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虽然宝玉后来不顾“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弃而为僧”，皈依佛门，以图报答自己遭厄时知己黛玉对他生死不渝的爱情，但这也徒然，因为黛玉早如桃花之触飘风而飞散了！批书人读过已佚的后半部原稿，他说诗是“谶语”，当然可信。

上面谈的只是她的三首长歌。其他如吟咏白海棠、菊花、柳絮、五美诸作，以及中秋夜与湘云的即景联句等等，也都在隐约之间通过某一二句诗，巧妙地寄寓她的未来。如联句中“寒塘渡鹤影（湘云），冷月葬花魂（黛玉）”一联，就可以看作是吟咏者后来各自遭遇的诗意画。甚至席上行令掣签时，也把花名签上刻着的为时人所熟知的古人诗句含义，与掣到签的人物命运联系了起来。黛玉所掣到的芙蓉花签，上刻“莫怨东风当自嗟”，是宋人欧阳修著名的《明妃曲》中的诗句。该诗的结尾说：

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

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

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

这与《葬花吟》等诗简直就像同出一人之手。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为何花名签上不出“红颜胜人多薄命”句呢？现在所刻之句，既有“莫怨东风”，又说“当自嗟”，岂非有咎由自取之意？这能符合黛玉悲剧结局的实际情况吗？我们说，不出前一句主要是因为它说得太直露了，花名签上不会刻如此不吉祥的话；隐去它而又能使人联想到它（此诗早为大家所传诵），这是艺术上的成功。至于“莫怨东风当自嗟”，正是暗示黛玉泪尽而逝的性质和她在这个悲剧中所达到的精神境界的借用语。如前所述，黛玉最后只是痛惜知己宝玉的不幸，而全然不顾惜自己，虽明知自己的生命因此而行将毁灭，也在所不悔。戚序本第三回末有一条脂评，可以作这句诗的注脚：

补不完的是离恨天，所馀之石岂非离恨石乎！而绛珠之泪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借用《论语》的话）。悲夫！

宝玉的“不自惜”，无非是引起他父亲贾政大加笞挞的那类事，亦即使袭人感到“可惊可畏”的、“将来难免”会有“丑祸”的那种“不才之事”（见第三十二回）。看来，黛玉怜惜宝玉后来之遭厄，又比宝玉在家里挨打那次更甚了。我由此想到警幻仙子所歌：“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以及薄命司所悬对联：“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也都并非泛泛之语；就连薛宝琴《怀古绝句十首》那样不揭示谜底的诗谜，我认为曹雪芹也都是别出心裁地另外寄寓着出人意料的深意的。

当然，这种诗谶式的表现方法，也可以找出其缺点来，那就是给人一种宿命的、神秘主义的感觉。我以为它多少与作者对现实的深刻的悲观主义思想有关。但从小说艺术结构的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说，它倒可以证明曹雪芹每写一人一事，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始终的。这一特点，无论其优劣如何，它至少对我们探索原作的本来构思、主题、主线，以及后半部佚稿的情节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章 《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

今年春节回宁波老家看望弟妹，有客来谈红学，告诉我现在有人研究出《红楼梦》中那些“脂评”都是假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根据高鹗本子伪造的，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笑话！《红楼梦》研究中什么怪事没有？你千万不要相信它。”客说：“许多刊物报纸都刊登了呢，还出版了一本什么书，要不要我去找来给你看看，如果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问题，何不就写篇文章反驳它。”我说：“你不必找了，这种文章我不看，浪费时间，我也不想写文章反驳。”我不知客人是否以为我太自负。说实在的，凡有点新发现的红学考证文章，我都特别有兴趣，很想立即找来读，但对一些以红学为名的欺人之谈，确实不屑一顾。现在有人说，“脂本”是根据高鹗本改头换面的，这与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抄袭了班固的《汉书》有什么两样？倘若真把它当作一回事，写文章与之争论，岂不连自己也变得很可笑了吗？所以只当作新闻听听，根本没有理睬。前些天一位红学老友又向我提起此事，并告诉我那位提出“脂本作伪说”的人叫欧阳健，并劝我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即现在社会上一般爱好《红楼梦》而并不研究其版本、脂评的人思想被搞得很乱，颇有些人被迷惑了，还以为真是个重大发现，好像某地区还要为此而举行什么研讨会，写点文章澄清一下，还是有必要的。我回答考虑考虑。接着友人就给我送来一本《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上面有一篇欧阳健的《脂本辨证》。后来，我又从红楼梦研究所得到几篇他的同类文章，有发在《复旦学报》（1991.5）上的，有发在哈尔滨《求是学刊》（1992.1）上的，有发在《贵州社会科学》（1992.7）上的，有发在长沙《求索》上的……据说还不止这些，真可谓遍地开花。欧阳健自认为有道理的话，这里也说，那里也说；有些例子，也是这里用那里用，翻来覆去，就那么些。而若真正想要横扫红学界，独创新说，就不能不触及的许多重要问题，则又避而不谈。我想，为了说得有条理些，下面分别就本子、文字、脂评三方面来看看欧阳健同志提出的新见是否站得住脚。

抄本何曾作伪

《红楼梦》“脂本系统”一词的含义，被红学界普遍接受的不是用来说明各种脂本之间的抄承、演变的源流关系的，因为这种关系相当错综复杂，研究者们完全可以也必然会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它作为在底本文字上早于程高刊本、未经程高改动过（当然，被以前的整理者、抄手也作过一些有意无意的改动，但远不及程高改动之大）的前期各种抄本的总称，却是公认的。后期的各种坊本则是据程高刊本文字或再加批印行的，即所谓“程本系统”。时间上的前与后，也是没有疑问的。

