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初冬我心情颓败，虚无感攫住了我，我无力挣脱。一个人总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否则他不能给自己一个说明。可我就是看不到那点意义，于是做什么都无精打采，没有兴趣。我很清醒，可是我的灵魂在梦游。
这个周末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吃了早饭，就下了楼。下了楼我不知道自己下来干什么，也没有地方可去。我毫无知觉地走出了大院，来到街上。街上人很多，很嘈杂。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都很高兴，也不知他们有什么事值得那么高兴。走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有人在那里等车，我也站住了。汽车来了，大家都往上挤，我站着不动。售票员探出头说：“快点。”我觉得她似乎是在喊我，就上了车。中途有人下了车，我坐了一个位子，看着窗外。也不知过了多久，售票员说：“到站了。”这时我才发现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下了车，知道自己到了大叶山脚下，就往山上走去。我不知道自己上山干什么，但似乎应该上去。游人很多，我花两块钱买票进了山门，跟在别人后面向上爬，终于来到了云峰寺前。寺门口有一副对联：
壮怀激烈 青史几行名姓
鸿爪一痕 北邙无数荒丘
大门的两旁摆了两排桌子，有十几个摊位在卖香烛。一位妇女叫住我向我推销，我问：“多少钱一炷香？”她说：“三十块钱一套。”我说：“这么贵？”她说：“敬菩萨还价钱？那就看你诚心不诚心。”我往里面走去，她在后面喊：“五块好吗？五块。”庙里供的是如来，两边站着如来的弟子，我叫不上名来。不断有人朝功德箱中塞钱，然后跪下去，打卦，又摇出一支签来，去讲签的和尚那里交了五块钱，领到一张签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知道这些圣像不过都是泥胎涂了金粉罢了。我忽然注意到庙堂的地上铺的是磁砖，觉得这太煞风景了，应该是青石板才对，而立柱也不是大圆木而是水泥的。侧房里有二十多个人，穿着黑衣，是戴发修行的俗家弟子，在听一个人讲道。我注意到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戴着眼镜，全身着黑，虔诚地在听讲，一边数着手中的一串佛珠。她为什么要放弃了人生的一切欲念坐在这里？她有孩子有丈夫吧？她看去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有什么事情使她对人生如此绝望？我理解这些人，他们不是傻瓜，他们将虚构的意义世界当做真实，以此获得灵魂的归宿。人需要一个终极，否则他的心就会一直悬着而得不到安宁，而这个终极恰恰不能是他自己。看着他们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心灵也曾有过终极，那就是天下，是千秋。我的全部精神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天下千秋是孔子的教导，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能，还是他们的宗教，至少对我如此。我在这样的背景下构筑起自己全部的意义世界，这是人活得有意义的理由，也是值得付出和牺牲的理由。人不能只是自己，只是一个瞬间的生存者，否则他就太可怜可悲也太渺小了。如果活着只是活着罢了，人怎么还叫做人呢，一个知识分子那他是谁呢，又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可是，在今天，我的意义世界已经崩塌，思路已经轰毁。时代变了，人不能不变，不能沉浸在一种幻象中而不可自拔。在今天，当我本能地去设想自己应该而且能够超出自身去做点什么，马上又理智而残忍地意识到只是一种虚妄。时代变了，世界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社会分工的门类多到不可想象，而自己只占据着小小的一角。从这个小小的角落能够去设想天下的意义吗？我不怕牺牲，但我害怕牺牲得毫无意义。如果这种牺牲像沉在大海深处的一条小船，被黑暗的时间永远地淹没，那不太可怕了吗？我不能欺骗自己。而且，市场只承认眼前，而绝不承认时间后面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市场是正确的，可这种正确瓦解了太多的人生想象。当一切都在消费欲望的平面上展开，人们就再也不能去想象什么天下千秋。何况，那些牺牲的理由，那些神圣的光环，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显露出凡俗的甚至颓败的真相。我心有不甘，不甘，但别无选择。于是，一切都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另外一种人生。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瞬息，大人物也逃脱不了这种悲剧命运。于是，抓住了瞬间就抓住了本质，抓住了永恒。此生面临的全部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我，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世界是一盘棋，而那棋盘上的老将，就是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沮丧，令人绝望。把世界放下来，我就轻松了，可这种轻松比沉重更加沉重。一个知识分子，他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他承受。因此，他需要把天下千秋放在心上。可今天，他们的意义世界被摧毁了，基于这种意义的身份也失去了。我不能再抱有希望，再抱有希望我这一辈就没有希望了。可要我从心里把世界放下来，斩断对世界的任何念想，那几乎就等于要把我自己杀死。我对自己不能那么残忍，我下不了手。我不能绝望，我绝望了就真的绝望了。我叹息着，从今往后，活下去需要勇气。身后的事不必去想，远处的事也不必去想，想了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无能为力。人不能骗自己，又不能不骗自己。骗自己是太残忍了，可不骗自己也太残忍了。当生命的真相不加掩饰地在眼前显现，我真的没力量正视。
我盯着如来的像看了很久，想看透那神秘微笑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明知道那种笑意只是出自工匠之手，可还是摆脱不了一种神秘之感。和尚说：“施主摇支签吧，我们庙的菩萨是很灵的。”看来市场已经渗透到庙里来了。我说：“真的有灵吗？”和尚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要看施主是否有诚意。”有诚意就是要把钱拿出来，与门口卖香的妇女并没有什么两样。由一种奇怪的心理支配着，我也学着别人跪到那蒲团上去，有模有样地磕了三个头，用那两片竹板打了卦，是胜卦。又拿起竹筒摇了几十下，摇出一支签来，走过去递给和尚。他问我说：“求什么？”我说：“都有些什么可求？”他说：“有财喜，平安，前程，婚姻，人有的这里都有。”我想着菩萨也真管得宽啊，就说：“求前程吧。”他拿着签在有着很多小方格的木柜里找了一会儿，递给我一支签条，说：“施主大喜了，上上。”我交给他五块钱，他说：“上上签是十块，难得难得。”我只好把那张五块的票子收回来，给了他一张十块的。我去看签条，上面写道：
勿言一信向天飞 泰山宝贝满船归
若问路途成好事 前面仍有贵人推
