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威廉·福克纳的墓碑前坐了下来，他的墓碑与别人的墓碑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旁边紧挨着的是他妻子的墓碑，稍稍小一些。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一眼我师傅的墓地，可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美国南方的烈日真称得上是炎炎烈日，晒得我浑身发软。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完成前曾经那么强烈，完成后突然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那位研究福克纳的教授在吃午饭的时候告诉我们，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奥克斯福，来看一眼威廉·福克纳的墓地。接着这位教授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差不多是十年前，一个和福克纳一样身材粗短的外国男人来到了奥克斯福，他是坐着美国人叫“灰狗”的长途客车来的，他在那个比邮票还要小的小镇上转了一圈，然后就去了福克纳的墓地。

有人看见他在福克纳的墓碑前坐了很长时间，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不知道他说话了没有，也不知道福克纳听到了没有。后来他站起来离开墓地，走回小镇。当时“灰狗”还没有到站，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就走进了小镇的书店。

美国小镇的书店就像中国小镇的茶馆一样，总是聚集着一些聊天的人。这个外国老头走进了书店，他找了一本书，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安静地读了起来。小镇上的人在书店里高谈阔论，书店老板一边和他们说着话，一边观察角落里的外国老头，他总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又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书店老板继续和小镇上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他说着说着突然想起来这个外国老头是谁了，他冲着角落激动地喊叫：

“加西亚·马尔克斯！”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日

酒故事

这个酒故事发生在奥斯陆，是我前往斯塔万格的前一个晚上。我在挪威的出版社编辑阿斯比旺是个幽默的家伙，我们的翻译总是在他说完话后咯咯笑上一会儿，再把他的话翻译过来，然后是我笑了。他声称请我去吃地道的挪威饭喝地道的挪威酒，走在路上时我开始想象那是怎样的一家餐馆，应该是古旧的房子和古旧的色调，说不定中间还陈列着一艘维京海盗船。结果阿斯比旺把我们带进了一家专卖腌制鱼肉的商店，里面挂满不同种类的肉肠和不同种类的火腿，冷藏柜里是不同种类的鱼干。我以为里面是餐馆，往里走去，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有电脑和文件柜，一张桌子上已经摆放了一盘盘肉片和鱼片，还有几瓶酒，我心想这就是餐馆了。

这是一家父子两人的商店，我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坐下。就餐前，儿子说先让我们看看挪威地图，父亲提着一条火腿进来，火腿就是挪威地图。父亲用一把小刀指着火腿上不同的部位介绍起了挪威的城市：奥斯陆、卑尔根、斯塔万格……介绍了火腿上的城市后，父亲继续指点着火腿，介绍桌子上的肉片分别来自哪个部位。然后父亲手中的小刀指向了火腿外面，那是大海了，告诉我们桌子上的鱼片分别来自哪个海。

父亲放下火腿后，儿子指导我们，要将火腿肉片在手里搓热了再吃。我开玩笑地问是否可以在胳肢窝里搓热，他微笑地说可以。我说会有狐臭味，他开玩笑地回答，那样更好吃。

这位儿子告诉我，吃这些腌制的肉片和鱼片时胃里会觉得很冷，所以要喝土豆酿制的挪威烧酒，说这些烧酒酿制完成后灌进木桶，再装上船漂洋南下去赤道那里转一圈回来。于是在北欧寒冷的冬天里喝上这些从赤道回来的烧酒时，胃里会有非洲的炎热。

我用手搓热了肉片，放进嘴里咀嚼起来，同时喝下小杯的挪威烧酒，温顺刺激的液体从食道流下去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炎热的感觉。我小心翼翼地吃着肉片和鱼片，小心翼翼地喝着烧酒，等待胃里出现非洲的炎热。

阿斯比旺大把抓着肉片鱼片吃，大口喝着从赤道回来的烧酒，大声讲述起他二十岁时曾经吃素的故事。那时候他住在巴黎，有一个漂亮的法国女朋友，他吃素一年多，也不喝酒，然后性欲脆弱不堪了，他焦虑不安，他的女朋友也焦虑不安，陪着他去看了三个医生，前两个医生查不出病症所在，第三个医生问起他的食谱时，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告诉他多吃肉多喝酒就行了。他不再吃素，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性欲立刻强壮无比了。

