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确切的数目不是零的话，我怎么能相信我们已经造成了太严重的污染，而不是较轻的或适当的污染呢？我怎么能在不知道污染及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的具体程度的情况下就作出这样的断言呢？让我们从谈论一个大肥猪的案例来寻找答案吧。

我曾经指导过一位与著名的兽医学教授奥尔德里奇同名的研究生。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封来自本地农民的（明显是寄错对象的）信件，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奥尔德里奇博士：

我们在10月份从朗蒙特市（Longmont）的阿斯塔西亚·孔普夫（Astasia Kumpf）那里购买了一头大肥猪。兽医说我们必须要取得一份属于这头猪的包含伪狂犬病检查的健康报告。据我们从阿斯塔西亚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把她的猪群送到大学里检查过。她也给了我们您的大名。那么，您能够把有关检验这头大肥猪血液的最好方法教给我们吗？我们确实希望您能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们。谢谢！

约翰·温尼坎普

她的回复如下：

亲爱的温尼坎普先生：

虽然我并不是大肥猪血液检验方面的专家，但我深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正确运用的前提下，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

你的大肥猪的血液应该一直被测试下去，直到测试的边际成本正好等于测试的边际效益。

也许这个图可以说明我的观点：

奥尔德里奇博士

试图解释这个有趣的笑话或许会弄糟它，冒着这样的风险，我发现奥尔德里奇博士的建议既是完全正确的，又是毫无用处的。在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抽取一加仑猪血的时候，图表显示，检验带来的边际效益（以美元衡量）超过了边际成本，所以这些猪血应该被检验。（事实上，要检验猪血的话，我们本来应该选择比加仑小一些的单位，那样更合适。）同样的情况一直发生，直到我们检验的猪血数量增加到Q*加仑，此时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完全相当。对于后续的检验来说，检验的边际成本超过了边际效益，所以你测试到Q*加仑就应该停下来。

这个分析的确简洁、漂亮。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确认Q*到底是4还是8还是17。我们怎么可以像奥尔德里奇博士那样，在对大肥猪完全没有任何专业研究的情况下就随意在一张纸上画上几条曲线来解决问题呢？（当然，这就是这件事能变成冷笑话的原因。）

多么了不起的发现啊！我们无须了解一点点专业知识，也无须表现得比奥尔德里奇博士更用心，就能够使用这同一张示意图来发现一些关于世界的本质的问题。

假设，当农夫温尼坎普给他的猪抽血时，猪大声嚎叫并且惹恼了邻居。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示意图里增加一条曲线。之前的个人边际成本曲线包含了温尼坎普先生所关注的花费（时间、精力和用来进行血液检验的材料），除这条曲线之外，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社会边际成本曲线，其中包含了所有强加于邻居的额外费用。

纯粹的逻辑（3）

如果完全不考虑邻居的烦恼的话，温尼坎普先生仍然有必要去检验恰好Q*加仑的猪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邻居的因素，而且你想把他耗费的所有费用（包括邻居的烦恼所量化的成本）都最大限度地加到一起，你会想让他只测试Q**加仑的猪血。

所以现在你了解到：自私的温尼坎普先生想要检验恰好Q*加仑的猪血，而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观察员则只想让他测试Q**加仑的猪血。而且和以前一样，我们根本不知道Q*和Q**的具体值。看上去这和之前的示意图一样毫无用处。

不过，这一次我们了解到了一个独立的、深刻的事实。那便是，Q*总会出现在Q**的右边。换句话说，当你抽猪血惹恼了邻居时，你“应该”付出超过本来预算的代价。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任何会惹恼邻居的行为，例如污染了空气。

在这里使用“应该”一词有着非常精确的含义。我正是在说你“应该”这样做，对你和其他人而言,如果它带来的所有效益超越了它耗费的所有成本。而血液检验示意图说明了一个重要的普遍原则：当你的行为的成本会部分转嫁到你的邻居身上时，你在这项行为上实际花费的精力其实比你“应该”花费的多。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也是完全无法验证的，至少在这个给大肥猪抽血的案例中是这样的。因为在实践中我们无法预料这件事到底会让邻居恼怒到何等程度，因此也没有办法精确计算出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但是，即使这是一个无法验证的命题，我们也知道这是正确的。只要社会边际成本曲线在示意图中一直在个人边际成本曲线的上方，我们就知道Q*总会出现在Q**的右边。这是一个纯几何学结论，而自欧几里得发现几何学原理以来，纯几何学结论比任何类型的几何学所观察到的事实更加可靠、更具指导意义。

类似的示意图可以确立一个类似的原则：当你的行为效益会部分分享给你的邻居时，你在这项行为上实际花费的精力其实比你“应该”花费的少。

性越多越安全

你可能会认为这些原则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带来的后果真不是那样的。例如，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一夜情行为是太泛滥了还是太罕见了？

