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斋是信笔涂鸦吗？

欧阳健说：“古今中外，有哪一位作家允许别人在自己尚未完成的书稿上信笔涂鸦、乱加评点呢？”“决不可能在作品还未完成的情况下，由作者本人或者别的亲友在未定稿上滥加评点吹嘘的。”这是他断定脂评系后人伪造的总体理由。这里实际上包含着有联系的两个问题：一、一个作家是否可能在自己作品尚未最终完成前就让人加评？二、脂评是不是信笔涂鸦、滥加评点吹嘘？

一位伟大的作家，走的是自己的路，并不肯随人脚踵。从创作到成品，独创性和仅有的现象，真是太普遍太普遍了，这还用得着举例吗？两人或数人合作写一部小说的事情都有，曹雪芹写小说、脂砚斋等人加评，合作而成一部金圣叹批评《水浒》《西厢》那样的书的事为什么就不可能呢？须知金评之书曾风靡过清代，脂评中几次提到，连曹雪芹写小说引用《西厢记》字句，用的也一律是金圣叹评改本，（如第四十回黛玉行牙牌令，说“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用的即是金本改文。王实甫原本作“侯门不许老僧敲，纱窗外定有红娘报”。）可见其影响之大，受其启发而加评是很自然的事。脂砚斋加评，当然是得到作者允许的，而且从其所批内容看，作者还把自己的创作意图告诉过他。否则，不了解创作“内情”，小说中有许多人名、地名、物名的谐音寓意，是不大可能想到的。即以人名而言，除甄士隐（真事隐去）、贾雨村（假语存焉，脂砚斋错听作“假语村言”）和元（原）、迎（应）、探（叹）、惜（息）外，那些次要人物如霍启（祸起）、封肃（风俗）、娇杏（侥幸）、余信（愚性）、詹光（沾光）、单聘仁（善骗人）、吴新登（无星戥）、戴良（大量）、戴权（大权）、卜固修（不顾羞）、卜世仁（不是人）等等，光凭加批者个人聪明，也都很难猜到。

脂砚斋是“信笔涂鸦”吗？恰恰相反，他批书认真细心得很，几乎一字一句都不肯轻易放过。“滥加吹嘘”是什么意思呢？指用了那些“妙极”、“千古奇文”、“愧杀古今小说家”等等的话吗？难道这些话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来说是溢美之词，它不配受到这样的褒赞？欧阳健之褒贬，真是味在酸咸之外，他对脂评如此诋毁贬抑，却将不知甲戌本价值何在，仍赞同小说影射纳兰明珠家事说的孙桐生和处处用《易经》五行八卦之说来附会小说情节用语的张新之捧上了天。这究竟算不算“滥加评点吹嘘”呢？脂评比其后任何一家的评语都更出色，更有价值，这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别的且不说，它自始至终都表明小说是在作者自己亲身经历、亲闻亲见的基础上写成的，因而能使那些同时代的圈内人物展读之时，产生“都来眼底复心头”（爱新觉罗·永忠吊雪芹诗句）的深切感受。这是关系到小说究竟是写什么的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是除脂评以外的任何一家评语都不曾指出过的。相比之下，后来的众多评点家都不免隔靴搔痒，他们连原作的构思和后来的续貂文字都分不清。对脂评的评价原非本文的任务，只因被欧阳健说得一钱不值，才忍不住说上几句，我们还是回到要讨论的问题上来吧。

脂评是谁也伪造不来的

欧阳健认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嘉庆十六年（1811）至道光三十年（1850）之间出现的“不下数十家”的评本中的一种，因为它“较差”才没有刊刻问世。他以为从脂砚斋的话中找到了证据。甲戌本有一条脂评，提到“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等语，他觉得有文章可做，便说：“‘诸公’是谁呢？在甲戌本上找不到任何迹象……这里的‘诸公’，实际上是指当时社会上风行的数十家批本的评点者。”欧阳健以为脂评的署名，甲戌本在过录时已删去，便无迹可寻了，不妨曲解“诸公”为道光年间的王雪香、张新之等“数十家批本的评点者”。这未免过于粗心了。甲戌本虽删脂砚、畸笏、棠村等等诸公之名，仅过录其评语，但并未删得干净，第十三回还留有松斋、梅溪二公之名在，岂容欧阳健指鹿为马？再说，欧阳的解说也太悖情理了，既然认为脂砚斋是后人假冒作者之亲友，那么，他怎么又会谈到道光年间的批本和评点者呢？譬如今天有人伪造一篇“文革”时期的文章，却又在文中谈什么用资金去炒股票、房地产，你以为有这样的事吗？欧阳健在逻辑上竟混乱到如此地步！