现在欧阳健要把红学史的时间顺序颠倒一下，把前期的本子说成是后期的，全盘否定脂本系统的存在，说脂本是篡改程本而成的，不顾事实地把足以否定他奇谈怪论的多得不胜枚举的证据都加以曲解或说成是伪造的，还连累那些对保存脂本很有贡献的收藏者、鉴定者、发现者，只要他们的存在不利于自己立论，一概毫不容情，几乎都被他说成是制造假古董、假文物的骗子。在欧阳健笔下，脂本作伪者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脂本系统”本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一书中列出的、不算程甲本在内，就有十一种，它们彼此间都有联系，共同之点大于差异，而且总体来看，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又比它们与程甲本的差异要小得多。最晚的甲辰本（仍早于程甲本好几年）较其他诸本接近于程甲本，诸本大体上的先后，有迹可寻。真正对《红楼梦》版本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其中不可能有哪一种是能够单独伪造得出来的。

但是欧阳健偏说能伪造。他首先集中攻击底本最早，提供我们研究资料最丰富，因而也最有价值的三脂本：甲戌、己卯、庚辰本。说什么“为了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在民国以后制造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还发挥想像力说：“甲戌、己卯、庚辰所谓‘三脂本’，是在各不相谋的条件下炮制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呢？听听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是怎么说甲戌本来历的：“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按：后来胡适另文说明‘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文章接着交代此本残存的回数、“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当是最早藏书人的图章”；介绍书中今存的五六条题跋和十余枚图章，从题跋上知道“刘铨福得此本在同治癸亥（1863）”；然后又仔细地说明“此书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书。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第十三回首页缺去小半角，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福子重印’图章，可见装衬是在刘氏得此书之时，已在六十年前了”。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刘铨福得到此书和怕它再破损而加以装衬是在胡适得书的六十年前，即同治二年“癸亥”。（按：我以为更确切的说法还应加“以前”二字，因为刘得书之时是否便即加题跋还难说。）怎么在欧阳健笔下忽然变成“民国以后制造”的呢？是不是以为胡适在蒙骗人，或者胡适被书贾、被制造假货的人给蒙骗了？

怎么认为都可以，但总得说出个道理来。你说“此本来历，胡适始终未作具体交代”（《脂批年代辨析》），胡适“并未对抄本的来历以及纸张墨色、字体行款、题署讳字等紧要关目进行鉴定”（《脂本辨证》）。胡适对此书来历不止说过一次，有时间、地点甚至登广告一起办新月书店的人，还要他怎么个“具体交代”？是不是非要找出那位已找不到了的卖书人的姓名地址，问个一清二楚才算“具体交代”？我想即使找到也未必真能弄清，最后还得凭鉴定得出结论。胡适说“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有“朱评”，有“墨笔眉批”，难道说的不是“纸张墨色”？“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书。”难道说的不是“字体行款”？书名、题跋都一再说了而且对照了笔迹，作了无可辩驳的鉴定，怎么说他没有对“题署”等“进行鉴定”呢？写文章总得据事实、讲道理，对读者掩盖真相总不大好吧。

当然，欧阳健自有其苦衷：胡适的鉴定，尤其是对此书纸张和收藏者刘铨福笔迹的鉴定，欧阳健是非掩盖不可的，哪怕是掩耳盗铃，也只好硬说没有了。否则，他遍地开花的那些文章，立即就会变成海外奇谈。

“为了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刚刚制造好的本子，怎么能“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呢？实物今天还在，有幸的红学家都见到了，岂能说假话？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的题跋有四条之多，且是行草，盖的许多印章不说，这笔迹又谁有这么大的本领能伪造得出呢？胡适说：“我在台北得看见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刘子重短简墨迹两大册，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写的书札。一珊在民国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两大册（也是中央印制厂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页）收了刘铨福的短简一叶，是咸丰六年（1856）年底写的，也是辰州时期的书简。这些书简真迹的字都和他的《石头记》四条跋语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些完全无关情况下别人收藏的书札，总不是迎合谁的需要伪造的吧？其实，要证明刘铨福的字是真迹，也不必去台湾出版的画册中找，冯其庸先生告诉我，他那里就藏有好几幅刘铨福的字，甚至还有他父亲刘宽夫的真迹。字是真的，本子是假的，同治年间的跋语，为胡适需要而亲笔题写于民国十一年之后，天下有这样的怪事吗？

这种荒唐事还真有。欧阳健一面认定甲戌本是在胡适考证发表后的短短几年内炮制出来的假货，一面又再三引用他认为假货上署有同治年月的刘铨福跋语和孙小峰（桐生，绵痴道人）的署名眉批，不说明它为何又可当作真的史料，而据此推断刘、孙六十年前的动机行为，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让矛与盾同时取胜，把读者搞得稀里糊涂。

刘铨福化名脂砚斋？

他的论点是：“脂砚斋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存在，他是与很晚以后才出现的脂本相伴而来的。”他谈到台湾一篇文章中提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王雪澄日记粘笺上记有“脂砚堂朱批红楼原稿，其目如‘林黛玉寄养荣国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与现行者不同。闻此稿仅半部，大兴刘宽夫位坦得之京中打鼓担中；后半部重价购之，不可得矣”等语，便又发挥想象，制造出三代脂砚斋说：第一代是刘宽夫所得的“十有八九也是书贾的伪托”的“脂砚堂本”；第二代是其子刘铨福，“他在这个本子上做了手脚”，“他将‘脂砚堂’改为‘脂砚斋’”，“脂砚就是刘铨福自己”；第三代是“在1927年卖给胡适的时候，显然经过了一次重新抄写”的甲戌本。

