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我给董柳报了账，董柳说：“这个月扯下这么大的窟窿，你说怎么办？纯毛外套是我们买的？大闸蟹是我们吃的？”我说：“到你妈妈那里去周转一下，以后还给她。”她说：“谁知道有没有以后？”是啊，谁知道？为了把小气泡吹大那么一点点，那是大事，天大的事，得调动千般智慧才行啊！
六十
省中医学会今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年会开好。年会年年开，今年却有些不同。
马厅长把我叫了去说：“今年的年会你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他的意思，试探着说：“年会年年开，我搞会务也有这么多年了，不知今年有什么新的精神？”他说：“今年是大年。”年会三年评一次奖，评奖的那一年在省中医界就是大年。我必须先摸清马厅长的意图，为了开年会特地把我叫来谈谈，这是头一次。我说：“别的都还好办，只有评奖复杂一点。”他说：“今年可能不止复杂一点。管文教卫的文副省长要到会，级别就不同了。因为级别高了，拉到的赞助比往年高。”我说：“这是好事。”他说：“你上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把中医学会的评奖算省级奖。你起草的报告省里很可能会批下来。”我一拍大腿说：“好呀好呀。”我没想到这件事居然有希望办成。他说：“传统文化的地位现在是空前的高，中医的地位也提高了，这是一股东风，就看我们怎么去乘这股东风了。中药是绿色药品，前景一片看好。我们今年要申报博士点，这是厅里的大事，所以今年的评奖非常重要。”我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虽然迟了一点，还不太晚。我说：“要保证奖评到点子上，又要保证安定团结。”他点点头。我说：“我们跟中医学院协调好了，大局就定下来了，剩下几条泥鳅也翻不起大浪。”他说：“会上有人吼起来就太不好看了，不能掉以轻心！”我说：“不能掉以轻心！”他说：“要保证年会开好！”我说：“保证开好！”他要我找中医学院杜院长的秘书小方，他已经跟杜院长联系过了。我说：“今年的会议通知还照往年的规矩发下去吧。”我的意思是不要把这些新的信息透出去，到时候好像一切都是临时发生的。马厅长点点头。大人物有些话不好说出来，要我们来说，他们默认就行了。我感到自己还算个明白人，大人物跟前可少不了明白人啊！我告辞时马厅长又叫住我，要我参加评高级职称的外语考试。他说：“你考了呢，就有两种可能性，不考，就只有一种。”我连连点头说：“谢谢马厅长的关心！”马厅长要我准备，那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了，我没想到这个好处会来这么快。出了门我想着自己每年搞会务，总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却看不透无形之手在哪里，现在我才明白了。
这件事是对我的考验，我可不能办砸了，办砸了就是我的无能，烂泥巴敷不上壁，那今后就没什么机会了。回到办公室我叫尹玉娥把去年的通知找出来。她说：“要改吗？”我说：“把日期改一下。”她说：“没有新精神？”我说：“没有。”把通知发下去了。
我按马厅长给我的电话号码跟小方联系了，他要我晚上在金天娱乐城见面。我到计财处支了一千块钱，就骑单车去了。我在大门口等着，一辆奥迪停下来，下来一个人，我没注意，心里在琢磨那辆车。那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池先生，这就是小方了。他问我等多久了，我说：“刚来，你的车就跟在我的车后面，你没看见？”小方把我领到一个包厢说：“今天就由我来安排。”我意识到主动权不能交到他手中，马上说：“怎么安排都由你了，最后的事由我负责。”他还要推让，我说：“马厅长交待了的，你总不能害我犯错误吧。”小姐送了茶来，小方说：“我们杜院长对今年的年会特别重视。”我说：“那他跟马厅长想到一块去了。”喝着茶我主动出击说：“马厅长的意思，今年还要靠杜院长大力协助。”他说：“评奖的事，你们有什么想法？”我没想到他说得这么直率，说：“要是在往年，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按你们的想法办了，今年有点特别。你们都有两个博士点了，我们今年要报点。本来报骨骼学估计也没问题，情况有了点变化，临时决定重点报药理学，马厅长亲自挂帅。省级奖当然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但也是重要材料吧。厅里的意思，今年要倾斜一下。”他马上说：“你这么说就让我为难了，我回去怎么交待？”我的底线是一个一等奖一定要拿到，三个二等奖最好也能有一个，而他的想法跟我们一样。谈了半天谈不下去，他说：“池科长原则性很强啊，前两年都是跟丁小槐打交道，好像很顺利。”我说：“今年特别情况，请杜院长支持一下。”他说：“杜院长他不要这个奖，只是宁副院长的论文的确不错，他有想法，问题就麻烦了。”谈不出结果，他到门外去打手机，我一拍身上说：“我也得跟马厅长汇报一下，手机忘带了。”他打完电话回来说：“我们是兄弟单位，为了这点事闹得不高兴也没意思。宁副院长那里实在是交待不过去，杜院长的意思是能不能增加一个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也各增加一个，奖金的缺口一万八千块钱，我们两个单位平均负担。”我说：“特事特办，我想我们厅里问题不大。”又讨论评委的名单，要保证意图能够落实。他说：“我们的两个评委都是博导。”我说：“我们的两个都是全国知名学者。”他说：“我们的是博导兼知名学者。”我说：“你又不是博导，你压我一头干什么？”两人都笑了。七个评委这就去了四个，我们之间有了默契，大局就定了。接下来又讨论评奖的细则。我想着这评奖先定获奖名单，再定标准和名额，用政策把名单上的人圈进去，再定评委，最后是评审论文，投票。我说：“今年把程序都倒过来了，结论成了起点。”他说：“什么时候也这样，哪里也这样。”想一想倒也是的，什么事情来了先考虑哪些人该受益，然后量体裁衣去定政策和细则，总之要保证事情落实到关键人物身上去。这样的事情以前会感到自己眼中揉了沙喉中卡着刺，现在却心平气和。我应该心平气和，又必须心平气和，也只能心平气和。想一想这个世界是个讲功利的世界，偏偏要求大人物不讲功利，那可能吗？合理吗？换一个人比如舒少华又会有什么两样？撼山易，撼人心难，谁能撼得动？小方说：“第二个程序，娱乐一下。”就把服务小姐叫进来说：“找两个小姐来陪我们池先生唱几首歌，坐平台。”我说：“我们自己唱就可以，我也不会唱。”他说：“要她们教你。”服务小姐说：“先生下次来吧，一定有的。这几天抓得紧，小姐都放假了，实在对不起。”就鞠了一躬。小方说：“娱乐城娱乐城，没有小姐还娱乐什么？你看这个‘娱’字，”他一根手指头凌空划着，“首先就是个女字旁，没有女孩，那不是叫人张口望着天？你以为古人造字没有科学性？”服务小姐笑了说：“那我去看看有没有。”小方说：“算了算了。”打手机叫司机来接他。我说：“我打的回去算了，徐师傅他忙一天也辛苦了。”他说去上一趟厕所，就去把单买了。我说：“小方你真的叫我挨骂吧。”他说：“总有一个要挨骂的，你就辛苦辛苦吧。”出了门我问他坐平台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真不知道？平台就是唱唱歌算了。”我说：“那还有什么别的？”他说：“你真不知道？炮台小姐。”抿嘴暧昧一笑。我说：“怎么可能，在包厢里！”他说：“那你说还要到哪里？”车来了他要送我回去，我谦让一番，就只好上了车。到了大院我又搭车过去，把单车骑了回来。
陆续有论文寄到中医学会来，我把论文都复印了几份，送到各个评委那里去。有个别评委不能令人十分放心，我就向杜院长马厅长汇报了，由他们去做工作。评委是他们精心敲定的，他们的意图当然能够得到贯彻。我跟小方又在金天宾馆见了几次面，把每一个细节都作了精心的安排。一等奖的人选定了，二等奖就要考虑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不然就无法摆平，摆不平就难免要起风波。于是按照同样的游戏规则，把二等奖三等奖也定了个大概。今年的评奖升级了，这个信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各路神仙都在活动。有人从地区县里跑到省城来，提了烟酒到我家，向我打听评委的人选。我说：“我怎么会知道，我只是个办事的。”他们不信，我就说：“看我住的地方，像个决策的人住的？”他们想想也有道理，才信了，说：“哪怕评个三等奖也好啊。来求人吧，跨进这个门也要点勇气吧。不评个奖就难评职称，老婆孩子都交待不了。你们在上面不知道下面人的难处。”对付他们我有个现成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发表文章拿出来给他们看，说：“我的文章级别也有这么高吧，我如果被评上了，你们应该有希望，我没评上，那可能就是竞争太激烈了。”他们走了，我把烟酒提着送他们下楼，心里想着这些人，说起来大学毕业也这么多年了，真可怜啊。这个世界是强者恒强，大小通吃，一路吃过去，吃了鱼还要吃虾，能吐一点骨头屑出来，就是很有良心了。这些人抱着并不存在的希望跑到省里来，他们是被说的人，哪里又会有奖评到他们头上去？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想到我不来安排，也会有别人来安排，事情并不会有第二种结果，就释然了。说到底这是一个操作的年代，操作的过程非常繁复，动机却很单纯。操作的目标就是要让别人出局自己入局，最后出局的就是那些弱者。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管它什么猫呢。操作只讲结果，而不能讲原则讲公正，也不能讲人格讲良心。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就只能扮演一个失败者，无人同情，说他好是有气节，说他不好那是傻，是猪，都是一种说法。于是操作大师们一个个应有尽有，春风得意。
