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疮百孔的生存之地：即将来临的地球末日全集(也就是我们的)_第3章（1 / 1）_千疮百孔的生存之地：即将来临的地球末日全集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5）

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规模上来比较大小，那么我们永远不能避免去讨论人类史上最大的工程：美国。我成长在马萨诸塞州的莱克星顿市，从许多方面来讲，那都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卫星城市――优质的学校教育，过高的住房价格，虽然当年作为一个学生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小城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美国历史的开端”，是美国大革命中第一场战役的起始地，所以任何一次与推翻当代政府的革命都会自然地和这个地方扯上关系。我初中时候的暑假都是在莱克星顿绿地广场度过的，那时我会带着船形帽，为来自各个地方的人们做导游。那个时候，我对1775年4月19日发生的事情知道的十分详细。而现在我所能想起来的都是支离破碎的片段：我记得乔纳森?哈灵顿（Jonathan Harrington）在重伤之后坚持靠爬行穿越了绿地，为的只是能死在自家的阶梯上。约翰?帕克上尉（Captain John Parker）其实并没有说现在刻在纪念碑上的话（“如果他们铁了心要开仗，那就让战火在这里点燃吧”），他当时命令他的属下撤出战线，但是战争开始后，他却看到自己的表兄弟乔纳斯死在敌人的刺刀之下。

不断重复地为游客们将这些故事对我自己而言也有好处，至少这使我明白了爱国者和持不同政见的人不是绝对对立的。与我们现在的讨论最相关的一点就是，它使我明白了美国的诞生就是在大块头面前保护了弱小者。内战中先锋队的人其实都还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国人。他们只不过在那个特殊的时间与自己的邻居并肩站在了保卫自己家园的战线上――想想他们中最早捐躯的人都是死在自己的楼梯上。一个世纪之后，在一次爱国者日纪念会上，一位演讲者曾说，跨国绿地阵地的英国人“遇到的是来自各个小镇的民兵。”他继续说到，“战场上已经分不出倒下的英雄们到底来自哪个郡县，所有为保卫家园而牺牲的人们都在用自己的鲜血铸就光荣的永生。”换句话说，内战爆发时的先锋队成员在保卫的是查姆斯福特（Chelmsford）这样的小镇，而不是美国这个国家，他们所关注的是怎样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社区、小城镇里的居民。也就是当时那些无力支付英国强加的各种苛捐杂税的地方性的小经济体。他们保护的还有那种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每年春天他们都通过本地市政厅的小型会议来商讨自己这个城镇的未来。

当现代美国已经成为庞大的代名词的时候，以前那种小规模的生活方式确实值得我们去纪念――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军事力量，最大的软饮料生产国，最大的财政开支过，最大的负债国，以及最大的碳足迹创造者。美国的历史自发端开始就一直围绕着是大还是小的问题在转。迄今为止，我们似乎不可阻挡的朝着大的方向在前进。但是我们进行转型――回归一种规模更小的生活方式――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已经种下了。

实际上，如果北美地区是一个生物的话，她可能会产下无数的后代，而不是唯一的一个强权。我们需要记住：在大革命时期，人们为了自由而搏斗甚至献身。他们参战可能源于宗教信仰，可能源于种族纷争，也可能是被逼无奈，但是他们都不是以一种为封建制的中央集权者服务的奴仆身份参战的。莱克星顿的战役打响后没过几周，许多的农民就开始加入剑桥公地（Cambridge Common）上新建的军营，他们通常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一队人同时加入，并且坚持自己选出本队的领军人物；他们只签署短期服役的协定，等到这个地方的战事结束后，他们通常都离开军队回到自己的家乡。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泰德沃特（Tidewater）地区，那是一个还受等级建制思想影响的小城。“这位新任的大将惊讶的发现，一些曾在服役之前做理发师的军官仍然在军营中为士兵们理发。”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6）

