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学生远比高中的学生有智商，尽管如此，大学的学生若是回到高中里，十有八九是要被开除的。这是由于大学的学生虽然有智商，但大多数不怎么愿意听课。

事实上，大学的老师与学生互相造就了对方的这种缺陷。

大学的老师走进课堂一般总是这么一身行头：左手一个公文包，右手一个不锈钢保温杯。这样的装束原本就很不吸引人，再加上一张与之相配的古板的面孔，更加显得腻味。与之相对，大学的学生走进课堂时身上的装备五花八门，早餐时段用塑料袋装着的包子和豆浆，下午驱赶瞌睡所需的报纸杂志，晚上提神用的随身听等等一应俱全。老师大概对学生的这类配备品颇为不屑，所以在走进课堂时从来不正眼看底下的学生。当然，学生在老师驾到时大多在互相闲聊或者专注于手中的各种装备，也就基本上忽略老师的存在。所以只有当上课铃响起，双方的视线才会有幸相会于同一条直线上。

大学的老师讲课基本上有两种方式：边讲边抄黑板和边讲边放映幻灯片。无论哪种方式，其本质是一样的：一样刻板、一样乏味、一样不需要学生的参与。老师在讲课时大多看着讲义或屏幕，很少注意下面学生的反应。大学老师偶尔也会提问，但风格与高中老师明显不同。中学老师提问使用疑问句，问完之后总要等待学生的回答，如果没有人自愿举手就要指名道姓。大学的老师提问使用设问句，问完之后象征性地等待一下学生的反应，在确定没有人对他的问题感兴趣之后马上公布答案。如果破天荒地有人举手回答的话，定然会博得由衷的赞许，而不论那个回答是否错得离谱。

与老师的讲课方式相对应，学生当中一般会形成三种听课的方式：第一种将黑板或是投影屏幕上的内容全数抄下。这样的人在听课时显得很忙碌，因为他所要抄的东西绝对不在少数。特别是老师放映幻灯片时，须赶在下一张放映之前抄完上一张的内容。由于要抄的东西实在太多，这类人虽然看上去极为认真投入，但一般全然无暇顾及老师在讲些什么。第二种人根本不去听课，全然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当然值得专注的事情很多，上一次课拖欠的作业、报纸小说、呼机留言以及托福、GRE的单词手册之类不胜枚举。这类人一般到课堂里只是为了应付老师的考勤，他们外观上的共同特点是整堂课都低着头，眼皮也不会抬一下。第三类人选择了最自然的应付乏味的方式：睡觉。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到了课堂上就睡，这多半是前一天晚上熬夜没睡好；另一部分是由第一或第二类转到第三类的，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下午一二节课的生理困顿期。在大学中，上课睡觉被学生视为一种不容侵犯的权利，干涉这种权利的老师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大多数老师在这一方面非常的知趣，很少粗暴地扰人清梦。

这类人在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会自动醒来，在走出教室时往往精神最为饱满。

当然，上述三类都是上课时还算经常在教室出现的人，还有为数不少的基本上很少露脸，以至于偶尔出现会被疑心是外系来旁听的同学。这些人一般是第一堂课或是最后一堂课出现，目的大多是看看老师长什么样。用他们的话说，有了师生的名分，好歹要见着个活的吧。更有甚者，曾听我一位上本科某核心课程的导师说，他考试那天抱着考卷走进考场，发觉第一排坐着一位穿着入时的妙龄女郎。由于从未谋面，疑心是教务处派来的监考，但看年龄又不怎么像。由于这位导师平时不善交际，遂犹豫良久，大着胆子上前问了一句：请问你是来考试的吗？不料那女郎竟微笑点头。导师大跌眼镜，上了一学期的课，竟不知班上有这么一位。

大学师与生(2)