我听着阿斯比旺的性欲如何跌宕起伏的故事，一小杯接着一小杯喝着烧酒，胃里一次又一次呼唤“赤道赤道”，可是胃里不仅没有非洲的炎热，反而出现了北极的寒冷。这是从里往外冲锋出来的冷，比起站在寒冬风雪里的那种从外往里渗透的冷，这个他妈的更冷。

晚餐后我瑟瑟打抖回到宾馆，烧开一壶水，喝下两杯热茶后，胃里才有了温暖的感觉。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胃里仍然有丝丝寒意。我怀疑昨晚喝下去的烧酒没有去过赤道，这桶烧酒很可能装上一群酒鬼的船，从船长到大副到船员全是酒鬼，这群醉醺醺的酒鬼驶错方向了，没有南下去赤道，而是就近到北极去转了一圈。

我想起小时候，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家的一个邻居，六十多岁，每周要喝一次白酒，一小杯白酒和一粒五香豆。他美滋滋喝上一小口，舔一下五香豆，停顿一会儿，再美滋滋喝上一小口，再舔一下五香豆。直到五香豆表皮的咸味没有了，他才开始仔细地吃上一点。只有一小杯白酒和一粒五香豆，这个老头可以享受两个多小时神仙般的生活。他脸上洋溢出来的不是酒醉的表情，而是陶醉的表情。

再想想这些年看到的一些人，嚎叫着把名贵的白酒和红酒像啤酒一样干杯。这些人应该去喝假酒。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日

在日本的细节里旅行

二〇〇六年八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我和家人访日十五天，去了东京和东京附近的镰仓；北海道的札幌、小樽和定山溪；还有关西地区的京都、奈良和大阪。

这是十分美好的旅程，二十多年前我开始阅读川端康成的小说时，就被他叙述的细腻深深迷住了，后来又在其他日本作家那里读到了类似的细腻，日本的文学作品在处理细部描述时，有着难以言传的丰富色彩和微妙的情感变化，这是日本文学独特的气质。

在阅读了二十多年的日本文学作品之后，我终于有机会来到了日本，然后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细腻，而且这细腻又是如此丰富的日本文学，因为对细节的迷恋正是日本的独特气质。在我的心目中，日本是一个充满了巧妙细节的国度，我在日本的旅行就是在巧妙的细节里旅行。

在镰仓的时候，我去了川端康成家族的墓地，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不知道有多少人长眠于此。我们在烈日下沿着安静的盘山公路来到墓园的顶端，站在川端家族的墓地前时，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的细节，就是我四周的每一个墓碑旁都有一个石头制作的名片箱，当在世的人来探望去世的人时，应该递上一张自己的名片。如此美妙的细节，让生与死一下子变得亲密起来。或者说，名片箱的存在让生者和死者拥有了继续交往的隐秘的权利。

然后我在晴空下举目四望，看到无数的墓碑依次而下，闪耀着丝丝光芒，那一瞬间我觉得墓园仿佛成为了广场，耸立的墓碑们仿佛成为了一个一个在世者，或者说是一段一段已经完成的人生正在无声地讲述。我看着他们，心想我和他们其实生活在同样的空间里，只是经历着不同的时间而已。

在京都的清水寺，有一座气势磅礴的戏台，从山脚下支立起来，粗壮的树干如同蛛网一样纵横交错，充满了力量。高高的戏台面对着寺庙里的佛像，这戏台是给佛搭建的，当然和尚们也可以观看，可是他们只能站在另一端的山上，中间隔着悬崖峭壁，还有鸟儿们的飞翔。我去过很多寺庙，佛像前供满食物的情景已经习以为常，可是让众佛欣赏歌舞，享用精神食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京都的这个晚上令人难忘，那里有几十家寺庙连成一片，道路逶迤曲折，高低起伏，两旁商店里展示的商品都是那么的精美，门前的灯笼更是赏心悦目，脚下的台阶和石路每一尺都在变化着，让人感到自己是行走在玲珑剔透里。一位名叫寺前净因的大和尚带着我们在夜色里参观了他的高台寺，精美的建筑和精美的庭院，还有高科技的光影作用。在一个静如镜面的池塘旁，我们伫立良久，看着电脑控制的图像在水中变幻莫测，有一种阴森森的美丽让我们嘴里一声声赞叹不已。接下去寺前和尚又让我们观看了另一种阴森森的美丽，我们来到一片竹林前，看着电脑图像在摇动的竹子上翩翩起舞，那是鬼的舞蹈。当美丽里散发着恐惧时，这样的美丽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寺庙里安静地行走，一直来到川端康成《古都》里所描绘过的那个大牌坊前，然后看到了京都喧嚣的夜生活，我们身处的大牌坊仿佛是分水岭，一端是冷清的寺庙世界，另一端是热闹的世俗世界。我们站在属于寺庙的安静世界里，看着街道对面川流不息的人流和车流，霓虹灯的闪烁，声音的喧嚣，甚至食物的气息阵阵飘来，仿佛是站在另一个世界里看着这个人间的世界。

