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愚蠢，多恼人啊，”他醒过来后，眼望暗黑的窗子，原来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不知为什么我倒睡足了。那么晚上我干什么好呢？”

他坐在床上，床上铺着一条灰色的、廉价的、像医院里病人盖的被子，他懊恼得挖苦自己说：

“倒是去会会那遛小狗的女人吧……去搞风流韵事吧……可你只能在这儿呆坐着。”

这天早晨他还在火车站的时候，有一张用很大的字写的海报映入他的眼帘：《盖伊霞》[111]首次公演。他想起这事，就坐车到剧院去了。

“是首次公演的戏，她有可能去看。”他想。

剧院里座无虚席。这儿像内地的一般剧院一样，枝形吊灯架的上边弥漫着一团迷雾，顶层楼座那边吵吵嚷嚷；开演前，头一排的当地大少爷们站在那儿，手抄在背后；省长的包厢里头一个座位上坐着省长的女儿，围着毛皮的围脖，省长本人却谦虚地躲在门帘后面，人们只看得见他的两条胳膊。舞台上的幕布晃动着，乐队花了很长时候调好了音。观众们纷纷进来找位子，古罗夫一直在热切地用眼睛搜索。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果然进来了。她坐在第三排，古罗夫一眼瞧见她，他的心缩紧了，他这才清楚地体会到如今对他来说，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比她更亲近、更宝贵、更重要的人了。她，这个娇小的女人，混杂在内地的人群里，毫无出众之处，手里拿着一副俗气的长柄眼镜。然而现在她却占据了他的全部生命，成为他的悲伤，他的欢乐，他目前所指望的唯一幸福；他听着那个糟糕乐队的乐声，听着粗俗、低劣的提琴声，暗自想着：她多么美啊。他思索着，幻想着。

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一同走进来、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留着小小的络腮胡子，背有点儿驼。他每走一步路就摇一下头，仿佛在不住地点头致意。这人大概就是她的丈夫，也就是以前在雅尔塔，她在痛苦的心情中称之为奴才的那个人吧。果然，他那细长的身材、那络腮胡子、那一小片秃顶，都有一种奴才般的神态，他的笑容甜得腻人，他的纽扣眼上有个什么闪闪发亮的学术证章，活像是听差的号码牌子。

头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她丈夫走出去吸烟，她留在位子上。古罗夫也坐在池座里，他便走到她跟前，勉强做出笑脸，用发颤的声音说：

“您好。”

她看了他一眼，顿时脸色发白，然后又惊恐地看了一眼，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她双手紧紧地握住扇子和长柄眼镜，分明在极力克制着，免得昏厥过去。两个人都没有讲话。她坐着，他呢，站在那儿，被她的窘态弄得惊慌失措，不敢挨着她坐下去。提琴和长笛开始调音，他忽然觉得可怕，似乎所有包厢里的人都在瞧他们。可是这时候她却站起来，很快往出口走去。他跟着她走，两个人糊里糊涂地穿过过道，上了楼又下楼，眼前晃过一些穿法官制服、教师制服、皇室制服的人，一概佩戴着证章。又晃过一些女人和衣架上的皮大衣，穿堂风迎面吹来，送来一股烟头的气味。古罗夫心跳得厉害，心想：“唉，主啊！干吗要有这些人，要有那个乐队……”

此刻他突然记起那天傍晚在火车站上送走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时候，她对自己说：一切就此结束，他们从此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这件事离结束还远着哩！

在一道标着“通往梯形楼座”的狭窄而阴暗的楼梯上，她站住了。

“您吓了我一大跳！”她说，呼吸急促，脸色仍旧苍白，慌了神，“哎，您真吓了我一大跳。我几乎昏死过去了。您来干什么？干什么？”

“您要明白，安娜，您要明白……”他匆忙地低声说，“我求求您，您要明白……”

她带着恐惧、哀求、爱意瞧着他，凝视着他，要把他的相貌更牢固地留在自己的记忆里。

“我好苦啊！”她没有听他的话，接着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您，只想念您一个人，我完全生活在对您的思念之中。我一心想忘掉，忘掉您，您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

上边，楼梯口有两个中学生在吸烟，瞧着下面，可是古罗夫全不在意，把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拉到身边，开始吻她的脸、她的脸颊、她的手。

“您干什么，您干什么！”她惊恐万状地说，把他从身边推开，“你我都疯了。您今天就离开，马上就离开……我凭一切神圣的东西求您，请您……有人到这儿来了！”

有人上楼来了。

“您一定得离开……”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接着小声说，“您听见了吗，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奇？我会到莫斯科去找您的。我从来没有幸福过，我现在不幸福，将来也绝不会幸福，绝不会，绝不会！不要给我多添痛苦了！我起誓，我会到莫斯科去的。现在我们分手吧！我亲爱的，好心的人，我宝贵的人，我们分手吧！”

她握一下他的手，快步走下楼去，不住地回头看他，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她确实不幸福……古罗夫站了一会儿，留心听着，然后，等到一切声音停息下来，找到他那挂在衣帽架上的大衣，走出了剧院。

