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估了自己处变不惊的能力，这个消息根本不在我的预料之中。老贾可以跟别的女人搞，这一点我早已有所准备，但我丝毫没有准备接受老贾跟朱小青搞。这太搞笑了。

王铁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目前没有什么打算，太意外了，我需要时间好好想想。王铁说，他打算离婚，他会因此分得朱小青的大部分财产，因为形势对朱小青极为不利。我说，可是你没有证据啊，怎么证明他们在一起乱搞？王铁说，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的了？我一下子想起来，王铁是警察，一个平常人如果蓄意要找到配偶不贞的证据都不是一件难事，何况一名警察呢。据王铁说，他手里现在有一张光盘，是朱小青跟老贾乱搞的铁证，我对他如何搞到这东西表示很感兴趣，王铁说，很简单，他弄了一个针孔摄像头，隐藏在朱小青的挎包上。

朱小青遇到刑警王铁，是她的宿命。

午夜的时候，王铁开车送我回家。半路上他忽然向我求爱，样子极其痛苦，对当初没有经受住朱小青的诱惑悔恨难当。由此我得知了过去一个秘密：朱小青有预谋地勾引了王铁，在朱小青当时的租屋里，她放了一个毛片给王铁看，据王铁说他是第一次看那玩意儿。与其说王铁喜欢上了朱小青，不如说他喜欢上了看毛片的日子。朱小青如此简单地缠住了王铁，等王铁感到后悔的时候一切已经无可挽回，我已经跟马龙好了。

以上是王铁口述的情况，事实是不是这样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想起多年前朱小青的确买过一台DVD机，她朝我借了一千块钱，我想到她没有工作，日子过得很没劲，就毫不犹豫地借了钱给她。照此推断，王铁所言非虚。我万万想不到她买那玩意儿是为了放毛片给王铁看。如此说来，王铁如今这样对付朱小青，有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刚才听到王铁用针孔摄像头算计朱小青时，我还有些为朱小青鸣不平，现在我觉得是朱小青咎由自取。

总的来说王铁犯了一个错误：他不该向我抖搂这件陈年旧事。他更愚蠢之处在于，一边向我求爱一边抖搂这件陈年旧事。一个会用针孔摄像头对付妻子的男人，现在在向我求爱，我觉得搞笑――除非我疯了，才会答应这个人的求爱。这个男人沉浸在求爱的亢奋之中，他把我的沉默当成了矜持，他可能认为两个被背叛者的结合是毫无疑问的，他在憧憬我们各自离婚之后再结合到一起的美好明天，而我只觉得搞笑。今天一整个晚上我都觉得很搞笑。

八

我给流浪歌手打电话，叫他到洗浴城等我。自从王铁约我吃饭，已经有两个晚上没有跟歌手见面了。这个男孩子也没有打电话给我，尽管我给他买了一部功能齐全的手机。这只说明一个问题――他清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顺从和等待。不招不来，招之即来。他拣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位置，以方便我找到他。

本来我很孤独，有一肚子的话需要找个人说一说，歌手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他会老老实实地听我说任何话，采用我希望看到的表情。但是面对歌手我无话可说了。我奇怪这个男孩子怎么会如此淡定坚忍，如果是我每天可以从另一个男人手里拿到赖以活命的一百块钱，我可能无法做到把自己变成一个哑巴。我会忍不住说一些话表达对这种生活的屈辱和不平，以证明自己骨子里尚有无可奈何的尊卑感。

最后我忍无可忍地带歌手去开房，地点在亚细亚，老贾跟朱小青约会的酒店，用老贾的钱。在这个最昂贵的房间里，我打算好好享用那张圆形的水床，既然我无话可说，那就只好用另外一种渠道宣泄。歌手对这一天的到来早已做好准备，他给我冲了一杯酒店里的速溶咖啡，一个人先到浴室里去了。咖啡很好，可以让我保持精神饱满。我慢慢地喝完一杯咖啡，歌手裹着浴衣出来了，我让他也喝一杯咖啡，顺便利用我洗澡的时间，浏览一下酒店里准备好的性用品，他可以用他想用的任何一种。

