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隐藏着游客很难发现的复杂，而耶路撒冷的复杂却是游客可以感受到的。这座城市的地下讲述了《圣经》时代以来人们如何在刀光剑影里生生不息，它的地上则是散发着反差巨大的意识和生活。犹太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切尔克斯人……形形色色，仿佛是不同时间里的人们，生活在相同的空间里。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半个世纪后，犹太人在旧址上建立第二圣殿；罗马帝国将其夷为平地，残留一段犹太人视为圣地的哭墙。我看到一些年满十三岁的白帽白衣男孩们，在白衣白帽男人们簇拥下前往哭墙，取出《圣经》诵读一段，以示成年。男孩们神情按部就班，或许他们更愿意在家中玩游戏。
我在耶路撒冷的旧城走上了耶稣的苦路，在这里耶稣身背沉重的十字架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路上有女子们为他哭泣，他停下来，让她们不要为他哭泣，应该为自己和儿女哭泣。如今苦路两旁全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小商铺，热情地招揽顾客。公元三十三年的苦路和今天的商路重叠到一起，我恍惚间看到耶稣身背十字架走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里。
二〇一〇年五月六日我去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居住区，街道上全是黑帽黑衣黑裤白衬衫的男子。世俗犹太人称他们为企鹅。他们拒绝一切现代的资讯手段，通知或者新闻等等都是写在街道的黑板上，他们仿佛生活在一百年前。他们生活贫穷，可是礼帽却价值两千美元。他们潜心钻研教义，不会正眼去看女子；若有女子身穿吊带裙出现，将被驱逐。可是在特拉维夫，我看到酒店外街道上贴着很多妓女的名片，就像中国路面上的小广告。
在以色列，世俗犹太人和正统派犹太人的不同也会在恋爱里表现出来。我在夜深人静之时走入可以俯瞰耶路撒冷旧城城垣的公园，看到一对年轻男女在朦胧的草地上相拥接吻，他们是世俗犹太人；然后又看到一个企鹅装束的年轻正教派犹太人与一个年轻女子的恋爱，他们坐在路灯下清晰的椅子两端小声交谈，中间像是有一条无形的溪涧阻隔了他们。
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我和妻子在特拉维夫的地中海里游泳。海水里和沙滩上挤满了游泳和晒太阳的犹太人，满眼的泳裤和比基尼。在以色列中学毕业都要服兵役，男生三年，女生两年。我在特拉维夫沙滩上，看到穿着游泳裤背着冲锋枪的男生和穿着比基尼背着冲锋枪的女生也在那里晒太阳。岸上的草地里全是穿长袍裹头巾的阿拉伯人在烧烤鸡肉牛肉羊肉，香气四溢。这情景令我觉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地中海的日落情景壮观美丽，而二十公里之外就是巴以冲突不断的加沙地带。
特拉维夫有一家格鲁吉亚犹太人开设的酒吧，里面人声鼎沸，一面格鲁吉亚国旗从二楼扶梯悬挂下来。他们是苏联解体后与俄罗斯犹太人同时移民以色列。我想，格鲁吉亚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之间是否存在着萨卡什维利和梅德韦杰夫似的敌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会带去不同的文化风俗和意识形态，也会带去矛盾和冲突。
英格兰球迷
二〇〇二年韩日世界杯期间，我正在进行十分漫长的旅行：北京香港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香港伦敦都柏林北京。
我要说说在都柏林的感受。
第一个是抵达的感受。从伦敦希思罗机场起飞，来到爱尔兰上空时，我乘坐的飞机缓缓下降，穿越了清晰可见的爱尔兰大地，重新来到了大西洋上空，然后飞机开始掉头，由于海水和阳光的相互反应，让我看见了爱尔兰在大海里展示出来的带弧光的美丽海岸线。飞机阶梯般地接近海水，大西洋的蓝色深不可测，巨大的宁静突然令我感动。
当我步出都柏林机场时阳光明媚，可是来接我的人却手持雨伞。驱车前往住所时，看到很多人都手持雨伞行走在阳光里。我还没有到达住所，天空瞬间阴沉了，大雨倾泻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经历都柏林的晴转雨和雨转晴的生活，灿烂阳光和阴沉大雨不断互相传递接力棒。我想起了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的描写，他这样写道：都柏林的天气就像婴儿的屁股一样没个准头，一会儿屎来了，一会儿尿来了（大意如此）。
