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压倒”问题

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

秦晖

原文载于：《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9期

与其说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实不如说其倡导“个人自由”更准确。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民主共和”成为思想大潮，形成了中国第一次启蒙，其标志性成果就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则是第二次启蒙，其主题是倡导“个人自由”，但这种个人自由思潮受到日本式自由主义的极大影响，即个人独立于小共同体，而依附于大共同体。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式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启蒙”不仅没有被“救亡”所“压倒”，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励，出现“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国家吞噬个性”的悖反现象，而这又与一战后的俄国式社会主义一拍即合。

从“救亡压倒启蒙”谈起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在历经磨难中对以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现）代化模式呈现了从认识到认同的趋势。无论这一认同初期是多么肤浅，无论把这一模式看成历史进化论意义上的一个“社会阶段”（“资本主义”），还是看成文化类型学意义上的一个“他者横移”（所谓“西化”），也无论实现这一认同是要通过渐变改良还是激进革命的方式，这个趋势似乎是明显的。

但是在一战期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却出现了一大变数：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似乎是上述趋势的一大高潮，它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激进批判前所未有，而且对“西学”的认识明显深化，从几十年前先觉者泛泛地“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郭嵩焘）、“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徐继畬）、“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张树声），发展到细究“群己权界”，对“法意”“自繇”“民权”“个人”等概念有了切实的领会，并且使法治、自由、人权和个性解放等成为流行话语；从过去笼统的“西学”，发展到西方有左中右，有多少思潮多少派，我们也相应地有左中右，有多少思潮多少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都曾大行其道。从这方面看，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场大“启蒙”。但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来的走向，乃至由运动中激进者带入的国家走向，却越来越与“启蒙”的初衷相悖，以致几十年后在“彻底反传统”的礼崩乐坏之中，我们不但没有学到“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反而出现了一面“打倒孔老二”，一面又“东风压倒西风”之局，儒道沦丧的同时西学几绝，一度造成“浩劫”悲剧中的文化荒漠。

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反思，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归咎于“激进”和“革命”，二者又皆因“启蒙”过了头。典型的说法是：“夭折的宪政”应该怪“倒退的五四”。另一说则相反，责怪“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大潮使得“新文化”功亏一篑，该启的蒙没能启成。这两种说法都看到了一些现象，但逻辑上其实都难以自圆其说。最典型的矛盾，就是1980年代倡言“救亡压倒启蒙”之说的李泽厚先生，到了1990年代又成为“告别革命”论的巨擘，同时他却又不肯放弃前说。这就像一个法国人既惋惜卢梭学说之被“压倒”，又痛骂大革命之鸱张但大革命难道不正是卢梭学说的实践吗？如果卢梭学说真被“压倒”了，怎么还会有大革命？如果大革命应该否定，卢梭学说不正应该被“压倒”吗？又何惋惜之有？

当然，如果所说的法国启蒙只指伏尔泰、狄德罗一支，而排除卢梭于启蒙之外，这矛盾似乎就可缓和。换言之，“启蒙”包含庞杂的内容，“激进”亦有不同的方向。如果说法国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还不够，而卢梭式的启蒙却“过分”了，导致后来出现卢梭式的革命，却缺乏伏尔泰式的理性，这样解释庶几可以自圆其说笔者并不以为法国的历史可以如此简单地解释，但显然，把“启蒙”和“激进”一锅煮更会把人搞糊涂。

就“激进”和“保守”而言，如果只讲所谓“传统”与“西化”这个维度，那么显然胡适与陈独秀尽管后来“主义”不同，但有一点却类似，他们都是“反传统”“倡西化”的激进派。而“新儒家”“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和冯友兰则是这个意义上的保守派。但是对于中国后来的走向，胡适固然是典型的反对者，陈独秀其实也很早就下了车，临终时实际也是反对的。而梁漱溟、冯友兰则上了车，后者还一直紧跟着走到“浩劫”年代结束。显然，尽管“文革”似乎激进到把孔子的墓都刨了，但把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简单地用“激进”或“保守”、“传统”或“西化”来理解，还是不行的。

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倒是认识到“启蒙”的复杂性的。虽然当时不便明说，但谁都知道，所谓被“压倒”的启蒙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那恰恰是从“五四”起成为大潮的），而“救亡”如果是指民族主义，那应该说从晚清起它本身也是启蒙的内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以德国、意大利、波兰及土耳其为话题的西方式民族主义话语资源自晚清被引进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和运动前后都很风行，无论对辛亥前“兴汉反满”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后来“反帝爱国”的中华民族主义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这与所谓“小五四（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压倒大五四（通常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的说法相呼应，并与几十年来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是“民主与科学”还是“爱国与进步”之争相表里。其实，不要说“爱国与进步”，就是“民主与科学”，也曾被一些人认为是过于民粹而忽视了自由主义。以至于后来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甘阳，都曾一度批评“五四”只讲“民主与科学”，而无视“自由与秩序”。

压倒“启蒙”的是“救亡”吗？

但是，说“五四”使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也面临很多解释困境。

首先，民族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冲突，它怎么又会与列宁主义结合？众所周知，尽管列宁主义在后来的岁月里的确演变成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运动引进它之时，却是以极度排斥民族主义著称的。在1917年的列宁那里，“爱国主义”“护国主义”，甚至“革命护国主义”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在一战时期的欧洲和俄国，一般左派反战运动只是主张和平，列宁却主张“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在很多俄国人看来没有比这种主张更“卖国”的了。虽然掌权后的列宁转变为扩张苏俄势力，但也不是在“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是继承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传统，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实行此一转变的。

同样，尽管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几十年后也日益变成了“中国崛起”式的民族主义，但是当初它在中国激起的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亲苏情绪。当时的亲苏者尤其是其中坚，主要并不是把苏联视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合纵连横的助力，而是把苏联的制度视为比自由主义更“进步”的人类理想，因此而亲苏信苏的。这就不难理解当中苏主权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向苏联“一面倒”，甚至在苏联大举入侵中国的中东路事件中还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

另一方面，过去人们经常强调一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这似乎符合表象层面的舆论分析。尤其是晚近金观涛、刘青峰先生运用数据库分析以数值证明：在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时期提到的国内外大事中，一战（“欧战”“世界大战”“欧洲战争”）遥占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只被提及287次，国内事件被提及最多的两次帝制企图（张勋复辟和洪宪帝制）只有133次，其他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被提及就更少了。而在《新青年》的一战评论中，前期并无明显倾向，一战后期的评论则明显强调协约国是正义的一方，其战争目的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对中国参战后能够得到“公理”之助、享受战胜国待遇、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抱有期待。但巴黎和会后国人大失所望，主流评论又变为此战无正义可言，甚至越来越接受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说。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又使人觉得这因果关系不那么简单。首先，上述数据库还显示：巴黎和会在1919年“小五四”当时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道定位的《新青年》当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直到1921年后，即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金观涛等据此分析说：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