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17731857）伯爵率领第二次来华的英国使节团。尽管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经超过二十年，但中英之间的彼此了解并没有任何改善。更何况随着英国国力的增强，伦敦做出妥协的意愿很低，特别是在跪拜问题上，更无妥协的余地。

阿美士德抵达天津之后，即表示他将脱下帽子三次和点头九次，作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中国官员驳斥说，马戛尔尼在1793年来华时曾经行过跪拜礼，甚至点名要在阿美士德一行人中的年轻的斯丹敦作证，马戛尔尼的确行过跪拜礼。当年仍是孩童的他，曾经跟随马戛尔尼使华。当斯丹敦回答说，他已经忘记二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中国官员勃然大怒，并强调天朝所定的礼数是要求所有大小官员，和来自包括安南等数十个属国的使臣，都要在觐见皇帝时行跪拜礼。他们坚持说，如果英国人拒绝接受中国礼仪的话，皇帝肯定不会接见他们。阿美士德因而一再受到中国东道主要求遵从跪拜礼仪的压力。这种争议引起并加深了双方的恶感。

当阿美士德坚决拒绝服从之后，他们的队伍就停滞在距离北京十公里的通州，虽经十天的紧张谈判，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阿美士德一行75人继续往圆明园进发。他们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抵达海淀留宿。嘉庆皇帝显然不知这些远客有多么疲惫，立即要求按照原定日程，在第二天的一大早于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接见英国使节。但是阿美士德不愿以疲惫不庄重的模样出现，请求更多的休息时间。但是，没有一个中国官员敢更改钦定的日程，因而粗暴地强迫英使准时去觐见皇帝。阿美士德勃然大怒，断然地拒绝中方的施压，这立即引起中国官员的反感。他们上奏朝廷，斥英国人态度恶劣与妄自尊大。嘉庆在不良的干扰之下，立即终止使节团的一切活动。这等于驱逐出境，英国使节团就此回国，甚至连近在咫尺的圆明园也一眼都没看到。嘉庆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里，特别抱怨阿美士德拒绝接受马戛尔尼在1793年行过的跪拜礼。他直截了当地把责任推给英国使臣。

圆明园的黄昏岁月(1)

乾隆于1795年禅位，并非真的要交出权力，而是他曾经向神明许下诺言，为了感谢上天赐予他的长寿，他不会在位超过六十年，因为六十年在中国传统纪年里是代表一个甲子的循环。他因此在1796年2月9日中国的农历新年，召集他的儿子们来到圆明园的勤政殿，任命他的继位人选，第十五子琰也就是嘉亲王被选立成为嘉庆皇帝。不过，这个传位的结果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乾隆仍以“太上皇”之名，在幕后继续操持朝政。

不仅如此，乾隆甚怕失去权力，实际上把嘉庆置于他的监控之下。他要最信任的心腹和，向他汇报嘉庆日常的一举一动，包括到圆明园时所走的路线，从哪一道大门出入，他为母后服丧的百天之期内，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细节。在这种情况之下，嘉庆皇帝行事非常低调，并尽力做一个孝子。有一次他为了讨好他的皇阿玛乾隆，开设一个孝敬父皇的千叟宴，广邀资深的儒官出席，有的甚至年逾九旬，象征着他希望他的皇阿玛身体健康和长命百岁。不过，乾隆最后于1799年2月7日驾崩后，嘉庆立即掌握大权，腐败的和很快就被下狱和问斩。乾隆作为圆明园最重要的经营者，很偶然地在紫禁城突然驾崩，而不是死在他事先安排好的圆明园里。

嘉庆皇帝等到乾隆崩驾之后，才以皇帝的身份住进圆明园。嘉庆跟他的皇阿玛一样，继续在园林工程上大方地砸下金钱，他特别支付天文数字般的经费，去完成绮春园尚未结束的工程，以便将之纳为圆明园的一部分。嘉庆于1812年将大宫门和正大光明殿整修得面貌一新，在短短的六个月内，嘉庆就在圆明园工程上花了四万两白银。然后又陆续修缮了安澜园、舍卫城、同乐园和养日堂。最后，他在圆明园内增添了许多重要的新景观，包括烟雨楼、敷春堂、省耕别墅和新的稻田。

尽管圆明园的工程不断地进行，但在财政上应付庞大的支出仍然相当充裕，最主要的是嘉庆从高收入的盐政部门一个官方掌握盐业专卖的生财机构那里，得到资金的挹注。例如，早在1800年初，嘉庆把从盐政那里赚到的其中十万两白银拨到圆明园的工程里。另一个叫广储司的政府机构也曾经拨给圆明园五万两白银作为储备金。

