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吴文英放在当代，应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吴文英在80年代，他也许会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意境迷离，感情深挚；在90年代，可能会是电影导演，他的电影应该是情绪昂扬，意象纷呈；在如果他到了现在呢，说不好，貌似现在的艺术家们似乎大多不是用笔创作的，估计不太善于粘贴复制、也不会写所谓“梨花体”的梦窗同学应该会被咱们的时代埋没了吧。

当然了，这些纯属玩笑话。看书久了，不妨调剂一下。按照老王的说法，吴词几无可看，但其实他的词是不应该被埋没的，因为千古词坛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老王说吴文英的词“映梦窗，凌乱碧”。的确，吴词很像一幅抽象画作，思绪跳跃性极大，让人不免有凌乱迷离之感。有人识货有人不识货，梵高当年也有很多画都被扔进垃圾桶。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说：“梦窗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吴词真是如前面所说，爱者极爱，恶者极恶。

人的思想并不是常常都能接受新事物的，尤其是当一些事情已经成为“常识”之后，突然冒出来一个另类，大部分人的心里都会犯嘀咕。像老王这样恪守传统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又怎么可能会喜欢这样出格的写法呢？其实，心要放平才能得到内心的安宁。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也就是内心能真实的感触摸到这个世界的脉搏。能比得上王老先生学问和成就的寥寥无几，加上自幼家教甚严，他有些不合群乃至孤僻固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心中的世界无法维系平衡而骤然崩塌的时候，也许就只能采取最极端的方式来抒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和不满了。《四库》中说：“词家之有文英，犹如诗家之有李商隐。”这话相当中肯。李商隐的诗也写得晦涩迷离，只是律诗的体裁比词稍稍多了一份端庄。但是为什么不见有人批判李的写法而这么多人针对吴文英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文学批判是带有时代的色彩的。唐代诗风自由，即使李贺李商隐别树一帜，但只要写得好就有人喜欢，有人喝彩。而宋代理学盛行，礼教束缚比起唐代来更是要繁复得多，明清的约束更是数倍于宋。在这样的情形下，不难理解为什么南宋以及宋之后的词评家们为什么会对与传统有别的写法大加鞭挞了。人的思维成了定式，必然会阻碍新事物的诞生，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可以这么说，老王的这些个看法，也潜移默化的受到了这种保守思潮的影响。

再来看看张炎。

厚道一点说，张炎的词其实是不错的。但这个不错是狭义的。说他的词不错，只能是说在某一段时期来说是佼佼者。放在整个宋代词坛来看，他的词显然与那些词坛大家有层次上的差距。事实上，即使与姜夔并称“双白”，他的词还是比白石词要逊色一些。

老王用“玉老田荒”来形容他的词。如果用书法来作比喻，就是笔法显得有些“枯”，其意不够丰腴，其境不够开阔。张炎一生凄凉，宋亡时祖父被元兵所杀，家产被抄。晚年更是穷困潦倒，一度曾摆设卜肆谋生。一代才子，到最后沦落到摆地摊为生的地步，写起词来也未免会显得凄凉愁苦，意境也不够开阔了。当然，这里面更重要的是和人的性格有关联。曹雪芹和张炎经历有些类似，早年被抄家，晚年也极为贫苦，连最疼爱的小儿子也夭折，但他写出来的《红楼梦》却堪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扛鼎之作。脱离了对个人命运的自怨自艾，雪芹先生下笔自然就会比张炎更加深刻和浑厚。

十五

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松霭先生春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余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则两字同一子音谓之双声。如《南史 羊元保传》之“官家恨狭，更广八分”，官、家、更、广四字，皆从k得声。《洛阳迦蓝记》之“狞奴慢骂”，狞、奴两字，皆从n得声；慢、骂两字，皆从m得声是也。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如梁武帝之“后牖有朽柳”，后、牖、有三字，双声而兼叠韵；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为u。刘孝绰之“梁皇长康强”，梁、长、强三字，其母音皆为ian也。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后世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专讲音律者，尚未悟此也。