不过话说回来，大学老师也有受欢迎的时候，大抵是在考试前后。按惯例，每门课考试之前总有一两次答疑的时间，本意是让学生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当面请教。每逢此时，老师们总能享受一番绕膝之欢，在教师休息室宽敞的沙发上被一群红男绿女小鸟依人地簇拥着。被簇拥之下的老师们大概体会到了少有的师道尊严，故而解答起问题来也分外地一丝不苟，细致入微。不过小鸟们大多各怀鬼胎，不时旁敲侧击地试图从老师嘴里撬出些考试的题目。老师此时恰被光环围绕，春风得意口风也就不怎么紧了，于是师生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待到考试完毕，老师们的电话和电子邮件随之忙碌起来。倒不是来问分数的，考得如何学生们自己心里有数，其内容无非是：本人最近身体不适或是其他课程学业繁忙故而未及复习充分，望老师高抬贵手行个方便云云。学生心知老师阅卷工作繁忙，这种事情上不了台面肯定不好上门拜见，于是借助现代化手段。教师公开电话邮箱原本为了学生可以随时请教学业，却只在这种时候方能派上用场，也不知老师们作何感想。不过，采用电话邮件等渠道的也还算是婉约的方法，个别豪放者直接在试卷的答题纸上对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者干脆写上“老师帮帮我吧”等简白字样，勇气实在可嘉。老师们虽然恨铁不成钢，但凡遇到如此情形，一般也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了。有个别实在铁面无私的，总落下个心狠手辣的骂名，被学生咬牙切齿地唤作“杀手”、“名捕”乃至“关公（考试不及格称为‘被关’）”，且这顶帽子一旦戴上，肯定在学生之间代代相传，以后走在路上总有人侧目而视。

除了“关人”之外，老师受欢迎的程度还与其上课考勤的次数成反比。那些每次上课必点名签到的老师总被认为是很不识大体的，只能靠此种手段来弥补其缺乏吸引力的授课技巧（缺勤要扣平时分数，对于考试成绩总在及格线上挣扎的人无疑雪上加霜）。而上课从来不考勤的老师，不论他的课程如何乏味，或是陈述如何拙劣，都不会因此招致反感。我的老师中最有人气的是一位年轻的英语教师，此君教课尚属卓有成效，而且从来不在出勤问题上为难学生。记得某日他走进课堂时，偌大的教室连他在内总共只有六个人。这位老师显得非常惊诧，犹豫了片刻从包内拿出了点名册。在座的都以为他要发飚，不料他并未点名，只是把出席的人尽数记录下来，然后说：今天大家来上课，很好，我给你们每人平时分数都加上分。众人闻言绝倒。

如此这般，大学的老师一年一年地保持着自己的教课方式，大学的学生一届一届地继承着前辈的学习方式。学生的不恭日益淡薄着老师的热情；老师的刻板日益消磨着学生的激情。在来来往往之间，一代代满怀憧憬、意气风发，满载着新鲜血液走进大学校园的少年们，带着初识人间的莫名惆怅，带着一知半解的谋生知识，一批批走出了校园。

小世界(1)

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的大学校园是丰富多彩的，而丰富多彩的一大原因正是由于“时差”现象的存在。当然，这里所指的“时差”绝非由于经度不同而形成，有趣的是，它纯粹是缘于形形色色的大学生之间如此迥异的生活习惯。

原则上，大学和中小学一样，有着缜密的作息制度，比如早上八点开始上第一节课，上午九点四十分是二十分钟的课间休息，中午十一点四十分下课等等。当然，除了上课时间之外，学校并没有太多规定其他时间的作息内容，例如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等等，毕竟大学不是军营，也非寄宿制高中。但按常理来说，八点上课，七点半怎么也应当起床了，晚上十一点睡觉也属情理之中，学校觉得大学生是成年人了，这样简单的问题应该不言自明。然而，其问题恰恰出在“按常理”这一点上，实践证明，大学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按常理揣度的地方。

以我的亲身体验为例，鉴于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学校的作息制度肯定是按照北京时间来制定的。然而真正能够按照北京时间遵循学校的制度，也就是早上八点去上第一节课，晚上十一点熄灯睡觉的人大概是凤毛麟角。由此可见，大学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和外面的世界有些格格不入。把这些凤毛麟角排除在外之后，余下同学按作息时间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大约占一半）一般工作在乌鲁木齐时间，也就是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的那个时段，我们姑且称之为“乌鲁木齐族”。这族人大约在九点半钟起床，洗漱完毕之后直奔食堂，然后是教室。到达教室基本上是十点钟，恰好赶得上上午第二门课程。他们在到达教室时手里还大多提着半袋包子或者类似的东西，因此经常遭到老师的白眼。在一天当中的余下时段，他们基本上属于正常的作息状态，和北京族们一道吃午饭、上下午的课，然后是晚餐、晚自修。所不同的是，当北京族洗漱完毕上床的时候，他们往往还在乐此不疲地玩游戏或是召开一天一度的卧聊会，以此挥霍掉剩余的一些能量。两个小时之后他们上床时，大约正好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左右。至于熄灯后宿舍的能源问题，他们倒不是十分操心。