六十一
四月份我考了日语，六月份交了申报高级职称的材料。六月底年会如期举行，文副省长在开幕式上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医学会三年一度的论著评奖，从今年开始是省级奖了，批文在前几天已经正式下达了。这是对大家的一个鼓励，一种鞭策。”我在下面听了，想着一切都经过了精心安排。评奖升级，被描绘成了一个临时的事件，又有几个人知道已经操作了几个月了？看到文副省长讲得兴致勃勃，是他也被卖了呢，还是他明白一切却仍然在表演？我看不出来。这世界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玩谁。晚上有好几个人溜到会务组来，小心地把门关好，问我和小方，评委是谁？谁评上了奖？我们都推说不知道。第二天下午宣布获奖名单，一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许多人身子都前倾着。我看到这种姿态，觉得这体现了人性的贪婪。杜院长说：“此次评奖，评委都是我省中医学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他们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本着对每一个同志负责的精神，反复讨论，最后才定下来的。”接着孙副厅长宣布获奖名单，刚宣布完就是一片议论声。我旁边有人说：“评什么？干脆按职务分配算了。”我听了急得要出汗，生怕他大声讲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站起来说：“评委的名单可不可以公布一下？”孙副厅长很难堪地望着马厅长，又望着杜院长。我的心都要跳出喉咙了，这匹害群之马！杜院长说：“为了保证评审不受干扰，做到最大限度的公正，评委的名单事前没有公布。同时为了保证他们正常的工作生活不受干扰，我们觉得不公布名单更合适一些。大家对他们的业务水平和人格，是应该有充分信任的。今年的奖金比往年高，我们事先也不知道。谁知道能拉到多少赞助？这是昨天才定下来的。”那青年坐下去，噘了嘴把头扭着。
晚上马厅长到会务组来找我，问那个青年叫什么名字？我说：“他叫许小虎，是岳南地区中医院的。他性格冲动，太冲动了。”马厅长说：“年轻人嘛，血气方刚，也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嘛！”又叫我找了许小虎提交的论文给他看。我说：“这论文怎么评奖？太自以为是了。”他说：“有自信还是好的，人就应该有自信。”翻一翻论文又说：“杜院长说了，为了保证会议的程序正常进行，以后发通知还是要谨慎一点。”我马上说：“只怪我没把工作做细，看他的论文在北京发表的，就发了通知让他来。以后我一定一定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马厅长没说什么，就走了。我坐在那里半天心神不定，觉得这是自己惹的祸，马厅长不高兴了。小方说：“池科长你也不要想太多，我们这些人吧，给领导分忧是分内的事，分了忧再分一点不愉快，那也是分内的事。能分到这点东西，就是我们的福气，有多少人想着还分不到？出了问题不是你我的问题，难道还是领导的问题？”我连声说：“对，对对，对对对。小方你到底比我想得深些远些。”
第二天一早开了三辆大客车出去游玩，晚上回来，就散了会。这时天色已晚，我刚想回家，走在楼梯上有人叫“池科长”，我一看是许小虎，吓了一跳。他说：“池科长，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话？”我站在楼梯上犹豫了一下，正准备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嘴脸，他说：“我看池科长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就想说几句话。”我心软下来，又怕别人看见我跟这个吼一声的人说话，就说：“我回去拿点东西，你到外面等我。”我回家停了几分钟就又下楼，走到大门口，他从传达室出来叫我。我装着没听见，一直出了门，拐弯走到树荫下。他一直叫着跑过来，我连连摇手，他才住了口。我问他传达室是谁值班？心想着如果是丁小槐的弟弟，我就得马上转回去，可不敢留句话给别人讲，传出去了，谁讲得清？大人物心中有个印象，到时候是要起作用的。在关键时刻，那些说不清的东西是最有分量的。他说：“一个年轻人。”我说：“下巴尖尖？”他点点头。我说：“前面两百米有一家大元茶楼，你到那里等我，我还得到办公室打个电话。”我转回到大门口，果然是丁小槐的弟弟。他说，“池科长，刚才有人在等你。”我说：“好像有人喊我一声，我回头一看也没见人，谁呢？”他似笑非笑说：“就是，就是……”我明白他心中有数了，打断他说：“他要是再来，就要他到我家里去找。”走了进去，又从后门出了大院来到茶楼。找一个僻静的位子坐下。许小虎说：“开了这个会，心里憋得慌。”我想，不憋你那还憋谁？嘴上打官腔说：“评上奖的总是少数，一百四五十人也只评了十二个人，应该说没评上是正常的。”他说：“池科长你是个内行，你说评奖合理不合理吧！”我想，天下哪有对人人都合理的事，对有些人合理就没法对你合理。嘴上说：“合理总是相对的。”我把杀手锏拿出来，打开皮包把自己的论文拿给他看，说：“我也发了这些论文呢，也有点档次吧，我评上奖没有？”他翻了翻，半天说：“我不说自己，你看看那份名单，获奖的人是人人都有一顶乌纱，又是按帽子的大小评的等级，天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我想，就是有这么凑巧的事，而且永远会凑巧下去。嘴上说：“也不知评委是哪几个人，是不是真有人在活动？不会吧？”他说：“你难道不觉得中间有暗箱操作？”我想，这个人怎么跟我以前一样认真，有利益分配的地方哪里不是这样操作的，这能认真吗？认真就是傻瓜，傻瓜才会抱有幻想，对公正还那么执着，现在是什么年代？嘴上说：“我只是办事的，你看我住在什么地方就知道我是办事的，我能操作我把自己也操作进去了，我评个二等三等谁有话说？不见得有谁在操作吧？”他说：“池科长我看你是个好人，把你当个朋友，是不是我看走眼了？我要告去。”我想，去年你这么看我就没走眼。嘴上说：“你把我当个朋友，我也把你当个朋友。你告能改变什么，评奖都是教授级的人投的票。你想想你能告谁又告什么吧！你一告只能起一个作用，就是把我放到火上烤了，毕竟你的通知是我发出去的。说不定领导还会以为我跟你是个朋友，有点特殊关系。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下次谁也不敢沾你的边了。你想想那样好吗？”他叹气说：“今年奖金这么高，又是省级奖，那些人的手就伸出来了。有些人什么好事没他的份？从鱼头吃到鱼尾，从不落空，永不落空！这些人自己给自己分配！”我想，自己不给自己分配还总分给别人，那合人性吗？嘴上说：“想不到的事多看几次就想到了。”他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啊，都看清了，就没人跳出来放个屁！”我想，他能不好吗？他想不好又能如何？这个世界是讲功利又讲实力的，没有实力，你看清了又如何？也就白看一眼罢了，还能摇动什么改变什么？你看清了，你想讲道理，可道理实际上不是书本上报纸上那样讲的，有另一种讲法，你怎么样？你气得投了河，也就是世界上少一个人罢了。在这时候装个傻瓜那才是聪明人，识时务者。实力是一种存在，你怎么样？它存在着，它以自己的方式讲道理，你拿着石头打天去吧。嘴上说：“所以小虎你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他把头甩了甩说：“是的，是的，就这么一条路，你走不走吧，走不走吧！”我想，他碰到我曾经碰到的问题了。嘴上说：“明白就好，早明白比晚明白好。”他说：“我想那些评委也没勇气把自己的名字公布出来，他们表面上还是要脸的。”我想，你也太看高那些评委了，以为他们真是什么权威吧，他不贯彻意图下次就没他的份了。嘴上说：“说评委也还是有点冤枉了他们。”他若有所思点头说：“如今的人心理承受能力也真强，他从鱼头吃到鱼尾也不怕别人说。自己把自己当做标准，量体裁衣定了那么几条，那当然他是最标准的，是第一名。再往下他左边嘴角生颗痣，那标准里也有颗痣了。你知道下面是怎么议论的？”他咧着嘴手指在嘴角点了一下，示意着那颗痣。我想，如今到手就是真的，他怕议论？笑话！怕议论他敢办事？如今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几个君子，怕别人说，不敢下手？根本不怕！你太低估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了，你议论几句只等于放了个屁罢了。嘴上说：“小虎你到了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我看你也不在乎谁说几句。”他说：“如今的人脸皮都撕下来了，可总要凭点良心吧。”他做了个撕脸皮的动作，又拍拍胸。我想，脸皮都撕下来却要凭良心，这话怎么讲？嘴上说：“只要我们自己凭良心就可以了。”喝完茶我抢着结了账，他跟我握手说：“池科长你还不算一个最坏的人吧。”我说：“过奖了，过奖了。”出了门我说：“好自为之。”他一拍大腿说：“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六十二