我现在要来证明那条笺记所记的“脂砚”不是欧阳健所说的什么“最早记录”，脂砚斋也绝非由“脂砚堂”改成的刘铨福，确实感到丧气。这跟要我证明司马迁早在班固之前就已存在有什么两样？欧阳健没有读过裕瑞的《枣窗闲笔》吧？或者即便读过，在创作“作伪说”时也想不起来了吧？裕瑞是高鹗同时人，其前辈姻亲与曹雪芹还有点关系。他在那本书中说：“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板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辞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处、减处、直截处、委婉处，较刻本总当，亦不知其为删改至第几次之本。”“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裕瑞的话不可能每个字都有事实依据，比如“脂砚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只出于揣测或传闻，但他在程、高未刻板前就见到抄本上“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却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枣窗闲笔》成书于1814年至1820年，其时，那位所谓改“脂砚堂”为“脂砚斋”而作为自己代号的刘铨福还没有出生呢。这又该怎么说？欧阳健现在发现自己的奇谈原来有这么大的漏洞，他准备作怎样的辩解呢？我也能猜到几分，他大概会说，“刘铨福化名脂砚斋”，就是受到那个胡编乱造的裕瑞的启示呀！

我并不想故意挖苦欧阳健，他确实玩过这种手法，比如刘铨福在甲戌本一条跋语中说：“《红楼梦》纷纷效颦者，无一可取；唯《痴人说梦》一种及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种尚可玩。”这本是十分正确的见解，因为事实上苕溪渔隐和二知道人的眼光确实大大高出于当时纷纷效颦的流俗辈。我随便引几句二知道人的话，看是否如此：“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酸辛泪也。”你还能举哪一位旧红学家说过如此精辟的话？再如：“大观园之结构，即雪芹胸中丘壑也：壮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于笔耳。”我以为这与运用当今文艺理论而得出的最公允的结论也没有什么两样。再如：“宝玉悬崖撒手，宝玉之梦觉矣，宝玉之情了矣。”“悬崖撒手”四字，我想是欧阳健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是乾隆时的二知道人用它来指宝玉出家，却又偏偏出在欧阳健硬说是很晚很晚才出现的伪造的脂本的脂评中，如说“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第二十一回）“叹不能得见宝玉‘悬崖撒手’文字为恨。丁亥夏，畸笏叟。”（第二十五回）等等。有些对自己立论不利的证据，所以非贬低不可。苕溪渔隐列举小说人物年龄大小前后不一致处（有的是续书中的用编年表的方法，虽然有点多余，但毕竟不是《林黛玉日记》），怎么就用“对小说人物和‘史事’将无作有地予以考订校雠”的罪名，将此书贬得一钱不值，说刘铨福“作伪”是从中得到“启示”呢？原来苕溪渔隐还做了件有碍欧阳健立论的事，他把新刊行的程甲本与“归抄本”作了对照，花了一番“考订校雠”功夫，列举出一些重要异文都见之于甲戌、己卯、庚辰、戚序等脂本的，其中如“护官符”四句口碑之下，旧抄本便有各家房次的小字注文。而这些注文恰恰是欧阳健以为万万不可能有的，是他用来证明“民国以后制造”的甲戌本中“后人妄加”，又故意在行侧加批作伪证的得意的例子。现在居然又在乾隆时人的著述中找到（其实，批有“兰墅〔即高鹗〕阅过”字样的梦稿本和早于程甲本的戚序本中也都有此注文，只是欧阳健不敢提及罢了），岂非重重地打了自己耳光？所以非预先断喝一声不可。欧阳健随口骂刘铨福为“狡猾伎俩”，我们又该如何来说欧阳健呢？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三代脂砚斋的嬗变史”，本子只有一个，就是今存的甲戌本。对于前述那条日记中的笺记，欧阳健自己也承认“王雪澄对于此事的追记，已远在50年以后，看来并未亲见刘宽夫所得之本，一切当来源于其后之传闻”。要知传闻走样的事可太多了。就说曹雪芹吧，从同时的袁枚到清末的俞樾，有多少人说他是曹寅的儿子或者曹寅自己（所谓“雪芹，字子清”即是），刘铨福被传为其父刘宽夫又有什么奇怪呢？胡适就发现过这种情况，他说：“《百家书札真迹》有了念先先生撰的小传，其中刘铨福小传偶然有些错误（一为说‘刘字铨福’；一为说他‘咸同时官刑部，转湖南辰州知府’，是把他家父子认作一个人了）。”（《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至于“脂砚堂”更显然是“脂砚斋”的讹传，因为小说本子以“堂”称的本来不少，如《水浒》之有容与堂本、贯华堂本等等。《石头记》称作《红楼梦》，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脂本脂评中本来就常见两个书名通用；俞平伯先生当年辑录脂评，五种本子倒有四种原称《石头记》的，但他却不妨题作《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笺记只是据传闻记下有这么一种本子，却无从核对原书题名是什么，记作“原稿”也不过是传闻而已，哪可真作书名看？回目“林黛玉寄养荣国府”不就是甲戌本回目“荣国府收养林黛玉”的误记吗？“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也是甲戌本脂评中所提到的本来回目。笺记所引朱评，都只简说大意，只要不故意挑剔，全与甲戌本合榫。总之，就是刘铨福所藏、后归了胡适的甲戌本。凭什么厚诬做儿子的在父亲留下的本子上“做了手脚”？