明知是虚构，我心里还是有点高兴。忽然记起有人说过，云峰寺几个法师因争着要当住持，闹得不可开交，官司打到了市里，最后大家轮着当，风波才平息了。我问那个和尚是否真有此事，他头也不抬说：“出家人不问世事。”我就算了。出了大庙的后门，我沿一条小溪往山顶走，渐渐地没有人了，后来连小溪也没有了，就到了山顶。山风吹了起来，我的衣服兜满了风。我双手抱膝坐下，晴空下远远看见江水绕山而过，几艘运沙船逆流而上，还有些快艇载着游客来回穿梭。一会儿又有大客轮到港了，鸣着笛，沉闷的声音隐约传来。江对岸的房子灰蒙蒙的一片，几幢新耸立起来的大厦成了城市的亮点。还有很多高楼正在建设，大吊车铁臂的移动依稀可辨。桥上车来车往，我盯着一辆红色的小轿车，看着它慢慢地移到江那边去了。当那辆车消失在我的视野中之时，我开始设想里面坐的是什么人物，他们又要到哪里去。生命的真谛就在这些平凡的瞬间，除此之外并无它物。很多年来支撑着我精神大厦的天下意识千秋情怀，不过只是一种心灵情结罢了，它的全部意义就是对一个人的心灵意义，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为什么要信其有而拘束了自己呢？我为自己虽然活着却失去了本源意义而沉重，却又警惕着任何建立新的本源的努力。毕竟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渎神者，我看清了真相。意义抽空了，价值崩塌了，可人还要活下去，在真空中在废墟上顽强地活下去。把世界看得太清楚想得太清楚是如此的可悲，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上，前面无路可走。这是一个速朽的时代，一切即生即灭随荣随枯。原有的意义世界已经崩塌，我必须在一种新的时空观念上，在瞬间和角落的认识上，在个人现实生存的基础上，重新构筑自己的意义世界。这太可悲了，但这是真实。这时我有着豁然贯通之感。一个人就是不能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把自己给捆住了。有的人就希望别人都耽于沉思，犹豫徘徊，自己则趁机在现实中大展拳脚。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回到真实中来。自我的存在是最大的真实，这个事实无法用逻辑摧毁。如果这样，自己做人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自我就是一切，而为了这个目标，操作方式是开放的，没有拘束的。这很可怕，又很令人神往，令人怦然心动，它展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不必再坚守什么，我解放了自己，我感到了一种堕落的快意和恐惧。想不到我池大为徘徊了这么多年，竟得出一个尽量占有及时行乐才是真的结论，这样我和猪人狗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了，我彻底地理解了他们，理解了丁小槐、任志强和匡开平他们。他们不是好人，也说不上是坏人，他们都是适生的人。
我在风中坐了很久，左边的脸颊已经被风吹得麻木。怀着沉重的虚无感，我下了山。虚无感是如此的真实，我不再相信现实后面还有着什么。虚无感又是如此虚妄，我得活下去，还有一波和董柳。
四十三
按照部里的布置，要组织新一次的全省血吸虫抽样调查。我闲着没事，就把我调去了。
一共下去十个人，分成五个小组，我和血防办的江主任在一个组，去华源、丰源两个县。丁小槐具体分管这件事。出发的前一天江主任召集几个人最后一次开了会，快散会的时候，马厅长来了，丁小槐跟在后面。大家都感到意外，又觉得厅里对这件事是足够重视的。马厅长一进门，江主任马上站了起来，其他人也站了起来，我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江主任在吸烟，马上把烟摁灭了，说：“感谢马厅长光临指导，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也是我们工作的最大精神动力。”马厅长说：“主要是来看看大家，要辛苦大家了。”丁小槐说：“马厅长为大家讲几句吧。”就带头用力鼓掌，于是几个人跟着鼓掌。马厅长说：“这次调查，是一项严肃的任务，希望大家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工作负责，也对厅里负责的态度，把工作搞好，不能有半点马虎。我们需要的是准确的数据，数据是下一步工作的依据。厅里给各县血防办的文件已经下去了。大家知道，这几年我省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下了大力气的，成绩是很大的，省里部里都一再给予肯定。我们要珍惜成绩，珍惜厅里的荣誉。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江主任，也可以找丁处长，他们是领导小组副组长嘛。直接找我也行，我还挂了个组长嘛，我就讲这几句。”丁小槐和江主任在话音刚落时几乎同时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丁小槐说：“马厅长刚才的指示非常重要，可以说每句话都很有分量。大家去的是湖区，又是搞血防调查，是危险的工作。马厅长作了决定，除了正常的补助，厅里另外拨一笔款，每人每天额外补助二十五块钱。”我出这个差想着是个苦差，原来是个肥差。几个人都喜形于色，马厅长说：“大家不要高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厅里考虑了你们的情况，你们也要考虑厅里的工作。”江主任说：“大家要更多地从工作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各自为政。”马厅长站起来，丁小槐也像装了弹簧似的跳起来，站在门口侧着身子让马厅长出去，再送到外面，马上又转了回来，喉咙里哼哼几声，神态与一分钟以前完全两样。他徐徐坐下来，缓缓地环视大家一周，悠悠地点着头，慢慢地翻着手中的笔记本，喉咙里再哼哼几声说：“大家有什么想法，”顿了一顿，“谈一谈，困难嘛，也谈一谈。”江主任说：“丁处长叫大家谈一谈。”我不做声，我实在不屑于捧他的场。一个刚分来的大学生说：“厅里的意思，是不是有个……”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有个……”又比划一下，“比如说，有个指标？”丁小槐说：“什么指标？”我轻笑了一声，几个人都微微笑了。丁小槐说：“具体的指标是没有的，带指标下去还搞什么调查？结论在调查之后，不在调查之前，实事求是是我们的一贯作风，对不对？”我马上说：“丁处长这个指示很重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厅里的一贯作风。”那年轻人一脸疑惑，望望江主任，又望望丁小槐，说：“我反正跟在你们后面跑。”丁小槐坐在那里很尴尬，江主任说：“丁处长说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是需要的，但肯定成绩也是需要的，两者相辅相成。”丁小槐说：“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我心里想：“生活真的培养了这么一批辩证法大师，比泥鳅还滑，左边讲过来右边讲过去总是他有理。什么时候我学会了辩证法，就会有出息了。首先就要做到不要脸没良心，他妈的。”我说：“怎么都行吧，到时候江主任作具体的指示，我们跟着走，大家高兴就好。”
第二天搭车去华源，坐在汽车上我想着自己昨天随口说出“怎么都行”，“高兴就好”这几个字，这可不是偶然的，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行动准则和生存策略。这是一种机智，一种聪明，又是一种圆滑，一种无耻。人人都是如此，谁来认真？这是王八蛋的准则，可我还是无可奈何。我是个小人物，我肩上能压多重？要是自己是个大人物就好了，我要把那些被颠倒的事情再颠倒过来，谁敢跟我来王八蛋的这一套，我叫他四脚着地爬出个样子给我看看。他妈的。