我在圈子里活动了半年，觉得自己还算一个有悟性的人，简直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我这么有悟性，竟被冷落了这么多年，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在圈子里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大人物的心思了如指掌，要吃透他们。我的悟性就是凭着本能准确把握那些无法言说却又意义重大的事情，这些大事情都发生在小地方比如酒桌上。对似乎是不经意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为了分析它后面的内容，其中的感情色彩、用词的分寸，要进行长时间的思考，把各种人物关系都考虑进去。别人都在一点一点地寻求进步，我也这么做着，这一点一点的意义实在大得很，这是积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质变，可不能掉以轻心。有时候我也按照古希腊圣人的教诲，停下来认识认识自己，觉得自己有点卑琐。我整天这么察言观色，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体察大人物的心思，并不动声色地予以迎合，这点悟性也只是有悟性的卑琐有悟性的奴性罢了。这时我免不了在心里骂自己几句，可骂归骂，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做行吗？能够骂自己几句又使我非常得意，这使我多了一点精神优越，骂自己的悟性可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
三月底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考试之前马厅长安排我跟导师宁副院长见了面。见面之后我对考试就有了把握。六月底录取通知就下来了。七月份我评上了职称，是副研究员了，职称到手，分房分数比当科长又多了五分，比年初当办事员更多了十分，就分到了两室一厅的套间。搬家的前一天晚上董柳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半夜里也把我推醒来讨论房子，说：“如果我睡着了醒来是什么感觉，恐怕人都会浮起来吧？”我说：“那还可以浮到天上去？眼皮里就没一寸深的水！别人住一百几十个平方，那他长生不老？”她说：“你怎么敢跟马厅长比？”又说：“我真的睡不着，做梦一样就有自己的厨房了，总有一种插了翅膀要飞起来的感觉。”我说：“这算什么算什么！”才半年多我对什么科长已经不屑一顾了，我的心要大得多，想得远得多，但我不愿跟董柳说。还是在去行政科拿钥匙的时候，申科长说：“池科，你那房子其实也用不着怎么装修。”董柳说：“装还是要装一下的，好不容易分到一套房子，委屈了我自己倒没什么，我就不愿意委屈了房子，委屈了房子我心里就堵着。”申科长说：“小柳子你信不信好事它要来，门板都挡不住。我在厅里二十多年了，也看出一点来了。通的人总是通，不通的人总是不通。”房子没怎么装修就住了进来，董柳很不甘心，不停地感叹说：“这么好的房子，害得我感觉没到位。筒子楼都住了这么多年，这里还不得住个半辈子？”她的想象力还是不够，我也不去说她。
九月初我拿着录取通知去中医学院报了到，一去就傻了，宁副院长带四个博士，只有我是正经学中医的，其他三人，一个是云阳市委副书记，一个是省计生委副主任，再一个就是任志强。当初任志强也来参加考试我感到意外，也觉得可笑，谁知他真录取了。从没学过中医的人可以跳过硕士直接读中医博士，这世界真的是改革开放了，老皇历是翻不得了。这些怪事离开了权和钱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我不用去了解就明白，否则他们凭什么？什么事都是人在做，规则只能限定那些没有办法的人。对有办法的人来说，规则还不如一张白纸。别的人做不到，看还是看得到的。虽然看清了也没有办法，但对那些白纸黑字的东西，谁还会当真？除了我，他们都是坐小车来的，看到这个场面，我觉得自己实在也没有必要那么兴奋。倒是中医学院药物系有两个副教授和我们一起考的都没考上，有的人从鱼头吃到鱼尾，是以另外一些人吃不上为代价的。我想他们会到上面去捅一家伙，叫一叫委屈，可居然没一个人吭一声。现在的人修养真好啊。再想一想他们也只能这样，事情就是如此，就摆在你的鼻子下面，看清了又如何？看清了也就白看一眼罢了。他们只能修养好，修养不好又能如何？
申科长说得不错，好事它要来，门板都挡不住。年底厅里又下了文，调我到医政处当副处长。下文的那天尹玉娥一脸的疑惑，不停地用眼睛瞟我。她家老彭已经从副处长的位子上被撤下来，她整天萎靡不振，说话像长了霉似的，没有几句不是阴暗潮湿。对那些刻毒的怪话我装作听不懂，也不报告，打死老虎没有什么意思。也许她本能地感到了自己的厄运和我的幸运之间有着什么联系，可找不到其中的线索。她显然不相信我只凭董柳会打针就能好运连连，但纵有千般怨气，也只好隐忍不语。我感到自己的心变硬了，对别人的痛苦如此平静。我把事情给她交待了，说：“还有什么事你来医政处找我。”她说：“没什么事了。”想不到面对面坐了五年，分手时如此冷淡。她这个任性的人，也不想想我池大为今天是何许人也，把一肚子的不高兴都写在脸上，这能有出息吗？
到了医政处，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了。小梁开玩笑说：“池处长，今年是你的大年啊。”我说：“我是一棵橘子树吗？”又指了袁震海说：“你把我这个假处长叫成了处长，真处长会有想法的啊。”我想着按惯例应把处里的人召在一起开个见面会，可袁震海一字不提。按我以前的想法，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我真不屑于去争，可事情就是这点鸡毛蒜皮凑起来的，这些地方不斤斤计较，被冷落了还装作毫无感觉，那以后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出了局，连手下的人也会看小了我。见面会也只是演个戏，可哪怕是戏也非演不可，圈子里形式比内容更有内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说：“什么时候跟大家见个面吧，处里的同志我也只是面熟，名字都叫不上来。”小袁作沉默状手一拍桌子说：“我正在想怎么安排呢。明天下午厅里考法律常识，考完了大家见见面。”我说：“就那样吧。”能有那么个意思就可以了，我也不想过分计较。下了班我看到厅里的通知，明天下午三点半到五点考法律常识。我想考完了再回到处里来，就下班了，还开个什么见面会？稀稀拉拉泻肚子似的还不如不开的好。我心里凉了半截。
一直到下班我都在想着这件事，心里堵得慌。董柳说：“大为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一系列问题稀哩哗啦都解决了，我没有野心，一辈子这样就可以了。”我说：“女人天生就是女人。”她还要问，我就把事情说了。她说：“那你还是要去找马厅长。”我说：“一粒老鼠屎大的事也找马厅长，他又不是我养的家丁。”她说：“那就算了。”我说：“今天这个事算了，以后算了的事就没个完了。圈子里的小事都牵着大事。说真的我也不想计较这猫屁狗屁的事，可你不计较吧，有了他的戏就没你的戏了。”想来想去非找马厅长不可，对他是件小事，对我可是一件大事，这是给我定一个位啊！就跟董柳带着儿子打的去了。
马厅长一家正在吃饭，董柳一进门就说：“一波说好久没看见渺渺妹妹了，吵着要来看妹妹，我正好想着来看沈姨，就拖着池大为来了。他怕打扰马厅长，还不肯来呢。”沈姨说：“只管来就是，老马有事到书房里去做。”渺渺饭也不肯吃了，拉着一波的手要去玩。保姆把她抱回来，按在饭桌上。马厅长说：“小池今天上任了吧。”我说：“去了。”董柳说：“上任了就应该高兴，组织上信任你，多挑担子，不知他怎么就不太高兴，叫他还不肯来呢。”马厅长说：“小池他还不高兴？不会吧。”我说：“说起来都是小事。”马厅长说：“小事也跟我说说，我看有几斤几两？”我厚着脸皮把事情说了，又说：“我主要是想到以后怎么更好地开展工作，稀稀拉拉开个会，我以后就不好说话了。”马厅长笑了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我这就打个电话。”放下饭碗就去了书房，我拦也没拦住。一会儿出来说：“你明天照常去上班吧。”董柳说：“马厅长您别听大为啰嗦，烦不烦？这点小事还要您来管，那您一天到晚还有时间吃饭睡觉？”沈姨说：“那也要看谁的事。”吃过饭马厅长看新闻联播，我们就逗着孩子玩，董柳跟沈姨有讲不完的话。玩了一会儿我们就告辞了，走时渺渺喊：“一波哥哥明天再来，跟我玩。”到门口沈姨说：“小柳子你把池大为打扮得正规一点。”董柳说：“他随便惯了，一年到头就是一件夹克。”马厅长转过头来说：“以后有什么事其实可以打个电话来。”