脂评是谁也伪造不出来的，随着红学界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那些闪烁其词、初读难懂的评语之所指，愈来愈证明了这一点。

例一：癞僧对抱着女儿的甄士隐念了四句言词，后两句说：“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在前一句旁甲戌夹批曰：“前后一样，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此批不细心探索和作一点考证就不易看懂。众所周知，甄士隐故事不但是贾府和宝玉故事的缩影，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作者家世遭际的艺术象征。那么，“烟消火灭”也就不仅是指葫芦庙的火烧毁了甄家，或后来贾府事败，应该也与现实中的曹家获罪被抄家有着某种关系。脂评特指出“前后一样”，难道说现实中的事情是发生在元宵之前？是的，正是如此。让我引几句孙逊兄的话：“原来曹家被抄，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皇上亲谕著江南总督范时绎去查封的，如果把文书行程计算在内，其实际被抄时间正是在元宵前夕。脂砚是个‘知者’，这一点当然讳不了他。而小说故意在此‘不直云前而云后’，正是一种‘讳知者’，亦即‘将真事隐去’的手法。”（《红楼梦脂评初探》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这只能是当今的研究成果，因为我们已知道曹家败落的大概，又能随意地查阅已出版的有关的清廷档案，而在清代，别说嘉庆、道光年间人无从知晓，即便是作者同时人，若非关系特别密切的家属亲友，又有谁能弄清曹家几十年前发生变故的确切时间？所以，光凭这一条就能确定脂评是真的，而绝不可能是伪造的。

例二：著名史学家、学者顾颉刚从《江南通志》中查出历任江宁织造的职官及时间，他列表与康熙六次南巡时间、驻驿地点两相对照，考出六次南巡有五次以织造署为行宫，其中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他把这一考证结果告诉了胡适，被后者写入了论文。这又是与曹家无关的外界人不大弄得清楚的问题，更非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哪一个存心作伪牟利的书商、评点家所能想得出来的。事实上也从没有《红楼梦》评点者提到过什么“南巡”或“接驾”的事，更不必说几次了。但脂评所作的暗示，却又处处与近人考出的史实合榫。甲戌第十六回总批：“借省亲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当赵嬷嬷说到“咱们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时，庚辰夹批：“又要瞒人。”说到“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甲戌夹批：“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庚辰夹批于“接驾四次”旁曰：“点正题正文。”说到“‘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庚辰夹批：“真有是事，经过见过。”作假之人，何来这么大的本领？

例三：谈省亲一段中还有一条周汝昌先生认为错了位置、该指赵嬷嬷的脂评说：“文忠公之嬷。”乾隆时，谥文忠的是傅恒，评语意谓赵嬷嬷的说话全是傅恒乳母的声口。傅恒与曹家有姻亲关系，与雪芹饮谈交往的明琳为其侄辈，而明琳又是后来《枣窗闲笔》作者裕瑞的母舅。这些关系是近几十年由周先生穷考力索所得（《红楼梦新证》105109页），在此之前的作伪者，又岂能凭空想象出一个“文忠公之嬷”来？

例四：小说中写到“树倒猢狲散”的话，前八十回中仅有一次，即第十三回秦氏托梦凤姐所说的“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但脂评在前二十几回中，提到它竟有四次之多。如第五回中仙姬唱《飞鸟各投林》一曲，对起头两句“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蒙府本有批曰：“二句总宁荣。与‘树倒猢狲散’作反照。”至末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则甲戌本批曰：“与‘树倒猢狲散’反照。”第二十二回贾母作谜语“猴子身轻站树梢”，庚辰本批曰：“所谓‘树倒猢狲散’是也。”从这些脂评看，很像八十回后的佚稿中有以这句俗语作回目的一回，写的当是“贾府事败，子孙流散”事。但脂评之所以再三提及这句话，主要还是因为它勾起了往事的回想。如庚辰本批秦氏之言曰：“‘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原来那是曹家事败前家里的人常谈的一句不祥的口头禅。施《隋村先生遗集》卷六《病中杂赋》诗：“廿年树倒西堂闭。”自注云：“曹楝亭公（寅）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与脂评不谋而合。从脂评屈指计年及哀叹的习惯用语看，系畸笏叟所加无疑。畸笏壬午年（1762）署名批书之评语特多，此评倘亦在其内，上推三十五年，恰好是曹获罪、曹家被抄没，“树倒猢狲散”的1728年。这又岂是作伪者“信笔涂鸦”“乱加评点”所能言中的？