厚诬他人是不道德的

我总以为学术问题看法不同，可以自由争论，但褒贬人物最好尽量客观些、公允些，特别是说到某某人造假作伪，这无异于指责人家做贼，说话总得有可靠证据。刘铨福、胡适，一个是十九世纪的人，一个去了台湾，也已作古，都不可能再以诽谤罪向法院起诉欧阳健了。但他们不可能了，我们说话就可以不负责任吗？为什么不想一想其人有无干此类勾当的可能？刘铨福不但是红学史上的功臣，也是个品格志趣都很高尚的人。虽然官至刑部郎中，却不肯与官场名利之徒同流合污，所以为官并不得意。孙诗樵《馀墨偶读》中说他“嗜金石，善画梅兰；终日温袍敝履，晏如也”。他的友人乔松年有《赠刘子重》诗，摘句云：“意中万里风云开，骅骝中道犹徘徊；侧身人海感不偶，独立一世心悠哉！学术贵厚气贵老，致远晚成不在早；况是吾侪淡富贵，龌龊科名安足道？”你觉得这样的人像不像是干卑鄙勾当的？撇开人的品德不论，刘铨福还是当时收藏古物之富“都下无比”的大收藏家，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会去造一本假书的。当代北京收藏最富的不知是不是张伯驹先生，他收藏有唐代杜牧手写的《张好好诗》真迹，这很自然。倘若有人说，这幅字是伯驹老先生为牟利而伪造的，其谁信之？胡适，大家都很熟悉。我只想提醒一句，今天已不是五十年代或红卫兵时代了，不能再把什么脏水都往胡适身上泼，应当实事求是地评论。他作为一位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很有影响的学者，不是扣一顶“实用主义”的帽子就能一棍子打死的。从他的为人看，我以为还不至于干那种明明知道是假货而还要借此沽名钓誉的事。

与大骂刘铨福相反，欧阳健对同治年间的孙小峰（桐生）则大捧而特捧，赞他“才识卓越”，誉之为“《红楼梦》水准颇高的鉴赏者和批评家”，目的也仅仅为了对自己写文章有利。因为他像写小说那样地虚构了如下情节：“他（指刘铨福）之所以把妙复轩的评语本连同脂批本一起推荐给孙桐生，不过是希望引起孙桐生对脂本的重视，也能予以刻印，或者至少能将此本的评语一道汇编排比到刻本中去；可惜大约孙桐生并没有赏识这个出于‘曹雪芹亲朋好友’的脂砚斋之手的‘最古的评本’，不久又把此本退还给他了。刘铨福对于孙桐生的不赏识，颇为不平……”什么“推荐”、“希望也能予以刻印”、“将此本的评语一道汇编排比到刻本中去”、“颇为不平”云云，全属无中生有。作为推测，也根本不合情理。妙复轩评本是张新之个人的评本，又不是集评，如果把脂评也“汇编排比”进去，成个什么了呢？比如老兄有一本红学论文集要出版，有人就要求把胡适的几篇红学论文也收到老兄的集子里去，这不有点荒唐吗？孙小峰赏识不赏识甲戌本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才识卓越”吗？他在此本上郑重地署上年月、名号，加盖了印章的一条眉批说：“予闻之故老云：贾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盖江村未遇时，因明珠之仆以进身，旋膺奇福，擢显秩，及纳兰势败，反推井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则宝玉之为容若无疑，请以质之知人论世者。”听别人说《红楼梦》是写纳兰明珠家事的，自己读过甲戌本后，便投了一张信任票。这就是所谓“才识卓越”吗？他把甲戌本中曹雪芹讥讽娇杏终于当上了雨村夫人的“偶因一着错，（脂评旁批：‘妙极，盖女儿原不应私顾外人之谓。’）便为人上人”两句话，照程甲本文字点改成“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从笔迹可认出是他改的），使之变成称羡语。这也算是“水准颇高”吗？还有形容黛玉的“似喜非喜含情目”一句，甲戌本原来大概因为认不清底本所写，将二“喜”字和“含情目”三字位置都空着，也是这位孙小峰照程甲本给填满的，也不顾与下文“泪光点点”是否有矛盾（列藏本此句作“似泣非泣含露目”，我以为最妥）。胡适说他“没有什么高明见解”，一点也不苛刻。满脑子贾宝玉就是纳兰容若的人，要他去赏识脂评的价值，怎么可能呢？

颠倒是非，混淆视听

前后迟早，优劣高下，有无真假，在欧阳健文章中都是颠倒了的。读他的文章，如果没有一点定力，还非被他搞得晕头转向不可。其实只是看着吓人，一经戳穿，都是些豆兵纸马。他把本子的发现年代混同产生年代，比如他要找什么脂批年代的“准确的坐标”，就说“甲辰本发现于1953年，梦稿本发现于1957年，蒙府本发现于1961年，时间比三脂中还迟，不能胜任此任”。本子本身的迟早才是重要的，发现的迟早又有什么关系呢？否则，我们岂不也该怀疑秦兵马俑和汉马王堆墓的可靠性了，因为这些也都是新中国建立后才发现的呀！他还把底本与过录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关系搞得很混，以便使读者相信他的怪论在客观上也符合大多数红学家研究的初步结果，只是别人没有最终发现，也不敢大胆提出而已。比如他谈甲戌本说：“红学家大多不承认胡适‘最早古本’的结论，而倾向于认为是相当晚的过录本子。”“抄本决不是什么稿本，甚至也不是接近原稿的过录本，它们只能是文化水准较低的抄手的产品。”说到所有脂本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现存的脂本，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本，而是相当后出的过录本，并且还很难说是曹雪芹原作的直接过录本。”