上了公共汽车我说：“以后对马厅长我们有什么说什么，还演什么双簧？没有他看不清的事！谁的屁眼里夹着怎样的屎撅子他不知道？”董柳说：“出门时他说的那句话，让我都不好意思了。马厅长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也要诚心相对。”又说：“沈姨要我把你扮得漂亮点，你明天去买几件好衣服。”我想着沈姨的话，正规点那就是西装革履，这话有信息含量，可不是随便说的。我说：“好衣服几百上千一套，你又扯得心里疼了。”谁知她说：“明天跟董卉借三千块钱，把你从头到尾武装一下。”看来她也不是不懂要投入才有收获的道理。
第二天一早我刚进办公室，袁震海推门进来说：“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今天下午的见面会吧，下午一上班就开，扎扎实实开半个下午，开完了再去考试，你准备讲个话吧。”我说：“见见面认识认识同志们就可以了，搞那么认真干什么？”他说：“晚上吧，大家到随园宾馆去开两桌，搞几瓶啤酒，吃了喝了大家去潇洒它一家伙。你会打保龄球？”我说：“开不开会其实也无所谓，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大家认识一下也好，潇洒就不必了吧，处里那点钱也不容易。”我趁机把小金库点了一下。他说：“我们处里虽然穷，这点钱还吃不穷吧。”就这么定了。后来我才知道两年前小袁升了处长，全处的人包了一辆车，到郊区的白鹭度假村玩了两天，花了几千块钱。他什么都懂，正因为太懂了，就装作不懂，想敷衍一下算了。你精明吧，我池大为就是傻瓜？事后觉得去马厅长家一趟实在很有必要，进了这个圈子你不得不全神贯注地关注礼仪，这是给一个人定位啊，不然皇帝怎么要搞个登基仪式，为什么要臣子跪拜？形式就是实质，这实在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啊！
有了职称，又有了位子，好事要送到你鼻子底下来，不要都不行。我的工资一年里提了两次，厅里又给家里装了电话，每个月报销一百块钱电话费。想一想这一年的变化，真有一点要飘起来的感觉。老婆调动了，房子有了，职称有了，位子有了，博士读上了，工资提了，别人对我也客气了，我说话也管用了。权就是全，这话不假，不到一年，天上人间啊，再往前走半步，真的可以说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这半步的意义实在大得很，不追求不行啊。以前看着别人为了那半步绞尽脑汁，怨气冲天，哭哭啼啼，觉得非常可笑，大男人的，值得吗？轮到自己了才明白这半步的分量和含金量。人嘛，也不能说谁是野心家，进步是人人都梦想的，批判什么人说他是野心家，那实在是很可笑的。我以前一点野心没有，谁又照应过我那么一点半点？世界太现实了，圈子里尤其如此，人不可能在现实主义的世界中做一个理想主义者。鼻子底下那点东西我肯定是要的，虽然我有时又跳出去把它叫做“一堆牛屎”。人生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只能站在自己脚下这几寸土地上去想事情，而不能跳出去想，跳出去想自己什么也不是，自己鼻子底下那点东西就什么也不是。对世界来说我渺若微尘，可有可无，我什么也不是，今天就死了地球照样转，可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意义的全部，我的存在是一个最重大的事情。世界的眼光和我的眼光的反差实在太大太大了。人就是这样可悲可怜可叹。鸡每天琢磨什么？鸡从来不琢磨意义问题，它琢磨那几粒米。自己每天都在琢磨什么？像猫一样警觉，把捕捉到的每一个信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种眼神，一丝笑意等等仔细地加以分析，并力图通过这种信息钻到对方的潜意识中去。晏老师告诉我的处世之道百试不爽，对任何人，你只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设想他的态度就行了，可千万不能去虚设什么公正的立场，那些原则是在打官腔敷衍老百姓时用的。
春节之前袁震海找我商量说：“大家这一年都辛苦了，今年就多发点奖金吧。”我来了近两个月也没搞清处里小金库有多少钱，就趁机说：“不知处里还有多少存货？”他说：“存货嘛，除了厅里发的，我们每个人再发它一两万怎么样，钱留着也是个祸害。”我一听这个数字，脑袋“嗡”地响了一下，这不是工资的几倍吗？怪不得别人日子过得那么滋润，我以前都想不通。我知道每年省里搞资格考试，复习资料都是处里找人编了发下去的，没想到好处有这么大。我说：“我刚来不久，就少拿点。”他说：“你来了就是处里的人，怎么少拿？本来想元旦前就发了它的，知道你会来，我就压下来了。”我马上说：“袁处长为我想得这么细，我真的不知怎样才好。我还是拿最低的那个档次算了。”他说：“我们按惯例，下午我叫小梁取了钱，把账做好。”我想着这点钱我还不能少拿，钱发下来总有个等级，我不在中间过渡一下，他就太突出了。晚上我拿了一包钱回去，递给董柳。她打开报纸一看是三万块，张着嘴在桌边站了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眼睛都直了。事后我悄悄问处里那些人拿了多少。也有说一万一的，也有说一万二的，没有人知道袁震海是多少。我心里很不安，怕他们有意见，可他们一个个都不说话。我想他们肯定都有怨气，可全部都活活地憋死在肚子里了。能不憋吗？我当然没告诉他们我拿了多少。
六十三
这天快下班的时候，门外有个人探头探脑。第二次看见他我问：“找谁？”他轻手轻脚走进来，很谦逊地笑了说：“您就是袁处长吧？”我说：“你是谁？”他打量我说：“我找袁处长。”我说：“有什么事？”他赔笑说：“这么说您是袁处长了？”我说：“有事就说事，没事就下班了。”他退了一步，摸着椅子边坐下来说：“袁处长，我是从云阳市来的，有件事想请您老人家……”我一听马上打断他说：“这些事你明天找袁处长说。”我看他神态有点诡秘，本来想摸一下底，他这一开口我觉得不对，以后会有麻烦的。他一听马上跳起来连连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退着出去了。晚上袁震海打电话到我家说：“云阳市有几个医师想申请办一个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是不是你处理一下？”我说：“处长你看着办就可以了。”他说：“你也熟悉一下业务吧。”放下电话不久，云阳的人就来了，就是下午那个人。他进门就连连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找您池处长也是一样的。”董柳给他倒茶，他说：“我姓苟。”又一笑说：“爹娘没给个好姓。”用右手在左手掌上一笔一画写给我看，又说：“听说池处长跟我同届，都是七七级的？”我说：“有什么事就说那个事吧。”他说：“我在云阳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干了十年了，也可以说在云阳小有名气了，现在是越干越窝囊，医院门口卖水果卖槟榔的都有十万二十万了，我还是一双空手。老婆在家里念，被她念烦了，想想还是出来自己打湿一下鞋子。”我说：“想申请营业执照？”他一拍巴掌说：“池处长对我们这些人真是体贴入微呢。”我说：“你们把材料准备好，明天到处里去谈，最好还是去找袁处长。”苟医生说：“池处长池处长。”就上来拖我的手，马上又放开了，打开窗户，对着外面的黑夜咳嗽三声。不一会儿又上来一个人，提着个大塑料壶，气喘吁吁的。苟医生说：“这是毛医生。”他的口音很重。“毛”听去怎么也像“猫”，我想着今天这是狗也有了猫也有了。我说：“谈工作就谈工作，送东西干什么，你们要送明天送到办公室去。”苟医生说：“这是我们那里特产的茶油，省城里什么没有？只好送点特产是个初步的意思，初步的意思。”坐下又说：“我们的手续绝对都是正规的，研究所七个人，有五个本科毕业，两个大专毕业。”从包里掏出材料给我看，市卫生局的章都盖好了。我翻了一下说：“材料也不能说不齐，只是现在提出申请的有好几家，一个市里还办几个研究所？如果只是个诊所，到市卫生局批就可以了。”他说：“所以就来找池处长帮忙，这是大恩大德的事。”我说：“如今这个行业是暴利行业，想动脑筋的人不少。”他说：“所以就来找池处长您老人家帮忙。”用胳膊碰毛医生一下，毛医生说：“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苟医生对董柳说：“嫂子，我借个地方跟池处长说几句掏心窝的话。”也不等董柳回答，就朝房里走去，我跟在后面说：“有什么话在客厅说也是一样的。”他关上门说：“什么事情都有个惯例，我们也就按惯例办事。池处长您老人家在这个位子上，应酬那么多，几个工资怎么来得及？”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说：“这是一点小意思，说真的还算不上什么意思，给您的儿子买几颗糖甜甜嘴吧。”我说：“这个我不能收，你要我犯法？”他说：“这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们是朋友吧，对吧？谁说送点东西给朋友要犯法，法律也要讲人情吧。你收了什么？什么也没收！如果哪天我老苟说您池处长收了什么，那是血口喷人，是污蔑，是搞陷害，您要我拿出证据来！”我说：“我刚上来没几天，你要我下台？还是明天到处里去说。”他说：“这是惯例，其他的市也是这么做下来的，未必我们云阳就不同？”说着抱了拳作揖打拱，“我们几个人，包括这几家老小，都要对池处长您感恩戴德，把您老人家的好处铭刻在心里。”说着突然开了门，跑了出去，我追到客厅，他已经关上门出去了，比兔子还快。