例五：关于“西”字的问题。现成的有陈庆浩先生文字可引，就不必费词了：

脂批对“西”字特别敏感。靖藏本第十三回秦可卿丧事，“另设一坛于西帆楼（蔡按：诸本已改作‘天香楼’）上”有眉批：“何必定用‘西’字？读之令人酸鼻。”第二回“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句旁有夹批：“‘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蔡按：后一条为‘诸公’中的另一位所批，是对前批的回答。因前者见‘西’字便‘酸鼻’‘堕泪’动感情，所以与他开个玩笑）。”第三回写荣国府花园，有批：“试思荣国府今在西，后之大观园偏写在东，何不畏难之若此。”这些批语有的写在己卯前，有的写在己卯后。下面两条提及“西堂”之批，则是己卯后所写：“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合灵芝之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壬午重阳日。”“谁曾经过，叹叹！西堂故事。”按雪芹祖父曹寅爱用“西”字，织造署的花园称“西园”，园中有“西池”、“西亭”。北京和南京府中都有“西堂”的书斋，他自称是“西堂扫花行者”，有人称他为“西堂公”。他在真州巡盐御史使院内有“西轩”。他有词集《西农》，他的诗集《荔轩集》又名《西轩集》。“西”字是曹家繁华时代的象征，所以批书人见到“西”字甚多感慨。（《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导论》111、112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很显然，批这些触“西”生情的评语的，只有曹家内部的人。可是欧阳健的思路特别，他认为这是伪造者故意影射作者与曹寅的关系以蒙人。他说：“其实，‘后一带’是相对于‘前面’的大门而言，决无用‘西一带’之理；饮酒行令乃极平常事，有何‘西堂故事’可言？”我们已说过，清代人对小说作者是谁，根本没有认真研究的兴趣。至于说到曹雪芹而提及曹寅之名的，也只是个别的学者文人，且有时连曹寅的字号及其与雪芹的关系都弄错了。所以，光用一个“西”字或提“西堂故事”是达不到蒙人的效果的。因为读者不知道那些事，不明其所云何指，哪里就会联想到什么“曹寅自称西堂扫花行者”？以为可借此作假，全是今天已接受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红学考证成果的人的头脑里生出来的念头。脂评说“‘后’字何不直用‘西’字”，并非真在说语句的用字，这一点我不知道欧阳健是真不懂还是装作不懂，怎么认真从语法角度上去反驳它说“决无用‘西一带’之理”，难道这就能证明自己有理？饮酒行令，当然是“极平常的事”，但总有怎么饮法和如何行令的具体情景，小说中写的是用“大海饮酒”、行令时要说“悲”“愁”“喜”“乐”四字，要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还用古诗、成语“席上生风”等等，脂评以为它取材于“西堂故事”，故引起了他怀旧的感慨，加了批。这究竟与事情本身是“极平常的”还是极奇特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因其平常而欲否定其真实性，岂非强词夺理。

例六：皇帝见贾代善临终遗本，动了顾恤之心，“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甲戌本夹批：“嫡真实事，非妄拥也。”要知这额外赐加主事之衔的真事，是要先费一番考证功夫的。欧阳健也轻率地认为这是作伪者故意“影射作者与……曹（即小说中的贾政）的关系”以骗取读者信任，然后他就板起面孔来批判曰：“贾政即曹，更系牵强附会的不根之说。”我们不禁想问：加此评是为了影射作者与曹的关系，你是怎样才知道的？难道脂评说过贾政就是曹吗？“牵强附会”、“不根之说”的指责怎么可以凭空加在脂评头上呢？必须指出，曹之名，在清代任何评红文字中都没有出现过，因为压根儿不知其人；作伪者（如果真有的话）也无从知道，又怎么能去影射呢？是因为贾政生了宝玉、曹生了雪芹吗？雪芹之生父竟是曹还是曹？现在又出了一个曹《（说什么是”金水生”故生“”），笔墨官司至今还在打，今人尚不确知，何况对作者家世几近无知的清人。曹是也领过织造主事之衔的，但那是继领亡兄之衔，非承亡父之职，更不是额外赐加的。脂评所指乃曹事（当然，用其事，不等于说曹就是贾政；曹死后只留一遗腹子，而贾政则生有儿女五人，可见附会无疑，小说人物本多拼凑而成，如鲁迅所言。脂评也只在细节上提供现实素材之来源，从未有某人影射某人之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初三曹折：“荷蒙万岁旷典殊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继承父职；又蒙天恩，加授主事职衔……”（《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529页）可见脂评所说不妄。此事连欧阳健都没有弄对，即便作伪者有天大的本领能作，作了又给谁看？

