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头大吉偷偷告诉过他，其实阿阮有妈妈的，“但是她妈妈给她找了个新爸爸。”

“她跟新爸爸不对付吗？”

大吉摇头，“新爸爸很喜欢她，就是太喜欢了，她妈才生气，给她送到这。你懂吧？”狡黠地眨眨眼。

他不懂。

大吉则是阿阮的另一个极端，黑，瘦，窝瓜脸，一双吊眼滴溜溜地转。

据说他爹是个骗子，连他妈也骗，欠下一屁股债后，卷着家里所有值钱的玩意跑了。债主来闹，他妈被怂恿，当众跳了楼。

其他小孩提醒仁青，“别信大吉的话，他跟他爸一样，是个骗子。”

这提醒纯属多余，因为在最初的一个多月里，李仁青不跟任何人说话。吃饭睡觉都落单，他窝在角落，只跟想象中的小山和稚野聊天。

外人看来，他傻不愣登的，不说话，像个哑巴。

大院里的孩子们按出生月份粗略的十二等分，同一个月份的硬凑在一起庆祝，分享同一只蛋糕与同一份祝福。仁青以前很少过生日，他站在人群边缘，遥遥地看，看当中裱着红花的奶油蛋糕，馋也不肯说。别人喊他来，他别别扭扭，不去。

程妈妈也问过他几月份的，他低着头不开口。

“肯定没我大，”大吉吆喝，“他得叫我声哥。”

仁青被激着，嗓子因太久没说话而略带沙哑，“你几月？”

大吉吊眼咕噜噜转，“六月。”

“我九零年四月的，”仁青补充，“阴历三月，我是你哥。”

大吉眨巴着眼，一副看吧的样子，仁青这才发现自己中了计。果然，大吉跑到程妈妈眼前邀功，“我问出来了，他四月份的！”

仁青不肯，只一根筋地拉住他嚷，“反正我比你大，你得叫我哥！”

大吉一把扯出胳膊，“我八九年的！”他挣开，操场上跑着大叫，“我还是你哥，李仁青，我是你大哥，你是我小弟！”

三个人凑到一起。

大吉是拿主意的那个，仁青是哑巴保镖，阿阮是乖巧的小妹妹。

在这里，他吃饱了肚子，也不挨欺负，一日日满足，话也密起来，如同寻得庇护的野猫，终于敢在日头底下眯起眼睛，烘烤肚皮。

只是有时也觉得闷。这里的日子像坐牢。

高高的院墙，紧闭的铁门，程妈妈管得也多，贴出明确的作息表，空闲时间不让他们随便出去。仁青猜想过，是不是怕他们带坏了外面的小孩？

毕竟他们是“野”的。

这里的小孩，有的没爹没妈，有的父母是服刑期的犯人，缺乏看顾，也形同孤儿。

但是后头才明白，其实程妈妈的“隔离”，反倒是为了保护他们。

在围墙之外，有些人嘲讽挖苦，喊这里“二手之家”，说他们都是被扔出来的破烂货。时常有人结伴来惹事，故意喊些难听的话，找茬打架。

“爱心之家”的孩子们不爱还手，即便是挨揍在先。因为即便打赢了，也是输：要是别的孩子受伤，他们的爸爸妈妈会找上门来讨说法，帮自家孩子出气，而他们是没有家人可以倚靠的。

好在，还有程妈妈。

程海娜就在这座小小的围城里养育他们。教他们读书识字，谦和明礼。孩子也会叛逆，撒泼的、暴烈的、争执之下动手的，她耐着性子，并不厌烦，一次次将他们自既定命运的轨道中拉回。

每隔一段时间，程妈妈会带着他们去城里募捐。偶尔，也会有年轻的男女过来帮忙，带着他们唱儿歌，学英文，做游戏，赠送崭新的书包和文具，留下洋溢笑脸的照片。

一年又一年，爱心之家的孩子们有的被爸妈接走，有的逃离，有的消失了一阵子后又带着一身伤回来。

他们三人总是稳的。仁青就这么长到了十六岁。就在他以为自己会永远待在这儿的时候，某个阴霾的午后，来了一群人，远远的，对着校舍指手画脚，不停拍照。

这片要拆迁了，学校的地要收回去，他们得走了。

可新的落脚点还没有。

程妈妈更老了，年近七十，日复一日，她骑着那辆同样衰老的三轮车四处筹钱。

她要他们放心，说不会抛下他们，等募到了钱，就接他们一起走。

可那次妈妈走了，再没回来。

恐慌滋生谣言，有说她嫌他们是累赘，自己跑了；有说她一直就是骗子，募到的钱早被她挥霍一空；后面几个穿制服的人发现了他们，说会接手，要他们放心，“一定妥善处理好，给你们一个家。”

那天晚上，仁青这些年来头一回失了眠，他再一次没了家。

三更半夜，躺在下铺辗转，睡不着，听见上头传来敲击声。

“仁青，睡了吗？”

“没。”

两条长腿，大吉蹦下来，趴在他床边。

“我想了，干等不是事，咱得主动出击。”

“今天那些人说要接手”

“等他们把咱送进孤儿院就晚了！什么孤儿院能收这么多人？说不定，咱仨到时候就分开了，分开你懂吗？再见不着了，跟死了没两样。”

无论是分开，还是死，都让仁青心里一颤。

“那，那怎么办？”

大吉的眼睛滴溜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