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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则 不违,如愚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篇﹞
孔门高弟中,会问问题的,可真不少。
像子贡,聪明绝顶,问题常刁钻而有深度。他天生会讲话,一张利口,穷追猛打,向来鲜有对手。但孔子又岂是等闲,哪里容他兀自舌灿莲花?于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师徒俩对话,特有机锋妙趣,最见精采。话虽如此,孔子还是明白,太会讲话,多半也不是什么好事,故而时时不忘要挫挫子贡的锐气,提醒他:小子!话别说太多,更别说太满,有比会说话还更要紧的事,该鸣金收兵了!
又像子路,坦率热诚,但凡稍觉不对,动辄杠上孔子,时不时又高分贝要质疑他老师,其言语之直接,其问题之尖锐,最有后儒不易见到的灼灼阳气,好一派兴旺气象!话虽如此,子路毕竟莽撞,又常不解孔子心意,最后遂多以挨骂收场。但修理归修理,孔子一旦骂完,这子路,终究不改其志,才没多久,下回,又是直肠子一条,大喇喇,他劈头就问。
相形之下,颜回与孔子的应答,就显得“单调”“无趣”许多。颜回对孔子,没有质疑,几乎无条件接受。他问问题,平易寻常,难见惊人之语。孔子答后,又不追问;即便追问,也是寥寥数字,点到为止。静默含藏至此,难怪大家误以为他是“乖乖牌”。说“乖乖牌”,还算客气,孔子则是直接说他,像个呆子!
这呆子,其实半点不呆;这“如愚”,也丝毫“不愚”。“大智若愚”,我们都知道,但也仅仅只是知道,颜回却让你我清楚看到。颜回的静默,总让我们想起武侠世界的高手,不仅不轻易出手,更不轻易开口。至于一旁张牙舞爪、纷纷议论之辈,又有几个是真正的高手?虚张声势,搞笑罢了!
颜回的静默,是因心头明白。“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有了自知之明,得得失失,寸心皆知;局限在哪?不足在哪?心里明镜似的。“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待明白后,接下来,是自己的功课了,各自好去吧!老师呢?老师不过就是起个头,诱你一回,点你一下。真明白,是自己明白;真领会,也得自己领会。因此,言语寥寥,足矣!
中国传统教育,不管是早先的孔门,或是后世的禅门,向来都是如此简静,如此言语寥寥。正因老师说得少,学生才更聪明,更有智慧。说多了,反而是扼杀。师徒相与,贵在印心;心若相印,何劳千言万语?若不相印,再如何唇焦舌敝,也是枉然!
这种印心,与我们今天,当然全不相侔。今日教育,早已无关乎印心。你若谈起印心,那些学者专家,可要大摇其头,连笑都懒得笑你的!现在台湾的教育,说穿了,就只为迎合资本主义,只为适应物化社会,连“品格教育”云云,不过就是希望你乖乖当颗螺丝钉好好循规蹈矩再努力赚钱别捣乱别胡思乱想好让这物化社会可以运转下去,行吧?物化社会的教育,只需要有创意,不需要有思想,更不需有修行。因为只有创意,才会牵涉商机。于是连文化,都要变成文化创意产业!这个物化社会里,所谓教育,你看!课程纲要多么琳琅满目、教材教案真是通篇累牍、参考数据简直部繁帙浩,不这么做,还通不过评鉴呢!于是,老师整天说、整天写,不断量产,像个作业员,教室像条生产线,至于学生,则成了一批批规格化标准化的产品。这个视人如物却浑不自知的教育部,还每天高唱教育改革呢!
既然规格化标准化,理所当然,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如工业制品,外表标新立异,其实面目模糊;喜欢耍炫耍酷,但常两眼无神一脸茫然。当我们看到那一双双失焦的眼神,不妨再重新想想,那个“不违如愚”的颜回,当他望着孔子,心领神会之际,那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眼神?