任意曲解，缠夹不清

明明不是这个意思，欧阳健却偏要说是这个意思。这些地方，我不知如何与你辩论。比如第十九回有一条脂评说，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耳”，要评出他是怎样的人物来很难，只有黛玉一人与之可对，最后说：“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是何等人物。”这本是我们很能理解的话，说明小说实非作者简单的自传，曹雪芹也并非照自己的样子来塑造宝玉形象的。作者利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体验、积累，创造出两个全新的、独特的艺术形象，而这些形象不是某一种概念的代表，也不是生活中某一真人的仿制，或在某本书中可以找到的。它相当复杂，要想用几句话说清楚并不容易。我想大体是这个意思。可是欧阳健怎么说？他说这是“明白宣示批点者对作者身世与小说本事毫不了解的批语”。这里哪有一丝一毫关系到“作者身世”？艺术形象的个性独特怎么可以跟什么了解不了解“小说本事”扯在一起呢？欧阳健还想用脂评来证明戚本（有正本）早于甲戌、己卯、庚辰本，说得也够怪的。大家知道戚本虽与甲戌、己、庚本没有直接过录关系，但它的整理成书，却比上述诸本迟得多，其中脂评也可能是不止一种本子评语的集合，并经过删除和改动，所以不免时有讹误。如第二十二回黛玉问宝玉：“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你有何贵你有何坚？”原来的脂评是：“拍案叫绝。大和尚来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至戚本，却讹成“拍案叫绝，大都尚未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正误是一目了然的。但诸如此类的例子，欧阳健却有相反的说法。如第十五回宝玉于送殡途中，留情于邂逅之村姑二丫头，小说写其离去时有“争奈车轻马快”之语，甲戌评“车轻马快”曰：“四字有文章。人生离聚未尝不如此也。”至戚本，“文章”已作“文意”，“离聚”已作“难聚”，都因形近致讹。欧阳健却倒过来说：“‘车轻马快’，纯从宝玉之意绪写出，故曰‘四字有文意’，而甲戌本侧批改‘文意’为‘文章’，就不通了，又改‘人生难聚’为‘人生离聚’，也与文情不合。”居然以通为不通，以不通为通，真是少有的怪事。请问老兄在什么地方曾见到过“有文意”这样可笑的用法？宝玉遇二丫头是“聚”，又上路是“离”。批者以为作者用“车轻马快”四字，话中有话（即所谓“有文章”），它包含着更深的感慨：人生恰似过客，离合聚散，皆来去匆匆，瞬间即还；欲寻旧迹重见无期，此亦“雪泥鸿爪”之叹。二丫头非宝玉长相思而不得相见者，又刚刚才见过面，这里如何用得上“难聚”二字？

类似这样可笑的是非颠倒，还有欧阳健驳周汝昌先生的一段话：

周汝昌认为，己卯、庚辰本夹批的署名，是被甲戌本与戚本（有正本）删去的。他说：“最可笑的是戚本，他好像不明白这个署名是什么玩意儿，不但删去，而且还添上别的字充数。例如庚辰本第十六回一夹批云：‘补前文之未到，且并将香菱身份写出。脂研。’戚本无‘脂研’字样，却多出‘来矣’两字，以致末句变成‘写出来矣’，令人绝倒！其余类此者有很多处，杜撰的字如‘奈何’、‘者也’、‘如见’、‘理’、‘纸上’、‘妙甚’、‘确甚’等闲话，全是删掉‘脂砚’又接上文而续出来的！”（《红楼梦新证》）其实，事情恰好应该倒转过来，“脂砚”二字正是把有正底本上的相关的文字改动而成的。