第二类（占余下的大多数）工作在格林尼治时间，也就是比北京时间晚六个小时的时段。他们起床的时候一般已经将近中午十二点。格林尼治族梳洗完毕之后也有去食堂的，不过是吃午饭罢了。如果下午没有课的话，有些人也会拖到近两点才去吃饭。当然，下午去上课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毕竟上午逃课四节是难免有一些负罪感的。不过格林尼治族在下午的课上并不怎么受老师的欢迎，这是由于他们此时精力过于充沛，聊起天来嗓音也就不知不觉间大了一些，常常将正常的课堂秩序打乱。另外，晚自修是不可不去的，一来向北京族讨教一下上午上课的内容，以便将脱下的课补上；二来在回寝室的时候要买好点心以供夜宵之用，以免夜深人静之际无处觅食。晚上回宿舍之后是格林尼治族的黄金时段，其丰富的活动从上网、联机对战、打牌到补习作业、忙课程设计的都有。他们占据的宿舍无一例外地灯火通明，但却并没有太多的嘈杂-此时前两族人们正在酣梦之中，格林尼治族还是相当照顾他们的。当格林尼治族完成在电脑键盘上的最后一次敲击，宣告他们的一天结束时，正是破晓时分。这一族人往往精通电路原理和实际操作，从走廊照明电路上获取能源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最后只剩下一部分避世的人，他们工作在华盛顿时间，也就是比北京时间推延约十二个小时的时段，我们通常称之为“夜班”。华盛顿族的人整个白天都蛰伏在宿舍的床上，与外界完全处于隔绝状态。拥有特殊生活习惯的他们练就了在无论多么嘈杂的环境当中也能够酣睡自如的本领。在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经过充分休憩的华盛顿族们相继开始了一天的生活。与冬眠之后醒来的熊一样，他们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食物以恢复由于漫长的睡眠而减轻的体重。于是在食堂、小卖部等地点搜罗了一阵之后，他们会带回一大堆水饺、方便面、饼干以及牛肉干、花生和牛奶饮料之类的各色食品。当然，他们并不会一口气将之清理完毕，而是风风火火地将热食先填充胃袋，以缓解饥饿的状态，其余的留待一会儿慢慢地享用。毕竟漫漫长夜是需要不时地用食物来打点精神的。由于完全没有上课，所以他们也没什么可以温习或是忙碌的。其余各族人民此时大多还在教室或学校内外的其他地点忙碌着，留下的大抵也没什么兴致谈论课堂上的内容，所以也不太好硬着头皮去问。于是，华盛顿族们在此时此刻的活动只剩下开电脑上网或是玩游戏了。大约经过两三个小时的百无聊赖之后，教室里的人陆陆续续地回到寝室。于是华盛顿族的选择余地稍大了一些，可以找北京族的人问问功课，和其余两族的人一道继续研讨游戏则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每天的这一时间是宿舍里最为热闹的时候，四个班次的族人同时活跃在楼层的每一个角落。此时的华盛顿族们活力四射，在各种娱乐活动中充当着主导的角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逐渐地减少，各个寝室终于慢慢地冷清下来。等到东方渐白，格林尼治族也上床就寝的时候，华盛顿族们又恢复了一贯的孤独，他们冰凉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跳跃着，密集的咔嗒声凝聚成静寂的空气中惟一的节奏。七点过半，随着北京族人的闹钟发出清脆的起床号，华盛顿族们也如同听到了催眠曲，动作迟缓地按下计算机电源，带着猩红的双眼、蓬乱的头发和麻木的双脚爬上床去，开始了又一天的长眠。