第二则 士志于道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
中国文明在复苏。首先要恢复士的自觉。
士的自觉,在于视野;因视野辽阔,故不拘于窄隘之地。士的自觉,在于格局;因格局宏大,故不执于六尺之躯,虽恶衣恶食,亦不足为耻。
晚周诸子,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士,他们是国士,更是天下士。他们志在天下,不斤斤于拘隘的地域国家。因不拘隘,故孔子离鲁而周游列国,冀望一展政治抱负,没人会訾议他为“鲁奸”;而孟子去邹而游于齐、梁,对齐、梁之君大谈王天下之道,也没人骂他“叛邹”,更没人怀疑他要“篡周”。同样的道理,屈原因贵族出身,对楚国情感甚深,其惓惓难舍,终至以身相殉,大家可以理解,也替他惋惜,却不觉得需要向他学习。
中国读书人这士的自觉,历数千年,始终不辍。有此自觉,中国文明遂得以屡仆屡起;有此自觉,遂使中国文明向来是,有亡国家,而无亡天下。
这士的传统,虽以晚周为盛,但后代仍旧不绝如缕;直至五四运动,这士的传统,方告断裂。五四因为“全盘西化”,而西方无此传统,士便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以知识学问为业,也关心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乍看之下,与士相侔;但二者,其实不同。
不同之一,士以天下为己任,迥异于知识分子的动辄强调民族(国族)主义。士当然会有民族意识,却不落于民族(国族)主义。士的民族意识,只可以是种清朗的情感,不溺于情,不会有近代知识分子“献身”民族主义的种种举动。究极说,所有的“献身”,不管对象是民族,是革命,或是各种主义,都是一种难以自知的巫魇。看来再如何伟大,但最终招来的,仍是不祥。
士的民族意识,毋宁是文明的。孔子严华夷之辨,无关种族,只是区别了文明与无明。孔子关心礼乐文明之重建,却不在意鲁国是否强大;同理,孔子称许管仲,也只因管仲维系华夏文明于不墬。对士而言,文明广被,泽及八荒,那才叫王天下。近代知识分子以传统文化为阻碍国家强大的绊脚石,必将自家文明去之而后快。这种视国家民族于文明之上的,只可以是知识分子,不可能是士。
士与知识分子,不同之二,是孔子所强调的,“士志于道”。中国文明,由“道”总绾,向来文、史、哲、艺、道一体。士为文明之载体,故必志于道。但知识分子不然;他们可以是专家学者,可以是博雅多闻,然而,他们没有“道”的自觉。因为,在西方神圣与世俗二元论的传统里,“道”属于宗教,是神职教士之事,那无关乎知识分子。
中国文明没有这种二元分割,“士志于道”,“道”本修行之事,对士而言,志在天下与一己修身,两者本为一体;澄清天下与自家安顿,原是一而二,二而一。在中国文明里,志士的一生,就是一生的修行。
知识分子会因不公不义而浮躁难安,也会因社会乱象而愤懑怨怼,更会为了忧心时局而郁郁难解。但,士不然。“士志于道”,志士心里明白,士之首务,是自己心中,时时都要有个清平世界;如果自身都不得清安,如何期盼使天下人清安?一如孔子当年,外头的干戈,列国的倾轧,终究撼动不了他心头礼乐的风景明丽。那心头撼动不了的孔子,才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两千多年来,因为孔子心头的风景明丽,因为孔子的笃定自在,遂有中国文明的恒亘绵常。而今往后呢?中国文明在复苏,我们也期待着士的新起!
第三则 无为小人儒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篇﹞
孔子在此告诫的,岂是单单子夏一人?
书法家董阳孜老师有回闲聊,言道,她读论语,总觉得,这书里的好多话,都像是孔子坐在前头,就直接对着她说似的。
是啊!许多人不也都深有此感?也正因如此,所以,明明“打倒孔家店”这口号已响亮了近百年,而今日信息的恶性膨胀也早已不可收拾,但是,令人好诧异的是,怎么不时都还有人会那么不合时宜地拾掇起论语,重新又披阅一番呢?
是的,论语里头,有种亲切自然;读着读着,如闻謦欬;让我们,彷佛看到了孔子,也见到了自己。
不过,我还是有些好奇,当董老师自觉立于孔子面前,那孔老夫子对她言说的,会是称许多呢?还是责备多呢?这问题,我当然不好意思问她。但若换成是问我,答案倒很明确,那自然是,责备多啰!孔子每回责备学生,我微微觑着,心头都难免一惊,却又开心,但仍不免嘟囔,“唉呀!怎么又被说中了呢?!”
尤其是这则,“无为小人儒!”
二十年多前,我自己曾是个儒者,旗帜鲜明,成日天下国家,满嘴理想道德;那时,若说“小人儒”,我肯定是恕难同意的。(其实是“怒”难承认呀!)对此质疑,只会极认真严肃,忿忿不平地问道,我不是君子,是啥?
而后,我与儒家,一年一年,渐行渐远。走远了,倒明白了。离儒家远了,却与孔子近了,也亲了。而今,再回头一看,当年模样,千真万确,不折不扣,更毋庸否认,就是个“小人儒”。
孔子说“小人”,指涉极广,范围极大。“小人”,可以是卑鄙龌龊,也可以是机心炽烈,更多则是蝇营狗茍。但孔子这里说的,显然都不是这种奸恶不堪者流;(这种人也称不上儒者呀!)他要告诫子夏的,其实是,莫成了气度窄小、器量褊隘的那种儒者呀!
