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并愿申而论之。我们知道，在巴黎和会上美国的立场是比较接近于中国的。由于美日国家利益的竞争，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坚持门户开放、列强均势而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海约翰主义”与日本侵华意图的冲突，不可否认也由于此时美国外交思想中“威尔逊主义”（以“公理战胜强权”、支持“民族自决”等为内容的美国式理想主义）而非“汉密尔顿主义”（不讲道义的国家利益至上）正居主流，美国在巴黎和会中本倾向于抵制日本对华企图，虽然因为英法等盟国迁就日本而没有实现，但美国人对此也很不满，美国国会因此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中国的拒签和美国的拒批，使得亚太的战后国际秩序在巴黎和会后仍然悬而未决。在“小五四”中体现的中国人民的愤怒、“海约翰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下美国的不满，加上战后英日同盟的解体、英国更愿意附和美国，都使纠正巴黎和会的不公有了可能。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美国倡议下召开了解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据理力争，西方列强（主要是美国）在尽量维护自己在华权益的前提下也对日本形成很大压力，最终使凡尔赛和约惹怒中国的主要错误（把德国的“山东权益”转给日本）得以纠正，并延及中国参战前日本对华最无理的逼迫（“二十一条”与“民四条约”）也被追究，即所谓“将日本之对华进展给以强制之清算”。尽管美国也有私心和对日绥靖的一面，中国也作了若干妥协，但总体上中国仍是赢家，不仅成功收回了山东的权益，“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实际上被废除，而且开启了对战胜国列强改约维权之路，在关税自主、撤退外邮、收回租借地、限制乃至分步骤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上都取得了进展。如今国内学界大都承认华盛顿会议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缓慢回升”，国人在会议上“得到了大体可接受的结果，与巴黎和会的空手而归形成了对比”，因此对华盛顿会议的成果“应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

国际上通常把由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一战后远东格局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显然，如果仅看“凡尔赛”，中国作为战胜国几乎一无所获，国人的被欺辱感是明显的。但是从整体上看，由于“凡尔赛”的不公在“华盛顿”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所得不仅是“大体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国当时的实际实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只要看看以当时中国经济与军事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却能在此后几年里先后收回青岛、胶济路、威海卫和原则上收回广州湾，就能理解华盛顿会议的意义。再考虑中国到一战晚期才参战，而且只派出了华工，并未实际参与作战，相比二战中中国“提前”抗日和举国大规模殊死作战所付惨重代价而言，一战后中国的所得应该说是很可观了。

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激进一翼对此却完全没有反应。由于从新文化运动中后来发展出来的国共两党势力都全盘否定北京政府，对这个政府的外交成就基本上没有给予“民族主义”的评价。说“基本上”，是因为仅就对华盛顿会议的批评来看，似乎还是有点激进民族主义色彩这方面也是逐步显露的，像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运动激进派（陈当时已领导初创的中共）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只是提醒国人求人不如求己，不要忘记巴黎和会的教训，不要对列强的“慈悲心”抱过多幻想。后来激进派的批判则越来越激烈，甚至说华盛顿会议对中国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反倒加深了。但是，如果说类似这种指责还是“激进民族主义”对北京政府的民族主义过于温和的不满，那么真正耐人寻味的却是：连这样的指责其实也不是很多。新文化运动对华盛顿会议的真正主流态度与其说是批判，毋宁说是“无视”。

上述数据库分析表明，《新青年》对华盛顿会议的提及（61次）不仅少于巴黎和会（87次），而且绝大多数提及都是在会议期间的“新闻性”关注（50次左右），会议结束后基本就不怎么置理了。而对巴黎和会则截然相反，如前所述在1919年《新青年》对巴黎和会的提及其实并不多，但华盛顿会议后，对巴黎和会的“思想性”关注度却随着时过境迁反倒急剧上升。1923~1924年间，刚结束不久的华盛顿会议仅被提到4次，而5年前的巴黎和会却被提到12次，1925~1926年间（此时《新青年》基本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刊物），两者的差距更是达到1次与60次的悬殊程度。已经被华盛顿会议纠正的巴黎和会随时间推移被越炒越热，而纠正巴黎和会的华盛顿会议却很快被“忘记”，不仅没有赞扬，连批评也几乎没有了。这种奇怪的态度难道是“民族主义”能够解释的吗？

