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园务的主管来说，故意浮报建材价格和挪用公款等滥权行为是相当严重的罪行。例如在1769年，园务主管苑副吉荣因为在“鱼跃鸢飞”的彩绘工程的估价当中浮报了将近一成（大约136两白银）而被定罪；在定罪之后，吉荣遭责打五十大板并失去职位。在1770年的春天，员外郎五保和他的手下因为在进行圆明园内至少十个地点的营建工程时，侵吞了1330英尺的珍贵楠木而被定罪，五保被革职并下狱成为囚犯。
正值多事之秋的咸丰皇帝下诏罪己，可说是一种既特殊又独特的处罚。他在1852年，为了惩处自己而取消在圆明园里定居，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在太平天国运动之际园居取乐。虽然如此，他的自我处分并没有维持太久。咸丰于1854年的春天又回到圆明园来欣赏花季。最初，他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反对咸丰重返圆明园的决定；这位侍郎表现出他的勇气，但亦因而遭到失宠的处罚。不过，王茂荫的谏言未能迎合上意所得到的后果，并没有吓退其他官员继续冒言直谏。御史薛鸣皋提醒皇上，御驾重返圆明园定居需要相当可观的维修费用，这些花费在当前艰难时刻将难以负担。咸丰为此不悦，辩称他并没有要在圆明园内寻欢享乐的意图，而是宜人的园林环境有助于他在危难之时好好地处理政务。再说，他离开圆明园之久，甚于任何一位先皇。他因此希望臣民能够明白他专心平乱之志，并希望他们看到他的政绩而不是以他居住的地方来做评断。咸丰将重返圆明园居住的行为合理化之后，立即摈斥这位御史指责他耽于逸乐。错怪皇帝，将是一件严重的罪行，这位御史后来被指控为侮蔑圣上以博取清名和美誉。他的禄位虽保，但也因此而遭受审问和惩处。
罪与罚(3)
导致火灾之人，即使是无心之失，也会被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蓄意纵火在圆明园内虽然很少发生，但却被视为最严重的罪行之一，甚至在防火和救火上表现稍微不够机敏也要受罚。在1756年2月就有一班太监，因为在“春宇舒和”值班没几天就意外地两度发生火灾而遭受严惩。在审查中判定，太监杨明在打扫这座避暑楼阁的二楼时吸烟，遂被推断为引起火灾的原因，这个太监因而被发配到黑龙江附近的满洲边陲为奴。太监曹玉善则因为跟杨明同在二楼，却未能在值班时阻止他吸烟，也同时遭到流放，只不过流放的地方没有那么艰苦。这两个太监的主管杨进朝也被指疏忽职守，因而被判戴上枷锁两个月、鞭打一百下，然后去做苦工。更高位阶的总管太监李玉与陈进忠每人缴相当于一年俸银的罚款，以分担这次起火事件的责任。当天晚上起火的时候，两个平时在现场的工人临时被调派到别的地方，因为不在现场而被宽恕。这些案例显示集体负责与受罚的事实，足以强调火灾的严重性。
超过一个世纪的小心火烛之后，圆明园最终在1860年被焚毁。这座帝王宫苑在侵略者的怒火和蛮横之下屈服。纵火者是战胜的敌人，无论帝都或宫苑都只好任由他们的摆布。包括亲王载垣在内的多位负责守护圆明园的大臣，莫不为宫苑成为炼狱而自请降罪，但咸丰皇帝宽恕了他们。咸丰必定从心底里认为，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应受责罚。最后，他选择了一个维护颜面与避免尴尬的解决办法，就是褫夺部分官员的荣衔但仍然保留他们的职衔。结果是没有人因为火烧圆明园而受到任何严厉的惩处。