到了华源县，县卫生局请我和江主任吃中饭，卫局长也来了。饭前，我的一个朋友小吴，去年来华源认识的，在三河乡当卫生院长，到县招待所找到我，希望我说一声，让他也来吃饭，他想有一个接近卫局长的机会，我就跟卫局长说了。上了桌县血防办苏主任致了欢迎词。上来的第一个菜是清炖水鱼，开了一瓶茅台酒。江主任说：“大家随便点好，我们也不是来一天两天。”卫局长说：“省里的客人平时请都请不到，都来到家门口了还不请那么一请？”我说：“吃鱼吧，草鱼也就可以了，酒吧，秦池也就可以了，你们经费紧张，我和江主任也不怎么沾白酒。”苏主任说：“紧张也不在乎这一顿吧，有朋友来，就是发达的象征，没人来那才真的是死火了。”几个人一再劝酒，江主任和我都喝了一小杯。我说：“小吴你想进步，要靠卫局长关照，你给卫局长敬杯酒。”小吴端了酒杯绕到卫局长那边去，说：“卫局长给你敬杯酒，我们下面的人进步还要靠局长关照。”卫局长说：“好说，好说。”碰杯把酒干了。酒至半酣，卫局长说：“再来一瓶。”我连忙说：“我们都没那个酒力，来瓶秦池算了。”苏主任说：“酒怎么能喝杂的？”对服务小姐挥一挥手。吃了一个多小时卫局长到县政府开会去了，苏主任去结了账，摇摇晃晃过来，我跑上去扶他在沙发上坐了，我说：“这一顿去了好几百吧，酒都块五百了。”他说：“吃是吃不穷的，不吃也富不了。”我说：“经常来人这么招待，你们受得了？”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总不会出在狗身上吧。客人来了就不容易，可不能怠慢，这是应该的，也是没办法的。以后省里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经费也应该松动一点。”我说：“不是说专款专用吗？”他在我肩上拍一下说：“池同志你也不是外国来的，中国的国情你不知道？不然什么叫中国特色？我们局里只有我们办公室有点油水，来了什么人，招待费都记在我们的名下。我心里舍不得，我说不接待？不相干的人接待了多少？你们还是来干这个事的人。”我说：“照这样杀起来，几十万的专款能杀几刀？”他说：“卫局长他没办法，来了人不接待，以后还办事不呢？规格低了，双方都没面子，客人心里还有气呢，看不起他！钱硬是要花，硬是不能不花。中国的事，你知道的，不是谁挡得住的。”又说：“想一想也不是只有哪一个地方这样，就算了，安心了，各方面的关系总不能不要吧。你们在省里帮我们讲讲话，拨款多少增加点，让那些病人也有个机会，你们的话很重要啊。”说着叹一口气。散了席办事员塞给我和江主任一人一个塑料袋，我看见里面是两条红塔山烟。见江主任接了，我就没有推辞。小吴送我们回招待所，路上他说：“今天好不容易有一个给领导留下一点印象的机会，没把握好，我显得心情太迫切了。应该说，不进步也要敬这杯酒。下次再帮我找一个机会，让我把局面挽回来。”我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乡卫生院长，在这方面竟如此精细。回到招待所我把苏主任的话跟江主任说了，他说：“其实哪里都差不多，也不是这里就不同些。”我说：“以后接待就随便点吧，我跟苏主任说。”他说：“我们也不提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难道我们自己还主动把规格降低？好歹我们也是省里来的人啊。吃什么喝什么其实无所谓，面子不能不要，面子问题！你不要你在他们心中就没有分量了，以后工作怎么开展？我们不能自贬身价，身价不是一句话，要体现在餐桌上，酒的品牌是最重要的。我不怎么喝酒，但今天真拿秦池上来就等于打我一个耳光，比打个耳光还难受，他们眼里你只有那点分量！看来卫局长还是个做局长的材料。别小看酒，这是工作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江主任好歹也是个主任，他的想法就是不同。我不能说他说的不是实话，可那些血吸虫病患者就倒霉了。有些人的面子比另一些人的生命都要紧些，世界就是这样。
四十四
下午苏主任带两个人来招待所说：“汇报一下工作？”江主任不做声，徐徐地坐下来，缓缓地环视着几个人，悠悠地点着头，慢慢地拿出笔记本，哼哼几声说：“大家谈谈。”又对我说：“小池你记录。”苏主任把基本情况介绍了，然后说：“这两年我们这里涨了大水，湖水漫过了大堤，把钉螺带过来了，这样发病率就提高了，基本上是慢血，一时半会儿不要紧，可长期降不下来，也是问题！要降下来，还是要靠省里的支持。”江主任笑了说：“每次说到工作就少不了讨价还价，血防药物专营，有的省已经开放了，我们给你们顶住了，这就是最大的支持。钱每年也按时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病率还有所提高，那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苏主任不做声，望我一眼。江主任说：“小池等会儿再记。”我就停了笔。苏主任说：“发病率确实提高了，我们没作普查，但我们有感觉，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没到位，我带了他们几个长期在乡下跑。”他头转向旁边的两个人，那两个人马上应和说：“苏主任天天在下面，他老婆都有意见了。”苏主任说：“发病率的上升的确有不可抗拒因素，洪水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能够挡得住的。”江主任说：“过多地强调客观因素，不太合适吧。”苏主任说：“那厅里的意思？”江主任说：“基本照旧？这已经考虑了涨大水的因素了，不然指标还应该降下来，否则那些经费都干什么去了？”苏主任说：“发病率确实提高了，原来的指标，我们按厅里的精神，已经压了好几年了。卫局长的意思，今年还是要实事求是，内部掌握一个数据，争取省里更大的支持。”江主任说：“什么叫内部掌握？那不是公开弄虚作假吗，那还了得！”我说：“你们估计现在的发病率？”苏主任说：“百分之六左右。”我吓了一跳，这不比上次统计高了近一倍吗？江主任马上变了脸色说：“你们作了详细调查没有，说出这么个数据出来，那就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不说省里，部里都要惊动。老苏你说话要负责，不能老想着经费，就信口开河。这么严肃的事，不是开玩笑的。厅里每年追加经费，发病率倒上升了，你想想你们的工作吧。”苏主任搓着双手说：“工作没做好，没做好，主要是去年涨了水，在沿湖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才退，钉螺都过来了。”江主任说：“如果你刚才说的数据是真的，我想厅里马上会引起高度重视，恐怕审计处也会要来人，看看你们的经费是怎么开支的。”我觉得好笑，怎么开支的，两条高级烟还在江主任你提包里吧，居然也可以如此义正词严地说话。什么叫演戏？具有表演的才能，很重要，很重要啊。苏主任慌了说：“我倒是没作普查，可能是夸大了，夸大了。”江主任说：“以前没有吡喹酮发病率还控制在百分之四以下，现在用吡喹酮了，药便宜了，药效提高了，发病率还上升了？”苏主任说：“依厅里的意思，照旧，照旧。其实卫局长的意思也跟厅里一样，只是照旧了，经费还是要跟上才好。”江主任说：“完成了调查再讨论这个问题。”最后确定抽样调查的地点，苏主任建议定在沿湖的长港乡，江主任说：“还是丰泽乡吧。”丰泽乡再过去就是丘陵地带了，我忍不住说：“丰泽乡快到山边边上了。”江主任望我一眼，说：“长港乡发病率肯定高些，也没有代表性，丰泽乡的代表性也不充分。”江主任的意思是定在两乡之间的五华乡。苏主任说：“五华乡离湖有那么一段距离，洪水从来没上来过。”求援似的望着我。我说：“江主任说得有道理，不过……”江主任也不望我，眼皮眨了几下，我不再说话。江主任说：“如果情况变化很大，厅里惊动了，会来人的，说不定部里也会来人。”苏主任就不再说什么，接下来又把工作程序商量了。离开的时候苏主任说：“说实话县里跟卫局长打过招呼了，尽量要把这次的点定在沿湖的几个乡，调查血吸虫嘛。”江主任说：“你们的意思我也懂了。经费问题，全省统一安排，能倾斜我们尽量倾斜。”苏主任说：“厅里的意思我向卫局长汇报，县里还可能会出面向厅里汇报一下。”江主任面无表情冷淡地说：“那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白白地等几天再开始工作？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首先我有不是，其他人吧，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苏主任连连点头说：“好说，好说。”就走了。