事实上，除了巨额经费之外，圆明园还有从别的地方所接受的名贵的礼物。在“竹亭”于1814年完工之前，两淮盐局就捐献了超过200件珍贵的紫檀木家具，都是出自扬州朱家设计的著名产品。这是自明朝以来传统工艺品中的佼佼者，各种不同设计的檀木家具，被视为用来祝愿人们幸福与长寿的珍品。几年之后，也就是接秀山房于1817年完工之前，两淮盐局又捐献了200个檀木窗框和格栅。这些都不是个别的例子，每当一座新的宫苑建筑完成的时候，各专卖局或个人都会争相献出珍品，这些通常都是具有艺术和实用价值的部件，用来装潢新完工的宫苑。

嘉庆也极度关注圆明园的安全，因为随着整个帝国在世纪交替时期的动乱频频，所有帝王宫苑的护卫工作亦不断升级。嘉庆于1799年真正继承皇位后没多久，就从整顿过的满洲旗营里再挑出五队士兵来守卫圆明园，结果让守护这座御园的卫兵人数增加至6408人。

虽然如此，威胁到御园安全的事还是发生了。第一次是在1803年，当嘉庆皇帝从圆明园起驾回紫禁城的途中，一个满洲旗兵就尝试要攻击他，尽管这次行刺的举动很快就被制伏，但已经让嘉庆感到惊恐。后来，1813年的秋季，一支由陈爽带领的“乱党”潜入紫禁城的庭院之内。虽然没有一个“乱党”活着逃脱，但已经让嘉庆和他的大臣们感到震惊，因为从来没有一次“叛徒”能如此接近皇帝。这个警讯自然唤起更严密的守卫。内务府立即在1815年拨出169907374两白银，在圆明园附近再兴建1096座军营，以加强维护的兵力。

不过，动乱的威胁不单单来自内陆，沿海的危机亦日见严重。尽管广东贸易体系仍能维持稳定，但英国的海上实力及欧洲贸易商的不满，都无可避免地威胁到现状。英国人在1802年占领澳门，又于1808年攻击中国的藩属尼泊尔，再于1814在广东外海扣押一艘美国轮船。大英帝国凭借武力达到她的目的，无视中国方面的抗议。

前已述及，1816年阿美士德的使华，是彻底失败的。嘉庆一度感到有点惋惜，但显然并不觉得事态严重，所以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行动去面对潜在的英国挑战。他继续在圆明园工程上花的钱，要比海防来得多。阿美士德离开中国之后的六个月内，他已经在圆明园的工程上花了四万两白银。当嘉庆于1819年祝贺六十大寿时，皇家内库仍然能够支付铺张的庆典费用，道路上五彩缤纷的装饰从北京一直延伸到圆明园门口，可跟乾隆大寿时的盛况相媲美，清朝统治者仍然没有显著的危机意识。

嘉庆于1812年到热河做每年例行的狩猎之旅时，突然驾崩；有一个无法被证实的说法是，他被闪电击中而亡。嘉庆的继承者第二子道光，在127人的队伍及一队御林军的陪同下，护送嘉庆的灵柩返回北京。这位新登基的皇帝于1823年结束服丧期之前没有住进圆明园，却对这座帝王宫苑做出了几项重要的新安排。他把皇太后和嫔妃从畅春园（康熙原来的御园）搬到绮春园。在皇帝嫔妃和大批仆役离开之后，畅春园无可避免地遭人遗忘。另外，他慷慨地把喜春园赐给他的兄弟淳亲王，连同嘉庆于1802年把春喜园赐给固伦格格，最后圆明园由五园定型为三园。

圆明园的黄昏岁月(2)

道光有一首诗，反映出他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骑马进入圆明园大门时的心情。这座著名的宫苑给他从未有过的美丽印象，他注意到闪亮的霜雪仍然覆盖在溪流和远山之上。不久他就步入理政场所“勤政殿”，在那里他感受到新登上皇位的重大责任感。园里的环境让他缅怀过去欢乐的日子，并对他的祖父乾隆留下如此壮丽的宫苑感到十分欣慰，感恩之情让他誓言一生要以他的父祖们作为一个勤政的仁君所树立的典范为榜样。

虽然道光是以稳重、仁慈和节俭著称的君主，但以圆明园的花费而言，他不能被视为俭朴。事实上，他跟他的父祖们一样热衷于让圆明园变得更尽善尽美。更何况在他登基之初圆明园的财务状况仍然充裕，检视1824年度圆明园的银库，仍然相当殷实。1818年园里银库的会计记录为结余92343.925两白银，在其后的五年之内，园里又累积了1486757两现银。此外，还有利钱和地租，以及从有钱单位进账不少外快。广储司继续拨给圆明园现银作为储备。