歌手还做了一些其他准备，他打开酒店里的电脑，高速下载了一个毛片。我坐在床上，看着站在地上的歌手，和电脑屏幕上的一对男女。歌手开始脱浴衣，很自信很雄壮，年轻结实的身材就像失踪以前的马龙。我让他缓慢地转动身体，以便看到他各个角度的身体，之后我示意可以了，他爬上床，开始模拟毛片，为我服务。

在海港路分手的时候，我给了歌手一万块钱。据说一只高级鸭子的价码是八千块。

九

王铁再一次打电话给我，这一次他破解了朱小青电脑上一个加密文件。我不得不承认王铁是一名专业技能十分厉害的刑警，他不仅会用枪，会用针孔摄像头，还会破解电脑密码，这样一名优秀刑警，却待在永远只有鸡鸣狗盗案件的铁路上，实在是人才浪费。

出于共同需要，我违背了不能窥探别人隐私的社会公德，答应王铁从邮箱里把那个文件发过来。我们沆瀣一气地窥探了朱小青耗时三年记录的某些心理隐秘――三年前朱小青有了电脑，她创建了一个名叫“我”的文件，用一百多万字记录了如下东西：童年被母亲抛弃后的自卑和仇恨，从而引发的对我的精神依恋，对亲情和爱情的怀疑。关于这些情绪我早有体察，她受伤至深，至今仍耿耿于怀，这正是我时时提醒自己要对朱小青尽可能疼爱的原因。我疼爱一切依赖我的事物，比如在我十六岁时误食鼠药而死的那只猫，在弥留的三天两夜里，它不吃任何东西，只是用流泪的眼痛苦地看着我，它临死前给我的眼神让我异常痛苦，我让它躺在我的怀里，直到身体彻底僵硬。十六岁时的三天两夜比任何其他记忆都刻骨铭心，这指明了我的情感软肋，也注定了我读完朱小青所有日记后对她的彻底原谅。根据朱小青的日记记载，关于对我的情感，大约在她来到这个城市后忽然发生了可怕的变化，确切地说，在尊崇和依恋我的同时，某一天她忽然萌生了一种跟我合二为一的念头，她觉得她应该跟我分享某些东西，唯有这样才能说明我们的好。对此，我给予的客观分析是：在这种念头里的王铁和马龙还有老贾，就跟童年时代我跟朱小青共同享有的玩具相似。而另一方面，她清醒地体察到这种情绪的产生伴随着强烈的嫉妒情绪，或者说是强烈的嫉妒情绪成为这种情绪的诱因，她无法忍受我独自享有某些东西，而某些东西（比如丈夫）跟玩具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是不能分享的。她为此谴责自己。

好了，我同时提到了王铁、马龙还有老贾，事情已经很明朗：朱小青用公开和保密的方式，跟我共同享有了这三个男人。关于马龙的失踪，至此也豁然开朗：在我跟马龙登记结婚的前一天，朱小青采用某种手段引诱了马龙。很搞笑――马龙无法接受这突临的变故，因此逃跑了。

王铁打来电话征询我的意见，我们将如何对付朱小青，向她讨一个说法。而我已经不忍心了。王铁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咀嚼着朱小青对他的背叛，而我透过表象看到的全是朱小青对我的好，因到达极致而有些癫狂的好――她在相继引诱了王铁、马龙和老贾之后，咬牙切齿地痛骂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甚至怂恿我处置老贾。她的迷惘和混乱像一把细碎的铁砂弹掼向我的胸口，深深刺痛了我。

王铁还在电话里向我倾倒着他的计划：他将拿着光盘和这份日记，把朱小青斥责一顿，以解心头之恨，然后跟她离婚，抛弃她。王铁的声音像蚊蝇一样聚满我的耳朵，让我觉得困顿，我挂断电话，关闭电脑，昏然而睡。在睡梦里我看到童年时候的朱小青，她变成了我十六岁时那只猫，痉挛着身体，哀伤绝望地看着我，我说你别死！我放声大哭。