江主任对着苏主任的背影耸一耸鼻子说：“一个小小的股长，放到厅里去办公桌都不一定有他一张，我客气叫他一声主任，他还要跟我讨价还价。”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我连个股长都不是呢。看江主任的脸色他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有时极为敏感，有时又极为迟钝，要看面对的是谁。他们的某些感觉器官，只是在某些场合比如大人物在的场合，才会打开。我没有应和他的话，他也没察觉什么，又说：“小池你是厅里的人，要站在厅里的立场上说话。”我说：“这几年洪水多，发病率提高了可能是真的。数字报上去可能会把上面吓一跳，领导的面子上不好看，可不报上去吃亏的是那些老百姓。”他只是个科长，在厅里也不直接管我，我说话也没太多顾忌。他忿忿地说：“我当了省血防办主任，说起来是一粒绿豆官，想做点好事的心情还是有的吧，心还不那么黑吧。可谁叫我在厅里坐了这张椅子。把椅子一抽，砰就摔倒了，让你摔一跤你那理由一定是很充分的，苦是诉不出来的。只是摔一跤你就别想再爬起来了。我四十岁的人了还敢摔那么一跤？四十岁再被小科长处长指东划西，我脸往哪里放，还活个屁！不说别的，老婆那里就没法交待。”我说：“说起来你也没有选择，我也没有选择，苏主任他也没选择，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他连声说：“那可不是，那可不是！大为你没活到四十岁，活到四十岁你就知道了，回过头看，你二十年前刚进那个大门的时候就被预设好了，你还想按自己的心思去做点什么，可能吗？”又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屁股下面没张椅子，把头夹在胯里做人，那滋味你去品味品味吧。”江主任到电信局给厅里打电话去了，我靠在床上想，果然每个人还没有进入角色之前就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了，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入了围以后都只能是被预设的样子。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他不能对抗，因为他对抗的并不是哪一个人。不论是谁，都必须按照预设的程序进入既定的轨道，神秘的力量从来就不怕谁聪明谁倔犟，孙悟空还不聪明不倔犟吗？他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没有？于是每个人都依据着适生的原则，服从了这样一种预设，谁也别吹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除非他真的活够了。
不知道厅里和县里是怎么谈的，抽查点还是定在了五华乡。我在招待所等了两天，江主任不时地去打电话，定下来以后就下乡了。我们一行五人，每天主要就是做粪检，又请了几个老乡在划定的范围内找钉螺，测评钉螺的密度。我心里很不好受，这里的村民实在是太穷了。吡喹酮不算贵，可很多病人就是买不起。这种药对肝脏有损害，可几乎没有服药者按规定同时服用护肝的肝泰乐。我对他们说：“省钱不能省药钱，不服肝泰乐，那是拿命赌啊。”一个老头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要不是有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软，头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他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我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荡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都出去打工了。老百姓就是条牛命，大肚子就不干活，谁给饭吃？嘿！”说着走了。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他说：“那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苏主任叹口气，把头垂下去摇一摇。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我说：“还有北京。”他又叹口气，垂下头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水，能好吗？人靠芦苇荡吃饭，也被芦苇荡害了。”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点，他说：“看厅里的意思。”厅里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意思。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江主任说：“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一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碰血流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色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部的选择空间。这就是我。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感到了恐惧。
四十五
回到厅里我们十个人住进随园宾馆，把材料凑在一块，在丁小槐的主持下，讨论了两天，写出了调查报告的提纲。丁小槐把提纲拿回厅里去了。我们玩了一天，他回来了，把厅里的指示传达了，对提纲作了几点修改。几个人分头去写报告，交流的时候大家隐约闪烁含糊其词地开着玩笑。一个人说：“我们这个报告的精确程度天下少有，都到小数点后面两位了。”另一个说：“这种精确性只有在丁处长的指导下才可能取得，当然也离不开江主任的领导。”江主任装作听不懂其中的意味。我想着这么大的事居然也可以这样来操作，真的不可思议。开始时一个大人物有那么个意思，结论也就真的被扭曲到面目全非的程度。我这才知道大人物的意志有如此之大的力量。想一想天下不知有多少事情并不是人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心中就发慌，感到恐惧，我们看到的世界原来是别人愿意让我们看到的样子。
发病率比上一次统计还是有所提高，原因是连续几年涨大水。下一步的目标是在三年内把发病率降到百分之三点二以下，我知道三年以后的调查数据这也就出来了。报告作最后的定稿时，我还想挣扎一下，说：“这几年连续涨大水，发病率可能会提得更高一点，涨了大水。”没有人接我的话，好一会儿有人说：“算了，大为，算了。”我说：“那就算了？”望着江主任，江主任说：“总不能再下去搞一次吧。要不然你跟丁处长马厅长汇报去？他们说去第二次，我抓起行李就走。”大家都笑起来，我也陪着挤出一个笑脸。我看着他们心里想：“你们都是人，还是知识分子，一个个聪明过度，把世界看透了，就是没人愿出来说一句话。”我想把问题提出来，有几个人应和，情况也许会有所改观，可就是没人响应。一声算了，就把那些苦人儿卖了。不说良心和责任，大家都是学医的，说人性吧。一份报告一百多页，又是图表又是统计数据，装订得像一本书，准备报到部里去。总结会是丁小槐主持的，大家都说这次的数据是历次抽样调查中最准确的。一个人说：“这种精确性只有在丁处长的指导下才可能取得。”我捏着一把汗，怕丁小槐听出其中的意味而把脸放下来，他也不傻，他不知道底细？可丁小槐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反而面有得意之色。这使我更深地体会到了人性的盲点，那些好听的话能够如此有效地瓦解一个人的判断力。以后有什么好听的话尽管放胆说出来，首先自己要有心理承受能力，千万不要怕肉麻，也不必担心被奉承者会承受不了。要办成什么事，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的弱点。
报告报上去了，我心里想着那些无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来。当年父亲和我挣扎在那个偏远的山村，也处于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公正会在时间的路口等待那些无助的人吗？我不能骗自己。我沉默着，我只能沉默，可沉默就是参与，我参与了。好多次我在突然之间有一股热血涌上头顶，吼一声吧，吼一声吧，我有吼一声的责任。这么吼一声的机会，人生能有几次？就在我似乎下定决心的时候，反过来想一想那些促使自己吼一声的理由，都不那么稳妥。我决定放弃。