严重烧毁的圆明园，尽管得到严密的监管，但已经变得难于守卫。位于福海中央的蓬岛瑶台，虽逃过1860年的劫难，却突然在1870年8月21日起火。守卫虽然于当晚就注意到火苗窜出，并立即向园里的太监首领汇报，但救火的努力受阻于缺乏跨越大湖救火的设备，以至于缓不济急。结果是：这座湖中宫殿虽逃过当年的劫难，但仍然在十年之后毁于祝融。太监首领和守卫者被指责未能在第一时间做出足够的防火措施，之后又没有尽力灭火，他们不是被褫夺职衔，就是杖责或同时接受两种惩罚。后来成为圆明园总领的董福，也为这场不寻常的火灾缴了相当于他三个月俸银的罚款。
随着时光的消逝，迅速破落中的圆明园不断有缺口让外人在没有得到准许的情况下进入，阻止闯入者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无数的窃贼轻易地穿过残破的城墙而入。例如在1861年6月13日，就捉住一个名叫米老尔的窃贼，当时他潜入西洋楼正在偷取青铜、器具和炉子。
同治在位期间的1862年1月24日，新成立的总理衙门（处理跟西方有关事务的机构）向朝廷奏报，有一名外国人未经许可就偷偷地攀越福缘门进入圆明园。他被一名正在房间检查书籍的当值太监发现。这名被捕的外国人叫张勉行，大概就是德国人奥尔莫（ErnstOhlmer，18471927）的中文名字。任职于天津中国海关的奥尔莫，以不知道规定而声称无辜，不用说他还受治外法权的保护。总理衙门的大清官员以这名外国人实际上没有偷取任何东西而适时地宽恕了他，就这样轻易地免谈私闯禁地的刑责。但在另一边，这些负责守卫宫苑的太监却担心受到惩罚，并煞费苦心地向内务府解释，他们虽尽了全力，也无法阻止这个外人闯入。这宗事件进一步证明守卫这座废弛宫苑的困难度。清廷当局也透过总理衙门知会了在北京的四个公使馆，声明圆明园仍然是禁绝任何游客的御园。但不管怎样，大量的记录显示，从1861年到1871年这十年期间，窃贼和私闯者从未间断过，之后的情况更是不断恶化。
最棘手的问题，乃是由内务府委任去看管圆明园的人监守自盗。例如在1861年的5月里，太监岳成高和韩得寿从圆明园偷运了一些黄铜制品去牟利。除了太监，满洲旗人和之前的园户成员都熟悉进入圆明园的途径，这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进入园里偷东西和撤离。他们偶然也会被捉到，例如在1863年的6月，两个名叫管三与何安瑞的满族前园户成员，就从紫碧山房偷走了几十件玉器。他们供认，潜入这座熟悉的山庄偷取贵重的玉器，然后到附近的古董店变卖。贫穷不能成为借口，他们被定罪后就送到牢房去，没多久就病死在牢里。不过，他们供出来的同伙，因为缺乏证据而脱罪。
很多贫困的满洲旗人，因为曾经在圆明园居住和工作过，所以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值钱的东西。根据记载，匠役鲁雨子跟其他12人，在1866年1月25日利用黑夜作为掩护，越过绮春园的北面城墙，经由下水道进入河神庙偷走了19尊大大小小的青铜佛像，并把佛像打烂，当做黄铜碎片卖给一家在海淀区的店铺。
大概半年之后，在1866年7月20日的一个晚上，前园户成员李三生在芮桂子和李小二这两个帮手的陪同下，经由一道水闸回到圆明园，他们从桥上拿走四块厚木板，然后到北京城北的德胜门市集卖钱。不过，当他们在7月21日晚上再回到园里来偷东西时，李三生被总管太监董福当场抓住，而他的两个伙伴却逃之夭夭。
在同一年的11月6日，三名来自宛平的窃贼刘玉儿、赵英和赵三攀越破落的城墙，来到西洋楼一带，他们从喷水池锯掉超过640盎司（约18公斤）的青铜管，并在第二天以六十贯钱卖给由赵云成拥有的铁铺。由于食髓知味，他们在11月21日的晚上再度尝试犯案，他们通过水闸进入长春园偷取大约500盎司（约14公斤）的破黄铜，并以55贯钱的价格卖给同一人。当他们一行三人在11月30日以熟悉的路线再度摸黑进入长春园时，遇上在“谐奇趣”巡逻的太监，结果赵英当场被捕，而他的两个伙伴最后也被巡逻的太监捉到，这三个窃贼最后全被送进牢房。
罪与罚(4)
