声让人们清醒的全仁权，因为吸食了大麻第三次从监狱里走出来，我想他很可能会第四次步入监狱的大门。因为歌声的大麻是合法的，而吸食大麻是违法的，我知道这是韩国的现实，但我相信这不是韩国的眼睛。
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二日
奢侈的厕所
在最近的十来年里，厕所的奢侈之风悄然兴起，我说的悄然，不是指遮人耳目的隐蔽的行为，恰恰相反，厕所变得越来越体面的过程是公开的和显而易见的，与建造一家豪华的饭店一样，厕所的改造和兴建也必须依赖于建筑工人，只不过工人的人数被减少，使用的工具简单而已，问题是很多人对厕所的日新月异视而不见，我想，这里面涉及到了厕所的地位，涉及到了人们对它的态度。在中国大陆，厕所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卑下的，人们需要它可又瞧不起它，因为那是屙屎撒尿的地方，换句话说那是排泄的场所，排泄可能是人身上最不值得炫耀的事了，人们经常赞美头发、眼睛、洁白的牙齿，赞美胃口好，赞美肺活量大，还有心跳坚强有力，可是说到排泄，人们就一声不吭了，正是这约定俗成的沉默和回避，使人们疏忽了厕所的变化，看不见它奢侈起来的外表，就像是一位丑陋的女人那样，穿上再漂亮的衣服走到街上，也不会引人注目。
然而最终人们还是发现了，自然这发现是取消了过程的发现，人们在某一时刻意识到厕所原有的形象突然没有了，它不再是设置在路边或者胡同深处的简陋低矮的建筑，不再是墙壁斑驳和瓦片残缺，还有门窗变形的建筑，厕所一下子变成了西洋式的别墅、中国式的庙宇，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在短短十来年时间里，中国大陆的厕所显示出了强烈的欲望，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建筑形式，它们都在极力地表达出来。于是在最初的时候，在人们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人们站在大街上愁眉不展，他们突然感到厕所一下子变得很难找到了，其实那时候厕所就在他们身后，因为厕所的建筑显得豪华和气派，使他们就是看到了也不会认为这就是厕所。还有当人们来到公园，来到某一个游览胜地，常常会看到一座十分漂亮的房屋，房屋前面还有一大块草坪，对于那些住在狭窄的胡同、低矮拥挤的房屋里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自然会有照相留影的欲望，他们站在草坪上，整座房屋是背景，草坪也要照进去，这一时刻人们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照相机快门按下的一瞬间，他们幸福地成为了身后漂亮的房屋以及草坪的主人，然后他们才发现身后的房屋其实是厕所。
奢侈起来的厕所意味着什么？首先它向人们提供了就业和消费的机会。厕所简陋的形象得到改变，是因为厕所不再像过去那样无偿地为人们服务，它不再是路边的或者胡同深处无人照管的破烂建筑，它变得十分体面了，同时它开始收费了。人们发现厕所内部的格局有了变化，在“男士”和“女士”之间出现了一扇窗户，窗户里坐着一位这类最新职业的受益者，他或者她，像是出卖戏票似的出卖着一张一张裁剪过的卫生纸，准备方便自己的人们手持着卫生纸在窗户的两侧鱼贯而入。
在南方一些城市里，人们发现一个改造过的厕所里存在着一个家庭，在那些十分有限的空间里，床、柜子什么的应有尽有，一对夫妻在里面轮流着收费，他们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后也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背上了书包。
应该说，厕所奢侈之后迅速形成的这一新的职业，以及这一职业在一些地方开始趋向家庭化，是社会重新分配的结果，从事这一新职业的，基本上是城市的无业者和放弃了田地的农民，他们愿意从事这样的职业，一方面可能是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一职业自身的吸引力以及不错的前景。
毕竟，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这一职业实在不够体面，从而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名称，说他们是环卫工人显然没有理由，那么厕所管理员？可是有多少人愿意在自己职业的名称前面加上厕所两个字呢？他们从事的职业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从事的，他们是不是社会福利工作者？遗憾的是他们工作的性质恰恰是取消了福利，厕所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财产，一直以来都是无偿地向人们提供服务，现在他们成为了就业者，他们向走来的人伸出了手，他们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一个家庭，并且在银行里拥有了自己的存款。
厕所奢侈之后造就出来这一新的职业，这一新的职业又迅速覆盖过去，人们注意到不仅奢侈了的厕所开始收费，就是那些仍然陈旧的厕所也收费了，这个事实的来到意味着无偿时代终结了，社会原有的一些福利事业转换成有偿的商业行为，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挑衅，前者正在告诉后者：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没有福利，也没有义务，只有买和卖。同时也意味着价值观念的彻底改变，自尊与高尚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今天的人在面临饥饿与卑贱时，他们肯定会去选择卑贱，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自尊，在今天，一切能够挽救饥饿的行为都是高尚的。
从事厕所收费工作的人也是国家的雇员，在中国大陆，起码是现在，公共场所的厕所没有一个是私人财产，都是国家所拥有，他们都为国家工作，同时也为自己谋取一份收入，当然他们不是注册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专管国家职员的人事部门也找不到他们的档案，他们是新体制的产物，同时又生活在旧体制的边缘上，恰恰是这些人向我们展示了今后社会的人际关系，他们将人和人的关系单纯到了一张卫生纸和两角钱的交换。
厕所提供了新的职业以后，让那些离家在外又必须上厕所的人们突然意识到一种新的消费行为，排泄也成为了消费，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感到陌生的事物，对于他们来说，上厕所的行为与去商场购物或者去饭店进餐是截然不同的，后者使自己增加了一些什么，而且这增加的什么又是必需的，是自己想要得到的，可是上厕所就不会得到任何必需品，更不会得到奢侈品了，上厕所的行为恰恰相反，它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去丢掉一些什么，丢掉那些已经毫无用处的，并且成为自己负担的东西，显然，这些东西是必须丢掉的。
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上厕所其实就像是倒掉垃圾，起码和倒掉垃圾是等同的行为。现在，奢侈起来的厕所向人们伸出了手，告诉人们就是扔掉不想要的东西时，也应该立刻付钱。不仅得到什么时要付出，就是丢掉什么时也同样要付出。
这是新的行为准则，也是现代社会对人的自我越来越扩张后的一个小小的限制行为，对于中国人显然是有益的，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明白这样的道理，就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也是不可以随便扔掉的。就像随地吐痰一样，绝大多数的在大陆的中国人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
应该说，厕所的历史表达了人类如何自我掩盖的历史，使厕所成为建筑物，并且将“男士”与“女士”一分为二，是人类羞耻感前进时的重要步伐，人们就是从那时开始知道什么应该隐藏起来，什么时候应该转过身去。与此同时，人们也对生理的行为进行了价值判断，进食与排泄，对于生命来说是同等重要，可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却成为了两个意义截然相反的事实，前者是美好的，而后者却是丑陋的，这是让生理的行为自己去承担各自在道义上的责任，其结果是人们可以接受拿着面包在街上边吃边走的事实，却无法容忍在大街上排泄着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