小世界(2)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北京族、乌鲁木齐族、格林尼治族和华盛顿族的族人们共同填满了校园生活的全部节拍，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有一部分人醒着，总有另外一部分人睡着。所有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北京族心安理得地享受优等生的荣耀，又免不了对其他族人暗自艳羡；乌鲁木齐族在循规蹈矩和放浪形骸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点，常常由于各种理由为其他族人所同化；格林尼治族充分遵循着享乐主义者的信条，但偶尔也伴随着欲望与良知的天人交战；而华盛顿族则在黑夜中如同哲学家般坚定地创造着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另类思维。正是在这四族人的生生不息之下，才组合出了如此绚丽多姿的大学生活，如此别具一格的校园世界。

宿舍回忆录(1)

上过大学的人谈起大学宿舍都会不自觉地成为传说中的话痨，一旦聊起来就没完没了。

七十年代生人上大学的时候，住宿条件还是比较简陋的。和八十年代生的宝贝疙瘩上大学时带卫生间的“酒店式”住宿条件比起来，当年连“小旅社式”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毛坯房”的年代。除了生活必需的床铺之外，能保证每人有一张木桌，一个吊柜就是幸运的了。房间里剩余的一两平米空间连转个身都不够，所以大家逐渐练就了一身在床上进行各种活动的能力和习惯。

那时都是铁架子床，上下层，一个寝室三或四张床不等，“房客”少则六人，多则八人。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语言各异。本人的上铺是湖南衡阳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时常呓语，因讲的是家乡话，很难懂。刚开学时，症状很轻，一个月后症状越来越明显，有时还会恶梦，在床上辗转反侧，早上起来还会头痛。后来我在下铺也睡不好了，也有些头痛。大家都觉得怪异，有时会集体讨论一下，但总不得要领。

有天碰巧本人睡得最晚，仔细观察了一下终于得出结论，第二天便劝告同寝室的兄弟们晚上脱鞋时，不要把鞋袜放在冲头的位置。上铺的衡阳哥们休闲的乐趣就是和另一位睡上铺的东北同学比赛将穿过的袜子扔到门上，看看谁的袜子在门上停留的时间最长。将这种实力的袜子，睡前放到冲自己床头的位置，实在有点慢性自杀的味道。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此后衡阳哥们和东北哥们的这项娱乐项目被彻底制止，脱掉的鞋袜则统一放在窗外。后来有次寝室集体打过篮球，正好那晚风向里吹，结果第二天早上，大家普遍头痛。所以后来又加了条规定，鞋放在窗外时，一定要关上窗户。

其时学校还没有装空调的概念，非但没有空调，因为北方夏天当年并不是很热，所以连电扇都很少见。虽然当时世界上的科学家已经很有远见地预计到全球升温，但校领导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直接导致男生在宿舍里的装备就只剩下裤衩。

当年宿舍的娱乐方式中打扑克绝对一枝独秀，哪怕后来大家合力购置了最初的电脑，“拖拉机”依然是最主流的活动。一到晚上，楼道里满是穿裤衩的男生，举着扑克牌，高喊“一缺三，一缺三”，不一会一拨一拨的男生就会聚集起来，形成几个窝点，这几个屋子就好像桑那室一样。

玩扑克总得有个彩头，开始是谁输了谁脱衣服，但天气这样的热，除了挂在膀子上擦汗的毛巾，身上勉强算件衣服的也只有裤衩，一输就得脱光。输的人倒是无所谓，赢的人很不自在。那时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还很保守，所以后来输了就穿衣服。常常能在某个宿舍里看见一圈穿裤衩的中间围着个穿棉袄的，恍惚间不知到了哪个季节。

夏季总是大学里男生向往的季节。因为全球的气温都在升高，所以有的男生分析出女生宿舍的气温也在升高。男生寝室热得只剩下了裤衩，同理可证女生也不会穿太多的衣服。这条推论一出轰动整个男生宿舍楼，于是靠女生楼近的男生宿舍，天天夜里人满为患；而女生楼对面的宿舍，往往会出现望远镜之类的高科技设备。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当年女大学生和时下女大学生作风的不同，在这样高强度的监视下，居然没有哪个男生有所收获，女生一出寝室总是穿得严严实实，一进寝室总是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做了个把月的无用功，虽然这条推论明显正确，但也没多少男生用它来指导实践了。