十

我一直认为梦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隐喻性质的事物，我梦到我十六岁时那只死亡的猫，梦很混乱沉重，醒来之后的开始两分钟内我被死亡的冰凉所笼罩，直至彻底醒来，都觉得这个梦不同寻常，不可名状的预感一样的东西冲塞了我的头脑。在我上着班的时候我的手机振聋发聩地响起来，一个据说是王铁同事的人告诉我说，王铁正躺在医院里。

王铁被送进医院之前，他在上班途中遇到了一场战斗，他想象很久的，荷枪实弹的真正的战斗：在一条名叫桃花街的小巷子里，市公安局包围了一名杀人嫌犯，该嫌犯在另一个城市杀人潜逃，截至昨天夜里市局得到确切消息，他已在这个城市桃花街一间居民楼里藏匿了一个月之久。王铁经过这条小巷子的时候听到了枪响，其时，嫌犯已经躲在楼里枪杀了两名刑警，这两名刑警都以枪法精准而著称。王铁感到全身血脉都突突地贲张开来，即将冲破肌肤，奔涌在清晨静谧的空气中。他没有枪，他们的枪在每次执行完任务后必须上缴，锁在保险柜里，那天早晨王铁用来枪杀嫌犯的枪，是他拿着证件从指挥围捕行动的刑警大队长手里临时借用的，他们很相信这个不怕死的同行。王铁跟嫌犯几乎同时朝对方开了致命的一枪，嫌犯当场死亡，王铁被送往医院，当我接了电话赶到的时候，王铁已经死了。

我所担心的王铁将要掀起的一场离婚风波，以王铁的死为代价，无声无息地夭折了。在陪朱小青整理遗物的时候，朱小青发现了一个用胶带封了口的公文袋，我猜那里极有可能装着王铁用来跟朱小青决裂的证据，我静静地站在朱小青旁边，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朱小青伸进手，掏出一个光盘，看了看，塞进电脑光驱里，光驱吱吱运行的声音惊心动魄地响起来，但几乎就在同时，电脑屏幕黑了一下，主机发出自动重启的嗡嗡声。朱小青嘟囔了一句，对着出了故障的电脑抬腿踹了一脚就离开了。她把精力短暂地放在了光盘上，又迅速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她很累，需要把有关王铁的东西都清理一遍，找出一些上级需要的物件，以便在两天之后的追悼会上向群众展览。

无比忙碌的朱小青忘记了那个光盘，我把它从光驱里退出来，偷偷放到自己的包里。

追悼会结束之后的朱小青跟以前相比有所变化，据我的姑父也就是朱小青的父亲说，朱小青回乡之后看到衰老的母亲，意外地掉了泪。我无法想象当时的场景和朱小青流泪的原因，太令人费解了。如果王铁还活着，他能从朱小青的日记里找到这个答案，但现在王铁死了，没人会去破解朱小青日记的密码，而此时的朱小青已经是我看不透的朱小青了。她跟我的交好已明显在走向消失，我们罕有在一起吃饭喝东西美容美发的时光了。

冬天快要过去了，我在这个城市的几个商场里跑来跑去，希望可以买到一条黑白纹相间的羊绒围巾。本来我以为这样的围巾很好买，事实上并非如此，我跑遍了这个城市的所有商场，才勉强买了一条只能称得上外貌相似的围巾。我把围巾送给了歌手，同时送给歌手的，还有一张价值不菲的银行卡，他可以拿着它，到北京去，或者到其他城市里去。总之，他不用再到地下通道里卖唱了。

在一个午夜时分，歌手按照我的意思，从亚细亚酒店旁边的冬青丛边经过，戴着我送给他的围巾。我站在酒店停车场，遥遥望着歌手，戴了围巾的歌手更像五年前的马龙了。我箭一样地跑过去，高声叫道：马龙！歌手停下来，假装有些惊慌地看着我，我拽住歌手的胳膊，甩来甩去，说，真的是你，马龙！歌手被动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以假乱真的悲喜交集。我扎进歌手宽大的怀里，把眼泪蹭在他的衣服上，告诉他我是多么想他，五年了我一直想他。接着，我从他怀里挣出来，开始叱骂他，我说，马龙，你这个混蛋，狗娘养的，你涮了我！你说要跟我登记结婚，自己却跑掉了！你跑哪了？跑了干吗还要回来？你为什么不死在外边呢？最后，我抬起胳膊，扇了歌手两个耳光，我说，混蛋，你滚吧！

