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你怎么了？”

我转头，看到一个同事关切地看着我的脸，我胡乱摸了下，像是有眼泪。我并不意外，最近经常这样，我想这也许是那次手术的后遗症，没当回事，抹了把脸冲他们笑笑。有人打趣起来，问我是不是姜慎的粉丝，一提起他的遭遇就撕心裂肺的那种。又有人提到我也来自于那个城市，有没有去过颂北，见没见过姜慎本人。见我答不上来，干脆直接问，姜慎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姜慎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平时在人群里也算是个伶牙俐齿的，可支支吾吾地直到回到宿舍，我也答不上来这个问题，甚至连敷衍一下的底气也没有。夜里睡不着，我坐在驻地院子里的木凳上，一寸一寸搜刮我仅有的回忆，试图拼凑一个对他的印象测写，都不成功，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客观面对他。

关于他震惊全社会的事迹，这几个月我看了不知多少遍了，自我离开家乡后，即便身处这几乎与世隔绝的边陲之地，依旧躲不掉那些耸动的新闻标题：“全球首例记忆移植对象揭穿颂北的技术阴谋。”、“是弑父还是复仇？”、“是谁‘杀’了他？”、“愿人类不再有第二个‘姜慎’。”

根据这些很容易勾勒出他后来的遭遇，可我就是觉得片面、武断且不够准确，那些文章和评论将他形容为一个悲情英雄，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人类实验品，一个流行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烙印，有人疯狂爱他，也有人恨他到骨子里，他变成一个活生生又硬邦邦的靶子，承载着这个混乱年代无处安放的情绪。

但对于我，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是我自作多情，我觉得他不仅仅如此，相比较他带给整个社会的震荡，于我而言，在我离家之前那短短几次的相处更加真实炙热，更加刻骨铭心。

可我又说不清那些铭心刻骨的依据在哪里。我常常回忆起那个在海边红霞下奔跑的傍晚，他如一座石碑一般伫立在远处望着我，眼神随着我的脚步流动，他笑得很满足，脆弱又温柔，他似乎想跟我说很多话，却刻意掩藏在沉默里，他最后让我安心离开这个城市，可我却始终感觉到一股更紧绷的拉扯。

夜深之后，我命令自己放弃这徒劳的猜测，将一切胡思乱想定义为一厢情愿，回身投入到我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新生活里。

我以为我能渐渐得到安宁，却不知有些答案宿命般地找到了我，给我送来一个真相，也卷走了所有平静。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一个专门拍野生鸟类的摄影师来到驻地找我，他说他之前给我拍过一张照片，被我的一个朋友认出来了，那位朋友托他带来一封信。我以为是欢欢，颇有些激动，说给我看看。信是通过邮件发来的，短短几行字和一张截图照片，我站在独属于湿地气候的潮热朝阳里，捧着对方的 pad 足足怔了近半小时，才缓过神来。

来信人叫栾如君，是栾颂北的女儿，说实话她文字表达能力一般，语句凌乱地说了些懊悔遗憾交杂的话，说我应该回去，去看看他。说他此刻最想见的人是我，却不敢靠近。说我们本不该山海相隔，说真是造化弄人。我看得云里雾里，胡乱向下一划，落在那个截图上。

是颂北记忆疗愈公司内部术前评估文件的电子截图，在颂北改制之后，这些文件经政府批准已经销毁了，这一定是栾如君动用特权专门拿到的。是我的定点记忆清除手术的评估报告，上面用加粗的字体鲜明地写着我的手术关键词。

我不知多少次咀嚼这两个字，两个毫无关联的汉字拼凑出一个普通的名字，没有来由，没有去处，居然是我挖都挖不掉的横亘在胸膛里的人。

我请了个长假，两周后回到了那个城市，先去看了看我家的老房子，又逛了逛茂一广场，广场中间的雕像已经被拆除，路边的广告牌也撤掉了。旁边的颂北大厦还在，但大部分都租了出去，成了一个公共办公楼。我有些感慨，一来一去间，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感慨更大的人是欢欢，他现在入职了一家外贸公司，公司新址就租在颂北大厦里。我回来的第二天约他喝酒，他喝多了尖着嗓子说小千千你猜我们公司之前是谁的办公室，颂北大厦，70 层哦，姜慎啊！我的天啊你肯定没见过 70 层的落地窗向下看是什么景色，啧啧，想不到我也有今天，感谢爸妈，感谢时代，感谢姜慎！那天晚上我也喝多了，一直笑，笑到最后极其疲倦，睡着了，以至于错过了那个电话。

次日中午我才看到袁博士打来的电话，他见我没接，发了个信息说明一下，约我明天去他的私人医院。医院在郊区，弯弯绕绕得极为隐秘，我租了个车，开了快两个小时才到。袁博士在外面等我，我没认出来，他倒是一把把我抱住，仔细打量我，说我晒黑了似乎又长高了，眼泪汪汪的像个老父亲，而我却丝毫记不得与他熟识。

他没有深究我的疏离，把我引进小会客室，磕磕绊绊欲言又止，一脸不好开口的为难，我便直接问，他是不是不愿意见我？

回来前，我主动联系了袁博士，那张术前评估报告截图上显示他是我的医生，还有联系方式，我说明身份，说我可以见见他吗？袁博士当时一句多余的都没问，只说，我来安排。

可他始终不愿意见我。

“他有说原因吗？”