这些话就算你说得全对，（其实也非真对：“相当晚”也未必晚到程甲本刊出之后；“不是接近原稿的过录本”，如何衡量接近不接近，你知道原稿是怎么样的吗？“抄手的产品”不就是“过录本”吗？）还是跟你得出的结论毫不相干。现存的脂本都是过录本，这没有错。作者的原稿和脂砚斋等人抄阅加评的原本都不存了，正因为如此，那些保存下来的过录本才有价值。胡适怎么说的且不管，多数研究者说甲戌本最早，其次是己卯、庚辰本，都是指其今已不存的底本而言的，并不是说它们过录的时间，这是两码事。甲戌本的过录时间可以迟于己卯、庚辰本，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决定抄本价值的不是过录的早迟，而是：一、底本本身的价值；二、过录的质量（过录者改动多不多，抄错的程度如何）和数量（保存的回数，抄录脂评的多少）。“文化水准较低的抄手的产品”，未必都价值低，抄错较多，固然不好，少一点自作聪明的妄改，却是好的。抄错、改动，甚至像程、高那样从头到尾的整理（得失是另一回事），都与欧阳健说的存心作伪有着严格的区别。欧阳健在甲戌本中找出一个“玄”字，没有减笔省去末了一点或另写作“元”字，即没有避康熙的讳，就以为抓到了抄本出自民国的证据①。这是靠不住的。小说是通俗读物，抄本是私藏的，抄手又非饱学之士，当然不会像官场行文或公开刊本那样恭肃谨慎，留心避讳（底本上如何还不得而知）。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携走的列藏本，据文章介绍，原收藏者还在修补装订时，将乾隆《御制诗》拆开反折起来，作了这部“淫书”的页间衬纸，这岂非比未避“玄”字更大逆不道？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既然欧阳健对抄本的避讳字看得那么重要，为什么不敢谈谈己卯、庚辰本中的避讳呢？从他文章的引语看，他是读过吴恩裕、冯其庸先生详谈这方面问题的文章的。1975年，吴、冯两位在这两个本子中发现了多处避讳的“”字和“”字，从而确定了己卯本（一般认为不如说成“己卯本的底本”更稳妥些）是怡亲王府的抄本，是怡亲王弘晓（允祥之子）组织人力进行过录的本子。这从雍正要曹完全听从怡亲王允祥看管的两家特殊关系看，是完全可信的。吴、冯二位为证实此事，还核对了钤有“怡亲王宝”等几种图章的原抄本《怡府书目》中对这两个字的写法，发现避讳与己卯本完全一样。这有力的内证足以说明“民国之后制造”己卯、庚辰本云云，纯属极端荒谬的无稽之谈。不必说为迎合胡适考证需要的书贾绝对无法制造出来，除去当时深谙怡亲王与曹家关系的圈内知情人外，即便是清末之前的任何考据家也决计想不到这一层关系上去的。

欧阳健还把戚序本（有正本，实则指其底本）等一批明明在程甲本之前的脂本，都颠倒说成在程甲、程乙之后。所举理由是序写得早，不等于本子也早；今存的本子上有批语，而作序时是没有的，都还是“白文本”。（真能别出心裁！）何以见得呢？他说：一、“戚序只回答了‘未窥全豹’即八十回的问题，而没有回答批语的问题。”舒序本、甲辰本的序中也“同样未说到批语的事”。可见批语都是后来加上去的。二、“假如上述批语确实写于乾隆年间，那么在弥漫浸淫于‘乾嘉学风’的整个清代，是没有理由不把这些关涉作品作者考证大事的批语弃置不顾的。”

前人写书序与今天出版书写“前言”或“出版说明”往往面面俱到不同，一般都很简短，集中地只谈书本身的价值、影响。如果书只有半部，那自然要交代；或者以往只有半部，现在忽成“全璧”，那当然更会作为主要内容来谈。至于评点，若非专刻（抄）某家的，又说不清究竟是以前推评的，即使编入了，也肯定不会谈到（当然，这里也还有对评语价值的认识问题）；要提到也不在序中说，如甲辰本只在第十九回的总评中说到“原本评注过多，未免旁杂，反扰正文，今删去……”，程乙本只在“引言”中说到（与“序”性质不同，都谈具体问题）“但创始印刷，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因而序中未说到批语事，根本不能证明就是白文本。相反的，从甲辰本总评、程乙本引言所述看，倒可推知以前的抄本多数是带有评语的，而不是白文本。

