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那小子的倔巴子脾气似乎在说：“你僻死！”

我说：“你们的一切奋斗都是徒劳的，何苦呢？”

他好像说：“都跟你一样，只知道个死。”

我说：“你们懂得死吗？”

他似乎在说：“我们只想懂得活，怎么活得更好！”

我说：“那就无穷地折腾去好了，活着也是作死。”

他好像说：“我们都来自大海，从前都是一条鱼，可进化让我们成了人类，你却成了吃死鼠的猫头鹰。我们终日乾乾、不息精进，你却守望死亡，恐怖阴森，吃你的死鼠去吧，滚！”

听听这个蠢货比鸟语还糟糕的发声部位，还有那折腾不死的犟脾气，真是快气死我了。他又在到处找东西威胁我，想赶我走呢。该死的，真想把他叫走算了。可他身上的那股阳刚气场，终是让我煞费心机。就让他朝死地活吧！

需要交代的是安北斗的爱情婚姻问题。这是人类最喜欢的八卦事业，我就不得不适应一下他们的恶俗要求。安北斗确实在一拨又一拨来北斗镇仰望星空的人群中，结识了一个女研究生，并产生了一些关系。什么关系？当然是男女关系了。原谅我不能给你们一个美好结局。他们也终于没能完成安北斗他娘所梦寐以求的添丁进口愿望，似乎是在两年零七个月后，再无任何交集。那女孩子很野，又去南极观测另半边星球去了。陪伴她日夜在那边仰望星空的人，竟然也姓安，她说是为了某种难以忘却的记忆。只有我知道，很多时候，她和安北斗竟然在地球的南北两边，莫名其妙地望着同一星座发呆。还是那句老话，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北斗大概注定是个婚姻不幸者，但他绝不是个爱情不幸者。深深惦记他的女人不是一个两个三个，我想这就够了！月亮还能永远圆得跟磨盘一样一直挂在你家后院不成？

思考庸俗的婚姻问题不是我的职责，就像莎土比亚的喜剧永远没有悲剧打动人一样，我思考的仍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当然，主要是死亡问题。

尽管我也没有觉得预知死亡是什么美好而崇高的职业，却终生敬畏着它的谨严。那是不可有半点差池的判断。战土死于枪炮，屠夫死于砍刀，耍猴的被猴挠，逗狗的被狗咬，戳驴的遭驴踢，玩火的被火烧，弄啥死于啥，一般是大概率事件。比如三年零两个月后，高铁建设规划又要经过温如风家百年老磨坊，他就再次背着二胡，踏上了“保护磨坊”之路，结果死于车祸。至于花如屏……

我真是够啰唆的了。人类总是对故事贪得无厌，原谅我不能满足这些庸俗的要求。尽管我的爱情故事多得可以用火车皮拉。

其实我的生命也只剩下最后几小时了，但我仍忠于职守，不能躺平，拖拉着已拽不动的老身，去北斗村报了最后一次警：

哇呜！哇呜……

原谅我已拉不长警报声。一村人自然一下又想到了安北斗他爹。

本来我是不能泄露天机的，泄露了，对我转世重生不利，可我还是要泄露一下：这个村子最长寿者就是安北斗他爹那个老病包子了，会活到一百一十一岁寿辰后的第三天太阳升起时。生命就是这样，看似命悬一线，细如游丝者，偏偏创造了这个村最长寿的奇迹。他的名字也起得绝，叫安存碗。到未来去世那天，他还端着那个耀州大老碗在咥黏面。看来存住饭碗才是最靠得住的事体。

我现在预警的是吕存贵。

吕大师自大爆炸后声名鹊起，算命看相事业如日中天。当然为一手操办“照猫画虎”的石像之事也有所毁誉，但终是瑕不掩瑜、重光累洽、声名不可阻挡。为更加惊天地、泣鬼神地让“大师中的大师”美名远扬，他也得暗中捣鼓点机心，以显示自已装神弄鬼的技术含量。谁知在给算卦的铜麻钱和抽签用的“上上签”上做手脚时，因加工的炉火太旺，而把煤气罐引爆，竟然还是一命呜呼在自已家里了。