当然人们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对外积弱之局，以后更有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危机，“救亡”仍然是头等大事。但是，那个时代中国救亡与对外学习、自我改造（所谓启蒙）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如前所述，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这能用“救亡”解释吗？即便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迁就日本，拒绝支持同为协约国盟友的中国，确实严重地伤了中国人的心，说国人因此愤然改换“老师”似乎还说得通（其实也未必，晚清以来国人在被侵略后一面谋反抗一面“师夷长技”，乃至“师夷长制”改革自身以图自强一直是常事，甲午战败后很快掀起了留学日本大潮就是一例。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的不公，只是表现在他们没有仗义执言帮中国对抗日本，当时西方自身并无新的对华欺凌之举，何以就会使国人气得不愿再学西方？）。而华盛顿会议上既然西方已经改变了巴黎和会时的态度，此后中国再受的侵略（如前述的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危机）基本都是来自日、俄（苏），何以学习俄国而不再学习西方的“救亡压倒启蒙”却仍然在继续发展？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主要不是民主，而是个人自由

“救亡”如此，“压倒启蒙”也很值得质疑，即便就自由主义的启蒙而言也是如此。一战期间发生的俄国革命对中国无疑有巨大影响，毛泽东对此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言。有意思的是，数据库的分析表明，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不仅十月革命的影响远没有“欧战”大（《新青年》提及前者的全部次数只有后者的64%），而且与巴黎和会类似，在十月革命的当时乃至以后几年，这一革命被提及的次数也很少，1919～1920年间更是明显下降，只是在1920年下半年开始重新被注意，尤其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年）后对十月革命的提及才出现爆炸式增长。金观涛等对此评述说：《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头几年对十月革命“并不特别关心”，因此与其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毋宁说是接受社会主义才使国人听进去了俄国的这“一声炮响”，在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社会革命”，乃至接受社会主义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

联想到前述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影响就更有意思。按后来流行的说法，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没有主持公道使国人心寒，而十月革命初期苏俄对华的高调“平等”姿态赢得国人好感。但问题在于，这两个因素都是在这两件事刚发生时最明显。后来就越来越走向反面：华盛顿会议后巴黎和会的恶果基本消除，而苏俄的对华“平等”不久就显示出口惠而实不至，甚至欺华比沙俄时还变本加厉。但是，偏偏在巴黎和会与十月革命后的初期，这两件事对国人的影响很小。事情走向反面以后，这两件事才被越炒越热，这时对两件事作出上述“民族主义”的解释应该越来越困难、越来越牵强。那么，这两件事的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显然，国人“无视”华盛顿会议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因为使其让步的，是国人（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精英及其后续的国共两党）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贬义说法是“北洋军阀”政府）。而国人在列宁上台四五年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也并不是因为这几年之后苏俄对华外交越来越友善和平等，而是因为上述国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越来越看好。

换言之，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启蒙”本身，而不是来自“救亡”。不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变得更大使中国的学习对象从西方转向更为友好的苏俄，进而学习目标也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转向了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而是相反，由于国人启蒙兴趣转向“社会革命”，导致国人、主要是新文化精英的“救亡”抗争对象从俄国人那里移除，而集中对准了“西方”。

但是这个时期“启蒙”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其动力又何在？所谓“压倒启蒙”如果说是压倒了自由主义的启蒙，难道巴黎和会前后国人真的出现了追求民主、平等、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而不再追求“自由”的转变？

这自然涉及到什么叫“争取自由”。典型西方自由主义所讲的自由不同于“多数决定”的民主，也不同于“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这类“集体自由”概念，而是与个人主义、个体权利、个性解放相联系的个人自由概念。革命尘埃落定后，中国建立的苏联式体制确实一度压抑这些东西。但是要说新文化运动，包括巴黎和会以后“向左转”的新文化运动不包括这些东西，显然也不是事实。尽管陈独秀的“德先生”“赛先生”之说脍炙人口，使得五四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成为习语，但是如果以为五四运动，包括其中的左翼就回避个人自由，或者把个人自由看得很次要，甚或像甘阳那样断言五四运动只讲民主不讲自由，那就大错了。

