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一早，他们从酒店出发，去往海淀的知识产权法院。

当日多云，有轻微的尘霾，气温降到冰点。言谨隔着车窗看着街景，朱泽帅一路刷着手机。新闻里说，又有一个新的文生视频软件发布了官方概念展示，效果十分炫酷。同行也纷纷响应，放出各种对比，每一家都在证明自己更行。

朱泽帅看完推送的新闻，照例要上微博和小红书，网友评论就是这个时代的参考消息。他一边刷一边品评：“……内测名额还在排队，有用户去 Discord 实测，出来的结果比官方 showcase 差得多，对国内的接口还是屏蔽掉的。就这两天功夫，它家 A 股上市的关联企业市值已经涨快十个亿了，感觉有点……hmm……”

言谨仍旧望着窗外，脸上却是笑了。有些话不用明讲，懂的都懂。

到达法院，验证进入。她在法庭外面看到被告方的代表和律师，以及更多来旁听庭审的人，全源公司的相关人员，记者和自媒体都有。还会有更多人在网上看直播或者视频剪辑。这是一场广受关注的诉讼。她稍稍站定，举步朝那里走过去。

“言律师。”孙力行注意到她，先跟她打了招呼。

言谨挂上笑容，朝他伸出手。她和孙力行握了手，也和郭家阳握了手，甚至还有来旁听的周其野。

尽管两人之间有过那么多的过去，如此正式的握手似乎只有过一次。许多年以前，她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给她面试的时候。

此刻，目光相接，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彼此都有一种忽然而至的感觉，像是一个新的开始，认识一个新的人。

众人进入法庭，内里阔大肃穆。

言谨和朱泽帅坐在原告代理人一侧，另一边是全源法务部的孙力行和至呈所的律师郭家阳。

庭审开始，法官助理宣读法庭纪律，审判长核实双方身份。

而后便轮到言谨，代表原告方面陈述起诉请求及其理由。

射月公司已经退出诉讼，原告只有苏迩一个自然人，起诉的理由也去掉了商标侵权，只剩下侵犯著作权项下的复制权和演绎改编权。

待她说完，郭律师代表被告答辩，自然认为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

由于庭前组织过一次证据交换，紧接着的法庭调查环节进行得很快。

双方直接就固定下来的几个争议焦点分别发表观点苏迩是否有权提起诉讼？全源发布的广告视频是否侵犯了苏迩的著作权，具体侵害著作权项下的哪些权利？倘若构成侵权，应承担什么侵权责任？

新近补充进来的，还有两份司法鉴定的结果。

一份采用原告方面主张采取的“整体观感法”。也就是从大众的角度，理性判断两件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强调的是大众对作品的艺术感受和精神体验。鉴定得出结论，苏迩的作品和全源发布的广告视频画面存在实质性相似。

而另一份是被告方面主张的“参酌抽象测试法”，对两者相似部分的独创性进行具体的比对，也就是“找不同”，并且严格区分思想和表达。

鉴定意见认为，广告视频画面中出现的各种动画形象，精灵，海妖，古代武士，均为公有领域的表达。与苏迩作品相近的风格也系思想而非表达，均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除此之外，人物神态、姿势、衣着、相对位置、互动情况的具体表现细节，存在较多不同之处，呈现出明显的视觉差异，所以不构成实质性相似。

庭审进行到此处，双方打的还是明牌，一切不出意料，有些各说各理的意思。

直到请上各自的专家辅助人，对两份结果相悖的司法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才算进入最不可控的部分。这个环节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先由本方律师提问，专家回答，再由对方律师提问，专家回答，是国内偏法官纠问式的模式下很少能见到的直接交锋。

先上来的是全源公司聘请的专家刘教授，人工智能方面的著名研究员。

郭律师提问，请刘教授介绍 AI 文生图和文生视频的技术原理。

刘教授不过四十出头，一看就知道是经常做讲座的，学识与台风巨佳，从词向量到扩散模型，再到图像去噪，仅用两页 PPT 就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

刘教授最后总结：“其实现在大部分人之所以反对 AI，就是因为没能理解这背后的技术原理，反对的理由通常也是站不住脚的，类似于不允许修铁路因为对人体有辐射。一旦理解了，就会知道 AI 绘画既不是尸体融合也不是强行拼接，人工智能的意思，是它把数据库真的学会了，它生成的结果确实是一种全新的创造。”