第二个感受是我在都柏林遇到的传说中臭名昭著的英格兰球迷。我先说说一场比赛，我和一位翻译，还有几位爱尔兰作家在都柏林的酒吧里观看爱尔兰和西班牙十六强淘汰赛，著名的U2乐队就是从这家酒吧发迹的，这里的球迷比较文雅。由于爱尔兰在小组赛的出色表现，我的几位爱尔兰同行对他们球队的前景开始想入非非。结果是爱尔兰队出局，我的爱尔兰同行们十分泄气；他们的朋友，一位西班牙女士则是兴致勃勃。午餐时，那位西班牙女士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嘴唇上一片繁忙景象，说出的话是她吃下的食物的几十倍。那几位爱尔兰作家始终礼貌地微笑，仿佛十分欣赏她的言词表演，其实未必。
英格兰在首轮淘汰赛轻松取胜，挺进八强。在都柏林度假的英格兰球迷身穿英格兰队服，欣喜地在大街上喊叫并且歌唱地跑来。我看见一个胖子背着另一个胖子跑来，后面跟着几个胖子。我走过几条街道以后，更加可爱的情景出现了，一群英格兰胖子背着胖子跑来了。被背着的胖子们神情轻松哇哇大叫，负重奔走的胖子们则是苟延残喘的模样。
这个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我后来想到英格兰球迷时，便是一群奔走的胖子。同时也给予我错觉，似乎英格兰球迷都是十分肥壮。
我在都柏林的行程结束后，乘坐飞机前往伦敦，再转机返回北京。一群身穿英格兰队服的球迷和我一起登机。飞机在都柏林起飞前，英格兰和巴西的八强赛已经打响。飞机结束爬升，刚刚平飞，机舱服务开始时，机长通过机舱广播告诉乘客，英格兰一比零领先巴西，欧文的进球。机舱里爆发了一片欢呼声，身穿英格兰队服的球迷们纷纷离开座位，从裤袋里摸出钞票，买起了啤酒，然后互相干杯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热闹的飞行，这群英格兰球迷把空中的飞机当成了地上的酒吧。机组人员出来制止，他们才想起自己正在万米高空，一个个回到座位上，面带好学生的笑容，安静地坐在了那里。
后来机长没有再报告比赛进程。我觉得应该是在降落伦敦的时候，英格兰输掉了比赛。我现在想，如果当时机长报告了比赛结果，那么我们的飞机在降落时有可能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
英格兰球迷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著名的“足球流氓”，有关他们纵火斗殴的报道常常见诸报端，而我印象中的英格兰球迷却是十分可爱。为何要将英格兰球迷首选为“世界足球流氓”？这可能是媒体的作用。在热爱足球的国家里，都有纵火斗殴的球迷。问题是世界媒体已经习惯在英格兰球迷身上找茬，从而让其他国家的“足球流氓”常常逍遥舆论之法外。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当时的董事长兰姆先生对我说：
“你知道什么是媒体吗？”
他坐在家中的沙发里，舒适地伸出食指，向我解释：“比如你的手指被火烧伤，如果媒体报道了，就是真的；如果媒体没有报道，就是假的。”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日
南非笔记
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三十二个国家的球员在此上演他们的力量和速度，战术和技巧，胜利和失败；三十二个国家的球迷在此上演他们的脂肪和啤酒，狂热和汗水，欢乐和伤心。在这个为期一月的世界剧场里，踢球的和看球的，不分演员和观众，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旅途中的明星。
想想那些蜂拥而至的球迷，有的腰缠万贯，有的囊中羞涩；有疯狂的，有害羞的；有争吵打架的，有谈情说爱的；有男女老少，有美丑俊陋……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演出，剧院的、街头的、屋里的、床上的、政府里的、议会里的、飞机上的、轮船里的、火车和汽车里、战争与和平里、政治和经济里……都会改头换面集中到这个世界剧场上。
可是随着赛事的推进，球迷就会逐渐离去，到了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五彩缤纷的球迷逐渐趋向单一。这就是我为什么欣然挑选中间十天的理由，我可以感受到大规模的球迷的喜怒哀乐。在小组赛结束和十六强赛开始之时，想想约翰内斯堡或者开普敦的机场吧，伤心的球迷成群结队地进去，欢乐的球迷源源不断地出来。
我经历如此漫长的旅途，来到六月的南非，我想看到的不只是激进或者保守的比赛，我还想看到三十二面国旗如何在不同肤色、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脸上波动，看到不同风格的奇装异服……我还想听听不同语言的脏话，有可能还会学到一些。人就是这么奇怪，冠冕堂皇的语言学起来累死，可是脏话一学就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今天我第一次在南非的土地上醒来，昨天是在南非的天空里醒来。