乾嘉学风与现代新观念

乾嘉重考证之学，但学人文士们也不是什么都考，对待经史子集、名物制度与对待稗官野史、适趣闲文的态度截然不同。小说本来就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轻视，何况《红楼梦》又属多次被朝廷诏令列入应予禁毁的“淫书”，这是应该想到的。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历来野史总是只写古人、死人或别人的事，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家庭兴衰遭际、悲欢离合和自己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作为素材来编故事、写小说的。（《红楼梦》在我国小说创作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也在于此。当然，还有他坚持“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理想）所以，作者的思想、经历、家世等等是从来不在考据范围之内的。《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哪一部小说不是作者弄不清的？或者有哪一部小说的作者是被乾嘉学者认真考据过的？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上作者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与关云长、李逵、孙悟空、西门庆都没有什么关系，反正这些人物原型，绝不会是作者自己或他家里的人。以为只要关涉到作者及其家事情况的话，都会被看成重要材料，都不会被“弃置不顾”，这是把“五四”以后才有的新观念，甚至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思想加到乾嘉时代的人的头上去了。乾嘉学风对红学不是没有影响，而是影响很大。只是因为时代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局限，使他们想不到小说还能写自己，曹雪芹竟敢暴露自己家庭的种种丑闻（虽则都是变了形的、以假存真的），总以为是写别人的事，因怕得罪人，故将真事隐去。这样，他们一开始就落入了“迷津”，于是以为写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爱情故事、纳兰明珠家事、金陵张侯家事、和家事、傅恒家事、宫闱秘事等主张纷纷提出，不一而足。在这方面他们还真引了不少史料，作过一番站不住脚的考据。“五四”前后，西方文化迅速传入，小说观念、创作观念都革新很快，对《红楼梦》的理解，才得步入正路和加深。乾嘉学风的积极面也因此而才得在红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于是有了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一批学者考证《红楼梦》的可喜成果。

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欧阳健的想象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他以为清代会有人去冒充“与雪芹同时人”而宣称“事皆目击”，不管是不是所谓假托脂砚的刘铨福。不，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没有人相信书中所写是作者自家事，根本不存在想证明这种关系的需要，造出来又能吸引谁呢？程伟元说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是指大家迫切需要读到这部写得妙极因而可卖大价钱的奇书，但并不关心作者是谁，所以“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红楼梦序》），连程伟元自己也不清楚。由于书只有八十回，大家非常想知道八十回以后的故事情节，所以有清一代，凡伪托原著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续书，手法也笨拙得可笑，如书前加“雪芹母札”或干脆叫《林黛玉日记》之类，而绝没有另造前八十回文字或伪托知情者加批语把书中所述与作者经历、家世联系起来的事，因为红学中这种看法还没有形成。孙小峰读甲戌本，并没有不信其为“真本”，也没有怀疑刘铨福所说的“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这些都是可以从脂评中知道的）的话，却熟视无睹，并不觉得它特别重要，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因为他头脑里装着的还是纳兰家事。二、文字问题

文字是判别版本早迟及其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但判别工作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尺度去衡量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对《红楼梦》这样传抄过程十分错综复杂的本子来说，尤其是如此。比如某句话、某个字A本是对的，B本是错的，它们间的早迟可能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一、原来是对的，后来再抄时抄错了，则A本早，B本迟；二、原来是抄错的，后来再抄时发现了，改正了，则A本迟，B本早。所以判别其早迟，得分析具体情况，视其可能性之大小。再就原来对的、后来抄错这一情况来说，反映在版本上仍可能出现非单一现象。比如有A、B、C三种本子，各代表着抄本时间的早、中、晚，那么它们的情况不但可以是A对、B对、C错，或A对、B错、C错，也可以是A对、B错、C对。为什么会有最后一种情况呢？因为传抄并非单线相承的，即并非A被B抄，B被C抄；可能B、C都抄自A，早抄的抄错了，迟抄的反没有抄错。这只是大大简化了的道理，实际情况远比它要错综复杂得多。比如，一、较早的底本原不止一种；二、一种底本被不同对象借抄或多种水平不一的转抄本；三、一种抄本用几种早迟不同、水平不一的底本抄配而成，或互参几种底本抄成等等。总之，判别版本的早迟，弄清其发展演变的渊源，需要做大量综合考察、多方比较和潜心分析的研究工作。不少《红楼梦》版本研究者在这方面已经花费了许多精力，弄清了大体情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欧阳健无视这些宏观存在的事实，为独创其程甲本是现存的最早版本这一怪论，他把几种本子的一些有异文的句子排成长长的表，企图通过其正误优劣的比较来增强其立论的可信性，这纯属是一种对《红楼梦》版本问题缺乏常识的简单化做法，是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可言的。再说，这样写论文也太方便了，因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本》一书已经把现存的十余种本子的异文全都列出来了，你根据自己需要选些例句，抄成表还不容易？它本身并不说明问题，得看用这些例句想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所论述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欧阳先生讲的道理究竟怎么样。

甲戌本第一回写顽石下凡，比其他诸本（当然也包括程甲本）多出四百二十余字。研究者曾据脂批提到删去天香楼一节所减少的字数、页数，推算出甲戌中的底本每页的字数，谓诸本最初依据之本在过录时恰好漏抄了双面一页，这结论是可信的。因而在这一点上，甲戌本就很有价值。这一段文字写顽石求二仙携带下凡，二仙事先提出警告，劝他别去，顽石不听。从情理上说，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像诸本所写那样，二仙主动提出要带它去，岂不等于诱骗石头下凡，哪能是作者的本意？但欧阳健却认为这四百余字是“甲戌本的妄加”，对其评价是“简直粗俗不堪”。你说精彩，他说粗俗，你说很妙，他说不堪，这不大争论得清。还是看欧阳健提出的理由。他说了三点：

其一，“二仙师居然对红尘中荣华富贵称羡不已，而石头更是凡心大炽、欲到富贵场温柔乡享受几年的俗物，都与全书的基调相格。”说一僧一道称羡荣华富贵，完全是凭空捏造，这段文字根本没有那样写。其实石头思凡，又不是这四百余字中独有，小说接着就写僧答应带他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这不是在说僧人之言正中石头下怀吗？此回中还说“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盛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不也是同一个意思吗？再有写宝玉神游太虚境而生“邪”思，“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如此等等，欧阳健居然都视而不见，硬说这样写就是“俗物”，就“与全书的基调相格”。我不知欧阳健心目中的小说主人公该是怎么样的圣洁人物。