然后寺前和尚带着我们走上了一条没有一个游客知道的石屏小路，我们走在了京都人间生活的精华里。石屏小路静悄悄没有别人，只有我们几个人，我们悄悄地说话，赞叹着两旁房屋的精美变化，门和窗户的变化，悬挂门前灯笼的变化，就是里面照射出来的灯光也在不断地变化着，每一户人家都精心打扮了自己，每一户人家都不雷同。我十三岁的儿子感慨万千，他说：“这不是人间，这是天堂。”

从日本回来以后，我一直想写一篇很长的散文，准备从东京的小树林开始。东京是一个属于摩天大厦的城市，可是只要有一片空地，那就是一片树林。由于道路的高高低低，有时候树林在身旁，有时候树林到了脚下，有时候树林又在头顶上了。树林在任何地方都会给予人们安静的感受，在喧嚣的大都市东京，树林给人的安静更加突出。就像在轰轰烈烈的现代音乐里，突然听到了某个抒情的乐句一样。生活在东京的喧闹里，时常会因为树林的出现，让自己烦躁的情绪获得一些安静。这个属于城市的细节，其实表达了一个国家源远流长的风格。

在这篇短文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了在札幌的一个晚上，北海道大学的野泽教授和几个朋友带着我来到了一个“新宿以北最繁华的地方”，那是札幌的酒吧区，据说那里有五千多家酒吧。我们来到了一家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的酒吧，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年妇女站在柜台里面，我们在柜台外面坐成一排，喝酒聊天唱歌大笑，老板娘满嘴的下流俏皮话，我心想为什么大学的教授们喜欢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可以听到大学里听不到的下流俏皮话。这个酒吧名叫“围炉里”，老板娘年轻时当选过北海道的酒吧小姐，墙上贴满了当时选美比赛过程的照片，看着照片上那位年轻美丽的北海道酒吧小姐，再看看眼前这位仿佛山河破碎似的老年妇女，我难以想象她们是同一个人。

墙上还挂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送给她的一幅字，我说起中曾根的时候，她不屑地挥着手说：“那孩子。”然后拿出纸和笔，要我也像中曾根那样写下一句话。我看了看眼前这位老年妇女，又忍不住看了看墙上照片里那位年轻美人，写下了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在围炉里，人生如梦。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美国的时差

我不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因此我在每一次长途跋涉前都不做准备，常常是在临行的前夜放下手上的工作，收拾一些衣物，第二天糊里糊涂地出发了。以前我每一次去欧洲，感觉上就像是下楼取报纸一样，遥远的欧洲大陆在我这里没有什么遥远的感觉，而且十多年来我养成了生活没有规律的习惯，欧洲与中国六个小时的时差对我没有作用，因为以前去欧洲都是直飞，也就没有什么旅途的疲惫。这一次去美国就不一样了，我坐联航的班机，先到东京，再转机去旧金山，然后还要转机去华盛顿，整个旅途有二十多小时，这一次我深深地感到了疲惫，而且是疲惫不堪。

我在东京转机的时候，差一点误了飞机。我心里只想着美国的时差，忘记了东京和北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当我找到登机口时，看到机票上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就在东京机场里闲逛起来，一个小时以后才慢慢地走回登机口，这时看到一位日本的美联航职员站在那里一遍遍叫着“圣弗朗西斯科”，我才想起来日本的时差，我是最后一个上飞机的。

九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来到了旧金山，为了防止转机去华盛顿时再发生时差方面的错误，我在飞机上就调整到了美国时间。当时我想起来很久以前读过王安忆的文章，她说从中国飞到美国，美国会倒贴给中国一个小时。我在手表上让美国倒贴了，指针往回拨了一小时。在旧金山经过了漫长的入境手续之后，又走了漫长的一段路程，顺利地找到了联航国内航班的登机口，我的经验是将登机牌握在手中，沿途见到一个联航的职员就向他们出示，他们就会给我明确的方向。