要说双声和叠韵，要从词的构造说起。

任何形式的词可以分为合成词和单纯词。单就双音节词而言，除去拟声词、叠音词、译音词等特殊词之外，其他都可以分为合成词和连绵词，连绵词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单纯词。简单点说，两个有意义的字合成的词叫做合成词，比如落日、寒冷、沙漠等等，两个字拆开来无意义（或是单个字的意义与原词无关联）、要合在一起才有意义的词叫做连绵词，比如慷慨、忐忑、琵琶等等。

连绵词可以分双声连绵词、叠韵连绵词和非双声叠韵词。双声词比如慷慨、参差、忐忑、琵琶等等，声母是起头的音，两个连续的声母读起来发声时顺溜易读，感受一下“忐忑”、“参差”的读音，念起来显得紧凑轻快、节奏感强；叠韵词比如依稀、徘徊、伶仃、窈窕等等，词中有两个相同或者相近的韵母，读起来收声时有个回应，感受一下“伶仃”、“徘徊”的读音，念起来感觉舒缓悠长。还有些词既是双声又是叠韵，比如玲珑、辗转、缱绻、氤氲等等。合成词中的双声和叠韵更多，就不一一列举。

老王说词在音律悠扬之处用叠韵，在音律急促之处用双声，这样可以更加“铿锵可诵”。也就是这个道理。双声紧凑、叠韵悠扬，的确对表达有助益。这个论点前人所未能言，想必老王多少有些自得吧。但是从来写诗不能过于拘束，不能为了音节的优美牺牲了意境的优美，徒有音律是不够的。但凡有好句子，什么韵律都可抛除。所以说，这个论点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但是不能作为写诗词的约束。

十六

世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不知叠韵亦不拘平、上、去三声。凡字之同母者，虽平仄有殊，皆叠韵也。

现代所说的叠韵已经是不限平仄了。

平上去入，是为四声。我们现在的普通话里已经只剩下三声了，就是平声（阴平，通常说的第一声；阳平，通常说的第二声）、上声（通常说的第三声）和去声（通常说的第四声）。入声在大多数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了六七百年，而在其余六大方言中（吴方言、闽方言、湘方言、客方言、越佬方言、赣方言），都还保留着入声。

叠韵连绵词中两个字平仄不同的不多，像从容、迤逦、龌龊、葳蕤、彷徨、琢磨、蜿蜒等等都是平仄相同，而只有汹涌、淅沥、莽苍、崔嵬等少数叠韵连绵词是平仄不同。至于合成词叠韵而平仄不同的例子就更多了。

老王在音韵学上亦是有研究的。音韵这东西，韵书几大本，本本不相同，很多字古音今音变了好几次，研究起来繁复无比。老王的同事陈寅恪更是个中高手，不能不佩服一下他们强大的记忆力和孜孜不倦阅遍那浩瀚如海典籍的精神。

十七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羔雁，原指卿大夫相见时所带的礼物。《礼记》有云：“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羔雁之具在这里是指礼聘应酬之物。

老王对哲学研究颇深。大凡哲思之人，总是喜欢探索事物的普遍规律，老王也正是如此。

老王说唐诗和宋词在发展成熟之后成为上流社会士大夫们的应酬，从而导致了被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体裁所取代。这话看上去有他的道理，但其实这话我认为不对。改变文学体裁影响力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文学所处的时代，而不是时代中的文人。

文学很多时候都像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倒影。唐朝国力鼎盛，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东亚、东南亚、中东甚至欧洲，万国来朝的盛景让当时的国人胸怀宽广，乐天向上。唐诗大多气象宏大，想象绚丽，即使忧国忧民之作亦可见其宽阔胸怀。反观宋朝，强敌环伺，边疆战事不断，而朝廷又重文轻武，国人虽则富足安乐，却时常忧心不已。因此宋诗显得有些“小”，更多的侧重于表达内心的思索与感受。所以说唐诗中的气象和风骨是宋人学不来的，这不是人的原因，而是时代使然。

