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一个人，要了解，也要开解；要道歉，也要道谢；要认错，也要改错；要体贴，也要体谅；是接受，而不是忍受；是宽容，而不是纵容；是支持，而不是支配；是慰问，而不是质问；是倾诉，而不是控诉；是难忘，而不是遗忘；是彼此交流，而不是凡事交代；是为对方默默祈求，而不是向对方诸多要求；可以浪漫，但不要浪费；可以随时牵手，但不要随便分手。如果这些你都做到了，即使你不再爱一个人，也只有怀念，而不会怀恨。
你懂得如何去爱了吗？试试看吧！
您真的在那里等我吗？(1)
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她离开的时候八十三岁，应该是喜丧。
妈妈赶回老家去照顾她，大姨小姨都在，姥姥已经不太认识人了，而且坚持不去医院。她就盘腿坐在家中的大炕上，嚷嚷着要水喝。小姨端来水，她嫌脏，不喝，一定要喝井里的水，而且很多天不睡觉。小姨认为姥姥是着魔了，鬼上身了，所以才这么折腾，于是请来了“大仙”。“大仙”在家又唱又跳，然后说，你妈妈已经没救了，早应该去了，只是因为一辈子做善事，所以老天把另一个老太太的命借给她，让她多活些时间，那个老太太生前很爱干净，所以她才这样。
终于，姥姥就这么坐着走了，临走的时候突然清醒起来，把我妈叫到跟前说：“我死后，你别烧我。”其实她知道妈妈是医生，不相信来生转世的，所以一定要把她火葬，她就是怕火葬，就一遍一遍地嘱咐我妈，一定让她答应。后来，姥姥去了，就那样盘腿坐在炕上。
她走的那天下午，我在广州出差，为公司办市场活动。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心里莫名其妙地难受，呼吸紧蹙，把自己关在酒店房间里，不知为什么哭了起来，谁叫也不开门。一个星期后，回到北京，妈妈告诉我姥姥走了，就在我发疯的时间。
我从小是姥姥带大的。她去世了我一直骂自己没良心，为什么不难过？不掉泪？我不想粉饰说她去了另一个地方，在苍穹上看着我，所以我不应该难过。不是的，我就是没难过，没有去送葬，没有去过姥姥的墓碑。从此，我再也没有回过从小养大我的老家，因为那个城市跟我再没有任何牵连了。
我生下来的时候，爸爸以为是个儿子。护士抱着我，隔着产房的玻璃窗，姥姥和爸爸看着我，姥姥怕爸爸失望，赶紧说：“你看，这孩子的鼻子还挺高的，小手真有劲。”
生下来以后，我就没有喝过妈妈的奶，是姥姥一点点用牛奶喂大我的，满月后就把我带回了北方的老家。那时候，我读高尔基的小人书“我的大学”，里面高尔基的外婆胖胖的，而且很快乐，我一直觉得那小人书里画的就是我姥姥。
儿时的我，一肚子坏心眼儿，常常把姥姥的小脚老太太鞋绑在我自己的脚上，在院子里跳“红色娘子军”芭蕾舞，所有姥姥的鞋子前面都被我顶破了。等上了小学，我发现小脚老太太越来越少，小脚鞋很难买，我记得每次暑假从北京回老家看姥姥，我都会用一年的零用钱去前门找鞋店买最小号的老太太小脚鞋给姥姥带回去。
爸爸那个时候心情很不好，小时候的我常常挨打。比如，我把家里金鱼的尾巴全都用剪刀剪成一条一条的，像白毛女裙子，或者拿着下水道的地漏碗和完泥巴逼着院子里的小孩子吃，爸爸对我几乎是三天一大打，两天一小打。每次，姥姥都飞一样地从床上跃下，倒着两只小脚赶到爸爸面前把我护在身后。
姥姥似乎就这样护了我一辈子，我没有跟妈妈睡过觉，只记得跟姥姥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毫无顾忌地把手放在姥姥的乳房上或者搂住姥姥胖胖的腰呼呼大睡。
姥姥很善良，对院门口要饭的、拖煤的都很好，只要他们经过我们家门口，姥姥都会把家里的馒头拿出来送给他们。院子里面有姥姥种的樱桃，每年夏天结的果子都会伸到对门的院子中，全部被对门的小孩偷吃了，姥姥却从没计较过。我像疯子一样漫山遍野地抓蜻蜓扑麻雀累了回家的时候，姥姥会用大手把昨天晚上剩的米饭握成个米饭团子给我吃，不光是我，跟我回去的小孩都有份儿。那时候北方的好米和富强粉都是限量供应的，每家都不富裕。
姥姥养的鸡和鸭子是全院最好的，每天都会下蛋。记得姥姥用鸡蛋皮剁碎了和野菜一起拌好喂鸡喂鸭，我当时还觉得鸡蛋是母鸡的孩子，义正辞严地批评姥姥这样做很残忍。
