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

梅圣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刘融斋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宣城古称宛陵，世称宛陵先生。梅尧臣诗风质朴，其主张对宋诗影响甚大，开宋一代诗风。

“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梅尧臣此词虽为伤春，但写得境界开阔，有感怀之伤，却无幽微之恨。下文会详解此词。

先来看看冯延巳的《玉楼春》。

玉楼春 冯延巳

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纵目。北枝梅蕊犯寒开，南蒲波纹如酒绿。

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

“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纵目。”冬雪之时的云与明媚春光中的云是不同的。冬云阴沉凝重，让人有压抑忧郁之感；而春云却是一团团一簇簇的，则显得悠闲适意而又清新可爱。一个“乍”字，仿若久锁阁中，偶一开窗，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且惊且喜。“渐觉年华堪纵目”，终于不再是阴郁的天空，终于有了可以眺望的理由。一种油然而生的喜悦蕴含其中。“北枝梅蕊犯寒开，南蒲波纹如酒绿。”向来梅花一般都是在向阳的南面枝头先开花，而现在北枝梅花也破寒怒放。漠漠轻寒中，那挡不住的春情早已沁入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南蒲波纹如酒绿”，言池水绿极可亲。酒绿原本就是一种极可爱的颜色，而更有一种醉人的意味。此时似乎这一汪碧波之中也融进了那醉人的不尽春意。

“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芳菲次第，犹言春天的花期接踵而至，各类花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次序而开。词人的心好似在永不休止的春光中前行，遍地花开，生机盎然。然而“自是情多无处足”，如此美景良辰，词人却好似仍未能满足，此为末句暗隐伏笔。“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霎时花开，应珍惜此间欢乐。好不容易等到了春回大地之时，却不要举杯为伤春而蹙眉。此句似言欢愉少时而应当及时行乐，但细细思来，那一缕抹不去的春愁却早已蒙上心头，挥之不去。末句看似豁达，实则是此愁已“眉上心间，无计相回避”，由此才出此抚慰之语。“尊前”暗示了词人矛盾的心境，此酒是畅怀还是消愁呢？原来前面的种种铺陈，都只是为“伤春”作注脚而已。如许年华佳美，却终将逝去，叫人如何不伤感？一种深沉的叹喟暗隐在这句看似浑不经意的劝慰之中了。

此词一说为欧阳修所作，从风格上来看的确更似欧词而不似冯词。词中遍是一种欣欣之态，而末句却转成笑中带泪之姿。前文所提到的另一首欧词名作《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末句“人生何处似樽前”亦是从欢欣突转入沉郁深愁，与这首词何其相似。再看欧阳修的另外一首《玉楼春》中末句“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亦是笑中带泪，看似极洒脱之言，实为极伤感之语。此处暂从冯作之说。

这首词其实整体看来并不是秦词所从的风格。如果一定要说秦观“专学此种”，也只有末句“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中的深叹哀愁略似。但是秦词鲜少有欢欣之境，和本词不类。试看“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等句，其境多幽微深婉，其叹亦深沉悠长。只是说秦词承此词中幽微的感伤愁绪，比说承梅词的沉郁的人生感悟，更有几分道理。

五十四

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写尽春草之魂者也。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长年隐居于杭州孤山，不娶不仕，种梅养鹤，号称“梅妻鹤子”。谥和靖先生。有《林和靖诗集》传世。

林逋的《点绛唇》、梅尧臣的《苏幕遮》和欧阳修的《少年游》历来被称为咏春草的佳作，老王又再添上冯延巳的《南乡子》中的“细雨湿流光”五字。试观之，看这些词句如何“写尽春草之魂”。

点绛唇 林逋

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

又是离歌，一阕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

“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金谷，西晋富豪石崇在洛阳所建的豪宅。石崇在《金谷诗序》里说，他曾在金谷涧为征西将军祭酒王诩饯行。江淹《别赋》中即有“送客金谷”之说。后指送别之所。金谷芳草，均含离别之意。而“乱生”写其荒芜，亦有如意绪的迷离，不仅仅喻离别之愁，更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深沉感慨。“谁为主”，其人已去，徒留空园。曾经的富丽繁华如云烟消散，到如今只剩得断壁残垣。春草无情，年年还生。“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早过花开之时，只剩下星星点点余花随春雨凋落。满地的春草青青，随烟雨摇荡轻摆。“满地”犹写遍地春草给人带来的离愁之多之密。此句亦惜春，亦伤别。“满地和烟雨”真是佳句。不言愁而遍地皆愁，将一个大写的愁字轻轻铺满心间。诗人的惆怅如同春草，随烟雨飘摇不定。

“又是离歌，一阕长亭暮。”回望上阙，蓦然惊觉其中离愁不显而其实处处皆写离愁。骊歌可堪听？长亭又日暮。此时此景，倍添感伤情绪。“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王孙，指贵族，诗词中往往指代出门外游的人。远行之人决绝而去，渐已不见，只剩得这无数不解人哀愁的春草，长满东西南北的道路。天地苍远，那无处不在的萋萋春草，在每一个人眼中和心底，都染上了离别伤感的翠色。

此词不言春草不言愁，却是处处春草处处愁。写春草，亦让人心旌随之摇摆。

苏幕遮 梅尧臣

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

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

“露堤平，烟墅杳。”堤上青草平整，露珠隐约；远处乡间宅屋在如烟的迷蒙春色中若隐若现。“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此句以雨后天晓的清朗澄澈之境来衬托萋萋春草的盎然生机，尤显春草绵郁可爱。“独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庾信是南朝梁代名士，成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后出使北朝之时被强留，被迫仕于魏。这里借指离乡为官的青年才俊。窣地春袍，窣地，长袍及地；春袍，指宋代官服，年轻官员初入仕时一般身着青色章服。嫩色宜相照，即言宦游少年英姿勃发，所着青袍正与遍地青草的嫩色辉映生彩。