哇呜！哇呜……

你瞧瞧北斗镇新任镇长安北斗那傻样儿，还以为是他爹又完蛋了呢，吓得从勺把山顶扑下来时，大炮筒子连镜片都跌碎了，并且还搭上了一颗门牙！跟人类沟通咋就这么难呢？这货还算其中不错的一个。

大气混沌的人世间，我爱你！我也鞠躬尽瘁了！

哇呜……

2015年8月至2021年12月一稿于西安和北京

2022年11月九稿于北京奥林春天

后 记

这部小说的初稿是写完长篇《西京故事》后，拉拉杂杂写下的，因为有很多事情还需要拉开时间距离再看看，就放下了。然后又连续写了被称为“舞台三部曲”的《装台》《主角》《喜剧》。有人希望我继续顺着这个路子写下去，也有人说应该转转舵。我倒没有更多考虑与“舞台”的关联度，因为舞台永远是一个平台，无非是提供人表演的场所。至于把你的人物放到哪个场所去表演，那要看你对哪个场所更熟悉。如果我摸黑就能找到一个村子的进口、出口，甚至里面的凸包、凹坑、斜巷、死胡同，那我一定先把我的人物带到那里去行动。那里最有可能让我的人物随心所欲地施展拳脚。一个不熟悉的场域，总是会让我那些急着发挥作用的人物缩手缩脚并吃尽暗亏。尽管如此，在《星空与半棵树》的改写中，我还是人为做了人物表演舞台的延展与调试。

这里拉开的是一个从乡村到小镇，再到县城、省城、京城的宽阔舞台，人物也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高高低低、阶位错落。而抽丝剥茧，最早起因于一个基层干部的几句话。我在省城工作时，他来看我，我问他来干啥，他说劝访。我问什么叫劝访，他就给我讲了几个劝访的故事，其中一个事件很小，仅为两家地畔子上一棵树的产权问题。他说只要基层干部有一句话，也许早就解决了，可偏偏没有人好好说这句话，大概都觉得事情太小吧，结果就越卷越大。这家伙现在已是知名上访户了，上访途中还遇了车祸，伤了腿，更是不依不饶，告得省市县镇都不得安宁。那时我并没在意这个故事，也无意于写“上访小说”，我尤其不喜欢对创作的简单归类。就像笛福写了鲁滨孙二十八年荒岛生活，你不能将他简单归为荒岛派作家一样。任何表象归类，都只能让归类者的言说变得简洁而容易清晰，却让作家的思考与精神张力走向了闭环与单薄。后来我调到京城，这个基层干部又来看我，我问干啥来了，他说还是老本行：劝访。这次他又讲了几个故事，我脑子里就有一些形象挥之不去了。然后，我几次去看国家有关部门接访与上访的过程，渐渐地，一些形象在我脑海中活跃起来，不是上访，而是我所熟悉的这几十年，以及这几十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式的漫长历史画卷。而这幅画卷恰与我当初写的那部小说初稿暗合，我就把它翻出来重读。一点一点地，我从儿时在偏僻乡村对星空的深邃记忆，到山乡摧枯拉朽般的河山、村落、宅院、人流的改头换面，再到铁路、高速路、高铁对物理空间的陡然拉近，以至城乡边界的显性模糊与隐性加深等，开始了一种混沌的对过往盘点与重新整合记录。