我回到房里，抓起那一包东西说：“这是多少？”董柳掂一掂说：“应该是两万。”我说：“那坐牢够条件了。”她说：“卫生厅要轮到你来坐牢，那你还没资格，批了这么多文下去。你看见谁坐牢了？拿着怕什么，真坐牢了我给你送牢饭。”我说：“我屁股还没坐热呢，几万块钱我也不是没看见过。”我仔细考虑了，第一，苟医生是从袁震海那里来的，我收下了他肯定知道，可以说他把事情推给我，就是要我做这件事，这样他自己也安全了。苟医生说惯例，那不是空穴来风。第二，难保苟医生身上没带录音机，把那些话都录下来了，将来就是把柄，我一辈子都得被他牵着走，黄泥巴夹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这么一想我决定了钱不能要。我说：“这钱不能要，这比炸药还危险。”董柳说：“那也随你的便，我们那么苦都苦过来了，现在缓过气来了，还怕没口饭吃？”我围着这包钱转了几圈，看了又看，再用手去摸了摸，手心有一种发烫的感觉，我看了看似乎有点发红，赶紧到厨房用冷水冲了一下，手心还是火辣辣的。这种火辣的感受唤醒了我心中的某种意识，想起自己在上任时就下了最大决心，手中的权尽可能用足，但决不做超越界线的事。可想一想吧，两万块钱，往柜子里一塞就是自己的了，特别是，并不要为它去做什么冒风险的事，执照批给谁不是批？钱毕竟是钱啊。现在几万块钱塞过来，还作揖打拱要我收下，可去年为了一波住院，两千块钱还要到处借。人还在这个院子里，还是每天上班，还是这个人，可根本不是一回事了！钱，拿着，事，办了，两厢情愿，难道还有人来咬我不成？这样一想我又犹豫了。在灯下看了一会儿书，熄了灯睡下。刚睡下又想，万一醒来钱不见了怎么办？也保不定正好进来一个小偷，甚至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把钱弄走了呢？我在黑暗中撑起身子，把桌子上的钱抓过来，塞在枕头下，就有了踏实的感觉。睡下来感到硬硬的一包硌着头，左塞右塞不硌头了，可总感到朝着钱的那一面头皮发麻，像原子能在辐射，又像将要起爆的定时炸弹。我对董柳说：“这钱拿着到底是找乐呢还是找苦呢？”爬了起来想给晏老师打个电话，又意识到这事电话里不能说，谁知道哪个角落里有第三只耳朵？就到晏老师家去了。
晏老师女儿阿雅开的门，我说：“回来了？”就叫她到另一间房去，把事情对晏老师说了。晏老师说：“你拿着是最简单的，啥事没有。”我说：“还是不想拿，别人拿惯了没事，我拿了心里总疙疙瘩瘩的，总有件事挂在那里，平时说话都没底气了。”他笑了说：“还是没进入境界啊。”我说：“我明天一早送到纪检会去，要他们问纪检会要去。”晏老师说：“告诉我你有多大的想法？”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手往上指一指，我明白了说：“既然走上这条路，那还是要走下去的，不上路没事，上了路就没个完。”他说：“你有想法，但你千万别以为自己挺身而出前途就一片光明了。你把钱往纪检会一送，就将了很多人的军。池大为刚上任就有事件了，那么多人呆了那么久没有一点音信，那是怎么回事？肯定会表扬你，还可能会上省报，但以后你就是人民公敌，你的路就断了。”我说：“我想想也有点问题，就跑到这里来了。这包东西我不要我是人民公敌，我要了我怕它哪天爆炸，那我丢到厕所里去？”他沉吟说：“你悄悄退回给他们，袁震海那里做个含糊的姿态。”我说：“他是什么人，我没要他心里肯定明白。我要了他对我放了心，就是朋友了，有默契了，不要呢，以后做什么都隔着一层，他事事防我挤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说：“要不你这样，你把钱还给他们，就说是入股，以后你不收股息就是了，主动权在你手中。”我说：“这个办法好，可还有两壶茶油？”他说：“谁为两壶茶油摔过跤呢？”我说：“想起来呆在圈子里真没意思，人人都想抓别人的把柄，又都怕自己的把柄被别人抓去了，喝醉了酒时都比超级侦探还清醒，是个朋友都变成敌人了。像我吧，不是个想捞的人，还得装个想捞的人。”他说：“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我说：“谁说坐在那个位子上简单？就凭这一包东西摆在你眼皮下，你能不动心，经得起这个折磨就不简单。”
第二天上班，袁震海意味深长地望我一眼，我微微一笑，默契地点点头。快到中午的时候，董柳打电话来说：“那点东西你不要就算了，千万别往上面送。我刚才跟护士长闲聊，她说三号床的潘毕直早几个月是云阳市的市长，从省里调去想干点事，收了推不掉的红包一律上缴，引起了公愤，工作硬是展不开，选举的时候硬是被当地人选下来了，回到省里就退休了，气病了在这里。”放下电话我摸了皮包里的钱鼓鼓地还在，就放了心。
过两天苟医生打电话到家里来，我说：“你晚上来吧。”他很兴奋地说：“谢谢池处长。”天黑后他来了，我说：“这件事不能着急，有好几份材料在这里，不可能都是唯一的吧。”他急了说：“那，那……”右手闪电般从西装领口处往怀里一插，又抽了出来。我说：“材料你明天还是交给处里小梁，按程序来。我去交给他，那算怎么回事？”他手又迅速往怀里一插，再抽出来说：“那池处长的意思是没希望了？”我说：“我说过这个话吗？”就把那包东西拿出来，“这点东西我没看，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烟吧。我又不抽烟的，你暂时拿回去。”他涨红了脸拼命推过来说：“池处长您叫我回去怎么交待，大家都望着我呢，我把好消息都告诉他们了。您老人家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吧。”又从怀里摸出一包放在桌子上说：“我知道那点东西不成敬意，我和老毛商量了，想打点埋伏，开张的时候用钱的事多，这太不应该了，简直就违反了惯例，池处长您老人家就给我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我说：“叫你收起来你就收起来，不收我就叫纪检会卢书记来收。”他睁了眼望着我，不认识似的张口呆了半天说：“真的？”他把钱收起来说：“我真的没脸回去，大家都把脖子伸直了等着我呢。”把头垂着站了起来，直直地挺着。我说：“把东西收起来再说话。”他坐下来，我说：“你们的材料我看了，还要到市卫生局去补充两个证明，你明天交给小梁。如果材料属实，还是比较扎实的。”他说：“有一点不属实，池处长您砸死我。”说着拿一包钱在头上用力砸了一下，“这点东西？”把叠着的两包东西推过来。我说：“你要我犯错误，我敢犯吗？”他说：“谁说这是错误？花钱办事，天经地义！谁辛苦了谁也该有点车马费吧。要不我以儿子父亲的名字起一个毒誓在这里。”我笑了说：“那不等于让我咒你父亲儿子？”又说：“要不等于我在你那里入一份股，没发财就算了，发了财咱们再说。”他似乎明白了说：“对对，这就是池处长的股本了，我开个收条给您？我们做事认真点，收了人家的钱，总不能点个头就算数吧。”我说：“那不是我的钱，我得另外拿钱。”他想想说：“您老人家就拿一百块钱。”我笑了说：“一百块钱还不够吃顿饭，一年能有多少息？”他竖起一根指头，我说：“一百？”他说：“池处长您别开玩笑。”把指头勾下去再竖起来。我说：“那么是一千了？”他说：“一千在池处长这里怎么拿得出手？”我说：“那么是一万了？”他说：“池处长您觉得……那么一万五好不好？”我说：“再说吧。”就拿了一百块钱给他。他收了说：“池处长您真的帮我们大忙了，这点钱是我们七家人凑起来的，租房子买仪器还没着落呢。大家想着第一是招牌，招牌有了，钱总是有办法的。”我说：“你们也不容易。”他叹一口气。走的时候说：“明年我给您拜个早年吧。”他走了，董柳从房中出来说：“就让他这么走了？”我说：“我们多少也凭点良心吧。”又说：“不知道这两壶茶油一百块钱够不够？”我把茶油提了一壶，送到晏老师家去了。
六十四