事实上根据大规模近代语料数据库进行的词频分析，“自由”“个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性”等概念，其实都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不久才引入中国、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行其道的。而“民主共和”传入中国则要早得多。从鸦片战争后不久徐继畬就称道美国的“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瀛环志略》）；薛福成说西方“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张树声极言西人“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张靖达公奏议》卷八）；郭嵩焘赞叹英国“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伦敦与巴黎日记》）；直到谭嗣同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仁学》）总之，西方的统治者由选举产生，议会掌权，君主虚位，民权强大，令苦于专制的国人羡慕。这已然久矣。

然而“个人”的概念却传入很晚。1907年鲁迅曾指出：“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此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按此说来，“个人”的概念是20世纪初传入的，而且初时很受抵制。正是新文化运动改变了这一局面。所以，后来新文化精英们常以个人解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特征和主要贡献。如胡适认为：“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茅盾则说：“从思想上看，‘五四’的建设就是‘人的发见’和‘个性的解放’”，“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郁达夫也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直到改革时代，王元化先生仍强调“‘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个性解放”。

而后来对五四运动不以为然的批评者，也把“个人主义”当作五四运动的主要过失，如“新国家主义”者陈启天说：“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之最大特征为个人主义之昌行……吾人不可不明辨之而加以修正也。”

可以说，“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标志就是辛亥革命），而个人自由正是因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指“大五四”）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更准确。

“启蒙”之前的革命与革命之前的启蒙：民主共和，“天下为公”

何以如此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笔者首先想问：晚清中国人为何想到要学习西方？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学习西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初期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打败了我们，我们觉得“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证明落后，于是去学习打败我们的人。实际上，这个说法既不能解释历史也不能解释当时。

不能解释历史，是因为历史上中原汉族国家被“夷狄”打败，乃至被彻底亡国也不只一次，何以那时汉族不认为挨打就是落后，而抛弃传统去“胡化”，反而常常是打胜仗的夷狄走向“汉化”？而且，晚清所谓被打败，其实主要是丢失一些藩属和边地，比起西晋、北宋的怀愍徽钦之祸，南宋、南明之覆巢毁卵、军事上彻底败亡皆不可同日而语，晋人宋人明人没有因此抛弃道统而学习夷狄，何以晚清那么点失败就会因此自认落后，要去学习对方？

再说不能解释当时。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放弃学习西方，是因为“先生欺负学生”。但是如果说过去学习西方，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那不就是学习“打”了我们，亦即欺负了我们的人吗？如果那时我们知道“师夷之长”与“制夷”并不矛盾，没有因为“先生欺负学生”而拒绝学习，如今何以就相反？何况，晚清西方欺负中国，是几度打上门来，兵戎相见，中国战败求和，割地赔款，虽然不比宋、明之亡国，但与巴黎和会上西方只是没有主持公道助我拒日相比，晚清那种欺负还是严重多了，更何况如前所述，巴黎和会的错误不久还得到了弥补。晚清那样的欺负都没有妨碍我们学习，怎么巴黎和会就会妨碍？

其实，说巴黎和会让中国人对西方失望并不假。但这种说法本身却会带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和会前会对西方充满希望？鸦片战争让国人对“英夷”失望了吗？火烧圆明园让国人对“英法二夷”失望了吗？没有，因为那时一般国人对“夷狄”本无好感，谈不上希望，自然也无所谓失望。要说失望也只是对自己（没能战胜夷狄而）失望。但是到巴黎和会前就不同了，那时国人曾相信协约国列强的胜利意味着“公理胜过强权”，换言之，国人觉得西方列强不仅有实力，而且有真理；不仅强大，而且代表正义。后来发现未必如此，所以才会失望。

指望列强在国际关系中讲正义，确实难免会失望。但是，之所以会有这种指望，却是因为那时国人首先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了他们内政方面的“仁义”至少比“我大清”来得“仁义”。而这种看法其实已有很长历史，甚至（如果以徐继畬在鸦片战争后仅3年的作品为标志）比许多国人重视他们的“船坚炮利”还要早。而且，当初国人中的先觉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他们改信了基督教或接受了“西方价值观”，恰恰相反，他们那时就是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具体说就是从“孔孟之道”出发，对比了中西现实后，发出了中国早已礼崩乐坏，而“三代圣贤之世”却见于西土的感叹。因此实际上，学习西方的动力就在中国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