不过，落网的小偷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例如窃贼王九十和他的同党在1868年供称，他们在被捕之前曾经得手了五次，每一次都偷走好几百盎司破碎的黄铜、铁、锡，以及多尊小铜佛像，变卖后获得大量金钱。这些窃贼对破碎的黄铜和铁片情有独钟，很明显是由于容易取得而又能卖出好价钱。据报当地市集充斥来自圆明园的赃物，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当地的居民也供称，很容易就能买到一些属于圆明园的东西。内务府实在有太多失去的东西要清点，而归还园内旧物后可以既往不咎的保证，并未起太大的鼓励作用。
根据大清律例，偷窃皇家财产者可以判处死刑，但因为偷窃圆明园的财物而被判死刑者很罕见，大概是因为此类案子实在太多而无从追缉和起诉。更何况大多窃贼似乎都是为贫困所苦的满人，由于跟皇室同属一个族群，因此一般都被豁免于国法之外。内务府于1868年10月3日所作的记录，就显示出这一点。一个曾经在圆明园工作的叫张八，又名林山的白旗满洲人，在1862年于昆明湖偷走那只著名的青铜水牛的尾巴。他虽然被定罪，但以开除旗籍、墨刑（在脸上烙字）、责打一百大板和流放到2000里（大约666英里）远的地方，来取代死刑。值得注意的是，数年后当他得到赦免，返回北京后，他居然胆敢再次潜入圆明园偷窃黄铜碎片，不过，我们没有任何有关他最后下场的记载。
就窃贼进入圆明园一事而言，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标示着另一次恶化的开始。这场风暴使圆明园防备尽失，宫苑变成了废墟。然后，当满洲皇朝在1911年灭亡之后，逊位的皇帝和他的内务府更失去了保护原址的正当性和权力。虚弱的共和政府也不能守护好这座历史遗址。在这种情况之下，窃贼和强盗横行。直到1976年，管理圆明园的机制方才建立起来。
第六章皇家在圆明园的起居
中国的皇帝也就是所谓的天子，理当有最大的享乐；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国家和人民都要“供奉一人”，只有统治者自身的意识才能抑制他的感情和欲望。从这一点来看，华丽的圆明园足以匹配大清皇朝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雍正皇帝登基之前，圆明园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不过雍正在宜人的环境当中，添加了多座宫室和办公需用的建筑，并设下了“政从园出”的先例。其实，从雍正到咸丰五朝清帝就尽情地享受那超过500英亩（约3036亩），设有几百座殿堂和亭子的风景胜地，以及极其奢华的生活。各帝终于将圆明园作为常居之所，甚至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居所，每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园里度过。曾经亲眼看过紫禁城和圆明园的英国人额尔金毫不迟疑地说：“清帝喜欢圆明园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到底皇室在圆明园里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神秘的面纱直到近年获得清宫档案资料才被揭开。尽管这些资料有其局限，但至少让我们得以抹去历史的尘埃，一窥清帝在圆明园内生活的片段，甚至惊鸿一瞥在壮丽奢华的宫苑高墙背后的一些活动。
