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春节，我回成都稍作喘息，把目光瞄准温州。几个堂哥都在这里，开大货跑上海。当我在那所著名的二线高校虚度光阴时，几个哥哥以此为荣，认为我在改变家族的知识结构后，能轻易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而现在，他们的期望还没结出果实，我就投靠他们来了。

三城记(2)

温州的文字活，一个月也就两千左右。而一个资深大货司机连同吃油钱，一月能挣三千出头。事实上一个月拿两千和拿两万，只有数的变化而无质的区别。可一个人连温饱都难以为继，哪里能作进一步的打算？我对几个哥哥说，我这次来准备在温州办学。所谓办学，就是给孩子做家教。温州人有钱，只要教得好，家长出得起高价。

05年4月，我白天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月薪两千，有饭补。下班后做家教，几个孩子轮番上阵，把我的业余时间占得满满的。月底一算还成，一共收入四千。但公司承诺的饭补没兑现，经理说我还在试用期。我怒斥道，难道试用期的员工就不吃饭了？你们口口声声说温州广告界水平落后，我看一些小事情上落下的笑柄，倒是会被业界奉为经典。

这个耿直的重庆崽子大为震动，对我再三挽留。事实上我的文案水平不过尔尔，我唯一比温州人高明的是学会装腔作势，这得益于在北京几个月的熏陶。

我试图融入温州人的圈子，可惜根本就没有机会。在温州，保姆是保姆，家教是家教。人与人之间的分层意识无处不在。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网络是最为便捷的交际方式。我轻易地结识一群本地愤青，以文化的名义勾搭成奸。这些落魄的文化青年虽然贵有东方犹太人的血统，但个个都穷困潦倒。这让我在江湖的落魄中找寻到一些心理安慰。

05年6月初，我已嗅到暑假家教市场的火药味，就毅然从广告公司辞职。我爹在电话里气得不行，他溜光的下巴又像掉了毛的掸子一样抖个不停。几个哥哥倒是理解，看样子这几年在外没白混。不过，他们也只能把自创门户的使命交给我。

温州的办公用房租金太贵，管理又非常严格。我决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把眼光投向百里之外的飞云镇。我来到镇中心小学宣传时，学校老师已捷足先登，早就怂恿学生参加他们的暑期培训班。家长们则认为无论如何要给老师一个面子，不然开学后孩子会受到歧视。

6月28日学生拿成绩单，我站在大雨中，一手拿伞一手发传单。有些孩子接过后连看都不看，就当纸巾抹了脸。小脸被传单的底色染得通红，叫人哭笑不得。学生散尽后，我向旁边的店家借了张扫帚，把路上的纸屑清扫干净。因为传单上我已是来自北京的名师，不能叫这帮人小瞧自己的素质。

我找了一间清水房，又弄了几张桌子，教室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最终来了近二十个学生，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我往往是教了这边，又去应付那边。两个八岁的孩子过得非常开心，往往不到八点半就守在教室门口。有一次钥匙不见了，我就带孩子们去公园玩。快到下课时他们才收到培训班的口头命令-回家后写一篇作文。

一次收费二十，二十个学生就是四百。这让我兴奋无比，因为赚钱的方式有别于昔。这

一次我为自己打工，我的时间没有廉价地出卖给任何人。可奔波于温州与飞云两地之间，实在是太累了。在开向温州的车上，醒来时我的包已被人用刀划开，手机和学费都不见了。

我站在温州的大街上，四顾茫然，心里酸得能清晰地感觉到肺叶的颤抖。我已经无钱再维持下去，也不好意思再向几个哥哥开口。记得有人说过，太平盛世最大的兵荒马乱便是幻灭。这一次我的希望破灭了，美丽的温州成为囚我之城。看样子，该是撤退的时候了。