其二，“前文既已交代此石经过锻炼，‘灵性已通’，但此段又说‘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前后矛盾。”我初读《贵州大学学报》时，疑惑排字工人排错了，或者欧阳健一时笔误，才出现“性灵却又如此质蠢”这样完全不通的话。后读《复旦学报》，欧阳健另文中又说：“说石头‘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已与上文‘灵性已通’矛盾”。这才完全排除了排错和笔误的可能。原来欧阳健读不懂《红楼梦》的字句，把一句并不难懂的话，读了破句，又解释错了。小说原文是：“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用现在通俗说法，即：“如果说你聪明灵巧，可是你的样子又长得这么粗大笨重。”是说他的外表还不能与其内质相称，所以才要变化其外形，欧阳健竟把上一句中的“性灵”二字硬割下来，安置在下一句头上当主语，曲解成“头脑（或心灵、智力）却又如此之愚蠢”，以便指责其“前后矛盾”。“性灵”者，即所谓“灵性已通”也，不是名词，不能解作智力、智商；“质蠢”者，形象粗大丑陋也，此“蠢”字，不作愚蠢、弱智解。我要像教学生那样逐字逐句地解说，确实感到丧气。连这样的句子都读不懂，居然敢讥笑别人“粗俗不堪”？我不知道究竟是曹雪芹“不堪”还是妄评者“不堪”。

其三，“程甲本写……僧道来到青埂峰下，‘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甚属可爱’，便托于掌上。在石头的外观和大小之间，加一连词‘且’，文从字顺，十分自然；而甲戌本中，石头是那僧大展幻术，‘登时’变成美玉的，这本是一刹那间完成的过程，根本不需经过‘变成’、‘缩成’两个阶段，‘且’字就完全不通了。”这又是误解句意而生出来的歪理。甲戌本写石头变美玉哪里有什么“两个阶段”，它只是说石头在那僧大展幻术下，质地和大小两个方面都变了：由粗糙的石头变为莹润的美玉，用“变成”；由大变小，用“缩成”，中间用“且”字连接，表示同时完成，一点也不错。比如我们说“歌且舞”，就是边唱边跳，而不是先歌后舞“两个阶段”。

如果真要挑“不通”的毛病，那倒是程甲本的改文。如前所述，由于被其他诸本作底本的最初过录本漏抄了一页四百余字，“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这句话，只剩下了后半“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与前面僧道来到青埂峰下的情节连接不上，遂添上“见着”二字，将它连了起来。己卯、庚辰等诸本便是如此。后来程甲本整理者重新披阅时，发现有问题：前面只说顽石，从未提到过“美玉”，怎么这里忽然说见到一块美玉呢？于是就把“美玉”二字改为“石头”，而却没有想到把形容美玉的四个字“鲜明莹洁”（以后形容通灵宝玉还几次用过相类的词）也改一改，把连接两个动词、表示同时发生的“且”字删去。这一来，闹了笑话：“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的大顽石，居然可称之为“一块鲜明莹洁的石头”！再说，石头又怎么能自己缩小呢？只好在前面“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之后，横生枝节，再添上“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八个字。但问题仍没有解决，只说石可变小，不说已变美玉，难道后来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是一块小石头？上句缺了动词“变成”（换作“见着”，主语就不是石头），只剩下一个动词“缩成”，前面仍保留作连词的“且”字，这样的语法，还能说是“文从字顺”吗？

如此理解，令人哭笑不得宝玉太虚幻境惊梦一节，甲戌本与诸本差异甚大，我曾有《〈红楼梦〉校读札记之一》一文论及其文字最近原著；欧阳健则以为是脂本擅改。他举出伴宝玉午睡之四婢中的一个名叫媚人的，以为此即擅改留下之破绽。因为此人“从此不再复出”。其实，八十回前光点到名字而不写的，并非只有媚人，作者构思中后来与史湘云结缡的卫若兰，也是早在送秦氏出殡时先出现一下名字而不再交代的。八十回后原稿已佚，焉知其人“从此不再复出”？欧阳健又说“媚人之名，当依袭人而来，只能是先有袭人，后有媚人，而不可能相反”。我不知他有何根据这样说。他反问：“此名出何僻典？”还说：“‘媚’的本义为取悦、巴结、逢迎，又通‘魅’字，总之不是一个好的字眼，贾府诗礼簪缨之族，绝无可能以之为丫鬟之名，容忍其去媚惑主子的。”我只能说，欧阳健又错了。“媚”字不是个坏字眼，其本义更非“巴结、逢迎”，那层意思是后来才引申出来的，不信你去翻翻词书。“媚人”之名也不出于“僻典”，而出于经典。《诗·大雅·卷阿》：“维君子命，媚于庶人。”朱熹注：“媚，顺爱也。”“媚于庶人，顺爱于民也。”又《诗·大雅·下武》：“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朱熹注：“媚，爱也。一人，谓武王。”“言天下之人皆爱戴武王以为天子……”后来“媚”字更多的是作美解。如武则天十四岁被太宗召为才人，因其美，赐号武媚。《聊斋·道士》描写石家姊妹“一细长，如弱柳；一身短，齿最稚；媚曼双绝。”何垠注：“媚，言神情之美；曼，谓声音之细也。”其实，也不必多引书，林黛玉不是就有“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的诗吗，难道忘了？取为丫鬟之名，我看雅致得很。