前天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上，机长已经广播告诉我们，阿根廷四比一战胜韩国。到达法兰克福后，我给人短信，询问马拉多纳身穿什么服装出现在赛场，回答还是那套西装。看来马拉多纳西装革履的模样会持续到离开南非，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
六天前在电视里看到马拉多纳西装革履出现在赛场时，感觉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家伙留起胡子后总让我联想起宁波街头的犀利哥，当然是吃了过多烤肉的阿根廷犀利哥。我希望阿根廷进入决赛，因为我想看到马拉多纳向着草地俯冲的情景，尤其是身穿名贵西服的俯冲情景。贝利和贝肯鲍尔是不会做出这种有失身份的动作，这家伙一切皆有可能。
普拉蒂尼说马拉多纳是好球员不是好教练。马拉多纳是阿根廷球员的偶像，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人们的恭维里，却很少恭维别人，除非是格瓦拉或卡斯特罗。现在他使劲恭维自己的球员，让他们心花怒放地去踢球。若能踢到第七场，他会把多年享受到的恭维全部奉献给球员。其他教练没有这个优势。
贝利说马拉多纳执教阿根廷只是为了挣点钱过日子。马拉多纳以前说过贝利为了钱什么事都愿意做。我上个月在马德里街头时，看到这两人在一幅巨大广告上亲热地玩桌式足球赛，旁边站着小字辈的齐达内。好像是路易·威登的广告。这两代球王分开挣钱时互相嘲讽，一起挣钱时看上去亲密无间。
在法兰克福登机前，看了法国队输给墨西哥队的比赛。昨天驱车前往太阳城时，在中途一个加油站看到德国队输了，晚上英格兰队迎来了第二场平局。非洲大陆正在持续散发出诡异的气息，他们自己的球队同样表现欠缺。
这里一天温差很大。我穿上带来的棉衣去太阳城，阿来没有带棉衣，倒是戴上一顶去年在瑞士登雪山时买的棉帽。我问他不冷吗，他指指自己头上的棉帽说不冷。中午在阳光下很热，我脱去棉衣，他反而戴上了棉帽，起到遮阳作用。这家伙也有些诡异，与非洲大陆的诡异十分和谐。
晚上，一条惊人的新闻迎接我：朝鲜队有四名球员逃跑。对此，朝鲜队姗姗来迟的回答倒是胸有成竹：让记者们在比赛时自己去清点人数。西方媒体经常无中生有和捕风捉影，这一点我早已了解，可是我仍然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一个朝鲜国民，我会逃跑吗？我无法确定。我能够确定的是爱国主义是爱自己的祖国，不是去热爱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日在南非我感受到什么叫广袤的大地，不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而是不断起伏的扩展。葵林、仙人掌、灌木和树木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视野里，有时它们又是孤独地形影相吊。金矿和煤矿相隔不远，焚烧野草的黑烟与火力发电的白烟在远处同时飘升……在变化多端的大地上，我感到最迷人的是向前延伸的道路，神秘又悲壮。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这两天长途跋涉。前天离开约翰内斯堡，经过七个多小时的奔波，来到了克鲁格国家野生动物园。其间绕道去参观两个景点，一个名叫“上帝的窗户”，在悬崖上俯视一千米以下的宽广森林，有三个窗户（看台）隐藏在悬崖上面的树丛里。我怀疑上帝会从这里观察人类，因为这是一份不光彩的偷窥工作。另一个景点名叫“幸运的洞穴”，地下水源源不断地从南非这个半干旱的国家里涌出来，那个地方景色不错，尤其是石头们带来的感觉。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应该说前天的旅行可以接受。其实在出发之前我就有了心理准备，不要对旅行社的安排有什么奢望，尤其是中国的旅行社安排的路线。
昨天一天都是在国家野生动物公园里。我们坐在每小时五十公里速度的汽车里，缓慢地在野生动物公园里前行。而且不能下车，以防几头雄狮从草丛里跳跃出来偷袭我们，虽然整整一天都没有见到狮子的影子，可是狮子扑向我们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早晨刚刚进入公园时，我们全神贯注，感觉野兽们会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甚至簇拥着我们的汽车。我错误地把在北京动物园里的感受带到了这里，一小时左右的时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看见，仍然信心十足，因为看到公路上留下很多野兽的粪便。最先出现的是羚羊，引起我们一阵激动。它们在这里有十四万多头，最容易被看见，它们屁股和尾巴上的黑毛组成一个“M”，被称为狮子的麦当劳。然后一头金钱豹从我们的汽车前大模大样地横穿公路，导游连声说我们运气好，因为金钱豹是很难见到的。接下去分别是远远地看到了睡眠中的河马和缓慢移动的长颈鹿，深感满足。就是猴子的出现也会让我们喜出望外。只要前面有一辆汽车停下来，来往的汽车都会停下来，车里的人东张西望起来。我心想，如果有一辆汽车在这里抛锚，所有的汽车可能都会拥挤到这里，以为是野生动物大迁徙的壮观情景出现了。下午返回的途中见到一群大象穿过公路的情景，可能是这一天里最好的时刻。另外一个情景也不错，有人将车停在路边，抽着香烟在车旁漫步了，他们知道不会有什么野兽的敌情了。