这样的美国人不会轻易地把自己的人身自由交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当权者。确实，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称作美国人，更有可能的是大家都称呼自己是纽约人，或佐治亚人。因为当时的人们不愿意接受远在伦敦的当权者的领导，他们自然也不愿意接受一个本土的核心城市的领导。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美国第一份具有政治管辖色彩的文献，《联邦条约》（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就是由当时的激进分子撰写的，也就是“以宪法的口吻来表达《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理念。”当时成立的国会基本无法筹集任何联邦经费，而且其权利也受到极大的制约；“众多未经定义且数量庞大的权力依旧保持在各州政府手中。”

但尽管在美国历史的开端时期，仍然有人希望成立更为有魄力的中央政府。华盛顿、汉米尔顿、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查尔斯?卡罗（Charles Carroll）、及其他名声显赫的保守派人物都希望找回英国治下曾有的一些特色：“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拥有否决各州立法的权力，拥有颁布执行具有普遍意义和一致性的立法的权力，拥有动用武力正压各州发生的社会动乱的权力。”虽然他们的观点在一开始的时候没能赢得任何的支持，但是大革命后头十年内美国的社会现实就让人们感到他们说的某些东西还是有道理的。

先说一个重要的理由，新成立的各州互相之间纷扰不断。由于在殖民地时期缺乏陆地勘界等记录，康涅狄格州以为本属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怀俄明山谷是他的领地；而弗吉尼亚州也正打算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领地内从事开发计划，同时，马里兰州又在打弗吉尼亚州的主意。州与州之间因为贸易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纽约市一直从康涅狄格州购买柴火，同时从新泽西州进口食品。但是因为市内的商人想要保护自己的生意，排除外界的竞争，所以促使立法“要求任何从地狱门（Hell Gate）驶入的扬基货船，以及任何经由Paulus Hook到Cortlandt Street的泽西商船都支付过路费并且在海关处取得通关证明，与来自伦敦或汉堡的商船的待遇没有区别。”很快，本州北部以及其他通过河道航运经商的人们都因为生意受到了影响而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看上去与波士顿倾茶事件非常相似。历史学家约翰?费斯科（John Fiske）写到，“在那之后还不到五年的时间，面向曼哈顿岛的地区就出现了零星的战火，世仇的种子就此播种了下去。”

同样根据费斯科的记述，在各州纷争进行的同时，约翰?亚当斯正在从海外各国借款，用以赔偿战争期间的借贷，“但由于各地的报纸都在报导美国国内的内耗，以及各州之间的纷争，所有人都对美国的能力存疑……正如亚当斯本人承认的那样，很明显的，美国的信用已经消亡殆尽了。”为了筹集资金，1781年的国会曾试图对进口商品加征5%的关税，当然按照《联邦条例》的约定，此类立法需要所有州签字认可。这项提案最终“成为了持续长达一年的怒火弥漫的论战的导火索。同一个问题被反复的提出来讨论，那就是如果州政府以外的某种权力机构能够征税，那么当初为什么还要抵制英国的印花税和茶叶关税？”马萨诸塞州最终签署了提案，但是罗德岛和弗吉尼亚都拒绝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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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就像是为了给所有人上一课，1786年，负债累累的马萨诸塞州农民发动了谢斯起义（Shays’s Rebellion），他们一度试图夺取存放在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美国军火库。他们当然很轻易就被镇压了，但是这次起义的影响十分深远；实际上很多人都害怕英国人会利用美国内耗的机会夺回他们原有的殖民地。谢斯起义使得整个美国社会针对中央集权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使是反联邦建制的人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格雷森（William Grayson）在当时记下的一句话，“美国的社会风气已经改变得让人完全不敢想象。我相信联邦政府的政客们的胃口足以大得吞下任何一个零散的州。”还记得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社会吗；但是突然之间个人的自由显得完全不如社会秩序那么重要。