记得，妈妈在我上学后把我接到北京，此后，每个暑假妈妈一定要我回姥姥家看姥姥。我每年攒的零用钱都会为姥姥买吃的用的光光。每次我离开老家回北京的时候，姥姥总要偷偷抹眼泪，我却什么感觉也没有。直到上初中那年，我告诉姥姥以后学习紧张了，我可能不能老来看你了，姥姥叹了口气，说：“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挣钱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姥姥的背越来越弯了，头发还是一丝不苟地一个发髻挽在脑后，只是几乎全白了，而且很少。一种恐惧袭来，我心头一紧，抱着姥姥大哭起来，喊着：“你能等到！你能等到！我不上学了，我这就上班挣钱……”
您真的在那里等我吗？(2)
那次，当返回北京的列车徐徐启动时，我看到老家那座城市的点点灯光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城市是因为姥姥才会与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姥姥有一天不在了，我将永远不会回到这个城市了，而姥姥却是看一次少一次了。
我从来不相信人走了就是去了阴间，我知道人死了就是死了，但是，姥姥相信。所以每个清明我都会赶在午夜十二点前找到一个十字路口给姥姥烧纸。老公一直陪着我，而且纸钱几乎都是他帮我买的。为了不让我太伤心，每次烧纸的时候，他话比我还多。
结婚那年，我把一张两个人的结婚照片烧了，告诉姥姥说我结婚了,就是那年你看到的那个傻小子。虽然妈妈事后知道很反对我这样做，说不吉利，但是，老公倒是什么也没说。老公那年有了呼机，他一边帮我烧纸，一边念叨：“姥姥，我有呼机了，在那边如果有事就呼我。”我在旁边听了大笑。
后来，我们两个都有了手机，他就会说：“有事打电话呀，姥姥。”
再后来，我们有了车，加上那夜风大，在给姥姥烧纸的时候，火苗就一直向车轮旁边蹿动。他说：“新欢你要干嘛？姥姥还没有驾照呢，你急什么？”
今年清明的时候，我和老公又去烧纸，他不仅买了金银纸、人民币，居然还买了美元。他说，物价涨了，每年烧几个亿怕不够，万一姥姥要去旅游呢，就需要外币。快烧完的时候，他居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副纸麻将，我看得瞠目结舌的当儿，他还拿出了纸手机……
烧完纸，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来，对他说：“你忘了给姥姥买充电器了。”
就这样，有老公在，每个清明我都不会难过，只是怕姥姥在那边没钱用，才把这件事当作自己雷打不动的任务。姥姥，你应该高兴，看到我有这样快乐的婚姻。
今年是姥姥去世的第八个年头了。那天，我坐飞机去成都，一个人。临座是个日本的老太太，我不愿意和日本人坐在一起，就一路上一直把脸转向窗外，等到空姐来送水的时候，我才转过头来。那老太太正好转过身去背对我接茶，她梳着一个发髻，整齐地挽在脑后，满头银丝，一丝不乱，光洁照人。
我一愣，心头一种痛慢慢地蔓延并扩展开来。我不知道姥姥去世的痛苦会在这近十年后的此刻突然袭击我，胸中的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我赶紧掉开头去，泪随着深深的呼吸就那样浮出眼眶……
姥姥，窗外白云朵朵，您真的在那里等我吗？我想你了，我想……回老家。
我要我们在一起
妈，还有我，还有爸。
妈，我知道，从前我恨你，你也恨我，常常吵架，然后在我的老爸你的丈夫面前,我们愤怒地指责彼此,哭。
妈，我知道，我比别家的小孩更加让人费心，而结果在我这里也并没有长出好庄稼。你们办公室里那些已经离开自己办公桌的老人家们，家里结的都是十斤重的美国南瓜英国马铃薯，最不济的也是澳州点心。可是我，直到现在还是一根扬子江胡萝卜。妈，二十五年，你收了颗细脚伶仃的胡萝卜。你哭过吗？
妈，今天中午，你知道吗，和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看到你熟睡了，匀称的呼吸，我哭了。
