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玛亚带进局里时，尼曼在，可是他后来回家去了，确切时间不详。当晚胡尔特出去巡逻了，可是玛亚被发现死在牢房里时，他刚巧也在局里。”

梅兰德把一根曲别针拉直，将烟斗里的灰清到烟灰缸里。

“警方做了调查，重建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六月二十六日白天，玛亚带女儿到维克休找朋友，因为她的摄影师老板请她帮忙两个星期，而玛亚的朋友答应帮忙照顾孩子。当天傍晚玛亚又回到城里，埃里克松当晚七点下班，玛亚想赶在他之前回家。对了，埃里克松当时并不在尼曼的辖区做事。”

马丁·贝克的腿开始发麻了，因为房里的两张座椅都有人坐了。他离开档案柜，走到窗边半坐在窗台上。他向梅兰德点点头，请对方接着说。

“玛亚有糖尿病，需要定时注射胰岛素。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她那位维克休的朋友就不知情。玛亚对注射的事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她大意不得，不过出事那天，她偏偏把针筒忘在家里。”

马丁·贝克和勒恩两人紧盯着梅兰德，似乎努力在估量他对此事的看法。

“两名尼曼辖区的巡警晚上七点刚过时看到玛亚，她坐在长椅上，好像连站都站不稳。他们试着跟她说话，最后认定她嗑了药或喝得烂醉，便把玛亚拖进出租车带回警局。他们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们把玛亚带到局里时，不太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因为她根本没有反应。事后出租车司机表示，玛亚用外语，也就是芬兰语说了些什么，三人在车里好像闹了一阵子，不过两名巡警自然是矢口否认。”

梅兰德停下良久，去弄他的烟斗。

“据这些巡警最初的供词，尼曼看了玛亚一眼后，叫他们暂时先把她关到酗酒犯牢房。尼曼否认见过玛亚，后来的听证会上巡警又改变说辞，表示他们把玛亚带到警局时，尼曼应该是在忙别的事。他们自己则因为有紧急任务在身，不得不立刻离开。据牢房守卫说，是两名巡警自行决定把玛亚关起来的，也就是说，大家互相推诿。在牢房里的玛亚一直没发出半点儿声响，守卫以为她睡着了，而且接下来的三个钟头内都没将她转移到刑事组去。换班时，值夜的守卫打开牢房，发现她已经死了。当时胡尔特也在，他打电话叫救护车，可是他们没送她去医院，因为她已经没有呼吸了。”

“她几点死的? ”马丁·贝克问。

“看起来是一个小时前死的。”

勒恩在椅子上坐直身体。

“糖尿病患者”他说，“我的意思是，患有这类疾病的人，身上不都会带张卡或什么的，表示自己有疾病吗? ”

“没错。”梅兰德说，“玛亚身上也带了卡，放在她皮包里。

不过你们大概也知道，他们根本没去搜她的身。分局里没有女职员．如果她去刑事组．就会被搜身了，可是她一直没去。”

马丁·贝克点点头。

“后来在听证会上，尼曼说他从没见过玛亚或她的皮包，所以两名巡警和守卫只得把责任全部扛下来。就我所知，他们只被记了个警告。”

“埃里克松知道后有什么反应? ”马丁·贝克问。

“他崩溃了，请了两三个月的病假，此后对一切均不感兴趣。当时他等不到妻子返家，又发现玛亚没带注射筒，就先打电话找遍各医院，随后开车出去找她，因此玛亚死了一段时间他才得到消息。我想他们一开始并没告诉他实情，但最后他一定知道出了什么事，因为埃里克松在九月寄出了第一封对尼曼及胡尔特的控诉信，可是当时调查案已经结束了。”

第二十二章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梅兰德双手扣在颈背后望着天花板；马丁·贝克靠在窗台，若有所思地看着梅兰德；勒恩只是呆呆坐着。

最后是马丁·贝克打破沉寂。

“妻子死后，埃里克松怎么样了? 我是说，不是表面的，而是他的心理状态? ”

“我不是心理学家，”梅兰德说，“也没看到专家的意见，就我所知，埃里克松在六一年九月返回工作岗位后，从来没去看过医生。也许他当时该去看看医生的。”

“可是事发后他整个人就变了，是吗? ”

“是的。”梅兰德说，“显然他的心性有了变化。”

他把手放在斯滕伦格伦从各档案中搜集来的一大沓文件上。

“这些你看过没? ”他问。

勒恩摇摇头。

“只看了一部分，”马丁·贝克说，“那个不急，我想如果你能为我们做简报，我们就可以很快有个清楚的概念了。”

马丁·贝克想称赞梅兰德一两句，可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梅兰德不吃这套。

梅兰德点点头，将烟斗放回嘴里。

“好吧，”他说，“埃里克松回来上班后，变得沉默寡言，什么事都往心里搁。其他同事鼓励支持他也没用，他们一开始对他很有耐心，知道他遭遇不幸，为他感到难过。可是他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说一两句话，加上又不听别人说话，搞得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以前埃里克松人缘很好，大家大概希望等到最惨的时期熬过去后，他能恢复常态，可是埃里克松却每况愈下，越来越易怒、阴沉而刚愎自用。他开始寄出充满抱怨、威胁和指控的信件，一寄就是好几年。我想我们大概都收到过一两封吧。”

“我可没有。”勒恩说。

“也许不是寄给你个人，不过你看过他寄到制暴组的信吧。”

“看过了。”勒恩说。

“他先是向风纪处报告尼曼和胡尔特失职，他寄了很多次的控诉信，后来开始指责所有人失职，连其他地方的长官都被他参了一本。他打过我的小报告，还有你，马丁，对不对? ”

“哦，是啊。”马丁·贝克说．“说我不肯重新调查他妻子的命案，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实上，我都忘了这号人物了。”

“大约在他妻子死后一年，埃里克松变本加厉到连分局主管都要求将他调离。”

“用什么样的理由? ”

“那位组长是个好人，一直很包容埃里克松的作为，可是最后埃里克松实在太不像话了，组长总得顾及别人吧。他说，埃里克松无法与人相处合作，若将他调至更适合的分局，也许对他比较好。那位组长大概是这么说的，总之，埃里克松在六二年夏天被调到新辖区，他在那边人缘也不怎么样，而且新上司不像旧上司那么支持他，其他巡警对他也颇有微词，加上他又染上了一些恶习。”

“什么恶习? ”马丁·贝克问，“变得很暴力吗? ”

“没有，埃里克松不是粗暴的人，很多人认为他有点儿好好先生，他对每个人都很规矩。问题是，他太唧歪了，十五分钟可以搞定的事，他能磨上好几小时，老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打转。有时他会全然忽略上头的指示，去做些自认为重要却毫不相干的事。他会越权插手别人的工作，他批评同事，也批评长官，事实上他的那些报告和控诉信都是在写这些说局里的人从下至上，小至警校生，大至分局局长，无一不失职。我想他八成也把内政部长骂进去了，因为当年内政部长是警方最高的长官。”

“他觉得自己很完美吗? ”勒恩问，“或许他自视高人一等。”

“我说过我不是心理学家，”梅兰德说，“不过看起来他妻子的死，令他对整个警界心生怨恨，而不仅是对尼曼及尼曼的手下而已。”

马丁·贝克走回门边，一只手撑在档案柜上，摆出他的标准姿势。

“你是说，他拒绝接受警界是会发生这种事的地方? ”他说。

梅兰德点点头，抽着已灭的烟斗。

“是的，至少我想他是那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