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十号）》（The Federalist No. 10）中，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提出美国需要重新制定一部宪法并组建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央政府，他在其中最知名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把一个国家建设到足够大的规模，你就必须清洗掉整个体系中的各种“派别”，并且预防整个体系就像挂膛的枪子突然走火。如果你建设的是一个小型的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参政议政，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一个由少数民众组成的社会必然通过个人化的方式举行会议并通过个人意见来左右政策的执行，如果有某个派别联合在这种协商会议体制中作梗，那么别的人无法对其作出有效的遏制。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或一个派别的喜好终将演化成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现实。”取而代之的是，如果按照字面意义组建一个大型的共和国，那么就需要各个地方派遣代表到一个集中的地点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参与的地理范围放宽了，参与的人所代表的政党或派别也就相应增多；这使得绝大多数人一致通过使用强权去侵占他人利益的提案获得通过的几率大大降低；或者即使议会中的参与者达成了这种共识，其中各方也很难看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绝对的优势。”对于那些在革命浪潮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们来说，政治生活不断减少的前景一定是相当诱人的。

但是我下面将要指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时主张成立联邦政府的人之所以能说服绝大多数人中央集权政府优于原始民主政府，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确实有很多事情需要中央政府去做。在与英国决裂之后，当时的人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任务，也就是一项建立一个国家的任务，这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大约三百万欧洲移民聚居在一片宽广而且理应是十分富饶的大陆的边缘。如果他们想要成功在这片根本一无所知的大路上定居，那么他们必须建立一个强势的，统一的政府。麦迪逊秉持着他丰富的政治理论，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十四号）》中提出主张，他认为如果中央集权政府真的能实现，那么这个国家的范围反而会显得更小：“纵贯整个联邦的交通线路将得到更好的修缮。连接各地的道路里程将会缩短，而且能得到更好的维护；为旅途中的人提供的住所数量将更多，条件也会更好。”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措施是十分有必要的。一辆轻便型的驿站马车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从纽约走到波士顿，在一位历史学家的书中写到，“这段路途一般每天早上3点启程。如果道路状况良好的话，到晚上十点他们大概能走出四十英里。在糟糕的天气情况下，车上的乘客可能还得下车来把车轮从泥洼坑洞里抬出来，那么他们走出了路程就更少，整个旅途也更漫长。”像康涅狄格河这样的大河上面都还没有桥梁；在冬天的时候可以踏着封冻的冰面过河，夏天的时候也还可以划船过河，但是在河面上满是浮冰的几个月里就非常难通行了。在那种条件下就不难想象，“道路难以通行的地区之间很少知道相互之间的情况，而且本地人的偏见是非常常见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乔治?华盛顿在成为我们的第一任总统之前就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了修筑运河及付费公路的事业上。他根据弗吉尼亚州的立法经营着一家公司――当然他没有提取任何收入――目的是为了疏通波托马克河（Potomac）的航道，方便船只穿越山区西行。他说，“让我们以一条永远不会被割断的绳索把这些人和我们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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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联邦主义者们主导了当时的社会，而且建国后的几年也是如此。在《宪法》首次通过后的几年内美国境内的民族主义精神都十分强势，而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华盛顿将军旺盛的人气的推波助澜。但是关于大与小的争论从来没有真正的停止，1790年，当亚历山大?汉米尔顿首次提出建立美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的时候，美国政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反对党。由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领导的反对党在1801年上台执政，他们承诺会将各种权力都逐渐归还到各州政府手中。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十分有限。当时伟大的定居北美洲的计划已经展开（其实这个计划本身得到了杰弗逊的鼎力相助，因为他从法国人手上买下了路易斯安那州，并派遣路易斯和克拉克西行去做前期勘测。）举个例子来讲，杰弗逊曾承诺要逐步取缔海军，因为维持海军力量不仅开支巨大，而且很容易引发战争。但是巴巴利（Barbary）海盗不断侵扰美国正在扩张的海外贸易，所以就像他200年之后的继承人巴拉克?奥巴马一样，杰弗逊同样派遣了一支海军部队来维持海运通道的畅通，由于此项举措开销庞大，它使得关闭汉米尔顿建设到中央银行的计划变得更为复杂。