“接长亭，迷远道。”下阙笔调一转，从春风得意到倦鸟思归。此句用李白《菩萨蛮》“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凸显一种迷途思归的情思。“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诗人以王孙自指，深为厌倦宦海沉浮，早该归去。“落尽梨花春又了”，用唐代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之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春已归去，梨花凋尽，落英缤纷，恍若悲秋将至。“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末句更是突出了这种悲意。残阳余晖满地，青青春草的翠色在夕照烟光中似乎也慢慢老去。日光渐黯，暮色渐起，草色也因此变得不再翠绿欲滴，而是开始变得凝重，正似“老去”之语。诗人可谓观察细致入微，写得异常生动传神，极衬此刻心境，真为神来之笔。此句日暮时的凄迷黯淡与上阙中“雨后江天晓”的清朗澄澈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翠色和烟老” 又呼应上句中的“嫩色宜相照”，令全词浑然一体。

此词上下阙对比鲜明，读来让人深为感慨。“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神妙之笔，更为此词增色良多。

少年游 欧阳修

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

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

“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独自凭栏，遥望春色，春草碧色连绵，直到天边，似与云连。十二言栏杆多，更言十二栏杆都凭遍，意凭栏之久，暗喻怀人。晴碧，天气晴朗则草色亦明。“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千里万里，与“连云”意相接；二月三月，意承上句“春”字。极言春草繁茂绵延，无边无际，对此更加勾起思念，愁苦无极。

“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谢家池上”指谢灵运《登池上楼》中名句“池塘生春草”。诗句佳妙，似写出池上春草之魂魄，故谓之“吟魄”。“江淹浦畔”指江淹的《别赋》中“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写浦畔春草含别离之意；又因为赋中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所以说“离魂”。末句“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景致不堪看，更兼黄昏疏雨，滴落人心头，不由得忆起远人。由景入情，极其自然。此句与首句怀人之意暗中呼应相连，情景相生，浑然一体。

此句写思妇怀人，却一改花间习气，写的意境开阔辽远，语言质朴可亲，读来有让人耳目一新之感。

南乡子 冯延巳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春草甫长，正是青翠欲滴。细雨蒙蒙，沾湿春草，轻轻摇曳，流光盈动。其境界之美，只可意会，难于言传。无情芳草，年年勾起旧恨，雨中平添翠色，望之更觉惊心。词人体物入微，此句与“翠色和烟老”各写不同时候的春草，亦各尽其妙。“细雨湿流光”确是佳句，难怪老王欣赏。“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窗外不堪看，转对花镜罗衾。烟锁阁楼，无限往事涌上心头，让人茫然失我。对镜人憔悴，罗衾独卧寒，对此如何不断肠？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下阙暗接“鸳衾”。魂梦任悠扬，醒后才倍感悲戚。杨花铺满绣床，春恨袭上心头。“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门半掩，主人公犹在痴心等待薄幸之人。人不至，只好对斜阳。斜阳难以挽留，正如那薄幸之人，可知你负我相思泪几行？

此词妙处，还在“细雨湿流光”。春草恰似闺中人：盼归之意正如草上流光隐现；雨润湿春草，如一种恨人不归之怨蒙于心头；愈恨愈盼归，犹如雨湿青草却难掩其流光，反增其亮色。此句之妙，恒可玩味。由是观之，本句中所谓春草之魂，亦思妇之魂也。

以上词句，摹春草之态得其态，写春草之神得其神，正如王氏所言“皆能写尽春草之魂也。”其中各有妙笔佳处，风格亦各不相同，高下之分还是留给读者自去研判吧。

五十五

诗中体制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绝句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均不相适，殆与骈体文等耳。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长调如五、七律，若长调之《沁园春》等，则近于五排矣。

诗人的心是自由的，诗也如此。越多限制，越少佳句，诗的表达和限制是成反比的。

五言、七言绝句限制不多，既适合吟唱，又不失音律，因此佳句极多，为唐诗最上品者。老王将绝句列为“最尊”在情理之中。五言、七言古诗最为自由，其风格更加多样化，佳作也多。五、七言古诗区别在于五言古诗更加洗炼，意境更为集中（如陶渊明、大小谢之诗）；七言古诗抒情更加通畅，其长篇之作，或汪洋恣肆（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或华美流畅（如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或工丽庄严（如李商隐《韩碑》），其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至于为什么老王把七古排在五古之后，也许是个人喜好的原因吧。五律、七律中间两联必须对仗，而平仄上要求也更多，这对诗人的表达又多了限制。即使有好句子，因为音律对仗不合，也许就转为五古和七古。五、七言律诗佳作也是不少的，但因为表达上的限制，因而排在了后面，也就是老王所说的“又次之”。而五言排律向来被视为畏途，除首尾两句，中间全部要求对仗，还必须符合字句的平仄要求。如此苛求，佳作少也就不奇怪了。这就是老王所说五排“寄兴言情均不相适”的原因。此种诗体已经类似骈文，诗人写诗难免就会流于形式，追求字句工丽而失去了表达的诉求，说此体“最下”应属合情合理。

比之于词，老王说“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值得商榷。其实五言古诗应该不能和小令相比较，因为一则五言古诗几无约束，而小令还有句式平仄；二则五言古诗篇幅可以很长，而小令则有字数限制。再有“长调如五、七律”也不妥，中调字数应该与律诗更加相近。“小令如绝句、中调如律诗、长调如排律”这样说应该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