先说星空。

我对山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星空。在稍高一点的地方，就觉得星空像一顶深深的罐状帽子，是戴在我们的头上，而边沿耷拉到了山脚下。那时反复数过星星，但从来没有数清过，觉得是可以用数以万计来形容的。后来一个天文学家告诉我，我们肉眼至多能看到四五千颗，再多，就需要用仪器观测了。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一个老师是主张我们多看星星月亮的。他说，晚上回去记得数数星星，别老用眼睛盯着脚下有没有分分钱。然后在课堂上，他又会讲到围绕太阳系旋转的九大行星，因为那时冥王星这颗不够尺寸的矮行星还没被踢出去。我相信这个老师让大家多看月亮数星星、别老盯着脚下分分钱的幽默提点，一定会让我的同学都记忆深刻。后来进县城工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但至多抬头看看月亮，因为生活逼得你还真需要时时盯着脚下的分分钱了。再进了省城，连看月亮都少了，后来的确也是看不见了。一年时常会有二百多天都在雾霾中，你到哪里数星星看月亮去？星空，就逐渐成了一种存在概念。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又被专题片里画面优美、奥妙无穷的太空所吸引，阅读兴趣随之转移，从卡尔萨根的《宇宙》、霍金的《时间简史》、布莱森的《万物简史》等书中，甚至得到了比一些社会学家纵论社会演进规律更深刻的洞见。他们将人类的生死存亡、宗教、哲学、历史、科学、经济、技术、战争、病毒、进化，统摄在天体的照妖镜下，一一辨析着我们认识自已、改造世界的可行性。随着网络阅读的勃兴，我停掉了订阅的其他所有刊物，却始终保留着《天文爱好者》杂志，甚至还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架在阳台上，不时向天空扫射一二。偶尔也会去天文台看一看。朋友里也多了几位天文学家。再回到乡村，我希望依然能找到儿时的满天星斗记忆，但乡村的星空也在各种开发、挖掘、爆破中昏暗一片了。我想拜访那位要求我们数星星的老师，可人已作古。我就想复活他的形象。因为乡村总有那么一些人，让我们看到在逼仄环境中尚存一种深广与辽阔的胸襟与眼神。他手提的老马灯，有时真能照亮一个山村。小说的一个特殊人物民办教师草泽明就出场了。他有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背着一台上大学时购买的漆皮斑驳的二手望远镜，一次次奔波在“劝访”路上的安北斗。他老想仰望星空，可脚下要处理的却偏偏只是半棵树的事。

说说半棵树。

在星空看来，地球都不是个事。如果在太阳系边缘回望地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像太阳系这样的组织在银河的恒星系统中，有数千亿个。而银河系在宇宙的星盘上，也有万亿个以上，连庞大的银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何况地球上的半棵树。可在这半棵树的主人温如风看来，它就是有关尊严、权利、面子、里子、一个男人甚至一个人的一切。因此，他便屡屡踏上“出访”之路，连他的老师草泽明劝也不听，且执意要把上访称为出访。后来雪球越滚越大，事件越卷越复杂，时间越耗越长，竟然硬生生拖累了志在仰望星空的安北斗最美好的十年韶华。安北斗由无奈、讨厌、气愤、恼恨，到理解、同情、不平、介入，甚至被喻为“同伙”。但他越来越感到自已是干了一件有价值的事，与天文爱好者所梦寐以求的小行星发现之旅殊途同归了。理想信念，看似高蹈出尘、超然绝俗，但最终落到俗世层面上，之于小公务员安北斗，就具体到了帮村民温如风争取那半棵树的权利上。