读欧阳大作总觉其歪理层出不穷。这回是绛珠仙子饥餐“密青果”、渴饮“灌愁海水”。他以为应以程甲本作“秘情果”、“灌愁水”才对，还赞之曰“文笔优美，寓言深湛”，甲戌本反而是“误抄”、“胡乱改错”。其实，“密青”谐音“秘情”便是“寓言”，犹“青埂”谐音“情根”，这是作者惯用的方法，若都以其寓意直接命名，反无“深湛”可言。否则，青埂峰何不就叫情根峰？群芳髓、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何不就叫群芳碎、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探春、英莲、冯渊何不就叫叹春、应怜、逢冤？可见“秘情果”倒是后改的。欧阳还说：“甲戌本……将‘灌愁水’误抄成‘灌愁每水’……己卯、庚辰二本自作聪明，又把‘密’改为‘蜜’，‘每’字添上三点水，成了‘海’字，这样一来，‘秘情果’成了蜜渍的青果，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旁，居然有了一大片‘灌愁海’，岂非大谬？”我欣赏欧阳先生的诙谐幽默，但不能欣赏他所用的手法。甲戌本上明明是“灌愁海水”，并无丝毫涂改添加的痕迹，怎么硬说它“误抄成‘灌愁每水’”，还说己、庚本“添上三点水，成了‘海’字”。这不又是凭空捏造吗？如果欧阳先生在哪里见到过这样的版本，请明示以广见识。欧阳嘲笑己、庚本改“密”为“蜜”，成了“蜜渍的青果”，他不觉得“灌愁水”之名也有点像加工饮料吗？本来寓愁深似海，故虚拟此海名，“终日游于离恨天外”的绛珠仙子渴饮海水，十分合乎情理，怎么又扯上“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旁”？是不是以为修成人形的绛珠仙子，就像一棵人参那样还是草木，仍长在原来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荒谬。警幻仙姑对贾宝玉自我介绍说：“吾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这一次，程甲本不敢再改为“灌愁水”了。可见其顾此失彼、前后不一，这才是真正的“胡乱改错”。

小说写荣国府荣禧堂古雅珍奇摆饰说：“一边是金彝，一边是玻璃。”程甲本因“”（wei，长尾猴）字太生奥，遂改成“錾金彝”；“”（小说中有时通作“海”，古代大酒器）字又看错，讹成“玻璃盒”。这本是最易鉴别文字早迟的地方。欧阳却硬要说程甲本是对的，倒是脂本“大谬不然”“蒙骗世人”。他承认周器有“虎彝”、“彝”，却又说“殷周的彝器，皆为青铜铸就，决无所谓‘金彝’者”。居然不知青铜也就叫做“金”。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成十二铜人，世称金人十二；殷周的钟、鼎、彝上的古文字，也叫金文，不叫铜文。可见脂本原名无懈可击。欧阳又说玻璃“是舶来品”，“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可知其时之玻璃器皿，大都比较小巧，岂有以玻璃制造盛酒大器之理？且‘’为中国古代酒器，后世已不多见，更非外国所能仿造……”这太缺乏常识了，又好像没有读过《红楼梦》的人说出来的话。我先抄一条《辞源》释义如下：“玻璃，也作‘颇黎’（旧题汉东方朔《十洲记》）、‘玻璃’（《旧唐书·一九八·波斯传》）。古代所说的玻璃，大抵指天然水晶石一类，有各类颜色，非后世人工所造的玻璃。”且不管《红楼梦》中所说的“玻璃”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是古已有之的还是舶来的，反正写到它的不少：灯有玻璃灯，缸有玻璃缸，晴雯不是说宝玉“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也不知弄坏了多少”吗。还有贾蓉向凤姐借过玻璃炕屏。炕是中国才有的，玻璃炕屏总该是国货，未必是中外合资的仿制品吧？宝玉有写他“富贵闲人”生活的《夏夜即事》诗，有一联道：“琥珀杯倾荷露滑，玻璃槛纳柳风凉。”大观园的修造，未闻承包给外商，或采购舶来的建筑料，堤岸的玻璃栏杆，总也小不到哪里去吧？试想，在荣国府最庄重的正堂上，悬挂的是御题匾额、“待漏随朝墨龙大画”，还设有“三尺来高的青绿古铜鼎”，倘一边放着殷周器皿，另一边却放一只小小的玻璃盒与之相配，这不太滑稽了吗？欧阳先生的高论多属此类。

此外，如神瑛侍者的居处本是赤瑕宫，他偏要说“赤霞宫”是原文，是从什么道观“碧霞宫”脱胎而来；还据程甲本将本来要僧道携带、让人替它“夹带”下凡的石头改成它能“自来自去”、与神瑛侍者合二为一的情节，说“神瑛只是此宫建成以后很久才请来的一名侍者”，“宫的真正主人是警幻仙子”；甄宝玉挨打时，叫“姐姐妹妹”就不疼了（即以此代替止痛药），甲戌本说“遂得了秘方”反而不通，只有程甲本用“秘法”才通；说“护官符”私单上只应有几句不解释看不懂的谜语式的话，下面有“始祖官爵并房次”的注文是“后人妄加”的；秦钟临终被都判、小鬼暂放还阳一段通常以为是讽刺世情的绝妙文字，他却说“纯属无的放矢”、“完全不真实的”、“陈腐滥言”、“对《红楼梦》主旨的莫大歪曲”，等等等等，若都一一与之展开争论，拙文未免太长了，不如就此打住。我只想奉劝广大读者一句：欧阳健所说的“几乎一律是程甲本文字精当而脂本却相形见绌”的话，绝对不可信，最好不要让他的奇谈怪论把你的头脑搞得稀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