一个周末，在省城工作的十来个中学同学到胡一兵家聚会，大家七嘴八舌说起社会上的怪现象，我就把这件事说了。我以为他们会感到惊异，可他们听了也没有特别的反应，只当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个故事。我试着说：“这件事我不捅上去肯定没人去捅，难道就这么算了？”胡一兵说：“算了的事有多少，为什么你这件事就不能算了？你以为你是谁吧，各人管自己的事，上帝管大家的事。公道主持不完，人生却只有一辈子。”刘跃进说：“一个名记者都这样说话，人性还有什么希望？”胡一兵说：“我已经不是记者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良心的负担了，我就是负担不起才改行的。”他这时候正为贷款的事头疼，一心想着怎么把建设银行的信贷员拉下水。我说：“我就是在其位嘛，我要是没去搞调查也就不想吼那么一嗓子了。”大家又感叹生活中有两种逻辑，良知的逻辑和生存的逻辑，按理说这两种逻辑应该一致，尽良知的责任就是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像那两个美国记者，把水门事件那么一曝光，自己就成了名记者。刘跃进说：“胡一兵你现在是商人了，戴一副孔方兄的眼镜看世界，看什么都是孔方兄，整个一个经济动物。”胡一兵说：“刘跃进你站在讲台上讲什么精神，道理一串一串红辣椒似的，煞是好看，真碰了什么事，砂子都搁在眼睛里。你们那里件件事都是公正的？我没看见你跳出来吼那么一嗓子。”这么一说刘跃进马上气馁了，空洞地说：“那也不见得，那也不见得。”我说：“话别讲散了，伞别撑开了，那你们的意思，我就不跳出来算了？我真的不相信一件事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就是说不明白！”大家都笑了，说：“池大为到底比我们多读几年书，书生气硬是重一些。”胡一兵说：“几千年都没讲清，轮到你就能讲清？讲得清屈原也不跳江，岳飞也不被杀，刘少奇也不死得不明不白，还有你自己的父亲，怎么样？你跳出来那不是鸡蛋碰石头，简直就是鸡蛋碰地球。”他这一番话，把我的勇气又打下去了。我说：“你们坐在这里谈玄很轻松，没看到那些病人有多么可怜。世界上就是有两种人，一种是命都不值钱的人，一种是政绩和面子重于泰山的人，第一种人总是为第二种人不断地付出代价。”这么一说，刘跃进就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右的，彭德怀上了万言书，突然转向反左，结果是三年苦日子，人都饿死了。
这时有人叫肚子饿了，催胡一兵去做饭，胡一兵说：“我这就打电话叫唯一酒楼把饭菜送来，我早就订好了。”我说：“你一边为贷款发愁，一边订酒席。”他说：“钱用惯了就收不住手，怎么也收不住，哪天不用百把块钱就丢了魂一样。”刘跃进说：“市场就是这样把人活活地给同化了。”一个女同学说：“胡一兵你再找一个，至少有人做饭给我们吃吧，别结一次婚就吓怕了，女人不是老虎。”胡一兵说：“还是一个人自由，一个人好。”女同学说：“男人真的好残忍啊。”
吃着饭我说：“我的问题还是悬着呢，大家说怎么办？”胡一兵说：“就这样办。”说着做一个睁只眼闭只眼的怪模样。刘跃进说：“你这个家伙太歹毒了。”胡一兵说：“我是蛇窝里爬出来的吗？”我说：“对不人道的事情我真的不能沉默，沉默就是参与，太对不起那些病人了。”刘跃进说：“我们这些人都临阵逃脱，还能指望谁坚守在那里呢？”胡一兵说：“大为你如果实在觉得过意不去，等我第一笔生意做成了，我出两三万钱买一批药送去，顺便在电视台找一个哥们儿去给我报道一下，我也不亏。”我说：“两三万能救几个人？”他说：“你要把自己看成上帝，那我就没办法了。”又有人说：“胡一兵你在电视台熟人朋友多，搞两个记者去报道一下，也做一件好事。”胡一兵马上说：“你们真的把记者看成了上帝。这些没根没底的事也去捅，捅出祸来了脱得了身？再说谁也没有确切的数据，就凭大为一张嘴说？小人物把命拼上，也动不了世界一根毫毛！照理说装聋作哑就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可是你不装聋作哑就让你不配做一个人。”听了这话我骇然心动，又觉得这也是放弃的一条理由。人作出牺牲，需要充分的理由，如果什么也改变不了，牺牲就没有意义了。我说：“这件事我心里实在放不下来，可也只有放下来，我的脚下没有路。”刘跃进说：“路就在你的脚下，你没有勇气走。你明知路在哪里，又装着没看见。”我说：“我敢走吗？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又筷子点着桌上的菜说：“人吃动物，人其实比动物更可怜，更可怜！”说着夹起一片肉往上面一抛，张口咬住了。有人说：“大为你心里实在过不去，我出个主意，你就装作是长港乡在省城读书的大学生，写封匿名信到卫生部去，再写一封到报社，你不露痕迹，鬼知道是你写的？”大家都觉得这个方式不错。胡一兵说：“除非你真的不露一点痕迹，否则领导不是傻瓜。你要在圈子里讨生活，又要有怀疑和批评的想法，这不合逻辑，这是你们的可悲之处。”那天从胡一兵家里出来，我心里坠着铅似的。下楼时胡一兵说：“大为，算了，想着自己不是上帝就别让自己操这份心了。别人不知道你，我是知道你的。你就是想反抗碌碌无为的生活，给自己一个证明，池大为这个人还是能做点什么的，我知道你。我吧，我不再怀着幼稚的使命感面对世界，放弃了改变世界的幻想。我要给自己一个证明也得先保住了自己，我比你就多了这么一点。”我说：“你比我不是多一点，而是少一点。”我理解他，失去了信念，就失去了承担和牺牲的理由。
四十六
胡一兵说得不错，我是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证明，对世界我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在无法抵抗的时候抵抗，在不可拒绝的时候拒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开始没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自己。我需要承担，没有承担的沉重比承担的沉重更加沉重。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如果我竟以一种世俗的理由挣断了这根链条，我的世界就沦落了，就陷入了意义的真空。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陷入了这种真空而不可自拔。因此承担哪怕是痛苦的承担，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现在我有了机会，我不能放过，我不能剥夺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世事我还没有绝望，因为我不愿意绝望。我内心吼一声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而难以克制，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无论为那些村民们也好，为我自己也好，我都应该把这一声吼出来。
决定了我就设想实施的方式，想来想去还是同学说的方式最好。晚上我对董柳说去写论文，躲到办公室去写那封信。写了三个晚上，反复斟酌，写完了这封长信。我不敢把信放在抽屉里，小心折好放在内衣口袋中。走到楼下，一看表已经是一点多钟。冷风吹在我烧热的脸上，我心中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一个人应该如此，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我抬头望着天空，几颗冷星悬在那里，一闪一闪。我似乎越过了十多年的岁月，回到了从前。
第二天我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又觉得有了问题。上面提到的一些数据，一些术语，还有调查的情况，都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详细了解的。我又设想着写信者是医科大学的学生，把调查的情况也说得抽象一点。可这样一改就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了，我又往回改了一点。写完后我跑到离厅里很远的一家打印社打印了，复印了几份，看着打字小姐把信从电脑中删去，又交待她如果有人来问不要说出去。回到家中发现信封上的字还没有打，而自己不能留下笔迹，又跑回去把地址也打好了，贴到信封上。贴的时候我想着自己整个操作过程都没戴手套，万一有人认了真来核对我的指纹呢？回到家中我戴上棉手套，用干抹布把信和信封都反复抹了几遍，想着指纹也不会有了。信一共三封，陈部长一封，国家血防办一封，卫生部地方病研究所一封。真要发出去的时候我又有点紧张，犹豫着就把信在抽屉的一本书中夹了几天。我反复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又把复印的信拿出来再看一遍，想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后觉得是万无一失了。