袁博士摇摇头，低头叹气，再抬头时眼角湿润泛光：“他一句话不肯说。”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太好……”

“怎么不太好？”

袁博士忽地想起什么，眼神探究观察我，一转话题：“对了，你情况怎么样？”

我没懂他的意思，他便解释起来，问我术后有没有异常？有没有特殊反应和后遗症？我说了几件自认为是术后异常的表现，他摇头，干脆直接问我，有没有遗留下来的记忆片段？我努力回想，表示没有。他摆摆手，说或许他想多了，他说我手术后期曾经激烈反抗过，他一直很担心这个。

我还没来得及问我为什么会反抗，有个护工过来，一脸焦虑地跟袁博士说着什么。我在旁边不远，听的一清二楚，才知道姜慎不是不肯说话，他是已经说不出话了。不仅如此，他已经咽不下东西，靠营养液维生了。

袁博士科普的那些病症原理我听不懂，大概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他的小脑因为记忆移植手术造成巨大损伤，正一步步丧失人体所有机能直至最后。我没有耐心听完，打断他，说我能不能留下，当个护工就行。

那是 2074 年的初夏，在我离开家乡五个多月后，带着一种重获新生后依旧不得安宁的心态，回到已经认不出来的故人身边，试图在他短暂的余生中找到心里空缺的那部分。

我又延长了假期，留在袁博士的私人医院，跟员工们同吃同住，平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并不刻意与姜慎接触。他的病房在独立的楼层，我偶尔因工作路过留意一下，那里配备最高端的设施，时刻有专业护工守着，我只隔着空旷走廊听过他骇人的咳嗽声。

见到他本人是在一周后，那天雨后初晴，我在小花园里收拾被淋湿的衣物，一转头，隔着玻璃窗看到他的轮椅出现在一楼。窗户上有未干的雨滴，朦胧洇湿一片，我辨不清他的脸，但那瘦了一大圈的轮廓和依旧寂静强大的气场太过明显，我看过去，他或许也看到了我，立刻旋转轮椅离开了。

自那之后他经常来一层，尤其是天气好时，我们又遇到过几次，他比之前多戴了一个毛线帽，身上衣服也始终干净整洁，见到我时不再慌张躲避，甚至点头笑笑。我也对他笑笑，像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保持着最基本的堪称客气的礼节。

直到那个可怕的午夜。

那天夜里两点，楼上突然传来警报，医院里所有人蜂拥着冲去他的楼层，袁博士更是只穿着双拖鞋就来了。我随便抓个人问，才知道姜慎因被水呛住造成呼吸不畅和癫痫，凶多吉少，需要抢救。我大步冲上去，来到他的病房，扒开人群，顺着痛苦嘶吼和慌张命令交杂的声音朝里面看，惊得说不出话来。

命令是袁博士发的，他大声喊着让三个男护工钳制住姜慎，同时扒掉他身上已经弄脏的衣服，按着胸腔，用仪器从口中向外吸东西。嘶吼声是姜慎发出来的，他浑身因为癫痫扭曲成极诡异姿势，巨大筋脉具现，脸涨成紫色，嘴角挂有不明液体，他像个动物一般痛苦地吼叫着，然后撇头，看见了我。

他忽然瞪大眼睛，极其惊恐和不安，他拼命挣脱开比他强壮得多的男护工钳制，挥舞着扭曲的胳膊，指向我，一双浑浊含泪的眼睛望向我，他发不出清晰的声音，只用激动的情绪嘶哑地喊着几个字。

他说，走！

又说，让她走！

袁博士立刻明白他的意思，知道他宁可死都不愿意让我看到这一幕，愤怒地吼了句，关门！把门关上！

当那扇沉重的木门嘭地一声合在我面前时，我顿了下，忽然大哭起来。哭累了就席地坐在门口，脑袋越来越沉，不知何年何月，直到天光大亮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岁的袁博士，告诉我抢救成功了，但以后的状况会越来越糟。

自那夜后，姜慎一直卧床，再也没走出那间病房。

我征求了袁博士的同意后，搬到了这一层，大部分时间就住在他病床外的套间。套间里有监控和仪器显示屏，可以第一时间了解他的状态。我不去见他，只在一墙之隔的外面，守着他各种濒临崩溃的身体数据。

有时候累得恍惚，就莫名在套间沙发上睡着了，经常会被空调冻醒，但有一天睡得极踏实，醒来一看，身上盖了条羊毛薄毯。我认得这毯子，是姜慎床尾上的那条。

我将毯子披在身上，坐起来，正想着他怎么会走出来了，是不是身体恢复了，心里正欣喜时，忽然注意到茶几上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打开，是一把遒劲细瘦的钢笔字，写了小小一段文字，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再郑重叠好，拿着它慢慢走进病房，坐在他病床前椅子上，弯腰看着他。

当时天刚刚亮，窗外投过来冷清的日光，伴随叽叽咋咋的鸟儿鸣叫，给病床上他薄薄的身影铺上一层青白色。他的脸沉浸在朝阳浅光下，眼窝凹陷，五官却依旧锐利，室内昏暗，却遮不住他纸一般白的脸色。像是感应到什么，他眼皮跳了跳，慢慢睁开。

他定定地看着我，没有躲，瞥了眼我手中的纸条，眨眨眼，浅浅笑了笑。

我也笑笑，过了一会，小声说：“再睡一会吧。”

他点头，却依旧看着我，眼皮很重，却强撑着一眨不眨的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