在五位清帝当中，乾隆在圆明园花了最长的时间和最多的金钱。他尽可能选择在这座他最喜爱的宫苑里居住，他返回紫禁城通常是出于特定的需要，像在每一个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执行祭仪和庆典，以及每逢盛夏到热河展开狩猎之旅。就以1775年来说，乾隆留在圆明园的时间共计168天，大约占一年当中43.86%的时间，其他的时间是105天在紫禁城，66天在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从8月到10月），44天在孔子的故乡曲阜。此与1752年的规划没有重大的差别，这一年大约有175天留在圆明园里。
即使在离开圆明园的短暂期间里，乾隆也会有想家的念头。在他大量的诗作当中，有一首于1752年狩猎途中完成的诗，就流露出他思念圆明园的心情：
塞搜旋跸皇州，
仙苑澄辰霁景浮。
恰似看山移画帧，
忽因乐水漾棠舟。
枫留红叶宜题句，
菊艳黄花欲挽秋。
乾隆一天的作息
1756年是乾隆在位的第20年。按照惯例，乾隆会在紫禁城里度过农历新年，因为他要在那里履行重要庆典的责任。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要返回圆明园。他要离开紫禁城的当天，很早就起来了，头戴本色貂皮缎台冠，身穿酱色宁绸面黑狐袍、貂皮寻常端罩、有栓扮黄线子寻常带，脖子挂上东珠数珠，并着一双白布棉袜和一双青缎羊皮里皂靴。乾隆平常穿戴的饰物和衣着的颜色，大概如此。
乾隆在侍从为他全部着衣完毕之后，就乘坐四人亮轿，经过凤彩门移驾到他日常处理政务的乾清宫。在这座宫殿里，乾隆接见了来自西藏的达赖喇嘛的使者。他在会面之后，来到西暖阁进用早膳，之后就到钦安殿的斗坛拈香磕头。乾隆在完成这些仪式之后，就离开紫禁城前往圆明园。
乾隆是乘坐八人大轿从紫禁城移驾至圆明园。在抵达之后，乾隆和他的侍从穿过二宫门，并在奉三无私殿做短暂的祈祷，之后就继续前往九州上的寝宫歇息。当天接下来的活动就是泛舟至“慈云普护”的佛寺，以表诚心，并驾临“鸿慈永祜”的安佑宫参拜。返回途中往长春仙馆探望他的母后。乾隆回到九州休息之后，就到舍卫城南的同乐园进用晚膳。他用完晚膳之后，就留在秀清村和如意馆，最后才回到“九州清晏”就寝。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诞辰。乾隆很早就起床到九州清晏去参拜玉皇大帝，那里已经准备好食物等贡品作御祭之用。在用完早膳之后，乾隆就乘坐龙船到十字亭，然后坐上四人抬的轿子，移驾至一个大蒙古包内，在那里接见正在等候的蒙古王子。会面结束之后，乾隆游览万寿山，在佛楼拜佛，然后在同乐园进用晚膳。餐后少坐之后，就前往水岸边等候他的母后驾临。这对母子在九州清晏里，结伴观赏色彩缤纷的花灯表演。节目结束之后，乾隆亲自护送他的母后到水岸边，并目送她离开，然后才回到九州清晏就寝。
到了正月初十，乾隆因为某些事务而必须返回紫禁城处理；不过，他只短暂停留了两天。乾隆在返回圆明园的当天晚上，又到同乐园去进用晚膳。用膳完毕之后，他到“山高水长”去观赏摔跤和烟火，并接待众亲王和大臣。之后，他坐着四人抬的轿子移驾至十字亭，然后泛舟至同乐园，稍进消夜之后就回到寝宫入睡。
乾隆在圆明园内的起居反映出，他常与母后在一起。乾隆的母后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圣皇太后（16931777），乾隆以事母至孝闻名，在登基之后就把母后安顿在他最喜爱的长春仙馆。他似乎不仅仅作为一个孝子，遵循儒家的道德教训，而且对他的母亲表达出真诚的亲爱和尊敬。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儿子，所以彼此相当亲近。每当乾隆有空闲的时间，就会陪伴她游览圆明园。每当端午节来临，他很少会错过这个节庆，一定会去陪伴他的母后到仙人承露台，观赏九艘龙舟进行的竞赛。而且，他常常会跟她一起用膳，1775年1月的记载显示，乾隆和他的母后几乎每天一起在同乐园的餐厅进用晚膳。