生活与小说，在我看来，有时就是一棵树的状态。根系越庞大，主干越粗壮，旁枝越纷扰，叶茎越繁复，就越耐看、越有意味。小说只是对生活之树做一种精心的爬梳与打理。把你知道的有趣世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出来，其实还是戏剧家李渔“立主脑、剪头绪”的问题。只是小说的“主脑”和“头绪”更加丰沛斑驳一些，因为你有可以“拉平撴展”的长度自由。而自由恰恰又需一种更大限制，只“拉平撴展”了肯定乱糟无序。一个村子本来就是一棵不小的大树，包括一群有了生命长度的人，理清头绪实在是一件难事。何况我还想由村子连带到镇上，再由镇上带到县上，县上带到省城、京城地拉开更大面向，有时就觉得这故事特别不好讲。但小说最终仍是对一个村镇的山川地理、鸟虫花草、人情风貌、生老病死的铺陈，就还是有了一个看待整体事物的落脚点。河不是那条河了，梁也不是那道梁，人还是那个人吗？当我儿时趴在山民脊背上，随着父亲调动，一乡一镇地搬迁时，所感知到的山乡，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地理意义上的改变，新的经济生活方式的无孔不入，拉动着人的行为朝向百般不可知。孔子的“仁者爱人”、老子的“上善若水”，以及“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各种古训，乡村从来都不缺讲述者，但大多已成干瘪的概念束之高阁。求神拜佛，更多跪乞的是财运、官运与添儿续孙的立竿见影。“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理想局面似乎始终有待开发。而在这纷纭的激变中，村霸孙铁锤终于养肥、坐大，在他的巧取豪夺中，更多的人以示弱忍气吞声。但终还是有温如风这样的屡屡“出访”者，在以卵击石。写到此，我突然想到史家司马迁对弱者的公然偏袒，也想到主教米里哀对冉阿让偷盗行为的断然包庇诳言。一个社会若缺失了对弱者的悲悯与“大庇”，将成为同时代人要共同面对的大不幸。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安北斗在屡屡出发。甚至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我所经历的半世沧桑，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时间的小单元。但这注定是一个重要单元，因为有十几亿人口同在。历史不可能忽略这十几亿人的生命共进。仅我们有限的视角，已经读懂了沧海桑田这个成语的丰富含义。无论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还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还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抑或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诗性，都足以构成我辈对世事巨变的表征会意。而我们无论如何想活得宽阔一些，仍然只能是在一个局部，甚至最后不得不退到一个村镇去仰观俯察，其中的摸爬滚打、拼死拼活、山崩地坼、反复试错，都具有了一个大时代演进史上的独特意义。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恨着大山的贫瘠、闭塞，认认真真折腾几番后，才逐渐读懂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和光同尘的重要。星空与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认识与把握生存命运的关键点，无论怎样潮起潮涌，最终还会落在敬畏、适恰、呵护与共生上。

归根结底，小说还是写人的艺术。由一个或几个人到一群人的命运，再自然地牵连出现实的、时代的、历史的命运。虽然故事各不相同，打开的社会面自然存在很大差异，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会仍在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身上。无论他们在怎样不同的文化和生命情境中，如何应对种种艰难困苦，但最终还是在完成着人的个性与共性的塑造。无数的个性汇成共性，在共性的洪流中，个性再次夺路而逃，世界由此变得灿烂喧哗。鲁迅说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越来越体味到这句话对于文学的意义。当我们感觉不到远方所发生的一切故事与我们作为人的牵绊时，说明我们正在麻木或堕落，文学也变得无意义。

一千个小说家有一千种作法，生动有趣地讲好故事，努力塑造更多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始终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与挑战。人是最复杂、微妙、多变的，我们阅不尽、品不够，其价值、尊严、智慧、力量之综合体现了他的高贵性。而善良与恶行、淳厚与奸诈、正大与邪恶、爱怜与仇恨、守常与贪婪，交汇出人的百态千面，这是作家无法描摹穷尽的世相。小说当然也要探索新的艺术技巧和表达方式，需要不断地求新变异，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对人，对由人牵连出的广阔时代、现实和历史的打理记录。文学是关于人的一系列行为的系统性安排，人的行为的变数，决定着小说的前进方向，任何技术都只是人的行为的拐杖。当拐杖影响了人的行为时，哪怕这个拐杖再漂亮、再精美，大概都得忍痛割爱，而让行为或传统或老旧或现代或后现代地朝前挺进。这部小说里有一只猫头鹰，它比我说得多，比《喜剧》里的那条柯基犬说得更多。但愿它不是某种后现代的刻意，而是一个我们尚没有沟通方式、更难以进入四维空间的真实存在。这只猫头鹰始终很焦虑，尤其是对自已的生存环境深表不安，它不时对人类的过错絮叨个没完，有时对自已也十分不满。但愿人类有更多的它（他）在，从而用更广阔的视角来加持自已更高层次的觉悟。

感谢《收获》杂志在2023年第一期节选了《星空与半棵树》上部，《作家》杂志4月号刊载了下部。全本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因文内涉及天文方面的话题较多，我特别要感谢张长喜先生，他是研究太阳活动的专家。感谢他用了大量时间与我交谈，并审读了初稿。我喜欢这次伴随了我好多年的星空纵深之旅，更喜欢那半棵一直紧紧牵绊着我的乡间田埂上的树。

陈 彦

2023年元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