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应明见到周先良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孟莘听说她前夜里为了工作滞留在研究所后，一到下班点便不由分说地把她赶回家去，说是“担心徐主任找他麻烦”。徐应明却在离开研究所后，沿着大街绕过几个路口，最后走进和周先良事先约定好的咖啡馆里，她开门见山地说：“日本人暗地里在和苏联代表接触，但是目前还不知道具体的谈判内容。”

咖啡馆里的人并不多，她们坐在靠窗位置的转角处，店内与大街上的一切尽收眼底。

徐应明将掌握的信息逐一汇报。不等听完，周先良却渐渐皱起眉头，似乎并不乐观：“如今欧洲战事紧张，苏联担心德国人随时开战袭击，自然不敢再与日本人在东线发生冲突。这场谈判，怕是要占下风了。”

“倒也未必，”徐应明想了想，说，“虽说在日本高层内部一直是‘北进’政策占据上风，但毕竟诺门坎事件令他们有所顾忌。如果苏联人能够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未必不会同意。”

周先良点点头，神色凝重：“这件事我会立刻报告给总部，上峰自会有所判断。只是一旦密约签定，恐怕于我们而言百害而无一利。”

“日本人一定会对苏联援华提出要求，”徐应明叹了口气，“我们必须早做打算，否则太被动了。”

周先良的目光落在窗外葱郁的枝叶上，那浓郁的绿色令人感到一阵阵的窒息。她告诉徐应明：“如果苏联靠不住，那上面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争取美援。”

徐应明愣了愣，低下头：“看来他说的果然没错。”

“谁？”

“朱砚平。”徐应明回答，迎上她的目光，“他是我在临澧的教官。离开重庆之前，他告诉我，如果想要尽早结束这场战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美国也拉下水。”

“这件事说来容易，”周先良叹了口气，“可实际上呢？他们一贯奉行绥靖政策。想要把其他势力拉入局中，我们绝对不能被抓住任何把柄。”

“我知道，所以我们并不用和他们直接对上，我们只需要在敌占区制造足够数量的暗杀和破坏案件。”徐应明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认真地说，“但是以我们近日来组织的数量，还远远不够。”

“你是说，借日本人的手？”周先良会意，“利用租界中 76 号和特高课的‘反击’，激化他们在租界占领上的矛盾。”

“没错，不管是英美，都绝不会允许日本人再像在天津那样，利用恐怖活动夺取租界。他们或许会在治安案件上有所合作，可一旦涉及根本利益，这些高高在上的洋人们绝对不会放手不管。”徐应明说，“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推他们一把。”

周先良神情严肃：“你有想过后果吗？”她顿了顿，继续说道，“那些‘绅士’们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般强势。《有田-克莱琪协定》签署后，我们在租界的潜伏工作也愈发艰难了。”

“我知道。”徐应明叹了口气，“当初我们潜伏组执行刺杀任务时，时刻都要躲避工部局警务，以防他们把我们交给宪兵队。这是一个赌局，赌注很大，可一旦我们赌赢了，那便是扭转乾坤。”

周先良沉思着没有说话。

徐应明又道：“罗斯福总统限令日本半年之内废除这一协定，否则将考虑终止美日 1911 通商协定。日本物资匮乏，一旦受到经济制裁，举全国之力将难以维持战争机器，必将寻找新的出路，而它如今又选择与苏联订立密约，那么这个突破口会是谁便不言而喻了。”

“这件事我来安排，”周先良答应，“你刚刚打入研究所，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参与其中。”

徐应明点点头，却还是说：“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参与行动。”

“不行，风险太大了。”周先良皱眉，“军统有的是杀手，可找到一颗完美条件适配的钉子却并非易事。”

不论从何种角度，徐应明确实都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情报员，周先良不由得暗自称赞朱砚平的眼光。一般的潜伏人员通常提供事实，但她却能更进一步，通过接触的一手资料完成情报分析的步骤，这样的能力放在总部里都是不可多得的，也怪不得老板如此看重这一步棋。

“恐怕戴老板也不会同意。”她说道。

说起这来，徐应明又想起一件事：“前几天我见到邓叔谧，他认出我来了。”

“所以你才被抓到 76 号？”

徐应明点头，有些不满地问：“留下他只能是一个隐患，我们为什么不组织锄奸？他害死了我们那么多兄弟，死不足惜。”

