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七的童年，是在玻璃渣里寻找那点可怜的甜。他小时候总爱问一件事我哪里来的？

得到的回答总是垃圾桶里捡来的，现在看来自己确实是“捡”来的。童年时，他的任何愿望在父母口中注定是“不行、不可以、不能够”。只要他开口，迎头必定是冷水，“就你？也想？你还没认清自己几斤几两吗？”

父母稍有不如意，“竹笋烤肉”便是家常便饭。那时他们还蜗居在低矮的平房里。阿七从小营养不良，只有踩上椅子才能透过那扇小窗窥见外面的世界。他看着别的孩子牵着父母的手，自己却蜷缩在逼仄的角落，只能从窗棂透入的微光里，汲取一丝渺茫的慰藉。

1982 年，人口普查查到家里，阿七才终于有了户口，被草草塞进小学。坐在教室里，他比周围的同学整整大两岁，坐在最后一排被嘲笑是“愣木头”。

同学口中的连环画、小人书他都不知道。他的童年几乎是在剥玉米和农活中长大，他没有朋友，父母也不允许他交朋友。父母给他灌输着：世界上只有父母是最爱你的，除了父母没有人愿意和你这个蠢蛋接触。

潜移默化下，阿七上了学甚至也这么觉得。学校里的同学只嘲笑他，渐渐地他变得孤僻。他希望得到认可和关注，可偏偏事与愿违。

长期的精神压抑，扭曲了他对认可的渴望。转折发生在初中一次放学后。他无意间路过一间教室，瞥见里面正在换衣服的同学。那一刻，窥探他人私密领域的禁忌快感，第一次击中了他。

父母到了学校点头哈腰的连连道歉，阿七是未成年，偷窥的又是男同学，老师并未深究只是做了口头警告。

当晚，父母男女双打对他又是一顿“竹笋烤肉”。

父母的关注，加上学校轻描淡写的惩戒，反而像在干柴上浇了油，加剧了他对偷窥的饥渴和父母关注的渴望。渐渐地，偷窥欲和关注欲的天平开始倾斜。偷窥的快感在成年后攀至顶峰，像把野草吹风吹又生。

讽刺的是，法律对“单纯偷窥”与“实质侵害”的区分，偷拍并散布隐私可处十日拘留，而仅偷窥未传播者，处罚通常较轻。加之行政拘留的封闭环境，非但未能遏制，反而将犯罪场景的病态快感，深深烙印在他脑中。

坐在冰冷的拘留室里，两个声音在他颅内激烈撕扯：一个微弱地喊“不能再这样！”，却无力压制汹涌的欲念；另一个则狞笑：“继续沉沦吧！早就是阴沟里的老鼠了，还妄想活在阳光下？”

后来，他干过酒店保洁。利用职务的便利，他疯狂搜寻着他人刻意掩埋的秘密：垃圾桶里孤零零的验孕棒；分手后发泄般折断、胡乱涂抹在墙上的口红印；甚至，用镊子从白色床单上，小心翼翼夹起的一根卷曲的阴毛。

这些被当事人遗弃的碎片，让他的肾上腺素狂飙。窥探欲如同划开的伤口，不见愈合只知膨胀。

2000 年，阿七因盗窃罪入狱。

刑满释放后，“前科”二字如影随形，将他挡在无数工作门外。他卖过街头去渍笔，在人潮中一次次推销，一次次被拒；扫过大街；也在便利店熬着最苦最累的夜班。

这些年，他持续接受着心理治疗。可童年的创伤，终究成了一生的潮湿。

阿七是最后一个加入 0322 案的，他披上了那身最擅长的伪装，化身为“捕鼠器”引窦微入局，引警方入局，撕开掩埋了二十四年的真相。

案发前，他曾问周然：“为了一个人口拐卖案，花了这么多年，值得吗？”

答案不言而喻。周然潜伏在这个拐卖集团身边二十多年。这条路上，不仅有周然，更有孟延、吴耀年、窦建国等人的坚守。只是，这一路走来太难。

阿七又问：“那我还能做个好人吗？”

“当然，什么时候都不晚。”

这份迟来的肯定，是他幼年时梦寐以求的救赎。但如今，似乎已无关紧要了。

弥留之际，养父母依然拒绝认错。他们固执地认定：没有金钱交易，便算不得拐卖。那怎么样才算呢？没有金钱交易就不算拐卖了吗？

而对待阿七，他们属于既希望你能是养老送终的那个，但又怕你过于出色，怕你知道真相后回归亲生家庭的怀抱。所以，平庸才是他们打的保险牌。只要你活着，只要你是个人，能替他们养老送终就行。