北京记

无论什么人，只要自以为和文化发生过半点关系，都希望去北京扬名立万。我到北京后才明白，外地来京人员最多有两种：一种是民工，另一种是文化人。

第一次来京漂泊是04年10月，我当时什么证书都没带，自以为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北方傻大个忽悠得二麻二麻的。结果跑遍大大小小的文化公司、出版社，也没有一家肯收留我。这帮文化人表面上主张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实际上还被禁锢在一张文凭里。

三城记(3)

其间我曾厚颜无耻地去拜访一个诗人，此人十年前是四川某山村的教师，因为到鲁迅文学院进修，进而产生留在北京的梦想，如今已在通县买了一套房子。因为介绍人面子够大，我和诗人称兄道弟，热烈地讨论诗歌和文学。一直到走，我都没有点破来意。我想落入尘世中的诗人也会明白，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断地恭维他，无非是希望有人能提携一把。

天气越来越冷，钱也越来越少。我躺在缺少暖气的平房里，浑身冻得瑟瑟发抖。我对找工作已经没有信心，不时地和北京的熟客小聚，趁机打打牙祭。北方人善酒，我则不胜酒力。不过有一回我特有面子，以两杯茶对一杯啤酒的比例，把一哥们灌得大醉。此后的两天，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见我的肚子在咚咚作响。

05年8月，我又回到成都。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风情万种的城市始终是我的回归之地。我较为简短地在一家主营农业的广告公司工作了两个月，然后做带头大哥，抗议对我宠爱有加的老板夫妇。结果，我被手下的兄弟出卖了。一年之后，我从终点回到起点，又从起点回到零点。

我每天都在网上查询招聘信息，看见四川一家饲料公司招销售。我打电话问：你们招编辑吗？对方说：只有北京总部才招编辑。我反问：那你知道你们总部设四川分公司目的何在？趁对方还没有回过神来，我接着说：一方面为了赚钱，另一方面也要推荐人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错的人才。

05年11月底，我又一次杀回北京，在这家饲料公司总部做内刊编辑。12月中旬，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第三届饲料大会上，我见到以前广告公司的老总。他穿着黑色的风衣，还是那样帅气迷人。我握着他颤抖的手，感觉有些凉。人在江湖上，总会遇到一些恩怨。有时候，你只能选择淡忘。

一段时间后，我由文字编辑改做发行编辑。公司内刊发行量50万份，管理非常混乱，什么流程都没有。我只好整天看报表，不懂地就向相关人员请教。做了两期后，很快就上手了。紧接着，要对印刷厂家、发报的邮局和物流公司重新洗牌。我整天装模作样地和一帮人讨价还价，总觉得生活离自己想要的越来越远。

我发现印刷、邮寄和物流一年花掉千万，里面漏洞非常大。按照社会的潜规则，其中有一定的操纵空间。我早就领悟到资本的巨大力量，它让人臣服于朝九晚五。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莫非我迎来了改变人生的支点，在逆境中展翅飞扬？

我的心乱得厉害，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公司给的待遇不高，仅能满足基本生存。不过刚来时我很知足，因为我无须四处颠沛流离。我可以肆意喘息，用一种安详的姿势来看北京。我虽然渺小，但在这个浩瀚的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坐标。晚上回到厨房改造的单间里，我可以看书，写小说，想我遗弃在温州的孩子们。我的生活很平淡，但感觉像诗意一样生存。

可我又怎么能甘心呢？我是一个从田野里走出的孩子，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因为上了大学，就企图做城市的主人。两年来，我不停地辗转于三个城市之间，每一座城市都成了伤心之城。我觉得每一次撤退，就是一座理想之城的丢失。可我惟有撤退，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这一次，机会摆在面前，我究竟是下手还是不下手呢？

为神的使者工作着

我们的SalesDirector在一次部门会议上偶然提到：“老板也不是神，是人。”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从昏睡的临界状态中回过神来，定睛凝神端详了他几眼。他是台湾人，在美国呆了十多年，受东西文化的共同熏陶，身上兼有中国人的儒雅气质和美国人的挺拔姿态，中英文都极为流利，且两者之间切换有若行云流水般自如。我当下在心中感慨：如果上帝长得就是这个样子，信教的热诚将绝不亚于追星。