充裕的经费让道光得以在1830年于“九州”内建造新的寝宫慎德堂。这座殿堂的外观特色是在方形结构上有三层连接在一起呈波浪形的屋顶，这个波浪形屋顶的斗和出檐呈现出中国园林艺术活泼风格里的非凡特色，尤其在最常用的屋顶形态诸如“硬山”、“歇山”和“挑山”当中十分特别。这座新殿堂不如一般中国宫殿富丽堂皇，因为它在布局和设计上显示出明确的特色，就是具有极大的自由度，明显地超越了由僵硬的儒家理念所启发的建筑。当慎德堂于1831年完工时，总工程费用是252000两白银，远超过原来估计的121700两白银的预算。虽然1836年10月4日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座新建殿堂的三个部分，但是不论当时的财政状况如何，皇帝起居部分太重要了，必须很快重建出来。

由于道光对表演艺术有异乎寻常的热爱，戏台就成为他最喜欢的建筑物，他在圆明园内建造了许多戏台。道光不再满足于嘉庆在1814年于长春园内淳化轩附近所建造的新戏台，于是他在舍卫城南边的同乐园里，建造一座巨大的戏楼。这座新戏楼有两翼，北边是两层楼高的侧厅而南边是三层楼高的边房。另外，他在绮春园里的敷春堂增添了七个表演场地，以及一座拥有更大型戏台的三层高建筑，据说可以在同一时间里，容纳数百名演员和女伶在台上表演。

有些证据显示，道光在特别节庆时，无论过中国农历新年、过自己或母后的寿辰，都会安排连台大戏。根据一则清宫秘史，某一年一场为庆祝道光母后生辰的大戏正在戏台上表演时，道光皇帝突然性起，化上装，走到演员和女伶中间，跟他们一起同台表演。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天子突然决定更改脚本，以至于场面变得狼狈和混乱，这场表演也因此而变成一场闹剧，在喝彩与大笑声中落幕。道光不单在圆明园内建造比父祖们更多的戏台，并且开启了在御园里上演大戏的传统。

道光在位期间，大诗人龚自珍（17921841）于1823年的晚春时节，曾经游览圆明园，这座帝王宫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灵敏诗眼，捕捉了园里几个最美丽的景象。他尤其被具有江南风格的庭园所深深吸引，因为这勾起他对浙江故乡的乡愁。他发现这座豪华的宫苑，是一处真正的清幽之地，让皇帝可以沉思、休闲和享乐，以及讨皇太后的欢心。另外，他观察到，道光皇帝经常在园里设下盛宴，来招待包括外国访客在内的贵宾。他也注意到，圆明园从雍正即位之初开始，至今已经大大地扩张了，更不用说园里的松树和柳树都已成荫了。对龚自珍来说，整体而言，圆明园的建筑、内部装潢，以及周围的景象，都呈现在最好的状态之中。

龚自珍并非唯一一个把他的见闻说出来的学者，另一个文人不仅看到风景优美的宫苑摆设，还有许多建筑物里华丽的内部装饰，并且把他的观察记录如下：

所见珍物，已几于目眩神迷，舌挢不能下矣。据所见仅玉器一类，有四方玉花瓶一，高十四五寸，色白逾乳，雕刻人物，极精细，疑非人工所为。有玉盘一，径二尺许，上连冬松一本，叶绿根白，大与真者无异。有珊瑚树数柯，高等身，粗如儿臂，红润照人眼，光灼灼不可逼视。有碧玉甜瓜一，蒂叶皆具，瓜上有一蚱蜢，苍头碧翅，作摇摇欲跃势，色泽皆天然。此外若玛瑙之碗，水晶之壶，琥珀之杯，质美而镂工，多人间罕见物云。

这个观察足以一窥这座壮丽帝王宫苑所典藏的珍宝。除了玉石之外，还有在园内各处摆设的各式各样的大量手工艺品、珍贵家具、无价字画、稀有古书、精美丝织和古董等。

在1842年的冬天，在灾难性的鸦片战争结束几个月后，道光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内检阅他的军队。这可能是一次例行性的操演，尽管道光因为战败而对国防变得更为关注，但他并没有完全领悟到这件历史大事的意义。他没有特别致力于加强海防，没有就此提出重大的改变以应付史无前例的挑战。最后，他于1850年初，也就是全国日渐动荡的关头，安然地于其喜爱的慎德堂内去世。