诗词的更替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代和人民思潮的变迁，而并非是因为文学体裁变成文人雅士的应酬。“诗庄词媚”，从结构上来看，诗句式对称，格式严谨，如北京故宫，恢宏大气，自有一种庄严之相；而词长短不一，韵律流转，如苏州园林，清新婉约，自有一种隽秀之态。当然诗也可以写得清新可喜，词也可以写得气势恢宏，但从普遍意义上讲，即使最婉转的诗亦不及词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流动深婉的神韵，最恢宏的词亦不及诗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大气磅礴的气象。这是体裁所决定了的。而为什么词会极盛于宋呢？因为词最符合那个时代的特性。宋代人民富足安乐，精神上却积弱不振，因此连诗也变得更侧重于个人情感和内心感悟的抒发和思索，没有了唐代的气魄与风骨。而词则于此时应运而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另一枝奇葩。

历数在各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典文学体裁，从最初的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古诗，再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和明清小说，中国的古典文学史就是一个从“雅”到“俗”的过程。语言越来越大众化、平民化，元曲取代宋词，是由于它更加通俗，更加受到人们的欢迎。再到半白话和白话的古典小说，这个趋势也越发明显。显然，大时代下人民大众的喜好在文学体裁更替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时代思潮变更导致旧的文学体裁不再盛行。

可以说，老王在这里刚好说反了。是因为那些前代的文学体裁不受欢迎所以才沦落到成为文人们的应酬之物，而并非成为应酬之物才导致文学体裁的衰落。

十八

冯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阙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醉花间 冯延巳

晴雪小园春未到。池边梅自早。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

山川风景好，自古金陵道。少年看却老。相逢莫厌金杯，别离多，相会少。

寺居独夜寄崔主簿 韦应物

幽人寄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深更，流萤渡高阁。

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

“疏雨滴梧桐”只余残句。《全唐诗》卷六载：孟浩然诗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另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尝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

韦应物(737-约790)，京兆万年人。少年侠气，十五岁成为唐玄宗近侍，后因遭人轻视，入太学折节读书。二十七岁出任洛阳丞，后因得罪权贵被迫辞职。后历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韦应物少年诗作张扬刚健，中晚年作品则冲淡平和，是中唐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

孟浩然(689-740)，襄阳人。年轻时隐居家乡鹿门山。后往长安，然屡试不第。随后南下吴越，寄情山水。孟浩然布衣终老，其诗作自然平淡，与王维并称“王孟”。

老王说“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胜于“流萤”、“疏雨”句，这个是有他的说法的。

“寒雨暗深更，流萤渡高阁。”“渡”字用在这里是颇见功夫的。船渡于水，船尾的水面会有一道水波，但船过就消失了。萤光也正是这样。飞萤是留下一道微光，而非一个光点，正类船渡于水的情形。另外，萤光“渡”是在楼阁之间的高处平平滑过，而非上下纷飞。古人的用词，是很有意思的，仔细想想，这个字一用，成千上万个汉字里就再也寻不出个更好更形象的。寒雨入夜，高处的楼阁之间萤光滑过飘逝，雨声与流光交错，让人怔怔入定。“流萤渡高阁”让人如临其境，不愧为韦氏名句。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这句写得近似白描，但也最见功夫。夜雨初霁，夜空中只留下几抹微云飘在银河之间，疏落的雨滴偶尔滴落在梧桐叶子上，静谧中天地更显旷远清朗。这句笔调清和平淡，但意境极佳，纵观孟浩然诗句，此句也是上上之作。难怪一时间“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其实纯以写景而论，此句当为三句中最佳者。

“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高树鹊衔巢”，细微的声响和动作更显出静谧的氛围，与“疏雨滴梧桐”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此句稍显生机，更衬清寂；“斜月明寒草”，清冷的月光落在依依寒草上，冷清凄美。仔细体味一下，清冷宁谧的意境之中浸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落寞与孤独，这种带有情绪的氛围正是前面两句写景之作所没有的。冯正中落笔举重若轻，白描之中蕴藏极深的情致，非因景而生感，而是将情带入景中，这是与前两句最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