电脑虽然很早就进入了校园，但是真正大规模进入大学宿舍，恐怕还是从七十年代生人上大学那会儿开始。

一开始买电脑当然是说要迅速掌握这种必要的高科技工具，但当时的盗版还在孕育成长，软件也好，游戏也好，都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交易也没有那么公开，更没有普及网络。于是这种近万元的高科技工具主要被用来播放盗版VCD。

当时盗版VCD只能去附近的音像店租赁，那时的音像店很牛气，不光收押金还要抵押证件。学生证还不行，一定要身份证或是驾照。要是租所谓的“大片”还得提前预约，而且基本上租回来的大片都被无碟不读的国产VCD机狂虐过无数回了。千辛万苦租回来的碟片，光驱使出吃奶的劲放完版权申明后，电脑就开始花屏或是直接死机，也是常有的事。VCD碟片通常是两张，只有一张能看也是司空见惯。你还不能拿回去找老板换，要是实在忍受不了满宿舍人期待的眼光，壮着胆子回去找老板理论，多半音像店的老板会假模假式地掏出一块绒布，小心地抽出一张你退还来的碟片，假惺惺地边擦边说：“你们这些学生就喜欢拿电脑看碟，光驱那玩意最毁盘了。你看这些划痕，我还怎么租呀？”你要忍住其实是他这成本不到一元每张的劣质盗版碟在虐待你心爱的万元电脑最敏感部位的合理想法，低声下气向他解释，并婉转地表达你要换片的意向。

宿舍回忆录(2)

当然，正是租片的这种难度使得你在租了个好片-无论是内容还是碟片质量上-之后，在同学们面前有很大的成就感。

宿舍里用电脑看片，当时是个大事件。要是碰巧租到了个能放得出来的三级VCD，半层楼的男生都会想办法看上一眼，门框上都会趴着人。那年月，写真集都是以人体艺术的高尚名字限量出版，也没有那么多年轻美貌的女子争先恐后暴露自己的身体，女优的说法更是闻所未闻，所以在宿舍里踏踏实实看个港台三级片，是大部分男生的终极愿望。

70年代生人上大学的时候，国家慢慢富起来，住宿条件也慢慢好起来。由一开始的宿舍停电熄灯点蜡烛，到后来的夜夜笙歌联网打游戏。大学四年宿舍的变化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惊人。

早些时候我们这些校友集体联网对战学弟们，猛然回忆起大一点蜡烛度日的情景，恍若隔世，看着现在的住宿条件，感觉自己当时好像在过着山顶洞人的日子。这种巨大的跨度造成的差异会使我们不自觉地产生一种表达的欲望。每每和低年级的朋友说起：“当年停电，我们点蜡……”，低年级的朋友便会不耐烦地打断：“我们现在也熄了灯点蜡……”表示对我们倚老卖老的反感。然而，当年我们点蜡纯粹是为了照明，而现在这些小孩点蜡纯粹是为了搞虐待。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些人相当的保守，宿舍的生活也显得枯燥而无味。可是，我们这一步步地走来，清楚地看到技术对校园生活的巨大改变，看到该抛弃的和不该抛弃的都被无情地甩到时代的后面，心中既欣慰又留恋。对那一段宿舍生活的记忆，不仅挥之不去，竟还有些愈加怀念了。

怀念笔友时代

随着互联网的袭来，交友又有了新形式-网友，只要轻轻一击，相隔无论近在咫尺还是远隔天涯，都可随时聊起，甚至可以视频谋面，可谓天涯一线牵。可我，还是有些怀念当初与笔友交往的日子。

最初交笔友是初二时。那时故乡有一市级的报纸，自己对写作十分喜爱，见到那名叫《春潮》的报便爱惜得不得了，对于文章的作者油然生出敬意来。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期专版刊登了一些高中生的诗，还附有作者的照片。于是满怀兴致地选了一位写信过去，介绍了自己，又讲了些希望成为朋友之类的话。不久后，便收到了她的回信，满心雀跃。她那时高一，我初二，一来二去的书信往来，要讲的话很多，每次总是好几页的长度，话语投机，相互鼓励，解难答疑，多半是她为我，因为她比我大。