我拿起你的六百度眼镜，小时候我曾无数次拿起它支在鼻尖上眯着眼睛看过我们丑丑扭扭的家。我们的家真漂亮，白色纱帘。风吹帘动，风与阳光从不同的洞眼里穿进来，在我们的手上、身上打着绵软而欢快的小滚。白色的纱帘上面的那个黑色小洞眼让我想笑，那一次也是这样一个阳光的午间，我也是和你躺在这里，你看到纱帘上停了一只蚊子，你说要“打死它”。天知道，你到客厅，拿来一只打火机，结果，蚊子不是傻子，它飞走了，我笑晕了。我的鼻翼翕张，好像还闻得到涤纶烧焦的糊味。那时候，我上大二。你仿佛觉得我长大了，对于未来，你说过好些美好的想法。
可是未来还没有来，回家来的第二天，对坐桌边，你喝水，我却发现你咕噜吞水的脖颈，有一小块那种细密的独特的纹路。当时我“呀！”地叫出声来，惊慌得不知如何隐藏才好。
妈，我很怕很怕你们会老。我怕你老，也怕爸老。我从来不会觉得两个人携手变老会是什么美妙的事情。我知道，你也怕。所以你常常买彩票，想中很多钱，然后，用它换成柜的漂亮与年轻。你还说：“我中了奖，我就让你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妈，这句话，我后来想着想着就哭了好多次。从这句话，我才知道，你们对我的强硬态度来自于那样多生活的无奈。你们眼睁睁地看着我跳我喘息我闷不作声我哭得像个疯子，没有一句话；而你们的心里，是知道的。这种无奈，你们受了一生一世。妈，我又忍不住哭了。
我从小就有头疼的毛病，在课堂上疼到哭着跑掉。你们带我看了很多医生，散尽家财，病还是没有好。有一次，在看完病回来的车上，天色已晚，爸爸抱着我，哄我说：“上个坡下个坡就到家，睡一会儿。”我趴在爸的肩上，突然想到，如果我死了，爸爸妈妈怎么办？那一年我八岁，死亡像一个巨大的傍晚笼罩我全部的脑海。我吓得哭了，在爸爸的肩上。你们问我怎么了，我说是疼的。不是不是不是，我看到分离。
可是，现在。
妈，我们，能永远这样美好地在一起吗？我不会长得更大一些，你们也不会变老。我不要我所有的梦想，时间丢掉它所有的执着。如果我们就这样，在秋天的风与阳光里牵着手睡午觉。
我常常想：如果我们是夜里飞到书桌上的三只甲虫，而我们有人类的寿命，这样，我们的一生会不会显得长一些。
亲爱的，亲爱的爸爸妈妈。
在我还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时候，请你们牢牢记住我是多么地爱你们。
在你们还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时候，请你们牢牢记住我是多么地爱你们。
在地球还在不停转动的时候，请你们牢牢记住我是多么地爱你们。
我们，是一起的。永不分离。
妈妈与麻将(1)
妈妈从前是个有点孤僻的人，基本不与邻里间交往。这几年，爸爸出国在外，我和哥哥都在外地工作，妈妈退休独自在家，也许是太寂寞了吧，她渐渐地也开始和人打起麻将来了。
我们楼一共有三处麻将桌，都是楼里几个大爷自己垒起来的水泥桌或者石板桌-我老家那边的居民楼大都有这种玩意，最初是政府修的，本意是供人休息纳凉，后来渐渐演变为专用的麻将桌，政府大概也没有料到。亡羊补牢，政府不再修葺，石桌却并没有减少，只不过修修补补的力气活转移到勤快的退休老职工身上了。
我们楼的麻将桌一处楼西，一处楼东，还有一处在楼前一单元和二单元的中间。我家住在二单元一号，楼前的桌子就在我家的窗根底下。当初为了它，爸爸妈妈和一单元的老徐家还吵了一架-这麻将桌正对我的窗户，那年我就要升高三，整个暑假里五条八万在耳边绵绵不绝，脑袋简直大成了一饼。爸爸妈妈文质彬彬的理论在老徐头的粗嗓门前全无用处，于是从那个夏天开始，麻将牌成了石板桌和我的耳朵无法逃脱的宿命。后来桌子到底给拆掉了，而且是被它们的缔造者老徐头拆掉的，原因只有一个-太吵。大概老徐头也是想尽了办法，总不能将自己的耳朵拆掉，只好忍痛割爱拆桌子。
妈妈的麻坛生涯是从楼东的麻将桌开始的。她不愿去楼西，那是二单元冯处长及其追随者的地盘，也不愿去我家窗根的那个，因为她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它。楼东的这个是妈妈和几位跟她差不多年纪的阿姨长期占据的地方，虽然光秃秃的没有阴凉，每人戴个遮阳帽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