十九岁的皇子在这个不幸的时代登基，成为咸丰皇帝，面对皇朝衰败的悲惨命运。他因为帝国的种种困境而遭人责骂，对他所做的人身攻击十分恶毒，例如他被说成是一个纵欲过度的人，老是在北京三教九流的地区、妓女聚集的花街柳巷及圆明园内，沉溺于难以启齿的放荡行径。但是，皇帝是不可能出现在花街柳巷的，让妓女跑到圆明园里来，更是不可思议之事。可以肯定的是，咸丰跟他的父祖们一样，拥有很多后宫嫔妃和在他喜爱的宫苑里寻欢作乐，而这样做并没有不合规矩或是特别放纵。圆明园就是为清帝享乐而建造，但由于咸丰统治一个弊病丛生的帝国，因而被严厉地指责在园内寻欢作乐。在一个凄惨的时代里，即使是皇帝的享乐，看来也是不合时宜而应该受到谴责的。

圆明园的黄昏岁月(3)

不过，咸丰所面对的危难的确是相当严峻，他不仅要应付在沿海地区来自西方之威胁，而且在中国的西南碰上要颠覆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咸丰采取了几个积极的步骤，包括重新起用在道光年间被无理撤职的能臣林则徐（17851850），并信赖地方领袖曾国藩（18111872）、袁甲三（18061863）和胜保（17981863）去处理这个乱局。咸丰在他的圆明园里，有无数个深夜，为国事操劳，是毋庸置疑的。曾在一个安排好去天坛祭拜的前夕，他痛哭失声，这一切都看在大内侍从的眼里。

咸丰的感伤可以从晚清天才诗人杨云史（18751941）的诗句中表达出来：

建康杀气下江东，

百二关河战火红。

猿鹤山中啼夜月，

渔樵江上哭秋风。

军书旁午入青锁，

从此先皇近醇酒。

在这种情况之下，圆明园的扩展也就到此结束。急速增加的军费使得中国的经济处于崩溃当中，任何在园工上的花费不仅在道德上说不过去，而且在财政上也无法筹措。事实上，圆明园于1858年2月从山东方面只获得1212两白银的小钱，并在同一年的4月急向广储司借调银两，要求赶快调度现银，这正显示圆明园里财务的恶化。这座帝王宫苑已难以维持，更不用说扩展了。

咸丰如同他的父祖们一样，亦把圆明园当做处理政务的地方，而他却是最后一个可以这样做的清朝皇帝。当学者兼外交家郭嵩焘（18181890）接受委派到天津协助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帮办海防之后，就在圆明园内获得觐见。郭嵩焘于1859年2月18日第一次来到圆明园的正门。当天中午，他见到了穿着毛皮大衣的咸丰皇帝，咸丰坐在大轿上，在众亲王的簇拥之下抵达，后面还跟随着一班军机大臣、帝师和内务府大臣，各自走进圆明园的二宫门。看来这次咸丰并未召见郭嵩焘。

郭嵩焘于八天之后，又再度来到圆明园。他到附近歇脚休息之前，在凌晨2点先向大宫门的侍卫报到，然后在清晨6点返回大宫门。当天咸丰下御旨由太监宣召七人觐见，郭嵩焘排在第四位。最后在早上9点钟，他被“叫起”，由太监带领走往勤政殿（乾隆以来皇帝常在此召见臣工）里的东暖阁。根据郭嵩焘的观察，这个阁由几扇屏风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而那个温暖的书房连接着北边一间朴素的厢房。咸丰从屏风的后面走进室内，并坐在朝向南面的椅子上。根据清代学者姚元之（17761852）的说法，在这东暖阁里，除了南边大门的前面有门廊和御座的左边摆放一个暖炉之外，在1837年之后，御座的背后有一扇很大的玻璃窗。郭嵩焘从南面的门口进入室内，并立即面向坐在龙椅上的咸丰皇帝下跪。

在书房里的对谈显示，咸丰皇帝有相当的准备，他首先告诉郭嵩焘到天津出勤的目的。在回话当中，郭嵩焘指出建造西式战船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加强海防的手段。咸丰认为在当时财政困乏的情况下，这是十分冒进的做法，虽然郭嵩焘勉强同意这个说法，但还是坚持西人既然从海上来，中国就要面对海上的挑战。当咸丰要求直陈有关国内的问题时，郭嵩焘强调要清楚知道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因为以他的看法，大部分政府官员所知不多，故未能解决问题。他希望咸丰在关注国事上树立一个榜样，来提高士气，去除腐败和堕落的风气，只有这样做，才能召集能干的文官武将到政府里任事。咸丰点头称是，然后开始闲话家常，问及郭嵩焘要带多少家人，陪同他到天津。又问到郭嵩焘是否留宿在圆明园里供翰林编修居住的宅院。咸丰知道郭嵩焘出身翰林，故有此问，但事实上郭嵩焘因园舍无空位而留宿在朋友家里。最后，咸丰从他的龙椅上慢慢地站起来，示意这次会面就此结束。郭嵩焘立即起身，往后退了几步，再次跪下，然后一边呼喊愿吾皇吉祥，一边慢慢地退出房间。