在联邦政府成立的前87年之中，关于大与小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州会以退出联邦政府作为威胁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且提出这种威胁的还不仅仅是南部各州。比如说新英格兰地区的六个州就对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总统处理1812年战争的方式非常不满；之后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卡莱布?斯特朗（Caleb Strong）秘密接触了英国特使，诱使周边地区的代表在1814年夏天在哈特福德市（Hartford）召开秘密会议。这些代表中有人主张退出联邦，有的主张对宪法进行一系列的修改――但是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新奥尔良战役中的辉煌战绩完全压制了这些人的气焰，使得他们最终偃旗息鼓。但是无论如何那都是一次很大的危机。在开始其巡回演讲的生涯之前，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主张联邦政府不应该征兵：“对于各州政府来说，保持各自对州内军事力量的控制权是其应尽的神圣义务，只有这样它才能保证其居民不受专制政府的威胁。”二十年之后，当南卡罗来纳州拒绝执行由北部各州在国会推动并通过的“令人厌恶的关税（Tariff of Abominations）”时，韦伯斯特是第一个逆转自己观点的人。他宣称，“保护自由及联邦，现在不做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历史上的闪光点总是围绕着关税或者战争，当然还有奴隶制的存废――但是在这些局部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能使全美国统一在一起的力量，那就是殖民整个北美大陆的伟大工程，快速的经济扩张以及西进运动就是美国早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建设运河以及后来的铁路都是需要耗费巨资的，而这些钱通常不是个人投资者所能筹集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的支持，如果没有一个中央银行在维护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稳定，那么完成那个工程的进度就会慢上许多。去驯服一块无人开垦过的大陆是需要耗费巨资的；全国上千份报纸通用的词汇都变成了“国内的进步”――河道需要被疏通并且安放上航标，海岸沿线都要修建灯塔。绝大对数州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掏腰包：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因为他州内的居民被“过度征收税费用于修建穿越鳕鱼湾（Cape Cod）的运河”而大发雷霆，与此同时，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都在1827年通过立法指责所谓的国内进步，指责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政策，并抱怨他们州内的居民都被迫上税“用于为其他州的人修建公路或运河。”这些意见或许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内心想法，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支持采取这些行动的少数派都是“精力充沛，贪得无厌，且极富社会影响力”的人。所有最终铁路还是修建起来了，河道也还是疏通了。联邦政府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他们用这些土地去发展他们理想中的农业和定居点，用土地收益来为修建铁路提供资金支持，并且还直接将土地免费赠给新建的大学。这种开支政策稳步地拉长了美国的经济核心――确确实实为在北美扩张的信条（Manifest Destiny）提供了资金支持。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9）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内战也是围绕着大与小的问题在转。奴隶制――美国历史上最独特，最恶劣的社会毒瘤――确实是内战爆发的导火索，奴隶制的废除也标志着内战的结束，但是在内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因素在发生着作用。当时的美国南部地区，因为广泛推行奴隶制，所以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农耕社会。（我后面将会讲到这种稳定不代表其一定是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的恶劣行为；但实际上，稳定及农耕社会或许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生活状态。）南部社会的稳定局面意味着南部各州都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建设一个新国家的全国性工程当中；各州的当权者们满足于通过奴隶的劳作来为自己创造财富，他们才不会去积极参与北部各州正在进行的新建国家的伟大运动。而且当时的北方各州也乐得于让南方地区保持他们的奴隶制体制。南北方的摩擦真正出现其实是由于建国运动不断西进，有人主张在新开发的西部地区采取奴隶制社会体制，有的人认为这种行径很不道德，有的人认为那简直就是社会的倒退。许多人相信，只要把奴隶制限制在南部各州，那么它会自然而然的消亡，这一点在欧洲已经有了实证。但是1854年通过的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给人们带来的实际的威胁，因为按照法案的内容，这种“独特的体制”将被传播到更多的地方，为了抵制这种趋势，新兴的共和党――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领导的政党诞生了。这场关于堪萨斯州未来政治体制的争斗标志着约翰?布朗（John Brown）辉煌政治生涯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林肯―道格拉斯大辩论；它把对奴隶制的争辩推到了风口浪尖。