儒者几乎都是正人,规矩有度,端端正正;但正人,未必就是君子。至少,“君子坦荡荡”这关,后世的许多儒者,就通不过的。譬如子夏,他循规蹈矩,但执于规矩;他过度拘泥,心量不大,气度也不恢弘。人一窄隘,平日无事,犹可谦恭温良,貌似君子;然一旦遭逢变局,便常踉跄不堪。子夏晚年丧子,哭之失明;丧子之痛,虽说可悯,但伤痛至此,则分明溺情太过。如此深陷其中,溺而不起,与“坦荡荡”三字的通达开豁,真是迢迢其遥;这样溺情深执之人,离“君子”这一词,也确实远了。
年轻时,我自认一身“正气”,对于周遭事物,动辄愤懑不平。而今看来,当时的“正气”,虽非全假,但实则掺杂过多的“戾气”,却不自知。于是,我这么一个乖戾之人,常常竟日烦忧,每每悲愤难解,心里,从没个安然。后来,幸而我远离了儒家,找回了根本,隔了好久,重新再翻到“小人长戚戚”,我才终于开心地承认,“是呀!我就是这样啊!”从此,我读着论语,看到了孔子,也见到了自己。
第四则 不亦悦乎?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篇﹞
《论语》开篇,先说个“学”字,起头就“不亦悦乎”,再来又“不亦乐乎”。这么既“悦”又“乐”,真是响亮!乍然一听,就令人不禁神旺!此二字,确立了我华夏民族的光明喜气,也成了中国文明最不共的特色。你想想,世界上有哪个文明的根本典籍,一开头就以“悦”“乐”这样的姿态亮相的?
单单因这仅有的亮相,就该结结实实为他喝个满堂采!
于是,我说,“悦”“乐”这二字,是论语全书的关键词,更是孔学的“正法眼藏”。古往今来,说孔道孔的是或不是,尊孔学孔的到与不到,都该以此作为评判的标准。合此二字,则离孔子近;违此二字,则距孔子远。若远观近看、人前人后,此人皆能自在安然,轻易便透出悦乐之情,那么,可以与言孔子矣!此人若谈论学问、综观天下,虽深知忧患,却又不露苦相者,那么,庶几与孔子近矣!
依此,理学家大概是要落第的。因为,他们有苦相。他们虽言必称孔子,又整天将圣人挂在嘴边,但他们的脸,总是被过多伟大之事譬如正心诚意又譬如治国平天下给压得肌肉紧绷,平时就过度严肃,还动辄便要骂人。还记得那一年,春日正好,宋哲宗游于内苑,只是随手折了一条新发的柳枝,便恼怒了师傅程伊川。这程夫子老实不客气,发了番大议论,严严实实就把小皇帝给训斥了一顿。程夫子,理学“大师”,后世景仰之大儒,但是,说真格的,纵使他再怎么凡事有理,再怎么头头是道,真要与之相处,多半会是,他觉得我们实在碍眼,而我们也半点无法感受到自在,“悦”“乐”云云,实在遥远!
同此,当代的新儒家,恐怕也难以入第。新儒家学者在学院工作,做着“客观”的学术工作,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辨,比如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其巨著《心体与性体》,数册煌煌,建构了一套严密的道德形上学。往好说,固然是洋洋大观;究实说,诚也是蔚为奇观。说是奇观,是因牟氏此着部繁帙浩,全书以孔子为中心,进行了体系庞大的抽象思辨与分析,但,前孔子、后孔子,通篇说孔子,却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全然不相应,这岂不怪哉!
孔子是什等样人?首先,他述而不作,从来他就是无意、也不愿进行结构式论述;且他凡事具体指点,只要说理,必然具象,从来没有抽象思考的;而他又不谈抽象哲学,更不谈形上学。其实,哪里又只是孔子,出了学院,中国人从来就不是那样抽象思考的!于是,假如孔子看了牟氏这以他为名的庞大的道德形上学,恐怕只会瞠目结舌,诧异地笑着摇摇头:唉呀!真精采呀!然而,这与我什么干系呢?
新儒家的“学术”,与论语全书第一个“学”字,完完全全,是两码子事。“学术”云云,既是抽象,便与修行无关;若与修行无关,就别谈孔子。于是,新儒家再多的道德哲学,都难逃戏论一场。而既要标榜客观,当然就得脱离情感;既脱离情感,“悦”“乐”又从何而来呢?孔子又岂是如此?他的“学”,必然具象,一定具体,必结合着生命修行;他的“学”,亦主亦客,先感后知,必结合着情意,故多有“悦”“乐”。
很多人作学问,“学”了半天,还是与“悦”“乐”无缘,这其实是他们学问的体质压根就出了问题。你看学院里,多少的忧郁症!今日的学院,除了量产论文,真要作学问,根本就是条死胡同!看看孔子吧!看看他怎么作学问的!有心学问者,这学而篇头一章的开宗明义,都该三复斯言!
第五则 不如丘之好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