养父母的自私和漠视，造就了阿七心理上的扭曲。

没有人生来便是恶种，只是歧路之上，没人为他点亮一盏引路的灯。这份扭曲的根源，深植于养父母长年累月的精神绞杀与不信任。

每一个番外都像是迷雾剧场的片头DLC，分镜都具象化了，抱男拐女，母离父弃，竹笋烤肉... 老鼠，也是捕鼠器。

看来你游戏玩的很6

番外4.食言

「假如还有明天」

-

自从张村那场风波之后，吴耀年调去了省城，杜启岩脱下警服，带着老婆做起了小生意，连虎子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偌大的滨城，孟延觉得自己只有孤身一人，而之前他们的证人朱佩林也不知所踪。

这样的日子使孟延沉寂消沉了一段时间。直到某天，他系统里录入信息，屏幕上赫然跳出“朱佩林”的名字，后面跟着两个字：死亡。

他立刻找到负责此案的法医求证，但提及此事，小法医眼神却闪烁不定，“孟延，听我一句，别深究了。”

这欲盖弥彰的态度，像一根刺扎进了孟延心里。后来，孟延借着档案不清晰的借口，找到当时办案的人员。他回忆说，现场只有一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唯一能辨识的，是手腕上残留的一个镯子。“听说，受害人家属认得很干脆，甚至有点敷衍。”

家属的麻木，法医的讳莫如深，这一切都透着浓重的不寻常，一个巨大的问号在孟延心底疯狂滋长。

这份疑虑驱使孟延再次踏上了张村的土地。他私下恳求一位信得过的同学帮忙，将当年从张村解救出来的孩子们的 DNA 样本，与朱佩林的进行比对。结果如同晴天霹雳：除了被带走的老大，其他所有孩子的 DNA，竟与朱佩林毫无亲缘关系！同学又做了另一项比对：这些孩子之间，亲缘关系竟高达 99%！

这意味着什么？但他们可能是同一个母亲或者同一个父亲所生，那朱佩林把这些孩子留在自己身边的意义是什么？孟延百思不得其解。

而也因为 99 年这份 DNA 的信息，间接使未来的茱莉和朱佩林的身份划了等号。

窦建国案的线索似乎再次中断，孟延只能在滨城的大街小巷徒劳地搜寻着蛛丝马迹。直到某天，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行色匆匆的身影闯入他的视线。朱佩林小脚有些坡脚，和正常人的走路姿势不太一样。孟延又观察了下她的鞋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右脚的发力点都相同，鞋跟出现一个斜面，这与朱佩林家中找到的鞋一致。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孟延不眠不休，尾随了朱佩林数日。他发现，这个女人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准时出现在那座矗立在城郊结合部一栋荒废已久大楼，而大楼上写着：远东第一楼。

1999 年 12 月 31 日，孟延被叫回了警局，上级分配他外出办事，他找了一个结束后买新年礼物的借口，借故就不回警局了。本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但他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走出警局大门。更无法预知的是，他这句借口无法将“因公殉职”划上等号。

远东第一楼在城乡结合部的三不管地带。他抬手看了眼手表，五点刚过几分钟。原本今天和窦微相约一起跨年的，他打了个电话窦微，只是匆匆说了句，“晚点见，等我。”

闪身进了远东第一楼，电梯老旧，数字在昏暗的灯光下跳动。孟延瞥见角落的监控探头，下意识地拢了拢衣领。进入电梯，刚升了几层电梯猛地一震，失控地向下疾坠。巨大的失重感让孟延五脏六腑都仿佛移位，他完全失去了方位感，轿厢门在冲击下扭曲，裂开一道缝隙。

他拼尽全力撬开沉重的门板，眼前是充满灰尘气息的电梯井。他挣扎着爬出，发现夹层中间有一扇几乎被遗忘的通往废弃检修通道的小门。

通道低矮狭窄，只能佝偻着身体艰难爬行。通道很长孟延甚至都不知道这条通道是在哪里？而手机因为一摔也变得无信号。唯一生的生路就是继续爬下去，也不知爬了多久，一股刺鼻的福尔马林混合着消毒水的味道，越来越浓烈地钻进鼻腔。

继续爬行，前方出现了一个通风口栅栏。孟延凑近向下望去，下方竟是一个设施齐全的外科手术室。手术用的无影灯，沾着深褐色污渍的手术床，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断断续续的哭泣声正从下方传来。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拆下通风口的栅栏。整个人跌落在手术床上，又重重弹落在地。左臂传来钻心的剧痛，很可能已经错位。他咬牙，用身体撞开手术室落锁的旋转门。

门外是一个空旷得令人心悸的空间，像是废弃的防空洞，脚步声在空旷室内产生回响。而地上是旧报纸和传单，这座废弃的防空洞里断断续续传来哭声。每往前走一步，哭声越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