于是内战爆发了。由于北方各州拥有先进的科技手段，较高的生产效率，严肃的组织纪律，以及发达的工业，所以他们在南方各州面前几乎是不可能战败的。除此之外，北方的胜利也强化了关于中央集权政府是不可避免的存在，而且是一种良善的存在的观念。爱国主义情结也前所未有的膨胀起来――星条旗成为了每次公众集会必不可少的标志。民族主义的情结也在同一时期发展到巅峰，“联盟”的呼声甚至高过了废奴运动的呼声。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亨利?J?雷蒙德（Henry J. Raymond）的观点，中央集权政府的胜利对于日后向整个北美大陆的扩张，甚至向墨西哥的扩张都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其他任何事情都被美国人抛诸脑后：“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如此一心一意只为谋求增长和力量而存在的国家。”正如一家波士顿的报社在战前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所说的那样，“加利福尼亚州一直梦想建设一条通达太平洋海岸的铁路。南方各产棉州都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挠或拖延这条铁路的建设――但是其他所有各州都支持此项举措。”而实际上，即使是在内战正在进行的时候，这条铁路的修建一直在向西延伸。1869年，也就是Appomattox受降仪式四年之后，人们在犹他州的Promontory Summit，象征最后一段接轨连通的金烟囱列车缓缓开动，标志着这个国家终于有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横贯铁路线。

这些进步并不是说建国运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好事。建国过程中的一些片段――比如说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可以算得上和奴隶制一样邪恶。我们砍伐掉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森林，把世界上种群数量最多的北美野牛及多种鸟类都赶到了灭绝的边缘。建设铁路的大亨们其实大多数起家的时候都是骗子或者流氓，成百上千的移民劳工或许都死在了为他们修建铁路的过程当中，境遇不比奴隶们好得了多少。我所敬佩的人都十分鄙夷这种现象的存在。极力主张避税的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说，“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就是无为而治的政府，”这听上去多像罗纳德?里根的理念啊。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10）

但就算这个过程不是全都是好事，它还是完完整整的发生了。那些苍天大树以及中西部肥沃的土壤所代表的财富最终都转化成了人们口袋里的钞票。即使十九世纪末，地理探索及开拓的前线被攻破的时候，人类通过科技手段的进步打开了二十世纪探索攻坚的新的阵线。快速发展我们的工业力量成为了美国人二十世纪新的建国运动的主要内容，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末。