歌手最后看了我一眼，围着那条围巾，揣着那张银行卡，头也不回地走掉了。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他消失在哪里，是走进了地下通道，还是旁边的小街，还是隐入了午夜灿烂的南大街。他走后我低头看了看，我手里抓着我送给他的手机。我把它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时间之远

王秀梅

不得不先说说我的父亲。这个性格暴戾的男人对我的性格形成、进而从事文学影响深远，一方面，我痛恨他随时而至没头没脑的拳脚，另一方面，谁也不知道，我无比尊崇地爱戴着这个身高接近一米八、以村支部书记身份叱咤村里村外、各路朋友多得山呼海啸的男人。他是一个矛盾的魔鬼，用身边随手可取的工具作武器，对我进行频繁的施暴：用拳头打我的额头，用饭勺磕我的脸，还用粗粗的木棍捅我的肚子。有些责打伴随着极其牵强的理由，而多数责打毫无道理。后来据我分析，他在利用这种方式、通过我，达到自己的某些释放，因为也许他太累了，在我记忆里总是会有那么一些村民到家里来找他的茬，让他过得很不安生。而据我观察，他是一个难得的清廉的村官，在他执政十六年期间，只贪污过村里订的一些杂志，这些杂志还是负责收信的人主动送到家里去的，无疑那是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但是我父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些本应放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杂志在我家里定居。

接下来李鱼烦恼地站在客厅里，四面环视。这个六十平方米的空间从明天起就要接受另一个人的入侵，这个入侵者是李鱼一生里只要触及就会感到心尖颤抖的人。

「您(」　　除此之外，我家里还莫名其妙地存有《新儿女英雄传》、《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射雕英雄传》这样的“大书”。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我父亲用他的暴力统领着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性格：忧郁、敏感、彷徨、易惊，甚至厌世，而让我愤愤不平的是，他对我的其他三个姐妹都很好，同众多的农村父亲对子女的态度一样，他对他的四个女儿都疏于呵护，但至少她们从来不必担心挨他的拳脚。至于为什么他偏偏对我一个人动怒，我母亲的解释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很爱哭，没有道理的、没完没了的哭。难道这就是理由吗？我丝毫不这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我很孤独，我的三个姐妹很当然地被我疏远了，同时被我疏远的还包括我的母亲，那个看着我挨揍而不予理会的女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只能选择跟上述那些杂志为伍，用通俗的话说，它们转移了我很大部分的精力，使我用来沉默、发呆、反复咀嚼那些打骂和冷漠的时间相对少了许多。

在那个时期，我跟其他女同学一样拥有几件私人物品，它们都跟艺术有关：歌曲手抄本、影星剪贴本，稍微喜爱看些书的女同学还有一个本子专门用来抄书，内容无非是琼瑶的那些对白，层次再高一些的，抄录一些唐诗宋词。我当然也有这样一个本子，但抄的却是小说。举个例子可以证明我当时对抄录小说这件事情的痴迷：我甚至还抄过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当然是某些片段，描写景物的，还有心理的。当时那样的本子我拥有好几个，抄录的内容通通都能背诵下来。

OCTOBER因此必须得说，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当了一个村官，并做了他执政十六年里唯一的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把那些书据为我们家所有。尽管他和我的母亲自以为是地把《红楼梦》和《金瓶梅》视为禁书予以掩藏，但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反叛，终于有一天我从母亲收拾得极不利索的衣柜里找到了《红楼梦》。可惜的是我当时对它不太感兴趣，一直读不下去，我喜欢读的是那些杂志上的当代小说。某一天我在一本不算文学刊物的杂志上读到了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那是个石破天惊的日子，我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强悍的力量所击中，同时，我感觉我的青春哗的一下就来了。