然后我坐在去华盛顿的飞机上，这时我感到疲惫了，当我看了一下机票上的时间后，一种痛苦在我心中升起，机票的时间显示我还要坐八个多小时的飞机，而且我的身旁还坐着一个美国大胖子，我三分之一的座位属于他了。我心想这一次的旅途真他妈的要命；我心想这美国大得有些过分了，从西海岸飞到东海岸还要八个多小时，再加一小时差不多是巴黎飞到北京了；我心想就是从哈尔滨飞到三亚也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在飞机上焦躁不安，并且悲观难受，有时候还怒气冲冲。四个多小时过去后，飞机驾驶员粗壮的英语通过广播一遍遍说出了华盛顿的地名，随后是空姐走过来要旅客摇起座椅靠背。我万分惊喜，同时又疑虑重重，心想难道机票上的时间写错了？这时候飞机下降了，确实来到了华盛顿。

在去饭店的车里，我问了前来接我的朋友后，才知道华盛顿和旧金山有三个小时的时差。这位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美国内陆就有四个时区。第二天我们在华盛顿游玩，到国会山后，我说我要上一下厕所，结果我看到厕所墙上钟的时间和我的手表不一样，我吓了一跳，心想难道美国国会也有自己的时区？这一次是墙上的钟出了问题。美国的时差让我成为了惊弓之鸟。

五天以后，我将十二张飞机票放进口袋，开始在美国国内的旅行。此后每到一个城市，我都要问一下朋友：“有没有时差？”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

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笔记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日耶路撒冷国际作家节的欢迎晚宴在Mishkenot Sha’ananim能够俯瞰旧城城垣的天台举行。佩雷斯步履缓慢地走过来，与我们挨个握手。这位中东地区的老牌政治家、以色列的前外长前总理现总统的手极其柔软，仿佛手里面没有骨头。我曾经和几位西方政治家握过手，他们的手都是一样地柔软。我没有和中国的政治家握过手，不由胡思乱想起来，觉得中国政治家的手可能充满了骨感，因为他们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佩雷斯离去后，作家节的欢迎仪式也就结束了。我借助翻译和美国作家罗素·班克斯、保罗·奥斯特聊天，这两位都没有来过中国。罗素·班克斯说，他有个计划，死之前必须要做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要来中国。我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来，保罗·奥斯特在一旁大笑地替他回答：“死去之前。”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日作家们在导游陪同下游览耶路撒冷旧城，排程上写着：“参加者请携带舒适的步行鞋和一顶帽子，请衣着端庄。”

昨天国际作家节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欧美的作家们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政府破坏中东和平。今天中午聚餐时，作家节主席乌里·德罗米高兴地说，虽然他本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些激烈言辞，可是因为国际作家都在猛烈批评以色列政府，以色列的媒体纷纷大篇幅地报道了今年的作家节，所以很多场次朗诵会的门票已被抢购一空。

下午从耶路撒冷驱车前往死海的路上，看到有供游客与其合影的骆驼，其中一头骆驼只喝可乐不喝水。没有喝到可乐，这头骆驼就会拒绝游客骑到身上。这是一头十分时尚的骆驼。

我和妻子躺在死海的水面纹丝不动，感觉身体像救生圈一样漂浮。我使出各种招数，想让自己沉下去，结果都是失败。我发现在死海里下沉如同登天一样困难。

二〇一〇年五月四日今天的安排是“参观边线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巡回展”。这家博物馆位于别具一格的边境线上，一边是现代的西耶路撒冷，一边是旧城。博物馆董事兼馆长Rafi Etgar先生有些失望，仍然热情地陪同了我们，详细解说。

一位埃及翻译家将一位以色列作家的书，从希伯来文翻译到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后遭受了很多恐吓，甚至被起诉到法庭上。他偷偷来到作家节上，与那位以色列作家形影不离。为了保护他，作家节主办方和以色列媒体只字不提他的名字。他英雄般地出现在耶路撒冷，然后小偷般地溜回埃及。

这位埃及翻译家和那位以色列作家都是年近六十了，两个人见到我就会热情地挥手。我感到他们就像失散多年的兄弟在耶路撒冷重逢，他们确实也是第一次见面。中东地区的真正和平至今仍然遥遥无期，可是这两个人的亲密无间让我感到，文学在中东地区已经抵达了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