新的发展为维持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找到了新的理由――但是关于大与小的问题的争论仍然在延续。我们先来讲讲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主张建立州际高速公路网的例子。他曾于1919年首次横穿整个国家――当时一共花去了62天的时间，因为道路状况十分糟糕。他脑海中首次产生了建设一个巨型道路网的想法，同时也想到了要用汽油税收来支付修筑道路所需的费用。然而此类税收通常是由各州政府征收控管的。正如威斯康辛州州长小沃尔特?科勒（Walter Kohler）所说的那样，“从其税收政策来看，联邦政府简直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怪兽，为了增加其财政收入，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征税的项目。我们威斯康辛州人对联邦政府插手本应由州政府，而且传统上也一直由州政府掌控的税收一事感到无比的反感。”不管他怎么说――一个建国大业不会因为沃尔特?科勒一个人的反对就停下脚步。借用陆军工兵部队（Army Corps of Engineers）少将尤金?雷博尔德（Eugene Reybold）的话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终于打破了那种犹豫不决，胆小如鼠的人们的阻挠……在我们的道路建设工程方面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害怕的事情了。”确实如他所说――当70号州际公路在1992年完成格林伍德峡谷（Glenwood Canyon）的道路铺设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早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人工工程，花费了将近五千亿美元，最高处有像位于科罗拉多州格林伍德的洲际分水岭山脉的海拔11,158英尺的路段，最低处有像位于巴尔的摩的内海湾隧道处海平面以下107英尺的隧道。沿着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网，你可以去参观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壶，最大的草莓、西瓜、以及洋蓟生产地，甚至还可以去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橡皮筋聚会。沿着94号州际公路走，在北达科他州的新萨伦（New Salem）你还可以见到世界上最大的奶牛，她的名字叫萨伦?苏（Salem Sue）。她身高38英尺，“玻璃纤维制成的表皮光滑鲜亮。”如果上帝看到我们做下的这些事情，不知道他会不会感到绝望。

但是现在这套伟大的公路网已经完全竣工了。我们不可能再找到其他任何适合于再新修道路的地方。而且不仅仅是公路网完全竣工，我们社会中的其他基础设施也都差不多健全了。我们最近一次的全国性大工程就是送人上月球，从而把苏联帝国压下去。他与其他的全国性工程有着同样的特征：异常的昂贵，私人企业根本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并且这种工程或多或少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协调统一。佛蒙特州是没有力量送宇航员上天的；特拉华州也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让莫斯科战栗。此类的工程极大的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我们让人类克服了地心引力；我们让民主的理念跨越了国界。如果仍然是杰弗逊作为总统的话，此类的工程永远不可能实现。我们喜欢谈论杰弗逊式的社会――小规模的民主议会，自耕农式的人民生活，以及和这些相关的一切。但是杰弗逊是无法建设全国性的道路交通网的。如果你想要打败苏联或者想要登月探测，那么你就得需要汉米尔顿和他提倡的高额资金支持的巨型中央政府。所以，我们归根结底采纳的是汉米尔顿的政府体制。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11）

现在，需要举国体制进行的工程项目数量大幅度减少了。打击穆斯林恐怖主义分子的斗争需要的是小范围高精度的战略打击，而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理论上，我们正在努力送宇航员到达火星，但是我知道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认为我们能实现这个目标，或者根本就不关心。唯一一个值得去做的全国性大工程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智能能源网络，也就是遍布全国的高压输电线。但实际上，就像我在第四章中将要讲到的那样，更合情合理的规划应该是建设本地化及区域化的能源网络。（因为根据电能自身的物理特征，长途输电必然存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如果我们想要在哀嚎的地球上生存下去，那么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很多，而这些必要措施中的大部分都应该采取本地化的方式来实现。我们应该采取小范围行动，而非大范围；应该把责任分散化，而非中央集权化。