我准备第二天把信发出去，贴邮票用的手套都准备好了。这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去监察室找小莫，下来的时候在楼梯上碰见了马厅长。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侧了身子等他过去，叫了一声：“马厅长。”他叫一声“小池”，又笑一笑，就过去了。他那么一笑我觉得颇有深意，他是不是知道我在干什么，把我看透了？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可还是放心不下，总感到那一笑有一种神秘感。可这只是一瞬间的印象，我反复回想那种笑的意味，越想越模糊又越神秘。我给自己打气说：“吓自己干什么？”可越是安慰自己，心里就越紧张，一时似乎失去了勇气。我反复对自己说：“要相信科学。”无论如何，马厅长都不可能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我才安心了一点，准备按计划行事。可就在这天晚上，我从晏老师家下棋回来，一进门就感到董柳的神态不对，我赔笑说：“今天还不算晚吧？”她不做声。我去拍她的肩，她一下把我的手甩开了，火气不小！我说：“又怎么了？”她说：“问你自己！”我说：“我犯了哪一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一波生下来不久吧，我在董柳面前就变得非常被动了，总是逃不脱被抱怨和指责的命运。我反抗了几次，没有用，反而更深地陷入了被动。我感到悲哀，一个男人！可慢慢地我接受了这种局面，我的确也对不起妻子儿子。我赔笑说：“我到底犯了哪一条？”她生硬地说：“你做的好事！”我吃了一惊，想到了那封信。我说：“我做了什么坏事？”她说：“你从来没做过坏事，全部是好事！你还让不让我和一波活？”我赔笑说：“这么重的话，怎么说出来的？”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张纸说：“这总不是别人塞到我们家里来的吧！”我上午把那封信拿出来看，随手就塞在毯子底下，不料被她看见了。我说：“是我写的。”她说：“你还到上面去告状，缺氧了吧你！只要转下来一查就知道是你，你以为别人像你这么蠢！”我说：“我一没写名字，二没暗示自己的身份，连指纹印都用抹布抹掉了，谁会知道？”她不屑地嘿嘿几声，我心里直发冷。她说：“谁会知道？我就知道！卫生厅除了池大为谁还会做这样的蠢事？你以为领导不会看人，他不会看人他能当领导？”我说：“万无一失。”就把前前后后的事都对她讲了。她说：“大为我跟你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我马上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人总要讲点良心，那些病人有多苦，我是跟你说过的。我们这些人，平时自己忍忍也就算了，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认一认真的。”她马上说：“如今的事能认真吗，傻瓜才认真！要说讲良心首先要对自己家里人讲！对自己家里的人不讲良心的人，我就看不出他有什么良心。”我用力挥一挥手说：“这件事你就当不知道。”她望着我，我望着她，两个人好像第一次认识似的。好一会儿她叫了一声：“大为！”双手扶着床沿，慢慢地跪了下去，膝盖在水泥地上移动着，把脸转向了我。我心中猛烈地跳着，像有一只手用力地扼住了我的喉咙，冲上去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她挣扎着又跪在地上，双手扶着床沿，指甲用力地掐进木头里面去，说：“你今天不答应了我，我就这样到天亮。”我说：“答应你答应你答应你！你把这封信撕了。”我去搀她，她扶着床沿不肯松手，说：“还有！这封是复印的。”我打开抽屉把那几封信拿出来，塞到她手上，那一瞬间我看见床沿的油漆被掐掉了几小块，留下几个鲜明的指甲印。她站起来，坐在床上，拿起一封信，也不拆开，慢慢地撕了，撕得粉碎，然后又拿起第二封。最后一小堆碎纸堆在床上，看去像一个小坟堆似的。这时父亲的坟堆也在我心中浮现出来，我眼泪一涌，在泪水朦眬之中两个坟堆一虚一实，叠印在一起，都不甚分明。
董柳把夏天点蚊香的瓷盘找出来，把那些碎纸抓进去，蹲在那里，点燃了。火光跳跃着，映在董柳的脸上，忽明忽暗地闪。我用力盯着闪动的火光从中间迅速地向四周蔓延，中间的黑洞越来越大，一点白烟漫上来，弥散开去。一会儿火花熄了，只剩下一点泛白的灰烬，房间里也弥散着一股烟气。这不是我熟悉的烟气，近在眼前，又很遥远。当年父亲在那些寂静的夜晚把自卷的纸烟一支又一支抽下去，小泥屋中也有一股烟气。那种烟气我感到熟悉而亲切，却一去不复返了。等董柳做完了这一切，我从鼻子里发出几点笑声，就走了出去。
我走到大院门口，想走到街上去。出了门，忽然感到外面的世界非常空洞，又转了回来，在院子里转了几圈。院子里静悄悄的，月光把我的身影投在地上，我想着现在只有它能理解我了。我晃了晃身子，影子也动了动。我暗自叹了一声：“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又望着影子摇摇头，“无人省！”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多钟，犹豫了一下，还是向晏老师家走去。
晏老师披了衣服起来，神色有点紧张，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晚又来了。我说：“跟董柳吵架。”他用询问的眼光打量着我说：“吵架了？”显然不相信是因为这点事半夜来找他。我把事情详细讲了，他说：“大为，你太天真了。”我说：“晏老师您也是这样想？”他说：“这件事吧，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大家都是知道的，也不是你发现了新大陆。”我说：“知道了总得有个人来吼一声吧。闹出来有了压力，也多拨点款去帮帮那些病人，说严重点是救救他们。”他说：“这是现任领导的一大政绩，你去戳他这根神经？”又说：“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你这封信的命运。”他敲了敲桌子，“部里收到这封信，是一个家在血吸虫区的大学生写来的，情况很严重。信落在一个很负责的人手中，他怎么办？他放下一切就往长港乡跑？只能转到省里，厅里，也就是他们手里。他们会分析这封信的背景，一个大学生有什么必要隐匿自己的名字？这显然是有忌讳的人写的。谁有忌讳？肯定是身边的人，知情的人。分析到这里，你的形象基本就出来了。再把下去搞调查的人逐个分析，平时的为人性格，说的话，再有江家杰一汇报，知道你还去过长港乡，跑得了你？”我说：“那也可能是华源县卫生局的人写的。”他说：“那你就嫁祸于人了。再说邮戳在省城，华源县的人写的？”又说：“你署上个假名字吧，一查就出来了，当地有没有这个人在读医学院？没有，又回到你头上来了。那些人在这些事情上多么舍得下功夫，不是你可以想象的。最好的设想是你竟然把这件事扳了过来，部里来人重新调查，这其实根本不可能。万一可能吧，我说的是万分之一，领导抹了一脸灰，可他会倒吗？他不倒你想想他的心情吧。你想想你的处境会怎么样？董柳凭直感知道这是做不得的事，她想得不错。大人物的意志坚如磐石，你千万不能设想凭自己几句痛切之言就能使他有所触动。世界上没有比良心更靠不住的东西了。”我说：“沉默是金这句话，真感到是一句好话了，掂在手中有分量啊。您这么一分析也是对的，可我想一想自己总还有点责任，总应该有人向那些村民负责。我参与了这件事，我就不能沉默，我就应该向他们负责。”他马上说：“你向他们负责，谁向你负责？那些村民能向你负责？我们再来看你被揪出来以后会怎么样？没有人会直接点你的名，但大会小会上会不断有人说，有个别人，企图破坏厅里的荣誉，领导会说，下面的人也会跟着说。别人知道你池大为是好人，也不敢沾你的边。对他们来说，好人坏人的判断是无所谓的，利害关系的判断才是真的。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忽然变冷了，冷空气包围着你。暂时不会有人把你怎么样，但是你完了，你哭都不知哭什么才好。你说自己受了委屈，可没有人整你，也没人说是你在捣鬼。你知道自己玩完了，还说不出心里的苦。”我一跺脚说：“完了就完了，以后我跟树做朋友，跟紫藤架做朋友！”他连声笑了说：“人这一辈子，能赌气？