周先生的判断是对的，戚本之所以删去其不知为何物的“脂砚”署名而要用闲话填补，我以为这与该本是准备石印出版，故要求抄写必须整齐美观有关。大概初时每条评语抄成双行的式样，照有署名的字数设计好了，后要删去署名，就会多出空格来，所以要填补。删二字的就补二字；二字补不好，补一字也行，因为双行批语末了留一个空格还是可以的。这样的添补，自然难免出现蛇足。如果照欧阳健的颠倒说法，是己、庚本改戚本评语最后二字而成“脂砚”，这就完全想不出有什么必要了。己、庚本想署名就署好了，反正作眉批、旁批，多二三字有什么要紧，就作双行夹批，己、庚本也未曾严格要求双行的字数相差不得超过一个，不信翻翻本子，第二行空一大截的尽有，与戚本之整齐划一全然不同。那么，它何不惮烦地非要砍去批语的尾巴而改成署名不可呢？道理上也根本讲不通。周先生举“写出来矣”为例，说它末二字“杜撰”得可笑；欧阳健却以为原应如此。孰是孰非，只好让稍能写写文言文的人来判断了，反正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写出来矣”或者“看出来矣”“哭出来矣”一类的句子。

我主张搞学术研究应该反对“三不”作风，即应反对不顾常识、不择手段和不负责任的作风。没有起码的严肃态度，很难算得上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一种新说，无论它说得怎么天花乱坠，耸人听闻，能引起社会上的轰动效应，如果它不想实事求是，不是为了弄清是非，追求真理，那它至多也只能走红一时，到头来总不免成为浪花中的泡沫，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将以此自勉，也希望与红学界的朋友们一道，共同引以为戒。

第五章　为何虚拟石头作书

在了解曹雪芹为什么要虚拟石头撰书之前，先要澄清一个许多人可能存在的误会：他们以为贾宝玉是石头投胎的。那么，石头撰书不就是贾宝玉在讲自己一生的经历吗？既然石头只不过是曹雪芹虚拟的作者，那么小说不就是真正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吗？这从逻辑上说，是A=B，B=C，所以A=C，是没有问题的。

一、石头投胎为贾宝玉是后人的妄改

问题在于曹雪芹并没有写贾宝玉是石头投胎的。写石头投胎为宝玉的是经后人之手篡改过的文字。曹雪芹写贾宝玉的前身是神瑛侍者，就是那位让林黛玉的前身绛珠仙子为报答他“甘露之惠”而许下还泪之愿的老兄，居于赤瑕宫的仙界人物。神瑛侍者不就是石头吗？不是的。将二者合而为一，是后人自作聪明地改动的结果。

后人是怎么改的呢？

〔原作〕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

〔改文〕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

加重点的八个字是后加的，它不符合作者原意。作者写的石头并不能“自去自来”，所以它要求僧道携带它，后文也不见石头能自由行动。“可大可小”的本领也是没有的，它不是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十数丈的大石头变成一块小小的美玉是仙僧“大展幻术”的结果，被携入红尘后，也没有见它再变大变小。这还情有可原，因为除甲戌本外，其他的本子中，石头恳求僧道带它下凡去及僧人“念咒书符，大展幻术”一大段四百二十余字的情节都缺漏了。所以，在甲戌本被发现之前，人们都不明白大石怎么会变成美玉的。

小说的楔子中只讲石头，不提神瑛侍者，因为石头是虚拟的此书作者，是说明“此书从何而来”必须提到的；神瑛侍者是石上故事中主人公贾宝玉的前身，所以留待故事开始后，甄士隐午梦中去交待。

那么曹雪芹是怎么写到神瑛侍者而后人又是怎么改的呢？

雪芹写甄士隐梦至一处，忽见来了一僧一道，边走边谈。只听道人问僧人说：“你携了这蠢物（石头），意欲何往？”那僧说将有一批风流冤家要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道人又问，这些风流冤家将“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

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

很显然，这是接着楔子中僧人“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的继续叙述。因此，此时由僧人携带着、藏在他袖中的石头，并非他跟道人说的神瑛侍者。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是僧人说的“风流冤家”中最主要的一对，僧人准备趁他们投胎时，好将石头“夹带”入世。