在那个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影响深远：我的父亲有一天忽然写起了剧本。也许这件事情他觊觎已久，也许只是心血来潮，总之它的起因是一部名叫《咱们的牛百岁》的电影，我父亲得知写这个电影的居然是一个农民，他想他干吗不也写一个呢？他准备了很多纸质优良的稿纸，很像模像样地取了一个题目叫《喜变》，然后设计了一串剧中人物，开始了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创作。这个时候，无疑，他订的那些跟剧本有关的杂志派上了用场，他中规中矩地按照杂志里剧本的格式，一场一场地边编边写。这项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我父亲可能生怕被别人知道了笑话，在我看来，他是出于对这个剧本最后是否会成功出炉的担忧，才对它进行了保密处理。我时常趁他不在家、我母亲又没有注意的时候，偷偷到抽屉里找到他的剧本，观察那东西的进展。不出我所料，很不幸，很多因素注定了这个剧本的不了了之，我父亲态度含糊地终止了起初引得他热血沸腾的这件事情，我的母亲和我都心照不宣地不再提及那个夭折的剧本。我的其他三个姐妹在我记忆里一直对这些事情或者说她们对我们的父亲不那么关注，理由当然是她们没有挨过他的揍，在她们眼里他是一个跟她们同学父亲没什么区别的父亲。

就是这样，某一天，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到家里造访我的父亲，他告诉他说，我的作文写得很不错，其他功课成绩也不错，而且性格坚韧要强（曾经有一次由于成绩不太理想，我对自己很不满，导致肝火旺盛口舌生疮），他认定我的前途不可限量。无疑，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给我下的评语极富权威性，它直接导致了我父亲对我态度的扭转，某一次他甚至吃掉了我从学校里带回来的剩咸菜，他嚼得咯吱有声，我却差点因为受宠若惊而掉下眼泪。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对作文的偏爱，是地处偏僻的农村中学里的一件大事。在他的授意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名叫“奋飞之鹰”的文学社，跟校长讨要到教师山墙上的一面黑板当阵地。我们开始利用周日时间，在那块黑板上抄自己写的小随笔和小诗歌，花花绿绿地弄上很多花边，除此之外，语文老师还自己掏腰包买信封邮票，把我们的作文向外邮寄。

我一直认为，初中结束后我固执地选择到天津去上一所中专学校，是因为要逃离让我胆战心惊的父亲，我太想到一个非常远非常远的地方去了――即便他后来对我态度好转，我也时时因为他对我流露出的那些好而备受惊吓，我总是担心这种好态度坚持不了太久。与其这样不如离开他，同时离开让我厌烦的家，这是我当时少年老成的想法。这直接导致了我从事小说创作之后时时而生的懊悔：如果我按照他的意思去读高中，假如说能考上一所大学，那我很有可能去念中文，无疑在一所大学里的中文系念上几年，比在一所理工学校里念上几年，之后再从事小说创作，有着不可同比的意味。念理工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写小说。学校里有些高年级的师哥师姐办了几份油印刊物，有那么一天我萌生了写篇东西给他们的念头，当天晚上自习课间隙，我拿着那张纸，在师哥教室外面徘徊了十分钟，最后把它撕掉了，扔在垃圾桶里。四年里，我一直在跟那些让我懵懂的测量仪器、工程制图、各种力学书较着劲，稍一疏忽就有考试不及格的危险，这更消亡了我写点东西的念头。

1994年我来到烟台，那几年我频繁光顾位于大海洋路的一家邮局，因为只有在那里我可以买到《小说月报》、《青年文学》之类的杂志。促使我对小说真正产生感觉的，除了王朔，还有张欣和刘索拉，后者正是拜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海洋路那家邮局所赐。我读到并记住的是张欣的《亲情六处》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欣娓娓的，毫不惊慌的，写了名叫余惟沉和简俐清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而又在生活里紧紧抱成一团的女孩，刘索拉则乖张地去写了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乖戾的女人自此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做一个作家，躲在小说背后，被读者去尊崇，去猜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与此同时，一批70后作家已经风生水起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遥远的，遥远到我丝毫不知情。这到底是源于什么呢？源于这个城市对这个圈子的疏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这是主要的），还是源于我自己的浅陋、无知？总之，真正接触小说创作、发表、圈子里的人和事、某些花边新闻、某些潜规则，等等。这些，已经是2001年了。