把自己一辈子赌掉了，还没触动世界的一根毫毛，你能赌气？”他说到当年大学的一个女同学，跟班上的一个男同学恋爱，毕业时分到两地，男同学忽然不理她了。她赌气要找一个更好的，气气那个男同学。这口气一赌几年，更好的没碰上，自己年龄却大了。越赌下去，越发没了资本，到现在快退休了还是单身一人。晏老师说：“生活就不怕你跟他赌气呢，反正输的是你。我那个同学及时转弯，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古人的血泪之言！你以为俊杰是那么好当的？”我摇头叹气说：“想不到明明白白一件事，竟没有办法！”他说：“有办法。”我精神猛地一振，身子一挺说：“那你说，你说！”他说：“办法就是你坐到那个位子上去，到那天话就由你来说了。”我身子又软了下去，苦笑着说：“那怎么可能？”他说：“那怎么又不可能？位子总是给人坐的。”我心里动了一动：“想做点好事，也非得把印把子抓着才行啊。”晏老师说：“世界上的事实在很简单，谁对你负责，你就对谁负责。你想谁能够对你负责，给你更高的工资，位子，房子，自尊，一切？当官没有别的门道，对给他那张椅子的那个人负责就行了。只要对他一个人负责，老百姓一万个都没有用。”又说：“隔壁化工厅林厅长你知道吧，现在是林书记了。前年省委组织部推荐他连任厅长，省人大代表不配合，没有通过。不通过？好，林厅长变林书记，主持工作，厅长暂时空缺，一缺就是几年，怎么样？还提了一级，兼着省经委副主任，你想说事情怎么能这样呢，它就是这样。你怎么办？你说我们林书记会对谁负责吧？大为你回去好好想想。”
出了门我心乱如麻。晏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好像到这时候才模模糊糊摸到了现实人生那粗糙的边缘。毫无诗意，令人沮丧，冷到心底。我在寒风中颤抖了一下，又颤抖一下，也不知是心冷呢还是身上冷。走到宿舍楼下我收住了脚，看着表已经十二点多钟。我转身向办公楼走去，是的，我得好好想想。
坐在办公桌前我想不清什么，孤独布满了每一个弯曲而琐细的空间。看着办公桌我想，自己在这张桌子边也坐了四年多了，人也老了四岁，可这张办公桌还是一点没变，连那几点墨渍都是几年前的老样子。再这么坐几年，一辈子就彻底完了。心力交瘁的等待者仍在等待，等待着连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未来。也许，从不可思议的某一天开始，将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那一天会突然从虚无之中凌空而降，世界变得纯净明朗，天蓝，水绿，草青，凤凰翔舞，梅花鹿徜徉。我疯了，我一定是发了疯了，发了疯了。正想着董柳在楼下叫我，我没做声。不一会儿有声音到楼道里来了，董柳叫我几声，我说：“让我安静一下。”这时一波在叫：“爸爸，爸爸！”我说：“一波这么晚了你先跟妈妈回去。”这时儿子在门外就唱了起来：“刮风我也不怕，下雪我也不怕，我要我要找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找到了我的爸爸，就带他回家。”我捂住发酸的鼻子，把眼睛闭紧，忍着，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这么多年来我都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忍者，可我忍了什么？忍了许多委屈，许多羞辱，忍得心痛，还要永无止境地忍下去。开了门我抱起一波说：“我的儿子！”
走到了楼下，一点一点的凉飘在我的手上，脸上，脖子上。下雪了。
四十七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有了最后的勇气，把心中的想法付诸行动。
董卉的女儿满月，请我们去王府酒家吃中饭。董柳跟别人换了班，一波也就没去幼儿园。中午任志强开了车来接我们，一看开了三四十桌。任志强的朋友也来了不少，都在门口的簿子上签了名，放下红包，专门有小姐负责。有人来捧场这就是实力，要是我还没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呢。吃完饭董柳去了医院，岳母带一波回家，我就上班去了。快下班的时候，楼下有人在喊：“池大为！池大为！”在办公的地方这么提着名字大呼小叫，我心里很恼火，不理他。楼下的人喊：“你家里出事了！”我心中一惊，头发唰的一下就立了起来。我探头看见邻居双手拼命招着，“你儿子，你儿子，被开水烫着了！”我一听浑身都软了，手颤抖着跑出去。在楼梯上我摔了一个跟头，侧着身子滚了下去，头砸在水泥地上砰的一响。我双手撑着地爬起来，跑回家一看，一波坐在门口的地上哭，指着自己的脚叫着：“爸爸！爸爸！”岳母站在那里，已经呆傻了，眼睛瓷愣愣地望着我。我在一波的脚后跟处轻轻一摸，一块皮就掉了下来。一波疼得直叫：“爸爸！爸爸！”我抱起一波就跑，到大门口想叫一辆出租车，等了半天还没见到一辆空的，我让一波在传达室坐了，吩咐老叶给我看着。老叶说：“小池你的脸上有血。”我这才感到眼角处刺刺地疼，抹一把果然有血。我往小车班跑，那里只剩一辆车，一个年轻的师傅在洗车，我不认识。我扑过去扯了他的衣袖说：“我是厅里的人，中医学会的，我儿子烫伤了，送一送医院吧！”他一只手把我抓着衣袖的手轻轻拿开，继续洗车说：“中医学会？”我点了自己的鼻子说：“中医学会，池大为，池大为，中医学会！”他望我一眼慢慢说：“不认识。”又说：“这个车吧，马上要送孙厅长去飞机场，要不你去请示一下孙厅长，孙厅长你总认识吧？”我说：“求求你了！救命啊，是个人啊，不是别的，是个人啊，我儿子啊！”说着边抱了拳作揖打躬，又双膝都弯下去，一只膝着了地，又站起来，再弯下去，反复几次。他说：“真的没办法，孙厅长马上就要下来了。”正说着大徐开着那辆皇冠回来了，马厅长从车中下来。我扑过去把事情讲了，双膝不停地弯下去，再直起来，反复几次。马厅长马上说：“大徐你去跑一趟，快去快回。”我拼命鞠躬说：“谢谢马厅长，马厅长，你好，你好，马厅长，你好。”把一波送到省人民医院，大徐说：“我只好先走了，要下班了。”我抱着一波到皮肤科，一波还在哭，声音都哑了。我插了队让医生先看，一边跟等着的人鞠躬说：“谢谢，你好，你们好，大家好，好，好。”医生看了说：“要住院。”我说：“要住院，是的，要住院，住院。”医生说：“你先把他的裤子剪开，不能脱。”递了一把剪刀给我。我把一波放外面的椅子上，用剪刀从上面剪下去。一波已经没有力气哭了，疼得直叫：“爸爸！爸爸！”我手颤抖着，心疼得厉害，想着自己碎尸万段也不算什么。我进去对医生说：“我的手抖得厉害，我剪不了，医生求求你帮帮忙吧。”说着抱了拳作揖打躬，又双膝又不断地弯下去，几乎着地，再站起来。医生说：“你干脆先办住院手续。”我拿了住院单跑到交费的地方，插到前面，把正准备交费的女人撞开了。女人在后面骂骂咧咧地说：“世界上有这样不懂道理的人。”我转了身双膝不断地弯下去说：“我儿子烫伤了，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烫伤了，谢谢。”收费的人说：“两千。”我似乎没听懂，直了眼望着他。他说：“两千。”我这才明白过来，说：“我是卫生厅的，一时没带那么多钱，等会儿补交，补交。”他不理我说：“下一个。”我把仅有的两百多块钱塞进去，他把我的手推了出来。我说：“我是卫生厅的，中医学会！池大为，池大为。”他说：“没听说过。下一个。”我把窗口占住了说：“中医学会！池大为！”他说：“叫什么，公共场所，你叫什么叫？”我想着我要是有枪就好了，我绝对下得了手，对着那张脸就轰过去就是了。
我又去找医生，医生说：“先交钱是规定，我也不能违反。你去找科室的郭主任，看他怎么说？”我说：“先救救人吧，我的儿子，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他说：“以前总是先救人，救了他就跑掉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他回来？这才定了这个规矩，任何人不能违反。”我说：“我是厅里的人，中医学会，池大为，池大为。”他说：“不认识，没办法。”我说：“医生你是医生，你是医生，你要讲人道主义啊，人道主义！我儿子进来已经这么久，这么久了。”他双手一摊说：“告诉你我没办法，你应该听得懂中国话的。”我上窜下跳找了几间房没看见郭主任，就站在外面大声呼喊：“郭主任，皮肤科郭振华主任！”郭主任来了，沉着脸说：“谁在这里喊什么喊的！”我上去深深鞠了个躬，抱了拳作揖打躬，又双膝弯下去，几乎着地，反复几次，把事情讲了。他说：“厅里的领导你认识谁？”我说：“马厅长，孙副厅长。”他带我去打电话，都不在。他说：“看你还认识谁？”我说：“打我自己的电话号码行吗？中医学会。”他桌子上那张表上没有中医学会，说：“你来看看这上面你还认识谁。”我看了说：“袁震海和丁小槐我都认识。”他说：“袁处长，丁处长，都行。”就打了药政处的电话。上帝保佑，丁小槐居然还在办公室，把事情讲了，又把话筒给郭主任。郭主任接了话筒说：“丁处长，好久没碰碰了，什么时候碰几杯？”我在旁边身子一抖一抖地催他，他说：“丁处长开了口我还说什么，马上就给池同志办。”放下电话带我到收费处，在住院单上签了字，办好了手续。