四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真的动身到莫斯科去看他了。每过两三个月她就从C城去莫斯科一次，对丈夫说，她去找一位教授治她的妇女病，她的丈夫将信将疑。她到了莫斯科就在斯拉维扬斯基商场住下来，立刻派一个戴红帽子的人去找古罗夫。古罗夫就去看她，莫斯科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有一回，那是冬天的一个早晨（前一天傍晚信差来找过他，可是没有碰到他），他就这样去看她。他的女儿跟他同路，他打算送她去上学，正好是顺路。大片湿雪纷纷飘落。

“气温是零上三度，可下雪了，”古罗夫对女儿说，“要知道，这只是地球表面的温度，大气上层完全是不同的温度。”

“爸爸，为什么冬天不打雷呢？”

他解释了一番。他说着，心想：现在他正在去幽会，这件事没人知道，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他过着双重生活：一是公开的，想知道、想看到的人，都能看到，都能知道，这是传统上相对性的真实谎言，跟他的熟人和朋友的生活丝毫没有不同；另一种生活则在暗地里进行。由于环境的一种奇特的、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凡是他认为重大的、有趣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凡是他真诚地去做而没有欺骗自己的事情，凡是构成他的生活核心的事情，统统是瞒着别人，暗地里进行的；而凡是他不诚实的行为，用以伪装自己、以遮盖真相的外衣，例如他在银行里的工作、他在俱乐部里的争论、他的所谓“卑贱的人种”、他带着妻子去参加纪念会等，却统统是公开的。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判断别人，不相信他看见的事情，老是揣摩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盖下，就像在夜幕的遮盖下，过着自己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包藏在秘密里，也许，多多少少因为这个缘故，有文化的人才那么紧张地主张个人的秘密应当受到尊重吧。

古罗夫把女儿送到学校以后，就往斯拉维扬斯基商场走去。他在楼下脱掉皮大衣，上了楼，轻轻地敲门。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穿着他所喜爱的那件灰色连衣裙，由于旅途的劳顿和等待而感到疲乏，从昨天傍晚起就在盼他了。她脸色苍白，瞧着他，没有一点儿笑容，他刚走进去，她就扑在他的胸脯上了。仿佛他们有两年没有见面似的，两个人吻得又久又深。

“哦，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他问，“有什么新闻吗？”

“别急，我这就告诉你……我说不出话来了。”

她开不了口，因为她哭了。她转过脸去，用手绢捂住眼睛。

“好，就让她痛哭一场吧，我坐下来等着就是。”他想，就在圈椅上坐了下来。

后来他摇铃，吩咐送茶来，然后他喝茶。她呢，仍旧站在那儿，脸对着窗子……她哭，是因为激动，因为委屈地意识到他们的生活陷入如此悲惨的境地；他们只能偷偷摸摸见面，瞒住外人，像做贼一样！难道他们的生活不是毁掉了吗？

“得了，别哭了！”他说。

他看得很清楚，他们这场恋爱还不会很快就结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越来越深地依恋他，崇拜他；如果有人对她说这场恋爱早晚一定会结束，对她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说了她也不会相信。

他来到她跟前，扶着她的肩膀，想跟她温存一下，说几句笑话，可他看见了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

他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想不到近几年来他变得这样苍老，这样丑陋。他的手抚摸着的那个肩膀是温暖的，在颤抖。他对这个生命感到万分的同情，这个生命还这么温暖，这么美丽，可是大概已经临近凋谢、枯萎的地步，像他的生命一样了。她为什么这样爱他呢？他在女人的心目中老是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她们爱他并不是爱他本人，而是爱一个由她们的想象创造出来的、她们在生活里热切地寻求的人，后来她们发现自己错了，却仍旧爱他。她们跟他相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幸福过。光阴荏苒，以往他认识过一些女人，跟她们相好过，分手了，然而他一次也没有爱过；什么都可以说发生过，单单不能说有过爱情。

直到现在，在他的头发开始变白的时候，他才生平第一次认真地、真正地爱上一个女人。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和他彼此相亲相爱，像一对十分贴近的亲人，像一对夫妇，像两个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他们觉得他们的邂逅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令人费解的倒是他为什么娶妻，她已嫁人；他们仿佛是两只候鸟，一雌一雄，被人捉住，关在两只不同的笼子里。他们过去做过的自觉羞愧的事，彼此能谅解，目前所做的一切彼此也能原谅，他们只觉得他们的这种爱情把他们两个人都改变了。

以前在忧伤的时候，他总是用他想得到的种种借口来安慰自己，可是现在他顾不上什么理由了，他感到深深的怜悯，一心希望自己变得真诚，温柔……

“别哭了，我的好人，”他说，“哭了一阵也就够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吧。”

他们商量了很久，讲到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这种必须东躲西藏、欺骗、分居两地、很久不能见面的局面。应该怎样做才能从这种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怎么办？怎么办？”他问，抱住头，“该怎么办呢？”

似乎片刻之后，答案就能找到，到那时候，就会开始一种崭新的、美好的生活，不过两个人心里都明白：离终点还十分遥远，最复杂、最坎坷的道路现在刚刚开始。

（1899年）

在峡谷里

一

乌克列耶沃村坐落在峡谷里，从公路和火车站望下去见到的只是该村的教堂钟楼和几家棉织厂的烟囱。路人要是问起这是座什么样的村子，听到的往往是这样的回答：

“就是教堂执事在葬礼上把鱼子酱吃得精光的那个村子。”