厅里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又开始了，我是中级职称评委。马厅长见了我说：“小池，聘书拿到了？”我站住了恭恭敬敬说：“拿到了。”他说：“当个评委没有经济效益，还算是个荣誉吧。”我说：“组织上信任我，我尽力把工作做好。”他说：“评职称不是光看业务，那些政治上表现不好的人，关键时刻立场不稳的人，业务再好，都要考虑考虑。改革开放了，政治还是要讲的吧。”我明白他指的是去年跟舒少华跑的那些人，我说：“那些没有组织观念的人，他就算有那么一点点业务水平，又有什么意义？这是方向问题！让他们上去了，那不是对破坏安定团结的人的鼓励？别人我管不了，我手中这一票，我还是会严格把关的。”我又担心别的评委不配合，说：“我不会辜负组织的信任，可是十一个评委，我只有一票呢。”他说：“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讨论的时候，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形成一种积极的气氛。”我说：“其他评委的人选，不知道组织上考虑了没有？”他不说话，我也不再说。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压力很大，怕完不成任务对不起组织，又感到要自己出面去扮黑脸，这实在不是我池大为所擅长的。这事一定要做，再做不出也要做，这是绝对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我想到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就有一种周身的血倒着流的感觉。我的血液在皮肤之下涌动，由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改变了既定的流向，像长江之水从东海之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流向巴颜喀拉山脉。想想我池大为能有今天，这个黑脸能不唱吗？让一千一万个人不高兴那不要紧，他们不高兴又如何？也只好不高兴罢了，可千万不能让领导有一点不高兴啊，他不高兴，我的一切在一瞬间都完了。我想了好几个晚上，在讨论的时候怎么才能既把握住方向，又做得比较含蓄，黑脸不要涂得太黑。我反复推敲也找不出一个完美的方案，做个人真难啊。
这天晚上莫瑞芹来了，还带来了一个人。小莫说：“池处长，这是我表弟赖子云。”我知道这个人，是舒少华带出来的研究生，去年也签了名，是狙击的重点对象。中医研究院不愿做恶人，把他的名字报到厅里来了。我对赖子云点了点头说：“没想到小莫你还有个表弟在研究院，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小莫说：“池处长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求过你，今天要给你添麻烦了。”我说：“小莫你叫池处长就见外了，我们谁跟谁呢。小莫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小莫说：“那我们开门见山，我就是为他评职称的事来的。”我望着赖子云说：“他今年评职称？材料报上来没有？”赖子云说：“本来研究生毕业两年自动转中级，我今年是第三年了，去年也不知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划掉了。”小莫说：“他去年犯了一个错误，在那封信上签了名。他是舒少华的学生，不签也不行，其实他自己对谁也没有什么成见。”赖子云说：“评不上职称，当不了主治医生，你水平再高，没人挂你的号。你的号一块五一个也没人挂，教授号五块钱一个还要清早来排队，人家只看你是哪一级，也不管你水平多高，我总不能站在挂号的地方去说自己是谁吧？有时候我坐在那里就干坐一整天，你说人坐得住？工作量没有，奖金就没有，我还要吃碗饭吧？”小莫说：“真的想请这几个评委讲点良心呢。池处长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你帮他一把就是帮我一把。”我说：“我手中只有一票，还有十票我管不了。”小莫说：“我们今天只拜你这一张票，其他人我们一个个拜到，相信大多数人还是讲良心的吧。”我觉得小莫在机关也呆了这么多年，还是不知机关的根底，在中国活了一辈子，还是不了解中国，还真的以为评委是什么说话算话的大人物呢。他们的投票权又是哪里来的？他们不对权力来源负责行吗？你想请他们讲良心，他们哪里有这个自由？我说：“其他评委那里你们也去看看。”我想把压力分散到别人那里去。小莫说：“我这个表弟是一块死硬的石头，我拖他来他还不肯来，我说送点东西，他还抓住我的手。”赖子云说：“送东西花钱我倒不怕，可要我提着东西我就更没勇气进那个门了。”我说：“你表姐跟我是什么关系，还送东西？”又说：“这次报上来的材料都很过硬，报主治医生的都有几篇文章。”我想给自己留点余地。赖子云说：“要是别人成果比我多，我没评上我吭也不吭一声。”小莫说：“你上次不在那封信上签名就好了，不知天高地厚。”赖子云脖子一挺说：“我的导师要我签名，我能不签？再说，提意见是合法的，群众有这个权利。写匿名信反映情况都不犯法，何况不是匿名信？退一万步，就算我错了，你不接受是一回事，我提意见的权利还是有的吧，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小莫说：“你看这个蠢人，把书上写的东西往现实中搬，那搬得？你看这个书呆子还扭着脖子在这里辩，生活中的事哪有拿着书对照的呢？幸亏这是池处长，是别人谁敢投你的票？”赖子云脖子仍扭着说：“就算提意见错了也不至于报复吧，报复了一年还要报复几年？”我心中好笑，这真是个书呆子，还想用电视上、报纸上、书本上那些大道理去套现实，照你这么说谁都可以冲上来黄口白牙爱怎么说怎么说了，那这个游戏还玩得下去？轮到谁谁也只能如此，怨马厅长？马厅长一个副省长都叫一封信闹掉了，压你一个职称那是最仁慈的，轮到我池大为恐怕都没这么轻松了。我说：“小赖你最好换一个工作环境。”赖子云低了头说：“换到哪里去？在本省还是没跳出如来佛手心，外省吧我父母老了，也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小莫说：“池处长你看他好可怜，我姨妈姨父都退休了，身体也不行了。他父亲是脑血管萎缩，才六十出头路都走不动了，全靠这个儿子。”我点头说：“是的，是的。”小莫说：“是的是的还是要解决问题才行，我今天就拜你这一票。这块顽石我要他进你这个门还做了好久的工作，你想他还要进那么多门呢，那不是一般人的心理承受得了的，如果最后还不成，你想想人心里的滋味吧。”她说着眼睛都红了，赖子云头耷拉着一声不吭。我心想，他签名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马厅长心里的滋味？不为别人想想却要别人想想自己，那合适吗？脸上却作出动了情的神态：“小莫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小莫说：“我还是不放心，大为我跟你实话实说，你原来也是个有平民思想的人，这两年变得太多了，上去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想，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唱来唱去当然还是自己那首歌。谁到了那个份上都会得到一份相应的利益，这是游戏规则。有了这点东西也就上了轨道，入了局，就得按规则办事，否则就要出局。要我出局就是要我下地狱，你说我会干吗？你想要我跟当年一样想，那怎么可能？身份不同了，在结构中的利益关系不同了，想法自然也不同了。到了这个份上谁也得变，这种立场坚如磐石，决不是一种良心和公正的逻辑能够摧毁的。嘴上说：“是吗是吗？我自己没觉得。”她说：“我想怎么人一上去就不同了，好像有鬼操纵似的。我希望你只转九十度的弯，左边看看右边也看看，你一转就一百八十度到对面去了。”我说：“是吗是吗，我自己没觉得，我真的变了那么多？”我当然明白自己变了，不变行吗？我不过是走在预定的轨道上罢了。“我得反省反省。”我认真地点着头。小莫说：“说了这么一大篓子话也没见你吐句实在话出来，我也不知道把你这一票拜到了没有。实在拜不到就算了。那些头上没有帽子的评委总容易说话些吧。”我被逼到墙角了，只好说：“我已经说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别人我管不了，自己这里还是能够掌握的。”小莫说：“那我就算着有一票了，我还带他拜下去。”
小莫走时，我在门口看了看，怕有人看见。看了没人我示意她快走。关上门董柳从房里出来说：“你真答应她了？”我说：“凭良心呢，是得答应她，想想他们有多难吧。”董柳说：“那个小赖讲的话，句句都在理上，句句都带感情，我看他都可怜。”我说：“在不在理上要看谁来讲这个理，换一个人就完全是另一种讲法了，让有些人来讲，枪毙了他那是便宜了他。”她说：“那你怎么办，我看你也不好办。”我说：“到时候谁投了谁的票，哪怕是无记名投票，组织上也一清二楚，这点能力都没有他叫做组织？反正要得罪一头，总不能得罪大头吧。如果有人能给你一切，又有人一切都不能给你，你说要你凭着良心就站在后面这个人的立场上，那可能吗？要我池大为做这些杀人”我扬起右手掌往下一劈，“不见血的事，我好受？这身上的血都是倒着流的，想一想血倒着流的滋味吧，我不执行任务，自己赔进去了也改变不了什么，没意义吧。再说要一个人为了别人把自己赔了也不合人情吧。”董柳说：“以前只知道当外科医生的人要心硬，后来又知道做生意的人要心硬，现在才知道最要心硬的是你们这些人。”我说：“小赖这些人吧，头上不碰出几个血包来，他不知道什么叫领导。事情来了，这就叫你知道什么叫领导。”我把事情想了又想，最后决定只能把小莫得罪了。这么多年来她对我很好，但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谁不是对自己的来历一清二楚？我有了今天，是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吗？要我坐在这张椅子上主持公正，凭良心办事，这不合逻辑。饮水思源，我该怎么处事，该对谁负责？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决定之后又觉得这事根本就不用想，想也好，不想也好，做都只能那样做。谁违反游戏规则，谁就出局。出了局怎么办？我想都不敢去想。