之后，我也断断续续地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她的名字也是频频见报，我很喜欢她文章的风格，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的文章相邻地出现在同一版。她也美言我，说我的写作也日渐成熟了。过了一年我到外地求学，因为第一次离家，学校也不尽如人意，开学好久才给她回信，她回信说，新生开学的日子她在新生的名单里寻找我的名字，以为我会来她所在学校一同读高中的，没想到我已远赴他乡。我是挺动容的，朋友是因相互钦佩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情愫，而使它生命常青的是真诚与真情的不断浇灌。

我们依旧靠着鸿雁传书，来进一步增进友谊。她给我讲会考忙的焦头烂额，不幸丢失了书包的憾事，谈假期与朋友的快乐游玩，给我画美丽的卡通；我对她讲学业前途的茫然，他乡的孤单，送她彩色流香的橡皮。我们也相互交换过照片，在信中有时也称她为大姐姐。她为我设计了一身放假返乡的装扮，是一幅卡通画，我身着一对翅膀，脚踩一滑板，旁有注：玲玲回家时的样子。她也偶尔心血来潮，用打草稿的白纸粗划几条竖线，竖左行文，一副要复古的样子，我想那大概是在上课时偷偷地写的吧。

又过了一年，她也来我读书的城市上大学。我们那时是不通电话的，还是信件往来，那个时候信件像雪花一样大片大片地飘来，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终于，我们见面了。让我很吃惊的是，她有一米七四的个子，当我们手拉手一同走时，真是一对姐妹。她问我多高，我说不到一米六吧，她说还好不会让她过于自卑，我们开怀大笑。知道她少一个枕套，之后我送了过去，她借我看三毛的《漂亮宝贝》，还有她的同名自作。我们最大的共同点显然是对文字堆砌的兴趣有加。虽然在见面之前我们有些相信关于笔友交往的定论-见不如不见，但我们的见面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长久以来的倾心交谈。她说她的舍友对我们的友谊倍感惊奇，这挺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再有一次去看她，顺手买了一张精美的字幅送她，恰巧她不在，后来她说那天是她生日，看到我送的字幅很是快乐，我相信我们是有灵犀的。

之后，我的学业中断，她也毕业，俩人便最终失去联系。想想她的脾气不是很好，曾说过与同学干仗把人气得要命，却不知那最纯真时代交往五年之久的朋友过得可好？工作生活是否顺意自在？

如今也常坐于电脑旁，敲敲打打与人聊天，却是难逢知音。每当打开那五光十色，还配有音乐的电子贺卡时，都会怀念起那有笔友的日子。同学也好，未曾谋面也好，会为一件心爱的礼物挑选几条街，走路也是礼物的一部分。每次抚摸到那有淡淡香气的卡片时，跃跃欲试地拆开费尽心思折叠的不重样的信笺时，总有一种甜蜜的喜悦涌出来，纯洁而神奇。

激情燃烧的岁月

记忆中最深处的激情岁月，要数那段打土仗、听战斗故事、看小人书、着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斗片的岁月。每当看到红星闪耀的片头，大家就会热血沸腾，充满无限的期待，伴着红星闪闪，看着英雄大片-《上甘岭》、《董存瑞》、《南征北战》、《万水千山》、《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还有电视里的《敌营十八年》，英雄主义在血液中流淌，战斗豪情在心头激荡！

总想当英雄，当那个被敌人抓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的英雄，当那个在全国人民面前喊“向我开炮”的英雄，当那个被美女赶着马群救走的日本片英雄，甚至想作孙悟空、超人，成为拯救人类的英雄。当人们向毛主席像鞠躬时，当看到十里长街送总理时，才恍然明白他们是当时最大的英雄。

后来就没有了英雄。偶尔有几个人物，都是武侠片里的虚构角色；偶尔有几个偶像，都是正流行的港台演员。整天听着腻腻歪歪的歌，造着邋邋遢遢的型，染着稀奇古怪的头发，搞着乌七八糟的绯闻。渐渐地，流着的血液不再是红的，现实的世界不再有英雄，越来越多的，只有脂粉与造作，浮躁与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