咸丰和郭嵩焘在圆明园内结束这次会面之后不到两年，这个宫苑就因为入侵的外国军队而沦丧。不过，海防上的失败并非郭嵩焘的错。事实上，郭嵩焘在字里行间抱怨，尽管获得皇帝的信任，但无法让亲王僧格林沁听从他的建议。他觉得中英之间的问题仍然可以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但这位蒙古亲王对于反对他向英国挑起军事冲突的忠告，却充耳不闻，而且这位鹰派的亲王还公开辱骂郭嵩焘懦弱和毫无爱国心。结果，郭嵩焘在他到天津就任后没多久，就离职而去，因此他没有亲眼目睹僧格林沁在大沽炮台所挑起的灾难，造成了北京遭到劫掠和火烧圆明园等恶果。

当郭嵩焘于1860年从天津返回北京奏请开缺回乡的时候，他在一个四月天与几位友人一起到圆明园的别苑清漪园，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游历。郭嵩焘在他的日记里描述他们一行人，首先走过园里的左侧门到勤政殿，然后沿着殿后的石山走到玉澜堂，他跟友人们还看到殿里的龙座。

他们在玉澜堂后面散步，然后抵达东暖室去欣赏一尊大佛像。当他们登上夕佳楼时，饱览了昆明湖的景色，楼阁相照耀，气象万千。然后他们泛舟至以万寿山做背景的大报恩延寿寺。他们从这里爬上了独一无二、全部以铜铸成的铜殿，跟着就到山上一座凉亭，俯瞰整个园林。在山的另一边，他们找到了一座壮丽的庙宇和饶有趣味的买卖街。这条刻意造出来的市集，包含了街道和店铺，以及小桥流水及凉亭，“颇有江南景致”。

圆明园的黄昏岁月(4)

之后，他们再次坐着舟艇到鱼藻亭，然后回到勤政殿的后方，他们在那里发现两部进贡来的脚踏车，“制法极精巧”。他们在勤政殿附近的东朝房用午膳。到了下午他们驻足在三层高的文昌阁，郭嵩焘在第二层楼见到一座自鸣钟。接着他们游览灵雨寺，远望瓮山（即万寿山）楼阁，“掩映烟树间”，认为从来没有见过此等奇景。他们从寺左的云香阁，以及寺右的月波楼，可以欣赏到种满松树的山腰，以及园里的亭台楼阁。可是，由于风大，他们不再登舟继续游览，在廊如亭短暂休息之后，他们就离开这座宫苑回家了。他们差不多只游览了园景的一半，而郭嵩焘对此从未见过的、极其精妙的美景，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座清漪园跟圆明园一样，在英法联军入侵期间，遭到严重的破坏。不过，此园后来由慈禧太后重建，并改名为颐和园。这座颐和园成为今日北京近郊唯一保存良好的帝王宫苑。郭嵩焘在日记里记载，他是于1860年4月到此游览，距离英法联军烧毁之前，仅仅六个月而已。在清漪园遭遇到破坏和修复之前，郭嵩焘在日记里留下惊鸿一瞥。他在起程回家之后，应该会后悔没有去细看壮观的圆明园。当他在湖南老家听到圆明园被毁，以及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的消息时，震惊不已。

第五章圆明园的组织与功能

我们在前几章已经详细描述了圆明园的外观和演变的历史。这一章将检视圆明园的内部运作，诸如这座御园是如何管理的？谁负责日常事务？如何维护园里的安全？当园里的秩序遭到破坏或发生罪行的时候，将怎么处置？由于清宫档案的开放，园内的人文景观至少有一部分能够重现，就让我们利用这些资料来检视这一百五十年间，圆明园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园政及其运作(1)

在行政管理上，圆明园直属内务府管辖。清代的内务府源自满洲的旗营传统。在满洲人夺得天下之后，此一机关就被重整为清朝皇帝的私人账房。张德昌指出，内务府在乾隆时已经定型。

乾隆于1796年禅位的时候，内务府的人员编制已经有1623人之多。他们的主要职责只是“照顾皇帝的私人生活”。内务府最后确立的编制有三个具有特色的部门，分别是上驷院、武备院和奉宸院，圆明园就是归奉宸院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