事情的结局倒是我没料到的。厅里对评委不太放心，干脆在经过人事处的时候就把那些人的材料抽出来了，根本没有进入讨论。这使我如释重负，又想到人事处贾处长立了这么大的功，将来一定要压我一头的，幸亏他业务上还拿不出过硬的东西出来。本来以为材料被抽出来的那十几个人会跳出来哇哇叫，却居然无声无息。我心里感谢他们，又看不起他们，他们这些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也只能配有这样的命。他们如果一起叫起来，马厅长也不一定能受得了，可他们居然一个也不叫。我原以为马厅长走了一步险棋，后来又觉得其实并不险，他实在太了解那些人了。
六十五
许小曼从北京打电话来，催促我报国家科研课题。本来去年我就要报的，她说名额太挤，要我缓一年。我说：“那我还是那个题目。”她说选题不错，并把课题论证的要点告诉我。我看看自己的前期成果，已经有十多篇论文，大致的框架已经有了。再系统化一下，博士论文有了，课题也完成了。我领了表准备填，坐在桌边半天下不了笔，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仔细考虑了，觉得论证还是很周密的。提了笔写，可还是有什么东西挡着自己似的。勉强开了一个头，笔下总是显得滞涩。我烦了，叫董柳泡杯茶来喝，她给我端来一杯君山毛尖。我把滚烫的杯子握在双手之中，喝了一口，微涩的清香从喉咙一直下去，一股暖流渗到全身，似乎到了神经末梢，四肢都松弛了。再喝一口，那种微涩的感觉唤醒了我心中的某种意识，一个念头一闪，我猛地跳起来拍一下桌子，茶水溢了出来。我怎么能把马厅长忘了呢？怎么报马厅长的恩，这是自己长期想着却又找不到机会的事，这不就是一个机会？知恩不报非君子也。没有当上博士导师，这是马厅长的一块心病，完成了一个国家课题，那申报的分量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解决了马厅长的问题，还怕我的问题不能解决？我抓起填了个开头的表格揉成一团，撕碎了丢到厕所中，放水冲了下去，有一种罪证被销毁的感觉。我心里有点遗憾，自己搞了这么多年，名字却放在后面，有点舍不得，但稍一犹豫，马上就下了决心。
决心下了，话怎么讲还颇费踌躇。越是大人物，自尊心越是敏感，一句话没说好，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暗示在里面，那就大错特错到月亮上去了。想起上次我去买西瓜，经常做生意的那个水果摊的西瓜没看上，看上了邻摊的贴着标签的新农一号。买了之后觉得很对不起熟悉的老板娘，已经走过去了又回头对老板娘说：“下次你应该进新农一号，这瓜品质好，容易走动。”刚说完老板从板车后面跳了起来说：“你讲句好话吧，我的瓜不行？我的瓜什么时候比别人差了？我今天都卖了几百斤了，你会看瓜？”我没料到老板睡在那里，吓了一跳，尴尬地笑笑走开了。平时老板对我亲热得不得了，怎么一下就变了脸？你的好心不一定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一个瓜老板你都碰不得呢，别说是大人物。别以为是好东西就可以直通通地送上去，要送还得讲技巧，让他接受得舒适。我想了又想，这话该怎么对马厅长说才好。说真的我对妻子儿子都没用过这么细的心思呢。小人物为大人物考虑，比为自己考虑还细密，也许大人物为自己考虑还没这么细致呢。
我和董柳又带着一波去了马厅长家。进了门我不再说一波要找渺渺玩，开门见山说：“马厅长，我现在遇到难题了，您替我参谋参谋。”他说：“是工作上的难题还是个人的难题，个人的难题要小柳子给你解决。”我说：“又是工作上的，又是个人的。”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前进，“我们省里中医界三四年申报国家课题都剃了光头，中医学院那么多教授也没拿下来。我想我是谁？我从来不敢想。一个同学在部里科技司当处长，前几天打电话来要我报一个选题，她可能也能帮一点小忙呢。我看自己的前期成果才几篇论文，书也没一本，到全国去竞争，怎么够分量？试试吧，希望太渺茫了，不试一试又不甘心，万一碰运气碰上了呢？”他说：“你那个同学说话力量够不够大？”我说：“她说她能够影响几个老先生，也不知她吹了牛在里面没有？”他说：“要报你报什么选题？”我犹豫着说：“就是没想好，报什么都觉得自己还不够分量。”他说：“能拿到一个课题，我们厅里科研就上档次了，也让中医学院那些老头子看一看，让他们也咽一口气下去。”绕来绕去，这个话总绕不到点子上，我不能开口，我开口就明显了一点。要马厅长开口，那更不可能。我又把话题扯到选题，董柳按事先安排好的，在和沈姨说话时不经意地转过头来说：“你要马厅长帮你选个课题，你自己怎么选得出？”又掉头跟沈姨说话去了。我看马厅长的神色，并没有什么变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说：“马厅长您跟我的研究方向差不多，您有经验。”我们又讨论了起来，每当他的设想跟我的既定方向靠近的时候，我就连声说：“好，好。”选题越来越清晰了，我说：“马厅长您这个选题真的很有希望，您也报一个，我报不报都无所谓，反正报不上。只要是我们卫生厅系统搞到手就好，也气一气中医学院那些老头子。我跟小方说话的时候，他老拿那几个人来压我，我服不下这口气。”马厅长说：“我本来是想自己报一个的，我们厅里连续几年剃光头，我也着急，也不服气啊。可是厅里总是一大堆事在那里等着我，就是不能让我闲一点。”董柳不失时机地转过头来说：“马厅长您亲自出马，希望就来了。”我说：“那我就不报了，把力量分散了总不好，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战略问题。”董柳说：“大为你就在马厅长这里拜个师，请他带一带你。”马厅长说：“拧成一股绳报起来希望大些，做起来也快些。”我连连拍着大腿说：“要是马厅长肯带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我都没想到马厅长居然这样看得起我，我是受宠若惊了。只是，一个课题能不能两个人合报？”我当然知道是可以的，只是想暗示自己根本没想过合报的问题。马厅长说：“应该是可以的。”我吁一口气说：“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又详细地讨论了选题的论证，由我先起草论证报告，再进一步讨论修改。我说：“课题拿到手，有几万块钱呢。”他说：“几万块钱哪里没有？毛毛虫。难得的是国家课题这块招牌。只要把事情做出来，找个好出版社是没问题的。”我说：“就算课题没批下来，我们也把它搞出来，看省科技出版社愿不愿出。”他说：“我要么不写，写了一定是中国科技出版社，至少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在地方上出影响太小了。”又说：“真拿到了课题，你明年就可以破格报正高，也给我们报博士点添一块砝码。如果我们的博士点拿到了，你也就是导师了。这对你今后是很重要的，现在干部要讲知识化，业务上不过硬，坐在那个位子上也没底气，给他坐他也坐不稳，不然怎么那么多厅级干部又去赶博士学位？”我说：“我去年先走一步了，马厅长为我想得远。”沈姨说：“老马把你的事当自己的事呢。”我说：“我心里都明白，人非草木怎么会无知无觉？”董柳说：“他天天在家里念马厅长的好处，到这里反而不说了，他就是这个脾气。”
回到家董柳忽然想起来说：“今天马厅长没察觉什么吧？”我说：“以他的精明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那不糟了！”我笑了说：“糟什么，大家知道是戏！演这么一场也是必要的，心照不宣。这些话你直通通讲，讲得下去？只要你是为他好，你怎么演他总不会有意见吧，人说到底是看结果的。”
把材料报了上去，我就着手工作。马厅长说：“只争朝夕，课题真批下来了，我们这里已经做完了。”他跟袁震海打了招呼，我可以不去上班，也可以到研究所动用一切仪器设备。厅里批了三万块钱，马厅长的两个研究生也由我安排。他自己也很投入，晚上放下一切工作跟我扎在实验室，周末更是整天投入。厅里的人见我居然跟马厅长搞这么大一个课题，对我的态度好得不得了，真的是脚下的地都长了三尺似的。等课题批了下来，连马厅长都毫不掩饰一脸的喜气，敦促我加快工作，一定要在报博士点之前把课题完成，把书印出来。我写出来一部分就拿到厅文印室打印一部分，校对的工作就交给研究生去做了。马厅长说：“中国科技出版社已经联系好了，国家课题当然没问题，只是厅里要贴点钱。”我说：“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向您请教，会不会干扰了您的工作？”他说：“这就是工作，厅里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也是最大的工作。我们现在不能只在省里跟别人比，要到全国去比，我从来就是把工作的基点放到全国去比。”