乾隆对他母亲的爱和亲切从未消减。在1777年3月2日，他的母后在“山高水长”观赏花灯表演时，突然病倒；她被送回长春仙馆的寝宫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乾隆悲伤不已，不仅给她极为风光的葬礼，并且盖了一座名叫恩母寺的庙宇来纪念她。寺位于“鸿慈永祜”里面，建筑式样跟雍正皇帝为去世的康熙皇帝所盖的庙宇一模一样，这座恩母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屹立在圆明园的废墟之中。
皇家膳食(1)
给皇帝和他的皇族成员准备膳食是一件大事，御膳房就是“负责御膳，处理帝皇的膳食，以及在特别时节准备盛大餐宴”。
清朝皇帝似乎每天有两次主餐，就是早膳跟晚膳，但整天下来不断有各式各样的食品供应。每一顿饭都十分铺张、谨慎和准时地由一大群御膳房的伙头来准备。这些皇家膳食不仅仅是美食，而且极其丰富和多样化。从清代著名学者兼诗人袁枚（17161798）所传下来的著名食谱可知，袁枚与他同时代的富人是怎样准备他们的膳食。袁枚引用儒家经典《中庸》里所说的“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来提倡饮食的乐趣。他有一次在朋友家里尝到一道很好吃的鱼之后，就立即派出他的厨师去学习如何烹调。他的食谱乃集烹饪艺术之大成，从了解材料的属性，到选用作料、掌握火候、使用合适的器皿，以及决定整个饭局的铺排等等，都详细列出，把烹饪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圆明园里的膳食在品位和排场上，不可能比袁枚在他随园内的膳食来得逊色，其烹饪的规模，必定是更为铺张，这是不用赘言的。
皇家筵席在儒家教条的规范之下，一顿标准的皇家食单是从120道不同的菜色当中，挑选出26道菜来组成。每一道端给皇帝的菜，事先必须由内务府派出的官员记录下负责烹饪的主厨名字，显然是为了安全起见。圆明园内皇室主餐的规模，一般是24道菜，大约比照在紫禁城里所伺候的规模。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有那么大的胃口能在一顿饭里吃掉那么多食物，因此清朝的皇帝，特别是乾隆，通常会特别点一些人的名，将几样菜送去，以示他的恩宠和赏识。另有御厨伺候皇后、太后和其他嫔妃。御膳房会对各种要求，包括大小宴会，在接获通知后马上做好准备。宫廷膳食是奢华的，所代表的不仅是浮华，更重要的是帝王的威严，真正的奢华和精致通常是中国统治者饮食习惯的一部分。餐桌上的奢华包括了陶瓷餐具和金银的器皿，由于它们的数量极为庞大，特别有专人负责处理。有人曾说，“事实上，许多清朝皇帝的饮食颇简单”，跟档案所示相反，从一系列有关皇室菜单的记录可知，皇帝膳食的气派是很大的。
有些盛大的宴会在紫禁城里举行，例如康熙曾经在这里举行过千叟宴。乾隆也于1740年召集包括满洲贵族、大学士和身处高位的汉臣等99人大宴于乾清宫。二十年之后，乾隆为了祝贺他母后的七十岁大寿，在香山举行了一场极尽奢华的盛宴。在1782年完成第一部《四库全书》时，乾隆邀请了所有参与编纂的臣工出席一场豪华的盛宴，并在宴会过后赐给他们礼物。
圆明园里的厨房也能准备盛宴。例如1727年1月19日在园里，由五品太监宫殿监督领侍刘进忠准备一连八天的盛宴，他拟定菜单、安排表演（通常是烟火和摔跤），和确认包括怡亲王、庄亲王、康亲王、果郡王和信郡王在内的宾客名单。