再看后人的改文，前面的叙述倒差别不太大，僧人也携带着石头，就在他向道人提及“有绛珠草一株”之后，讲神瑛侍者时，竟凭空添上几句话，说：

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引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这一来，石头就成神瑛侍者了。

我说篡改者是自作聪明，并没有冤枉他。因为经这一改，留下了让人完全弄不懂的矛盾破绽，或者简直可以说是闹了个大笑话。

书开头说，石头因“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这里却说它“落得逍遥自在”，这怎么回事？前面写石头遇见二仙后，即被该僧袖之而去，而且是僧道对话时，石头还在他袖中，正准备去往太虚幻境，一会儿还要拿出来给甄士隐看，怎么此僧人又说它“各处去游玩”，后来到警幻仙子处，被留在那里了呢？那么石头究竟在哪里呢？是在仙僧袖中还是警幻处？难道它有分身法？

若说石头成为神瑛侍者是在它遇见僧道之前的事，那也不对啊。既然事先已被警幻仙子“留他在赤霞宫中”了，为什么又会在青埂峰下遇二仙？难道说它不满意新岗位，擅离职守，又偷偷地跑到老地方来呆着？原书中是在写石头“日夜悲号惭愧”之后，紧接着就说“正当嗟悼之际”，忽遇二仙的，并没有安排它出去作逍遥游又在警幻处供职的任何机会啊！

再说，僧人说要让风流冤家夹带石头去入世，那风流冤家指的是谁呢？从后面情节看，就是神瑛侍者。虽说是夹带，二仙也没有让神瑛侍者偷偷地将石头走私入境，他们是很遵纪守法的，知道天下“情案”都属警幻仙子管，所以要携带着石头“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也就是说是经过正式审批托办手续的。我在想，当石头被交到神瑛侍者手中之前，它是不是该像《离魂记》中出窍的倩女魂回到自己的卧榻那样，灵魂与躯体合而为一了？

总之，因为改石头为神瑛侍者，便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再也不通了。

遗憾的是有的研究者也比较粗心，不但不认为后人这样改是妄改，反而责怪早期脂评抄本中写石头是石头，神瑛侍者是神瑛侍者，不妥，使人搞不清贾宝玉究竟是石头投胎呢，还是神瑛侍者投胎。其实，搞不清楚的是因为多数人先看的是经过篡改的一百二十回程高刻本；在早期抄本上倒是清清楚楚的：贾宝玉是神瑛侍者投胎的，只不过他落地时口里衔着一块美玉而已。

石头的投胎，不是通常的概念，即非世间之人（神、鬼）或动物，入产妇之胎变为新生儿。而石头什么也没有变，它成为“通灵宝玉”是在青埂峰下遇见二仙后就被幻化而成的，连石上字迹也是仙僧镌刻的，所以它来到世上时，还是甄士隐在梦中见过一面时的老样子，它只是搭乘了一趟顺路车而已。所以不能说石头投胎成贾宝玉，曹雪芹并没有落入《西游记》的窠臼。

还有研究者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脂评抄本中既写石头，又写神瑛侍者，是一个破绽，证明小说这部分文字是由两种稿子拼凑而成的：“石兄”旧稿写石头投胎为宝玉；雪芹新稿则写神瑛侍者投胎为宝玉。雪芹在缀合新旧二稿时，没有来得及把相互矛盾的地方统一起来，以致留下了明显的接合痕迹。

如果《红楼梦》真的一开卷就如此矛盾，它还能成为最优秀的古典小说？如果曹雪芹只会拼凑别人的成稿，甚至连在两种稿子所写的不同开头中只保留一种，或统一成一种都不会，他还算得上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显然，这样的说法是不太了解作者在构思上所花的一番苦心了。

又有主张不必将石头与神瑛侍者分开来的人说，“瑛”，是像美玉的石头，“神”字，岂非言其能通灵？这解说自然有道理，小说中起个名号不是随意的，往往都与人物的某个特点联系着，“神瑛”之隐合“通灵宝玉”，犹“绛珠”之隐合“血泪”。这还可举神瑛侍者的居处叫“赤瑕宫”；“瑕”，是玉有病，其意可会。后来被人提笔一挥，改为“赤霞宫”，就看不出来了。最直截了当的还是“木石前盟”“金玉良姻”之说，明确地以石、玉指代贾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