我不知道这位老板在部门集会上说出这句话，是不是因为太多人对他提出太高的期望，以至于他感到了做上帝的压力；既然他在试图纠正某种看法，至少说明了这种观点的客观存在。不过，如果有员工象敬神一样供奉他的老板，我知道也是事出有因。老板负责给他加薪水，做业绩评定；决定一个人到年底拿多少奖金；在多长时间能做一次升职，更夸张一点说：他决定了这个人一家老小在特定时间内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这家的孩子是上私立贵族学校还是街区内的附属小学。老板掌控了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从而间接地影响了他的命运。

我回想起在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因为部门里那个苛刻尖酸的经理，我和我的几位同僚无奈地选择了辞职。如果不是她，我想或许今天我还留在那家世界知名的企业，为公司在500强中靠前的排名沾沾自喜，而不会有以后的一切变故。从这一点说，老板确实象上帝，只不过有时候他以男人的面目出现，有时候借女人的形象显灵；有时赐你好运，有时带来厄运。

据说每个人灵魂深处都具有奴性，即便是这样，老板天天守在身边也并非值得庆幸。既然领导的存在无可避免，那么自然是越抽象越好，最好抽象成一个天上的人物，干脆就不存在。我的一位朋友直接汇报给在新加坡的老板，周围的老板全管不到，他一个人潇洒来往，偶尔迟到早退也无人抱怨，很是让他洋洋自得。但是既然是上帝，老板就具备一个特点，即他们可以不在任何地方，却同时又无处不在。你倒不用担心他们在你上网冲浪或是打电话和某个狐朋狗友聊天的时候从你背后突然现身，但绝对要准备好你在关闭电脑的时候，在休假的时候，他一通电话或者一封邮件抓你出一份报告，或者布置给你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更要命的是，由于某些老板的绝对权威的存在，即使他们不在，他们的威严尚存。因了这份绝对控制的作用，即使在他们的办公室长达半个月空荡无人的情形下，你也朝九晚五地准时上班，迟到几分钟心中就自责不已，对工作的任何细节更是不敢掉以轻心，绝对升华到了“佛祖心头坐”的境界。

SalesDirector说老板是人，他是对的。老板确实不是神，你无法期冀他们不犯错误或者臻于完美，更别指望他满足你的每一个愿望。话又说回来，即使是上帝，就能够对每个人都言听计从吗？每天全世界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种语言祈祷他实现各种愿望，这种工作量会让上帝也发疯。如果上帝有职业病，那一定是选择性耳聋。即使他决定忽视其中的某些要求，也纯属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所以我充分理解为什么我的老板在我提出改进工作效率时就面露欣喜关注之色，而在我接下来要求加薪时便会正正脸色，说：“这个我们下回再谈。”神仙尚有法力的局限，老板更是。

老板是人，不过有些特殊，他是老天安排在你生命中某个时间段出现的人物，并且代他行使某些职能。你尽可以选择你的老板，却无法改变你的命运被人掌控这个悲惨事实本身。不过这也不值得烦恼，连比尔?盖茨尚且要对他的股民负责，不能恣意地呼风唤雨，何况是你？你能做的，是在对你的上任老板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炒掉他，然后期望在走进下一家公司面试时，坐在办公桌后面对着你的-上天派来的第二个使者-将以天使的面貌出现，而不是魔鬼。

暗夜无边(1)

我失忆了。

我并不相信酒精除了造就混沌的快感和过后的呕吐物之外还能有什么作为，然而凌晨三点在歌城的包间中由沙发跌到地上摔醒的时候，我发现我忘记了之前的很多事情。

曾经的同事们三三两两的还在包间中嘶吼，还在不停地喝着红酒和白酒。那个被我们叫做“小甜甜”的五大三粗的男同志，正拖着高大的身躯，靠在背投电视前的沙发中，声嘶力竭地唱着阿杜的《离别》，几个女孩坐在肮脏零乱的茶几边，举着装满酒的杯子，觥筹交错中泪眼模糊。