一波躺在病床上，医生来了说：“烫得不轻啊。”我说：“用最高级的药，可不能留下后遗症啊，我只这一个儿子。”护士把一波的裤子剪开，轻轻剥下来，一波疼得直叫：“妈妈！救命啊！救命啊！”我上牙敲着下牙说：“轻点，轻点。”护士住了手说：“那你自己来。”我用力甩着双手说：“我手软了，我手软了。”我抱了拳作揖打躬，双膝又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一波的裤子剥下来了，几小块皮带了下来，沾在裤腿上，小腿上露出了粉红的肉。我身子一软，眼前一黑，靠着墙溜了下去，脸碰在小矮柜上。我扶着柜子站住，眼睛看不到什么，心里像有一把刀，把心脏啊肺啊割成了血淋淋一片一片的。睁开眼看见医生厌恶地望我一眼，对门边一努嘴。我像机器人一样向门外走去，护士跟在后面，刚出了门就听见里面闩上了，一波还在喊“救命”。我在外面疯跑一阵，在病室尽头的窗前站下了。我看着外面，一根手指头指指点点，好像那看不见的远处，有着我仇恨的什么东西。又把拳头捏得紧紧的，心里恨着，想打，可不知恨谁，也不知打谁。我揣摩着能不能就这么一拳，把眼前这块玻璃给砸了，拳头血淋淋地捏着，真舒服啊！突然，不假思索地，我照着自己的脸上，狠狠地就是几拳。我感到了疼痛的快意。口中喃喃地说：“舒服啊！舒服啊！”狠狠地又是几拳，接着双手撑着墙，弓着身子，把头在墙上撞了几下。脑袋里嗡嗡地响着，我喃喃地说：“看老子碰不死你！看老子碰不死你！”
我想给董柳打个电话，跑到病房值班室，又转了回来，我真没勇气拿起话筒。到了傍晚董柳来了，像个幽灵似的飘进病房。我说：“董柳，一波睡了。”董柳一声不吭，揭开被子看看一波的腿，就坐在床头，傻了似的发呆。她的神态让我害怕，她哭出来就好了。一会儿任志强董卉和岳母都来了。岳母语无伦次，说了好半天才说明白，是一壶水刚烧开放在案板上，不知怎么就掉下来了。我说：“一波呢，有多动症，到处乱摸。”董柳说：“那你的意思是还要怪他？”董卉说：“不幸中的万幸，冬天还隔了几层裤子，要是夏天，一条腿都烫熟了。”她几句话说得我心跳，觉得今天倒是捡了个便宜似的。董柳说：“今天不出事，明天也要出事，楼道里黑咕隆咚旧社会，谁看得清？几年了一间厨房都没有。”她一说我恍然大悟，这事不怪别人，只能怪我，怪我自己！我总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原来不对是在这里！我打自己打得太轻了，实在是太轻了。我猛地蹲下去，双手拼命拔自己的头发，一定要连头皮都拔下来，我才解恨！董柳望着我一声不吭，任志强和董卉跑过来，一人拖住我一只手。我说：“让我扯，让我扯，扯下来了我就解恨了！我愧为人父，愧为人父啊！”他们把我的手掰开了，我右手抓着一撮头发，把它放在眼前仔细打量着。董卉说：“姐夫，你脸上有血，半边脸肿起来了。”董柳一声不吭望着我，岳母掩了脸在哭，我望着那一撮头发，忽然大笑起来：“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护士来给一波打吊针，岳母说：“小孩的血管细，要小心点。”任志强说：“叫你们最好的护士来，我们另外付钱。”护士噘着嘴，拿起一波的手看了半天，拍了拍，非常缓慢地扎了进去。一波醒了，叫疼，连声叫：“妈妈！妈妈！”我看着好一会儿了还没回血，倒吸了一口气。护士说：“手动走针了，换一只手。”董卉说：“到小儿科叫一个护士来。”这一次又没有成功。护士说：“一群人围着我，我不敢打了。”跑出去叫了另一个护士来，说：“小儿科的。”董卉和任志强叮嘱她要小心，新来的护士说：“我还没开始打就紧张了。”董柳说：“都出去，都出去。”我们都出去了。一会儿董柳出来说：“又试了两次没打成，手上的血管全破了。”我进去看了，急得想跳。董柳说：“我试一试。”那两个护士都不同意。董柳说：“我干这个都七八年了，那时候你们还没进卫校呢。”拿了工作证给她们看，就同意了。董柳把一波额头上的头发剃了一圈，仔细看了一会儿，要我扶住一波的头。我说：“我手发软。”就叫任志强扶住。董柳举起针看了看，很麻利地扎了进去。我看见回血了，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两个护士吐出舌头面面相觑。
任志强买了盒饭来，董柳说：“还有心思吃饭！”任志强把饭放在那里，不再劝她。董卉说：“姐夫你把脸上的血洗了去，这一边都肿了。”我这才感到脸颊火辣辣地发烧。我说：“肿了？肿得好。”董卉递手绢给我，指着自己的眼角说：“这里的血，擦掉。”我没接手绢，用衣袖擦了几下。夜深了剩下我和董柳，我叫她吃点东西，她慢慢转过头望着我一眼，眼光是直的，一声不吭。我看了心里发冷，却无法给那种眼神一个准确的描述。好一会儿她说：“吃得下你就吃。”我没有饥饿的感觉，有我也不会吃，我渴望找到一种极端的方式惩罚自己，这样才能平衡一下对儿子的歉意。后来我渴了，想喝水了，马上发现只有让自己这么一直渴下去，才是自我惩罚的最好方式，用饥饿来惩罚那是太轻描淡写了。整个晚上我都这么忍着，在极难忍耐的焦渴中感到了痛苦的快意。到第二天早上我的嗓子开始嘶哑，连唾液也没有了。在焦渴中我感到，如果划一根火柴，我的口中就会喷出火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对自己说：“这点小小惩罚就够了吗？我还要忍，至少要忍到昏迷的边缘。”
早上醒来，我发现隔壁病房一个小女孩的床前床后都被花篮包围了。连床下都塞了四五个。我了解到是市工商局一位副局长的女儿动阑尾手术。我想，一波比谁低了？没有人送花篮，连看望的人也没来一个。花篮很漂亮，可世界实在太无耻了，无耻到无耻的地步了。局长夫人知道了一波的情况，要我拿两只花篮过来，我马上用一种不屑的手势制止她说下去。医生查房之后我走了出去，想给儿子买两只花篮。
走在大街上，我看一切东西都蒙着一层暗绿，我心里念叨着：“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反复这么念着我觉得自己又有了一种发现，一种生活的底牌被彻底揭开的感觉，像有一束强光，把那黑暗深处的东西都照得清清楚楚。昨天刚刚过去，可我感到已经非常遥远。“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事到临头了作揖打拱有什么用？双膝弯了又弯又有什么用？哭都找不到掉泪的理由。事到今天，我池大为还敢说没有什么力量能使我把头低下去再低下去吗？我不愿意这样理解世界，我拒绝了很多年，可是在这生与死的边缘地带，我无法再作出另一种理解。我为自己的发现感到了激动，这是丁小槐们早就在实施着的原则，我其实也早就认识到了，可今天的理解特别深刻，我有了勇气。这样想着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要马上去做点什么才好。激动中我嘴里居然也有了一点唾沫，干枯到麻木的舌头也有了一点湿润之感。我想到了自我惩罚，想把唾沫吐掉，吐了三次也没吐出东西来。再用力往手心里吐，举起手仔细看了，一点唾沫星也没有。我在心中酝酿着一股狠毒之气，用手比划出一把手枪，一路走过去，见了不顺眼的人，就把右手抬起来，食指勾那么一下，算是毙掉了一个人。没走多远我就毙掉了九十九个人。我想，最应该被毙掉的还是自己。我举起枪，顶着自己的太阳穴，食指勾了一下，心中轰的一响。我晃了晃头，我还活着。
忽然下起了雨，一会儿就大了起来，想不到冬天还会下这么大的雨。很多人跑了起来，一会儿街上就没几个人了。我毫无感觉地走着，一直往前走，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雨滴顺着脸流到嘴边，我本能地用舌头在嘴边一卷，马上又想到了惩罚，就闭紧了嘴唇。一个流浪汉在雨中从容地走着，一边唱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我拦住他指了天上说：“朋友，下雨了。”他笑着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它去吧。”一直走了。雨水顺着头发流下来，我双眼都模糊了，就把衣服撩了起来，在脸上抹了一把，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