2001年冬天之前，我仍然是一个对文学一头雾水的、但年龄已经接近30岁的女人了，无疑这样的年龄用近些年的创作“行情”来看，已经是有些老了。在那年之前，我仍然不敢有自己写小说的念头，当然，很多外因的限制也不得不考虑，比如我一直没有房子，结婚后租住在城乡接合部一间十平方米的厢房里，终日只能围着一张床在有限的空间里转圈，还比如，那时候我尚不知道电脑为何物。那个冬天里的某个晚上，很难回忆出于什么动机，我忽然决定自己来写篇小说试试。那年刚有了新房，设施不全，还没有供暖，我坐在电热毯上，膝盖上放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放了一些纸，开始编（我一直认为初始的那些小说只是在编故事）我的小说处女作，一个土匪和一个少奶奶之间的故事。

自那以后，我又意识到我有编故事的才能，某个编辑告诉我，并非每个作家都具备编故事的才能。这给我信心不小。然而一段时间过去了，我进入一种难以表述的郁闷之中：我看不到我在文学创作上还有未来。起步太迟、起点太低、地处偏远、难以适应某些规则、看着别人一夜之间就奇异地大红大紫了，而自己无论好稿子和烂稿子都只有在小刊上发表的份儿，这些都成了我所认定的桎梏，我感觉即使脱下鞋子时刻冲刺，都已经为时太晚。这种状态下的写作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快乐而言。

与此同时，我时刻处在生活的危机之中：我就职于一个体制内单位，那些凭借裙带关系一路扶摇而上的各路人物，一直让我生存在压抑和窘迫之中。很显然，处理人际关系，提防别人的挤对，拼命干那些一无用处的工作，这些事情严重占据了我的空间。有段时间我热切幻想的一件事情是，突然有一笔钱从天而降，它使我此生衣食无忧，我可以从此不必理会上述那些事情，而安心在家里坐着写写小说，发发呆，或者到海边去坐着看看大海。

总的来说，我的写作陷入困顿。这让我发慌，于是我用更拼命的写作来与之抗衡，企图用源源不断的小说来证明，我并没有放弃和失去写作。然而真实的情况是，那些小说毫无价值可言。

这种情况下，似乎必须有一件事情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了，这件事情如期发生了，那就是2005年的冬天我升格成一名准妈妈了。终于可以用诸多借口（担心电脑辐射等）来暂时放弃写作了，我想试试如果就此把它搁下，能不能以后都不再想起，它给我的烦恼和苦闷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要它了。然而事实上我一刻都没有忘记小说，在忍无可忍之下我重新坐到电脑前面，这时我却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个事实：妊娠反应已经使我无法写作，任何一点需要动用思维的脑力劳动都使我头痛难忍。我重新陷入了困顿，表现有很多：失眠，易怒，爱哭，甚至我迁怒于未出世的孩子，恨他剥夺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我想，这下我更来不及了，我已经太老了。

等我重新恢复写作，时间又过去了很多，已经是2007年了。在写完《树洞》之后我发现，一切都已经风平浪静了，包括我先前的愤懑、压抑、不满。是时间积淀了那些东西，还是我终于发现了我自己的浅薄，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写作。家人识趣地把孩子带在我写作之外的房间里，给我提供尽可能的时间和空间，我听着那个小孩子奇异的咿咿呀呀，心态平静地写我的小说。

现在我的父亲已经很老了，头发花白，面目慈祥。由于他的苍老和日渐羸弱，我原谅了他曾经对我的施暴。我想，他的四个女儿中居然奇异地出现了一个业余写写小说的，这肯定会让他时时想起那个没有坚持下去的剧本。他会懊悔吗？我时常做此猜想。我还会在某些心情不错的时刻对他心生感激――尽管他的剧本没有写成，但至少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对写作丝毫没有感觉的人。这么一说，我是传承了他的一些基因的。这种传承让我用一辈子的生理年龄，在过几辈子的人生，从这点上来说，我得感谢他的基因，感谢他无意识订那些杂志给我的启蒙，感谢我因此在做写小说这件事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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