“来不及了，”周先良颇有遗憾地摇摇头，“是我工作失误。当时我们人手不足，加上情况紧急，总部严令查明你的情况，于是便耽搁了最佳时机，好在他并没有供出你的底细。”

“可他知道我就是曲曼如。如果留下他，我们随时都在面临功亏一篑的风险。”

“邓叔谧前脚刚指认你是军统，后脚就被暗杀，这样反而更加引人怀疑。”周先良安慰道，“他已经错过了指认你的时机，如果之后再改口只会引火上身。邓叔谧是个聪明人，他不会这么做。”

徐应明不再说话，她靠在椅子背上，目光盯着面前咖啡杯中一簇簇雾气，脸上的神色有些凝重。他们曾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工作了半年之久，对于她的习惯和行事风格，他都无比熟悉，如今两人之间又再次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只是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

“还有一件事，”周先良话锋一转，打断了她的思考，“我们需要三张通行证，你能想办法拿到吗？”

看来这是一篇外交外事领域的谍战文

三张通行证会不会引起什么麻烦？

欣赏您驾驭二战期间国共汪，并美苏日等的复杂关系。期待故事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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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旧友

六月中旬的上海已经进入梅雨季，空气湿得好像所有东西都在发霉，连日的低气压盘踞在城市上空，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徐应明的工作逐渐步入了正轨，几乎每天两点一线往返于研究所和家中，平静得仿佛真的和反抗的世界隔绝。监听组领事馆的任务最终以攻克对面的密码本而告一段落，提交的报告令岩崎隆司颇为满意，组内成员也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嘉奖。

然而，徐应明似乎却被遗忘了。她不知道这是孟莘还是褚绍伯从中作梗，又或者是岩崎隆司依旧对她放心不下，但她却选择了不动声色。

周先良的行动任务真的一次没让徐应明参加过。现在，她只是按照约定时间和周先良见面，汇报研究所的工作情报。她们见面的地点也从不固定，有时是在公园的长椅上，有时在饭店或咖啡馆，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林公馆林炳文在不久前便已回到部队中，家中只留下周先良和保姆两个人。穆钧时有时也会陪她一起来，在外人看来，她只是和这位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未来舅母很是投缘罢了。

徐从道在前不久也接到了去南京出外勤的任务，实际上，即便是在上海，他也被繁杂的工作缠得脱不开身，时常忙到深夜，父女二人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但出乎徐应明意料的是，徐从道并没有对她加入研究所的决定感到惊讶，或是流露出坚决的反对，她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他只是夹着烟靠在沙发里，脸上的神情连同五官一起隐藏在了吐出的烟雾缭绕之中。

“李经理前些日子来找我，说你向他递交了辞呈，”徐从道声音低沉，“我不问，你是不是还打算一直瞒下去？”

徐应明反问：“父亲主管上海情报，有什么事情是您不知道的？”

“你进过 76 号，也见识过他们的手段。”徐从道说，“岩崎的机构只会比那里更加残忍。”

徐应明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进了这种地方，你甚至不能选择自己的死亡。”他叹了口气，怔怔地仰头盯着天花板，仿佛一刹间被迷茫和忧郁抽干了力气。徐应明看着他的样子，突然就在想，是否有一刻，他也曾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后悔？

徐从道并非生来的叛国者。恰恰相反，在徐应明儿时的记忆碎片里，父亲曾是救亡的先锋。他生于光绪二十一年，那一年，甲午战败，北洋之师在日本攻势下溃不成军。中学毕业之后，他离开家乡赴北平求学，期间恰逢五四浪潮席卷全国，他作为学生代表之一也参与其中，所作文章切中时弊犀利泼辣，一时之间令他名声大噪。他的才志得到了行严先生的赏识，但他却选择了东渡日本继续深造。

然而，当他几年后结束东京帝国大学的学业回到国内时，一切都变了，他的思想发生了从“左”到“右”的巨大转变。

在同窗的邀请下，徐从道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却将妻女留在了东北老家。在这里，徐从道办报、做文，文章内容却与从前大相径庭，他和日本人走得越来越近，和一帮亲日派相交甚笃。曾经的进步青年摇身一变成立人人唾骂的“亲善分子”，他本人却从不以为耻，依旧我行我素。

日本人进城后，他自是顺理成章地加入“新政府”，之后更是一改从前的文人作风，干起特务工作来，成了臭名昭著的汉奸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