我跌跌撞撞地走出门，推开扶我的人：“没的事，没的事，我出去一下。”隔壁的包间大开着门，除了两个抱在一起唱歌的同事，其余人杂乱地睡在沙发上。

头痛得仿佛要炸开一样，我靠着墙边，一步一步挪下楼。

暗夜的成都，并不安静。走出歌城，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依旧如以前一样闪烁，门口的台阶下面停满了各色车辆。对面街道的烧烤摊前人头攒动，动物尸体烧焦的味道弥漫在近乎油腻潮湿的空气中。

出租车上，我让司机沿着我熟悉的道路一直开下去，左转，直行，人民南路右转，又直行。我头晕，但我从司机开车走的路线中，我拼命想起了我上车时说的地址没有错。车窗被我完全摇下来，路灯泛着的光晕黯淡无神，幽幽地挂在路边松树的上方。风从窗子灌进来，蹂躏着我的头，我感觉自己仿佛想从躯壳中冲出来，想跳在路边，重重地在水泥地上摔打。

我失业了，我们失业了，在那个我们奉献了三年的IT公司，在冬天和春天都已过去的夏天，公司被莫名巧妙地卖给了一家酒厂的投资公司。除了托管在电信的服务器中记录着我们几年劳作的页面和那个姓陈的CEO继续留任，没有原股东的更多说明，没有谁的道歉和托词，新股东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一封邮件就轻易把过去的一切抹成幻影。

并没有过多的恐慌，大多数的同事都已经事先找好了去向，散伙前的几天，公司异常平静，传真机还是一如既往地吐着设备代理商的确认函，客服电话还是依旧响个不停。

那个下午，唯一留任的CEO陈某宣布公司正式解散的下午，我知道公司并没有解散，解散的是我们这些人和那个熟悉的写字间。新的公司在人民南路一栋更好更高的写字楼，而我们，我们的记忆就被封在这栋楼，封在这最后散乱一地的文件和到处扬着头的以太网模块中。

我端着纸杯的手并没有慌乱，满杯的温茶水悉数落在陈某的脸上，浸过水的丰满茶叶片蒙在他的眼镜上，公司的二十几个一同创业的员工在他的眼中、在眼镜片上，还不如这一片茶叶的重量。

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习惯地抬头望着那间熟悉的写字楼,那里漆黑一片，那熟悉的二十层再也不会有我们一同加班、填着晦涩的预算表格的身影，也不会再有通宵加班为了一个有创意的市场推广活动赶制方案的日子，更不会有周末大家联网打CS的疯狂经历了，一切都已经在夜中被封存。

楼里的保安并没有拦我，后半夜我是这里出入的常客，走上电梯，下意识地按下二十，我不知道我要来这里做什么，公司的家具已经被搬空，陈旧的蓝色地毯也被搬家公司拆走，屋子里应该什么都没有。可我不知道我能去哪里，在寂寥沉闷的夜，我租的那个房子也应该和这里一样寂寥，但这里，这里曾经充满生机，曾经融入过我的生活和生命。

钥匙还紧握在我的手里，已经被汗水浸湿。我熟练地打开玻璃门，推开，在右手边的墙上按下开关，日光灯照亮了零乱的屋子。我曾经的位子在墙角靠着窗的一间小小的隔断中，窗子边的蓝色蝴蝶兰还安静地挤在玻璃和合金的窗框边，清冷美丽。

我的位子附近的地上，散乱着以前我们曾经代理过设备的宣传资料，色彩鲜艳，极度夸张的颜色与灰色的水泥地面反差强烈，喧嚣着我的眼睛。推开身边的窗子，外面的热风从窄小的空隙挤进来，吹动着散乱了一半的灰白色的百叶帘。楼下街道上灯火通明，路上疏落的车孤独地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