所以我们面临的现实就是，我们有一个巨型的政府，而仅有小型的国家工程。而这种状态时十分糟糕的，因为就像保守主义派别的人指出的那样，巨型政府从内底里就是无法实现高效运作的。在杰弗逊出任总统的时候，整个财政部的人员数量上升到了80人。历史学家罗恩?切尔诺（Ron Chernow）写到，“对于当时的批评家们来说，那就是一个正在走向怪兽体型的政府。”杰弗逊上台时曾承诺，“将厉行节约政策。”那现在的政府呢？借用政治学家保尔?莱特（Paul Light）的话说，现在的政府“官员的层级以及每个层级内官员的数量都比以前多得太多。这种宝塔式的层级关系淡化了事情成功或者失败时每个人应该享有或承担的责任，弱化了控制力和执行力，并且由于沟通的方式退化到依赖像孩子们的游戏一般的电话会，所要传递的信息没经过一个环节就会被曲解一次。”这完全就像马戏团的恶搞剧目一样。莱特说，“政府官员层级通过他们的官方头衔体现出来，通常都是围绕着参谋长或者某个原有的固定头衔来发展……这是官员层级叠加的最新的手段。参谋长这个职务最早出现在1981年的人口及社会保障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然后就开始横向发展起来。为某位部长设置的首位副参谋长出现在1987年，到九十年代就出现了一批第一副部长，第一副总长，第一助理秘书等等。”实际上，到2004年的时候，仍然有64个“官位虚位以待”，而这些官位的名称都是通过不断组合‘首席’，‘副’，‘联席’，‘助理’，及‘主’等等关键词而产生的。”因此就出现了类似首席助理代理副部长，或者联席副部长首席助理，或者助理副部长助理参谋长之类的头衔。莱特接着举例说到，试想一下你是一家退伍兵医院的护士。你“需要向上汇报时，最多需要经过七层官员”，从离你最近的护士长一直到退伍兵员事务部长。（而且这种汇报关系网中有九个级别都是通过总统命令任职的。）好消息就是所有这些总统任命的官员干的活都还不错；在普查当中，所有联邦雇员都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不错”或者至少“超出平均值”。而且他们的上级似乎也同意他们对自己的评价；2001年时，曾经有过一次仅有通过或不通过两个级别的工作情况调查，接受调查的七十万名联邦雇员中，仅有的人没有通过。另外有八十万名雇员接受了五分制的评价调查，这些人当中仅有的人被评为“较少的成功度”或“工作情况不可接受”，而有43%的人被评为“相当优秀”。要想达到这种局面可还真不容易啊。

如果你所要从事的事业是非常庞大的工程，那就肯定能找到理由来为这种已经十分低效的工作体制开脱――“挽救自由世界”这么一句空洞的话就成为了五角大楼大量增加额外雇员的充足的借口。但是现在我们不再信任这种大口号了；我们发动的一些规模庞大的行动只为少数精英分子带来了好处（比如说伊拉克战争就只给哈里伯顿石油公司（Halliburton）带来了好处），权力集中化的进程现在看上去既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种倒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建设的统一政府比我们实际可以使用的政府的规模要大得多――就如同95%的运动型家轿车主从来没有真正开着这种车去越野或者探险一样。你或许根本用不着离地两英寸的底盘或者V8型号的新引擎，随便一辆小汽车都够用了。

世界上的某些国家或许确实还有一些巨型的国家工程需要建设。比如说中国，他们的中央政府是一个什么都要管的政府，而维持这样一个集权政体的原因就是他们一直声称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还有很多人需要从贫困线以下发展起来。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着移山填海的工程，与我们刚开始在北美大陆上修筑定居点时进行的工程差不多是同样的规模；他们修建了三峡大坝，而现在他们正在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将南方的河水引来灌溉干旱的北方地区。这些或许不能称得上是有远见的工程，但是它们肯定是十分庞大的。至少从我所了解的资料中，中国人认为他们正在取得飞速的进步――他们就像我们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里重塑自己的生活环境一样，正在对他们的生活环境进行改天换地的工程（而他们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他们这么做很可能引发悲剧性的后果；他们与全球其他国家一样都遇到了环境发展问题的不可逾越的高墙，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试想喜马拉雅山的冰盖融化将带来的问题，随着积雪的减少，黄河与长江的水量都将开始减少，甚至出现干涸。）但是至少在目前时期看，中国与当代的美国或者欧洲还是很不一样。2008年夏天，我站在即将竣工的奥林匹克主会场外数着成百上千的人一波接一波来这里照相，唯一的背景就是鸟巢。现在我们很难想象有美国的那个城市会如此热衷于举办奥运会，甚至也没有多少人关心我们是不是奖牌榜的首位。我们对此类事务的热情已经成为了过去；我们已经越过了发展道路上的巅峰时期。如果我们像做过山车时一样手在空中乱晃，那或许更多是由于害怕，而非出于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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