从思想交流开始吧。我们不妨假设你（并非现实世界中的你，仅仅是你的一些虚构版本）是一个无所顾忌的、不检点的、有着一大堆性伙伴的人。因此，你非常有可能感染上某些可怕的疾病。每次你跟一个新的性伙伴发生关系，你都有可能将这种可怕的疾病传染开来。

这并不能证明你原本就不应该跟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它甚至不能证明你的性伙伴太多了。就像污染一样，你的无所顾忌也能带来效益，这效益至少可以抵消部分成本。你大概是一个可以用放荡的方式为很多人带来快乐的人。因此，你的性伙伴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呢？答案并不明确。但我敢肯定你的性伙伴太多了，正如我敢肯定世界的污染情况太严重了那样，因为你的行为成本会部分转嫁到我们其他人身上。我们都在同一个池塘里钓鱼，每次你跳进池塘里，你都会污染池塘里的水。而通过给大肥猪抽血的案例，我可以说你跳进池塘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如果你表现出一定的自我克制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我认为，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和让人相信。但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范例的另一面，所有令人惊讶的结论都会在另一面表现出来。

纯粹的逻辑（4）

现在假设你是一个在性方面很谨慎、很保守的人，你几乎没有性伙伴，因此极不可能感染上某些很可怕的疾病。当你跳进池塘时，你可以神奇地让它变得更加干净。今天和你回家过夜的性伙伴也会享受一整晚安全的性行为。你的这些性伙伴们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

这一次就不是你的行为成本转嫁到他人身上了，而是将效益分享给了他人。这可能意味着你的性伙伴的确太少了。正如污染者跳到池塘里的次数太多，而你跳进去的次数则远远不够。如果我们能让你得到更多的性伙伴，这世界也会变得更安全、更快乐。

事实上，世界会因为两个原因而变得更美好，其中我只提到了一个：你们这对偶遇的性伙伴开始享受到相对安全的性行为。你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方式有点可怕但很可能更有实证意义。那便是，外面来了感染了疾病的人，而如果你今晚去寻求一个性伙伴，你就很可能把其中一个被感染的人带回家。然后，你自己就可能被感染。最终，你会生病，甚至死掉。而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这是美好的，因为当你死掉的时候，病毒也跟你一起死掉了。如果某人会在今晚染病，我宁愿染病的人是平时不滥交的你，而不是不检点的彼得，因为他会在自己死前感染其他数十个人。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你不能在勾搭别人时拿这当成自己做人的准则。你永远不可能在酒吧里跟人这样交流：“跟我回家吧，以便于我来感染你，而不会传染给其他人”。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个体决策者来说，很好的事情与对于其他人来说很好的事情完全不是一回事。污染空气者不会关注他们的烟囱给别人带来的损害，不检点的彼得也不会关注自己所散布出去的病毒，而你这个在性方面很谨慎、很保守的人不会关注那些因为你过度守身如玉而死在滥交者手上的人。

我们应该怎样做呢？理想情况下，我们会想办法鼓励那些在性方面很谨慎、很保守的人带走更多的性伙伴。这当然不需要太多，我们并不是想把他们全部变成不检点的彼得的同类。仅仅多一点而已。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不知道，尽管我认为免费发放避孕套的计划也许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的一小步。

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让那些在性方面很谨慎、很保守的人放松一点，世界可能会变得更美好艾滋病患者会更少，快乐的回忆则会更多。很显然，我们可以通过纯粹的逻辑推理得出这一点，这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据。

那么，世界会因此改善么？首先，你的（大概是长期的）性伙伴们应该会获得更多的乐趣。的确，她们冒着得病的风险，但是她们已经确定你值得她们冒这种风险，甚至当她们根本不知道这风险到底有多低时。其次，你使得偶然性性行为的安全程度提升，而且（或者）从不检点的彼得那里夺得了性伙伴，这或许会减缓传染病的传染速度。另一方面，你也可能让传染病的散布速度提升，毕竟，我们的确不能确认你现在还没有被疾病感染。

这结果部分是好的，部分是糟糕的。然后你的性伙伴会导致第二轮的影响，你的性伙伴的性伙伴会导致第三轮的影响。自始至终整理出整个过程的利弊，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幸运的是，我们预先已经知道了如何去核定预算。总的来说，让那些在性方面很谨慎、很保守的人变得略微滥交一些，这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发现结论令人惊讶。那么请记住，这是严格比照我们得知世界上的污染情况很严重的思维方式推导出的结论。如果你相信世界上的污染情况很严重，你也应该相信大家都守身如玉的情况也会很严重。

请忍受我针对这一点再唠叨一次，你不需要去了解大肥猪，但你完全可以理解给大肥猪抽血会严重地惹恼邻居。你不需要去了解有关污染的现实程度，但你完全可以理解世界上的污染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你不需要去了解确切的性病传播率，但你完全可以理解高风险人群拥有的性伙伴人数太多，而低风险人群拥有的性伙伴人数太少。这一切结论都是由纯粹的逻辑推理得出的。有时候，你需要的仅仅是逻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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