我有这样的感受：在北京动物园里看到动物，好比是看世界杯的射门集锦；在克鲁格看动物，好比是看一场虽然沉闷可是有进球的世界杯小组赛。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朝鲜队在中国的媒体上大起大落，先是嘲笑，后是尊敬，现在又是嘲笑。没有变化的是中国媒体始终将他们描述成一支饥饿的队伍，变化的只是饥饿的词义。当他们顽强抵抗强大的巴西队后，饥饿成为褒义词。
六天前麦孔进球后亢奋激动的情景，已经代表巴西队向朝鲜队表达了尊重。巴西队在历届世界杯第一场小组赛上的进球，好像没有这么激动过。那一天朝鲜队成为中国媒体的宠儿，尽管仍然是大篇幅地报道朝鲜队员的贫穷，可是语义变了。我们总是以自己的腐败去嘲笑人家的贫穷，六天前我第一次看到腐败向贫穷致敬了。
今天朝鲜队零比七败给葡萄牙队之后，我们的媒体继续讲述朝鲜的贫穷，当然饥饿的词义回到了贬义。我们的报道说朝鲜队被打回原形，其实是我们媒体将自己打回了原形。
我想起十年前在首尔，我向韩国作家李文求讲述中国的“文革”往事。李文求坚定地回答：“我们朝鲜民族不会这样。”然后询问崔元植教授关于南北统一，崔元植同样坚定地说：“我们朝鲜民族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南北分裂，而是在四个大国的夹缝中生存。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太平洋对岸的美国。”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勒斯滕堡观看小组第三轮第一场比赛，乌拉圭对阵墨西哥。这两队只要打平就可以携手晋级，可是激烈的对攻像是一场生死战，因为失败者会在淘汰赛时面对强大的阿根廷，两队都使劲要把对方送向阿根廷的虎口。胜利的意义变得复杂起来。
法国队在人们意料之中出局。自从阿内尔卡辱骂主帅多梅内克被曝光后，全世界的媒体对法国队的兴趣已经离开了比赛，集中到内讧上面。其实每支球队里面都有矛盾，都有球员和教练之间的粗口，球员之间的对骂，现在乘风破浪的巴西和阿根廷也不会例外。关键还是胜负，失败会让矛盾放大，胜利会让矛盾视而不见。
很多年前读西蒙·波伏娃日记，知道青年萨特服兵役期间就在德法边境的哨所，他们经常留下一个士兵在哨所打呵欠，其他士兵溜到附近小镇里喝酒泡妞。到了周末，哨所干脆空空荡荡。一九九八年的法国队会让人联想起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兵，现在南非世界杯上的这支法国队有点像萨特服兵役时期的法国兵。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小组赛第一轮是沉闷，第二轮是意外，第三轮是悬念。一九八二年以来，我看到的世界杯小组第三轮常常是不少强队的休闲时刻，本届世界杯小组第三轮却是多数强队的生死时刻。高潮提前出现了，接下去决赛级别的比赛从八分之一淘汰赛就开始，直到四分之一、半决赛和决赛。这可能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为持久的高潮。
美国队补时阶段进球，好莱坞式地跃居小组第一；加纳队拼死拼活仍然输了，却在淘汰赛绕开强敌。德国队和英格兰队在庆幸自己晋级之时，也会感叹命运的不可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队生死未卜。充满戏剧性的南非世界杯也许是对经验主义的挖苦。一位古希腊人说得好：命运的看法总是比我们更准确。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昨天在埃利斯公园球场，我看见意大利球员在场上互相指责，也看见斯洛伐克两名球员在场上差点打架。这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不同的是，失败的意大利球员可能会将指责带进更衣室，胜利的斯洛伐克球员不会。斯洛伐克球员手把手激动地向着草地俯冲过来。对于他们来说，进入十六强的喜悦就是捧起大力神杯的喜悦。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六日索韦托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标识，超过一百万黑人被驱赶到这里，无电无水拥挤在狭窄屋子里，出门需要通行证和进城证。如今的索韦托有电有水，也有宽敞的道路，可是昔日的苦难还在显现。当年黑人带来很多装满衣物的纸盒堆在家中，很多人没有打开纸盒，期待有一天可以回家。这些人直到死去仍然没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