我拼命工作了几个月，每写好一段就交给马厅长审阅修改。等完成的那一天，我已经心力交瘁，把手中的笔向窗外掷去，就像小时候掷纸飞机，很潇洒地把手一甩。电脑排好的稿子很快就出来了，拿在手中厚厚的一叠赏心悦目，翻了几页怎么看怎么好，我都不相信上面的每个字都出自自己的笔下。马厅长派退休办的小蔡专程把稿子和光盘送到北京去了。小蔡回来说，编辑部高主任说最快也要半年才能出来。我说：“半年就赶不上了。”马厅长说：“他给我们出题目呢。”就叫财务室寄了两万块钱作为加班费，那边答应两个月之内赶出来。
厅里早就策划好了，由中医研究院出面，把全国知名的专家请来，开个上档次的学术讨论会。专家中有几个是学位点的评委，求的人太多，请的人也太多，请他来不是把飞机票寄过去就完事了，还要调动各方面的关系才请得动，还有些是包了飞机票和全部费用还可以带夫人也请不动的。马厅长说：“实在请不动，以后上门慢慢做工作吧。”厅里前年为申报博士点设置了一笔六十万的特别基金，马厅长亲自带队到全国跑了二十多天，评委一个一个都拜访了，钱用了一大半，事情还是没成。今年又追加了四十万，志在必得。光是这次会议，就做了二十一万的预算，主要从基金中开销。董柳说：“你们用起钱来，我听一听都能摔个跟头。我们打一针一块钱两块钱，打一辈子也不够你们开三天会啊。”我说：“谁跟谁比？你们干一辈子，就是为了开这三天会，人跟人好比的吗？”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事小，疏通关系事大。像这种上档次的会议，没有大人物的利益在里面，根本开不起来。董柳说：“我真的为那些护士打抱不平，她们是怎么赚钱的？血汗钱，针挑土！别人是怎么用钱的？浪推沙！赚钱的方式跟用钱的方式差别太大太大了。”想一想钱的确也花得令人心疼，可金字塔上面的人与下面的人又怎么好比？几十几百个也比不了一个啊。我说：“要承认你们勤勤恳恳还是为革命做了贡献的，奉献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在平凡的岗位上还是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的，这成绩组织上还是心中有数的。”董柳冷笑说：“几顶大草帽往我们这些人头上一扣，勤恳啊，奉献啊！人家得到的可是实际的东西。”我说：“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你有意见又有能力你就到那个份上去，你有意见又有脾气你对天叫几声屈，你有意见没能力又没脾气你就那么呆着，最好是有智力障碍什么也看不清你就连意见也没有了。”董柳说：“这些人总要讲道理吧。”我说：“要我说吧，道理是人来讲的，怎么个讲法是由大人物决定的，大人物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讲的，这个游戏规则也是由大人物设计的。道理要由你们这些人来讲，那很多事情就办不成了。所以不能让你们有机会说什么，心里想一想是可以的，但不能说，谁说就是谁的错，你错了你就等着瞧吧。所以你们也不要抱怨太冷漠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不是谁心里就愿意那样。”董柳说：“有些人头上那顶帽子是金的。”我说：“金子才多少钱一克？那些钱都买了金子做帽子，谁的头顶得起？你还是农民伯伯的想法，想着皇帝挖土，恐怕是用一把金锄头吧。”董柳的话也唤醒了我的平民意识，一个人掌握了资源，他总该想想手中的东西怎么来的，一针一针打出来的啊！世界是很荒谬的，也许还要一年年荒谬下去。可难道荒谬能够因为它存在就成为合理的了吗？
为了让北京出的书能赶上这次会议，马厅长临时决定把会议推迟十天，这一推又让许多人忙了几天。离会期只有一个星期了，书还在北京郊区一家印刷厂里，马厅长很着急。我说：“赶不上就算了，以后寄给他们也是一样的，再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看。”他说：“在会上拿出来效果毕竟好些，课题做出来就是给他们看的，别人看不看，倒是小事。”他派小蔡带了一万块钱加班费去印刷厂专等，无论如何要在会前带三十本书回来。开会的前一天小蔡打电话回来说书已经拿到手了，我说：“坐飞机回来，越快越好。”他问我从印刷厂到机场打的要一百多块钱，能不能报销？我说：“越快越好，听不懂中国话？”
会议在随园宾馆包了一层楼，两辆小车专门到机场火车站接人。因为不收那几个评委的食宿费，干脆把其他代表的食宿费全免了，免得有人哇哇叫。几个有身份的老人走到哪里都被包围着，年轻的代表带了照相机，左一张合影，右一张合影，以后就有拉关系的由头了。我如果不是主管会务，根本就插不进去，也实在没有勇气做出那样一副嘴脸。我感谢马厅长的安排，他考虑问题真是丝丝入扣，不然我哪有机会上去说几句话，留下点印象？第三天到沙州去游玩，有个老头子童心大发，脱了鞋跳到水里去，马上有一个广西来的代表去给他探路，弯了腰双手淘着水说：“这里这里，这里是平的，这里这里，这里也是平的。”回到宾馆一摸口袋，发现钱包掉到水里，机票和身份证都丢了，在餐桌上双手浑身上下乱摸乱抓，大家肚子都笑疼了。
会议开了三天，第四天组织代表去鉴山游玩，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马厅长也陪着去了。路上有个老头子说：“老马，我看你们这个点明年还是有希望的。”马厅长说：“要靠您的支持啊。”不再说下去，把事情挑明了反而不好。三天后从鉴山回来，就散了会。几个评委又留了两天，到中医学院和研究院去讲课。每讲完一次我都照例送上一个信封。有一两个人摸一摸信封说：“能有这么多？”我说：“知识经济时代，就要体现知识的价值。知识的价值，难道是能用钱来衡量的？”最后也没有谁说太多了就不收，大家心照不宣。
送走了客人我松了一口气，一结账还剩几千块钱。大致是会务开支一半，讲课费一半。马厅长的设想就是要那些关键人物欠下我们的人情，欠得越多越好，要让他们感到烫手，感到歉疚，这样他们就被套住了，以后自然会有回报。经过精心操作，马厅长的设想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会开得很成功，很好。我越发看清了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要什么有什么，他每一根毫毛都得到无微不至的关爱，另一种人要什么没什么，他的手啊脚啊都没处搁。世界其实是设计者为自己设计的，不服气你拿着石头打天去吧。
六十六
厅里安排我到温汤疗养院去疗养半个月，办公室黄主任给我开了介绍信说：“你这几个月也真辛苦了。”我捶着腰说：“骨头都肿起来了。”我很感激马厅长的细心，安排我去疗养对他来说虽然只是一句话，可要把这句话讲到你身上来，这容易吗？
去的前一天大徐打电话来，说明天一早开车来接我。第二天他开车一直出了城，我发现了吃惊道：“汽车站搬家了？”他说：“送到温汤。”我说：“三四百里就这么送过去？”他说：“池处长你说那还怎么过去？”我觉得这实在太奢侈了，有钱也不能这样花啊。我说：“把我送到汽车站算了。”他说：“人人都是送，池处长你不送那以后别人怎么办？再说不把你送到我怎么向黄主任交差？”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别人需要交差的人物了，心里一时转不过弯来似的。我说：“厅里还没富到这个地步吧，开车几百里去送一个人，算成本那就不好算了。”他笑一笑说：“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池处长算成本。”我也笑了说：“你就不必担那么多心了吧。”他说：“算成本那是搭车的几十倍，那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送一送的，图个舒适吧。”在厅里的大会上管财务的冯副厅长经常嚷着财政紧张，要大家用办公用品手脚缩着点。看来这紧张不紧张要看对谁而言，有些人永远紧张，有些人永远不紧张。我转念一想，这是一种档次，一种待遇，一种精神享受，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的。要说搭车也苦不到哪里去，心里的感觉可大不一样，大不一样！要说享受，这才是真的享受啊。人只能住三间房吃两碗饭睡一张床，可精神享受的成本，真不是住房吃饭可以比拟的。到了温汤，大徐把一切都安排好，他对这里非常熟悉。他对接待的护士说：“小孟，池处长就由你承包了。”那个叫孟晓敏的护士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她铺着床说：“把他摔着了丢掉了我赔一个给你。”大徐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你赔一个？”大徐走时说：“池处长你回来时一定打电话来，我来接你。”我说算了，他反复交待说：“我开车来不为难，一飙就到了，我不来我倒是为难了。”我口里就应了。他走了我忽然想到，他一路上一口一个池处长，我也没什么感觉，以前“池兄池兄”叫得很好，忽然就改了口。想着以后还是要他叫我池兄，把处长一叫就生分了。再一想还是不行，对他无所谓吧，别人听了怎么办？身份尊严又在哪里？游戏规则不能因为是朋友就放弃。他早就为我想好了，可这样却隔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