在1757年于同乐园举行的一场庆祝农历年之豪华宴会，宾客包括了皇室宗族、功臣和来自蒙古与西藏的特别访客。这场盛会跟其他众多的宴会一样，安排了余兴节目，像京剧表演和吟诗作对。在1790年，来自朝鲜、琉球和安南（越南）的使节跟其他人一起到北京向乾隆祝贺八十大寿。乾隆在圆明园大开宴席来款待他们，甚至向正使祝酒。之后在中午时分，乾隆为这次盛会作了一些诗，向宾客朗读。这些宾客包括几位正使和他们的副使，都能够用同样的联韵来唱和乾隆的诗。
宫廷宴会是怎样上菜的呢？一位18世纪的俄罗斯外交官在接受乾隆皇帝款待之后，把宴会的进行过程生动地描写下来：
首先拿来一张摆满各式各样水果和蜜饯的整洁小桌几，放置在所有来客的面前。看来这个国家似乎是流行先把甜点水果上桌，至少我在这里所接受的招待就是如此。就这一点而言，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中国人的行为跟欧洲是完全相反的。在水果之后，其他食物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端上，放置在宾客前的小桌子上。这些菜色包括了鸡肉、羊肉和猪肉，全都是它们最好的品种；这些菜不是烹煮就是以酱菜一起炸炒，但没有一样是用烤的。皇帝（乾隆）从自己的桌子上给大使送去几盘菜，特别是烹煮的野鸡肉，非常可口。
18世纪末的英国访客，虽然不满意他们“很不舒适的住宿处”，但心情由于“极佳的晚餐”而转为愉快。当他们游览圆明园时，他们在其中一座宫殿里，受到“口味稍重、咸味和其他香味的菜色，配以水果和甜点、牛奶和冰水等便餐”的款待。在这个宴会上，每两个英国宾客就安排一张桌子，乔治·斯丹敦形容，“当所有席位坐满时，桌子就立即摆出来，并展示一场豪华的宴会”。每一张小桌子上像“是盘子和碗叠在一起的金字塔，包括大量的各种美味珍馐和水果”。
在圆明园工作的厨师要伺候的不只是皇帝，还有亲王和大臣们，有文件记载在圆明园里“四位老臣要求我们从二月四日到二十七日侍奉五十五桌宾客”。生活在圆明园里的皇帝、皇族和重臣肯定需要一座大型的宫苑厨房，为他们服务。
在御厨房里有大量的工人，《周礼》规范地分作很多不同的级别。他们包括了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甸师、兽人、渔人、人、腊人、食医、疾医、酒正、酒人、浆人、凌人、笾人、醢人、醯人、盐人和幕人。在皇帝的配置之下，御厨房里的伙头总数可能有2332人之多，外加206名有品位的官员监督他们。
皇家膳食(2)
整个清朝一直维持如此庞大的厨役队伍来服侍皇帝，没有一朝例外。尽管我们没有关于圆明园厨师的统计人数，但以皇帝长时期居住在园里来看，他们的数目不可能比紫禁城内的人数少。在圆明园厨房里工作的伙头大军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奢华与优雅的饮食习惯，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御厨房的每个月食料所消耗的费用，以1898年9月为例估算，大约是2780.92两白银。根据近人的评估，光是一顿御膳的规模就可以满足100家农户整年的生活所需。
从1725年夏季的记录可以发现，圆明园里有多间冰库用来保存食物，这并不令人惊奇。事实上，在很早以前，紫禁城里的清室宫廷就开始保留五座大型冰库，其中一座保存了9226块冰，而其他四座则各有5000块。根据《周礼》记载，早在夏商周三代，宫室里就有一支94人的队伍，专门负责有关冰和冰库的处理，以保存食物。根据规定，任何清帝进用的食物都必须是最优质的“贡品”，通常是从全国送来的最好的地方名产。供圆明园消耗的谷物、谷类食品和蔬菜也是来自附近特别指定的耕作农地，而饮用的水同样也是取自附近玉泉山的新鲜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