最后还不忘上一把价值，说：“社会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反公共地悲剧，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指一些人对某些资源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并利用这个权利对资源的使用者进行数量抽成，这种现象会导致资源的使用不足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我认为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本案，对于人工智能这种正在改变整个人类社会格局的新技术，所有国家都在大力促进其发展，都想要跑到前面去。中国要在这个领域获得领先地位，更不应该设置法律障碍，人为地在所有人工智能公司的头顶悬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番发言总算打破沉闷，旁听席起了少许反应，显然有不少人深以为然。

郭律师也就此打住，对法官说：“我方没有其他问题了。”

轮到言谨提问。

她不急着开口，先向法官申请使用法庭前方两侧的大幅显示屏，在那上面做了展示，而后才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不同公司开发的几款文生图和文生视频的应用软件。请问刘教授，从您的专业角度出发来做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技术上的不同和生成结果水平的不同？”

答案显而易见，但刘教授还是稍作停顿，看向被告席位，才说：“是的。”

言谨又问：“那我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并不是只要声称自己是人工智能，就都能达到同样的创造水平？”

刘教授重复刚才的操作，说：“是的。”

言谨提出下一个问题：“那请问刘教授，这种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呢？”

刘教授笑，说：“这就是个复杂的问题了，每家公司采用的模型不同，进行预训练的数据集也不同。”

言谨客气致谢，再次提问：“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有些 AI 绘图工具并未能达到您所说的‘把数据库真的学会了，生成的结果确实是一种全新创造’的程度呢？”

刘教授滞了滞，答：“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言谨并未打算纠缠，但郭家阳那边已出声打断，对法官说：“原告律师的提问存在引导专家的倾向，请求法庭准许我方辅助人不回答这个问题。”

法官支持了他的意见，看向言谨，提醒她注意提问的方式。

言谨致歉，她其实可以换一种方式重新提问，却出乎对方意料地说：“原告没有其他问题了，申请请上我方的专家辅助人。”

法官点头准许，刘教授顺利完成任务，退出法庭，换了原告方聘请的林博士坐到中间的辅助人席位上。

林博士不过三十几岁，自我介绍身份以及资历，是个数据法领域的学者，正在做人工智能监管方面的理论研究。

双方专家辅助人的名单也是庭前就提交了的，同样都是明牌。言谨可以猜到郭律师和孙力行看到名单时的反应。他们或许会觉得她蠢，因为美国那个同类案件之所以首战失利，除去两位艺术家没做版权登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原告方没能把为什么认为 AI 绘图工具侵权的逻辑解释清楚。而言谨似乎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居然请了一个法学学者来做 AI 案件的专家辅助人，等于白白浪费掉了唯一的外援机会。

这一次，由言谨先提问，她再次开口，仍旧是方才那个问题：“请问林博士，AI 绘图工具生成的内容是否存在复制拼接数据集作品的可能？”

这是早就预演过的流程，林博士要求使用大屏幕，在上面展示材料，同时简述其中的内容：“我这里有一篇马里兰大学和纽约大学联合研究团队的论文，题目叫《扩散艺术还是数字伪造？》/pdf/2212.03860.pdf，研究了扩散模型当中的过度拟合和数据复制现象。结论指出，一款当下著名的 AI 绘图工具生成的内容与数据集作品的相似度超过 50%的可能性达到了 1.88%。也就是说，每一百幅 AI 生成的图片当中，就有将近两幅存在一半以上的复制的现象。而且，训练数据集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复制率，在使用具体艺术家姓名或者“某某某风格”作为提示词的情况下，这种复制拼接尤其明显，甚至可能达到赝品的程度。”

结论和数据再次引起旁听席上轻微的骚动，被告那边郭家阳和孙力行倒是不觉得意外，这篇论文在今年六月份温哥华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的推荐阅读清单里，相关行业的人应该都读过。他们只是侧首低语，显然已经在准备稍后的诘问。

言谨并未停顿，提出下一个问题，说：“那您是否同意方才刘教授的观点，对人工智能发起著作权诉讼，会造成反公共地悲剧，为它的发展设置人为障碍？”

林博士摇头，同样上了一波价值，说：“反公共地悲剧的另一面，是公共地悲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哈定的著作中，描述的是 15、16 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贵族占有公地放牧，造成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直至牧场成为不毛之地，农民和牧民失去维持生计的方式。史称‘羊吃人’事件，但其实牛羊也都饿死了，其中真正获利的只有圈地的贵族。这个例子与 AI 侵权的争议也有相似之处，倘若任其无序发展，艺术家就像圈地运动中的农民，牧民就像使用 AI 工具抢夺他们工作机会的人。但当艺术家停止创作，数据集中不再有人类的新作品加入，AI 绘图工具还能保持‘创造力’吗？牧民们还能拥有牛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